按：此文可与《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相互印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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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难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皇帝们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但是，由于武帝常年征战，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这些政策让国家大发其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他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去世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这场经济政策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
“桑弘羊之问”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
3.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这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经济变得顺理成章，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参阅《黄仁宇作品集》，史上最全套装，含独家书《缅北战争》《从大历史看蒋介石》）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每个王朝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晚清洋务运动：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盐铁大辩论一千九百五十年后的洋务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在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
两次提名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如此评价洋务运动：模仿西方技术，建立先进企业，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究竟是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让“民间自由生长”？与“桑弘羊之问”如出一辙，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
在西方，尽管亚当·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然而“政府包办”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经济危机，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千字君荐：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本书读懂世界经济史脉络）。
19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不久后，他又在《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凯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
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国营垄断”的正当性理由，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的名义，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最终赢得了冷战，捍卫了自由体制；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走向覆灭。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说：“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
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个体尊严，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
两千年前儒生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被哈耶克终结了。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幸福、经济的繁荣，源于自由市场中“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个体”，而不是“像工匠铸造模块一样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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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敛财能手：桑弘羊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汉武帝的形象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控制欲极强的皇帝，他对国家和民生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
汉朝初年，皇帝们奉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治国理念，民间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汉初时商业繁荣、民众富裕的盛况。
但是，由于武帝常年征战，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充沛国库竟被消耗一空，国家财政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状况。为了支撑持久战争，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他推行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行盐铁国家专营。这些政策让国家大发其财，却导致民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他晚年就曾多次降下罪己诏，反思自己不惜民力的过失。
像汉武帝这样用费无度的皇帝，会把几代人的钱都花光，连带子孙也要欠债。但是他在世时，根本无人敢批评国营化政策，更别说制止了。
武帝去世6年后（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议事大殿上发生了一场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大农令）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儒生。这场经济政策辩论的主题是——“盐铁行业是要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营垄断？”《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
一上来，儒生就对桑弘羊采取凌厉的攻势，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
1.国有专营制度造成绝对垄断，价格昂贵，强买强卖。
2.强行收购粮食物资建立储备，这是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
3. 国营制度豢养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攫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说完，对面的桑弘羊却没有丝毫慌乱，轻轻地捻着胡须，反问儒生：
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国有专营制度，请问钱从哪里来？
2. 一旦遇到战争、灾荒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
3. 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儒生们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它难倒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也成为皇帝们的最爱——这三个反问，不仅让官家打压民间经济变得顺理成章，还让皇帝搜刮百姓变得心安理得。
▲“大历史观”第一人：黄仁宇
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这个帝国的运转，从来不是依靠法律权威和数字管理，而是从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参阅《黄仁宇作品集》，史上最全套装，含独家书《缅北战争》《从大历史看蒋介石》）
吊诡的是，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战胜了“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但是，每逢饥荒或战争，中央政权总是捉襟见肘。并且，每个王朝都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
王安石变法：千年前的国家干预
盐铁大辩论一千年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皇权，极力削弱地方和民间，大宋朝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军队开支巨大，屡战屡败。为扭转这一局面，王安石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这些措施短期内改善了财政，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以青苗法为例：国家在青黄不接的时节贷款给百姓，待百姓丰收之后再归还本息。于是，国家变成了高利贷者。官员借机大搞腐败，强制农民借贷。于是，国库开始充盈了，百姓的境况却越加悲惨。
▲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国家干预主义。——马立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代变法实录》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反对者，他对“国家专营”是这样评价的：“天地间能挣钱的行业是有限的，只要官家垄断了，民间自然就无法盈利。桑弘羊能够使国库充盈，如果不是取自百姓，还能取自哪里呢？”（《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晚清洋务运动：夹缝中的民间资本
盐铁大辩论一千九百五十年后的洋务时期，朝廷鼓励“兴办实业”，但不允许民间独立经营，于是出现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企业。其中，只有轮船招商局等少数几个官督商办的企业盈利。但是随后，李鸿章便找了种种借口，将三个民间股东以净身出户的方式全部逐出。随着民间资本的退出，洋务企业陷入了长期的亏损和停滞。
这种结局其实并不算意外，洋务运动的目的从来不是“自强”、“求富”，而是桑弘羊式的诉求：维持中央集权的绝对优势，对内消灭农民起义、对外在全球争霸。因此，清廷根本不在乎洋务企业是否营利，更不会把民众的财产权放在眼里。
两次提名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如此评价洋务运动：模仿西方技术，建立先进企业，这种模式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首度问世·全国最后200套】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究竟是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要让“民间自由生长”？与“桑弘羊之问”如出一辙，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西方思想界——其激烈、曲折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历代的争议。
在西方，尽管亚当·斯密奠定的自由市场理论早已成为公理，然而“政府包办”的神话仍然一直存在，每逢经济危机，这个神话尤其甚嚣尘上。20世纪初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千字君荐：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一本书读懂世界经济史脉络）。
19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固有的缺陷”；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
与凯恩斯针锋相对，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坚决主张：市场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财政刺激和国家福利，其本质是对市场秩序、私有私产的粗暴践踏，必然滋生更多的浪费和腐败。
▲哈耶克与米塞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学者”
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开办讲座，掀起了与凯恩斯的论战。不久后，他又在《经济学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凯恩斯。凯恩斯被激怒了，就像桑弘羊批驳儒生一样，他将哈耶克批判得体无完肤。
当时很少有人理解两人的论战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掌权者的嗅觉却异常灵敏。观念的后果很快得到验证，世界开启了“凯恩斯时代”：苏联、德国把凯恩斯主义视为“国营垄断”的正当性理由，很快开启了大政府的扩张之路；民选政府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制造通胀，特权阶层以“公共福利”的名义，拿着纳税人的钱做私人投资。
二战后，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其中，《通往奴役之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向世界证明：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经济规律，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利用稀缺的知识，使社会保持运转；任何形式的计划体制、国家干预，都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将人类导往乌托邦地狱。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英美抛弃凯恩斯主义之后，最终赢得了冷战，捍卫了自由体制；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走向覆灭。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苏联的命运》中说：“我们的所有经济政策都不符合效率和民主，贪婪的特权阶层大发横财，其他人都变得穷困不堪……苏联是被人民抛弃的。”
▲曾经不可一世的“苏维埃帝国”，为何难逃崩溃的命运？
与儒生们所受到的同情截然不同，像哈耶克这样“没良心”的经济学家，长期处在边缘地位，忍受着“疯子”、“无耻”的指责，仍然坚定持守反对派的立场 ——为了捍卫自由市场、个体尊严，他甘愿做一名孤独的斗士。
两千年前儒生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被哈耶克终结了。他用尽一生向人们证明：人类的幸福、经济的繁荣，源于自由市场中“像植物一样生长的个体”，而不是“像工匠铸造模块一样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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