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是个打工的，税前月薪1万块。扣掉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你实得7454.3元。考虑到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终归还是你以后用，扣25％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考虑以下因素，你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
打工太不划算了。那么，咱就自己当老板做生意，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买它100万的玉米面做成窝头卖。人工、水电、场租、设备折旧……总共算10万块的话。比方说卖了150万，税前盈利40万，那你要交多少税呢？
紫色的1万块杂费是指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金、残疾人保障金和工会经费……
看！打工也好，当老板也好。你到手的钱，政府总是要拿走一半。不过当老板有一点不好——如果你亏损了，比如窝头只卖了100万，还亏了10万块钱，那政府还是要收你1万5千块的税。
税，自古就有。大清亡了之前，历朝历代，大家把税理解为“房租”——天下是皇上的，你种人家的地、在人家的地盘上磨黄豆卖豆腐，那你就得交份子钱。孟子念兹在兹的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地平均划成九块，中间那块的收成上税，剩下的自己留着。这么着，税率就是11.1％。那时候，皇上把咱们百姓当牲口，确实没啥尊严。但皇上知道，税不能收得太狠，伤牲口……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税率甚至低于井田制的11.1％。
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不愿意回到有皇上的时代呢？就是说，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单位给你发的不是10000，而是14410块。每月你交给皇上1600块（11.1%），实得12810块。然后你花这12810块钱的时候也不用再掏17％的增值税。
12810－7454.3－1284＝4071.7，收入提高54.6%，相当于每年多发给你六个半月工资。这个多出来的钱，你可以自己攒钱养老、自己去保险公司买医疗、失业和意外伤害险。只要有几家保险公司在竞争，相信保险公司的经理不敢拿你的钱去炒股票，不敢自己住院报销标准和客户不一样，更不敢假住院从医院拿回扣，他们也没办法印新钱赖旧账……
后来，“法国大革命敲响了国王们的丧钟”……各国的大清也就都亡了。“国”成为无主之物。那是不是就不用缴税了呢？恰恰相反，税比以前更高了。人们想像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就是美国宪法开头的那个“we the people”，来代替国王。然后，就以人民的名义，成立民选政府，收税的理由就变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提供公共服务。今天，即使是行专制之实的国家，也打着“人民主权”的名义，朝鲜都叫“人民民主共和国”呢。但我们知道，正如伏尔泰揶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它既不神圣，更不罗马，也不帝国”。
“人民”收上来的钱归“人民”用，那能不能干脆100％都收上来呢？20世纪，从1919年到1989年，整整七十年间，全世界曾经有一半的国家在苏联的带领和支持下，试验过这样的方式，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税收的概念。它搞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前提下的财富再分配——锄头是国家的，你拿着国家的锄头在国家的地里种出来的玉米，也都是国家的，“颗粒归公”。然后，国家再把玉米在国民中进行分配。那么，谁种玉米谁种棉花谁织布呢？这个不用你操心，国家每年都有事无巨细的全面安排。这种安排，叫“计划经济”。
这种方式显然是失败了。今天，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四个——古巴、越南、朝鲜，和那谁。除了朝鲜的那三个还天天张罗着“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呢？就是朝鲜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来越背弃“生产资料公有”的理念，大搞修正主义呗。当然，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并非一抹眼走到黑。有时候，也有“做大做强国企”的社会主义小阳春……
另一半国家，赓续了多年前英国贵族与国王讨价还价的产物《大宪章》，逐渐树立起了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
1、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
2、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
3、公平。前两条大家没什么分歧。这一条就有点麻烦。什么叫公平呢？你种9亩地，也是1亩地收成拿去交税。你种9万亩地，也是1万亩地收成拿去交税。这个，在某些人看来叫公平。但是另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种九万亩地的人，自己剩的也多，应该拿出5万亩的收成交税。这个叫累进税制，是白左的鼻祖和发源地法国人搞出来的东西。哈耶克对这个深恶痛绝，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
本来，按照这三条原则去做，搞得挺好。麻烦出在普选权上。你猜对了，“普选权”也是法国人搞出来的。之前，投票权是有纳税门槛的，法国七月王朝时，年纳税额500法朗的人才有投票权。第二年这个门槛减到200法朗，军官和医生等“有识之士”还打了五折。饶是如此优惠，3000万法国人中，符合条件的也只有16.8万人，比例为0.56%；我大清亡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搞议会搞选举。规定中学以上学历或当过七品以上官员的满25周岁的男性才有投票权。如果你没学历，也没做过官，那就用钱说话——要么有值5000大洋的房子，要么有值10000大洋的动产。这么算下来，全国有投票权的只有0.42％，比七月王朝的法国还低。
各国那些有门槛的、由士绅精英组成的议会，总体表现相当不错。但是普选权这东西出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10000个人里只有42个富人投票选个代表，在议会里讨论街上这么多要饭的穷人，可怜啊，可乍整？！现在普选权了，10000个人都有投票权选代表，形成了“穷人也上桌决定怎么救济穷人”的喜人局面。
既然穷人上桌了，参与决定怎么救济穷人，无良政客也就应运而生。就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政治家与民众之间距离危险地丧失。“你给我选票、我给你福利”的规则之下，穷人先是得到了免费的食物，继而得到了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美国民主党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还是赢不上，他们就去国外拉穷人——给非法移民特赦，然后你投票支持我。
穷人上桌用选票换福利，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一是各国税率普遍的提高，二是纸币的滥发。二战之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协议垮台的1973年之后，各国的纸钞与黄金完全脱钩，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
很多人第一反应，纸币的滥发，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财产转移，相当于征富人的税。不幸，这是错的。因为货币是穷人惟一的财富形式。而富人有能力拥有多种形式的资产配置，去有效对冲通涨的损失。更糟糕的是，通涨之下，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可怜的那点剩余，更是他们的上升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再靠节俭致富了——挣五块花三块两块钱存银行。这样的省吃俭用，在通涨之下，不再有任何意义。这种无助的境地必然导致另一个结果：穷人普遍的道德沦丧。因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
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发明了“人民主权”之后，世界曾经有过两大阵营——“基于普选权的、穷人也上桌参与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全部上缴再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的说来，一个很糟，另一个则更糟。
查尔斯·亚当斯写了一本很靠谱的书，叫《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从税收这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历史大尺度的走向和成败兴衰。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提洛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提洛岛，供战争使用。然而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他们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提洛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直接导致了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跟雅典混的200个小兄弟，竟然有165个转投斯巴达。爱伦·坡说“光荣属于雅典，伟大属于罗马”。可以说，雅典的光荣，从向提洛联盟成员残暴征税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结束了。
嗯，伟大的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罗马派来的总督甚至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于是，士兵们便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到庞培，到恺撒再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
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面对这道选择题，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也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但是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
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林肯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
即使我们不去讨论税收是否正当，收上来的税用得公平不公平。假设今天我们姓赵，只单纯考虑“怎么才能多收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只用了十年时间就证明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英明和正确——9〜12％的税率，可以有效扩大税基，随之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今天，川普大规模减税，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反观咱们国家。税收过高是一个原因。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给用人单位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两脚泥刚从田里爬出来，裤腿子还没来得及放下来呢，纨绔子弟的派头就开始摆起来了。弄得现在是骑虎难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因为完全不合实际的福利制度，丧失了全球竞争力。但愿这次借着中美贸易磨擦的机会，朝野上下，对现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有一个全面的反省和检讨。
不过政府即使不是坏的，也总是蠢的。正如墨菲法则说的那样，蛋糕掉在地上，总是有奶油的那一面着地。多难不能兴邦，共克时艰只会让我们更艰。赵家不说了。即使是民主宪政体制，今日之政治文明的普遍悲剧，是从让穷人上桌的普选权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如果你是个打工的，税前月薪1万块。扣掉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你实得7454.3元。考虑到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终归还是你以后用，扣25％还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考虑以下因素，你可能就不那么高兴了：
1、为了给你发这税前1万块工资，单位还要为你交各种名目的费用，共计4410块。算上这个的话，你到手的就不是75％，而是50％了——单位用在你身上的每一块钱，你拿五毛，政府拿走五毛；
2、政府拿走这五毛，去炒股票了，亏得一塌糊涂。各地社保账户严重亏空，寅吃卯粮。据说黑龙江社保账户上现在就没钱了……
3、你交的医保，90％被当官的用掉了。当官的要是真得了病，用一些你的钱也就算了。但是最近各地严查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官员去医院挂个空床住院，产生大笔费用，然后从医院领取回扣。你看，他们不得病的时候都在用你的医疗费。
4、政府把你的五毛用掉，堵不上窟窿咋办？恭喜你答对了——他们会印钱。于是，你每月交的五险一金到你退休的时候就缩水了，很厉害地缩水。
5、哦还有。如果你把7454.3元都花掉。即使不买香烟、化妆品和汽油这些税超高的东西，只是方便面火腿肠茶叶蛋，那你也交了1284块钱的增值税。
打工太不划算了。那么，咱就自己当老板做生意，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买它100万的玉米面做成窝头卖。人工、水电、场租、设备折旧……总共算10万块的话。比方说卖了150万，税前盈利40万，那你要交多少税呢？
看！打工也好，当老板也好。你到手的钱，政府总是要拿走一半。不过当老板有一点不好——如果你亏损了，比如窝头只卖了100万，还亏了10万块钱，那政府还是要收你1万5千块的税。
税，自古就有。大清亡了之前，历朝历代，大家把税理解为“房租”——天下是皇上的，你种人家的地、在人家的地盘上磨黄豆卖豆腐，那你就得交份子钱。孟子念兹在兹的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地平均划成九块，中间那块的收成上税，剩下的自己留着。这么着，税率就是11.1％。那时候，皇上把咱们百姓当牲口，确实没啥尊严。但皇上知道，税不能收得太狠，伤牲口……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税率甚至低于井田制的11.1％。
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不愿意回到有皇上的时代呢？就是说，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也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但是单位给你发的不是10000，而是14410块。每月你交给皇上1600块（11.1%），实得12810块。然后你花这12810块钱的时候也不用再掏17％的增值税。
12810－7454.3－1284＝4071.7，收入提高54.6%，相当于每年多发给你六个半月工资。这个多出来的钱，你可以自己攒钱养老、自己去保险公司买医疗、失业和意外伤害险。只要有几家保险公司在竞争，相信保险公司的经理不敢拿你的钱去炒股票，不敢自己住院报销标准和客户不一样，更不敢假住院从医院拿回扣，他们也没办法印新钱赖旧账……
清宣统吊税票
后来，“法国大革命敲响了国王们的丧钟”……各国的大清也就都亡了。“国”成为无主之物。那是不是就不用缴税了呢？恰恰相反，税比以前更高了。人们想像出一个“人民”的概念，就是美国宪法开头的那个“we the people”，来代替国王。然后，就以人民的名义，成立民选政府，收税的理由就变成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提供公共服务。今天，即使是行专制之实的国家，也打着“人民主权”的名义，朝鲜都叫“人民民主共和国”呢。但我们知道，正如伏尔泰揶揄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它既不神圣，更不罗马，也不帝国”。
“人民”收上来的钱归“人民”用，那能不能干脆100％都收上来呢？20世纪，从1919年到1989年，整整七十年间，全世界曾经有一半的国家在苏联的带领和支持下，试验过这样的方式，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没有税收的概念。它搞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前提下的财富再分配——锄头是国家的，你拿着国家的锄头在国家的地里种出来的玉米，也都是国家的，“颗粒归公”。然后，国家再把玉米在国民中进行分配。那么，谁种玉米谁种棉花谁织布呢？这个不用你操心，国家每年都有事无巨细的全面安排。这种安排，叫“计划经济”。
这种方式显然是失败了。今天，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剩下四个——古巴、越南、朝鲜，和那谁。除了朝鲜的那三个还天天张罗着“改革开放”。什么叫改革开放呢？就是朝鲜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来越背弃“生产资料公有”的理念，大搞修正主义呗。当然，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并非一抹眼走到黑。有时候，也有“做大做强国企”的社会主义小阳春……
计划经济时期的粮票
另一半国家，赓续了多年前英国贵族与国王讨价还价的产物《大宪章》，逐渐树立起了现代税收的基本框架：管花钱的政府无权征税，管征税的议会无权花钱。具体而言，只有满足三条原则，税收才能称为正当：
1、纳税人同意。为此，有征税权的议会必须由纳税人选举产生；
2、税收须按明确的规则在全体人民间分配。分配不正当的税收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得好：“如果你放弃分配原则，你就进入了抢劫与勒索的王国”；
3、公平。前两条大家没什么分歧。这一条就有点麻烦。什么叫公平呢？你种9亩地，也是1亩地收成拿去交税。你种9万亩地，也是1万亩地收成拿去交税。这个，在某些人看来叫公平。但是另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种九万亩地的人，自己剩的也多，应该拿出5万亩的收成交税。这个叫累进税制，是白左的鼻祖和发源地法国人搞出来的东西。哈耶克对这个深恶痛绝，认为它比“最有害的税收的危害还要大”。在他看来，固定比例制才是最公平的。
本来，按照这三条原则去做，搞得挺好。麻烦出在普选权上。你猜对了，“普选权”也是法国人搞出来的。之前，投票权是有纳税门槛的，法国七月王朝时，年纳税额500法朗的人才有投票权。第二年这个门槛减到200法朗，军官和医生等“有识之士”还打了五折。饶是如此优惠，3000万法国人中，符合条件的也只有16.8万人，比例为0.56%；我大清亡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搞议会搞选举。规定中学以上学历或当过七品以上官员的满25周岁的男性才有投票权。如果你没学历，也没做过官，那就用钱说话——要么有值5000大洋的房子，要么有值10000大洋的动产。这么算下来，全国有投票权的只有0.42％，比七月王朝的法国还低。
各国那些有门槛的、由士绅精英组成的议会，总体表现相当不错。但是普选权这东西出来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是10000个人里只有42个富人投票选个代表，在议会里讨论街上这么多要饭的穷人，可怜啊，可乍整？！现在普选权了，10000个人都有投票权选代表，形成了“穷人也上桌决定怎么救济穷人”的喜人局面。
既然穷人上桌了，参与决定怎么救济穷人，无良政客也就应运而生。就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政治家与民众之间距离危险地丧失。“你给我选票、我给你福利”的规则之下，穷人先是得到了免费的食物，继而得到了免费的医疗和教育。美国民主党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还是赢不上，他们就去国外拉穷人——给非法移民特赦，然后你投票支持我。
托克维尔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穷人上桌用选票换福利，代价是什么呢？代价一是各国税率普遍的提高，二是纸币的滥发。二战之后，尤其是布雷顿森林协议垮台的1973年之后，各国的纸钞与黄金完全脱钩，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郎等各国货币贬值都在七百至一千倍左右，如此规模的财富掠夺和再分配，史上绝无仅有。
很多人第一反应，纸币的滥发，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财产转移，相当于征富人的税。不幸，这是错的。因为货币是穷人惟一的财富形式。而富人有能力拥有多种形式的资产配置，去有效对冲通涨的损失。更糟糕的是，通涨之下，穷人丧失的不仅仅是可怜的那点剩余，更是他们的上升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再靠节俭致富了——挣五块花三块两块钱存银行。这样的省吃俭用，在通涨之下，不再有任何意义。这种无助的境地必然导致另一个结果：穷人普遍的道德沦丧。因为正常的生活方式，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
税，本质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规则。这深刻地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文明的走向。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发明了“人民主权”之后，世界曾经有过两大阵营——“基于普选权的、穷人也上桌参与分配”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全部上缴再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总的说来，一个很糟，另一个则更糟。
查尔斯·亚当斯写了一本很靠谱的书，叫《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从税收这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历史大尺度的走向和成败兴衰。比如雅典，借波斯战争之机，建立了提洛联盟。超过两百个城邦加入进来，大家凑份子，钱集中放在提洛岛，供战争使用。然而在马拉松赢得对波斯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联盟并没有解散——各城邦的贡赋太多、来得太容易，雅典人实在无法抗拒诱惑，于是他们决定代替大流士，剥削昔日的盟友。他们把钱从提洛岛运回帕台农神庙，大兴土木。同时，一次次地翻倍其他城邦的贡赋。胆敢拒绝者——如米洛斯和米蒂利尼，惩罚是男人全部杀光，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这直接导致了随后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跟雅典混的200个小兄弟，竟然有165个转投斯巴达。爱伦·坡说“光荣属于雅典，伟大属于罗马”。可以说，雅典的光荣，从向提洛联盟成员残暴征税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结束了。
《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亚当斯著
嗯，伟大的罗马。他们刚得到海外殖民地时，习惯于延续当地之前的税制，不增不减。罗马派来的总督甚至都是自掏腰包养活自己，离任时“不会带走任何东西，除了当地居民的感谢以及罗马公民的赞许”。但随着疆域的扩大，每次战争费时长久，士兵们在外浴血奋战，留在罗马的元老们则趁机兼并土地。同时，对新征服的领土，元老院派包税人如蛆附骨般跟随罗马军团，收取海外的税赋。就这样，士兵们失去了家乡土地，而海外收益却没他们的份儿。于是，士兵们便拥戴自己的将军反对元老院。从苏拉，到庞培，到恺撒再到安东尼，将军们直接在驻地征重税供养军队，最终导致罗马走向帝制，共和国覆灭。
七世纪，阿拉伯人从中东开始的急剧扩张，亦是一个关于税收的传奇故事。他们习惯于给征服者三个选择：死亡、皈依穆斯林得到免税待遇，或纳税。面对这道选择题，一头驴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然而，这是个贪吃蛇策略——随着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皈依穆斯林，哈里发和苏丹们的税基越来越小，税率越来越高。更要命的是，哈里发与苏丹们也采用了分成制——中央百分之二十，各省百分之八十。但是由于苏丹们上下其手少报瞒报，中央实得连百分之五都不到。哈里发眼睁睁看着地方坐大，帝国分崩离析。
美国独立战争实在是无厘头。既然母国英国在北美殖民地派驻大量军队与印第安人、荷兰人和法国人作战，那么，要求殖民地人民合理负担一些费用，当不为过。因为，在北美的税收，没有一个便士流向英格兰本土，仅供当地使用。然而，北美殖民地还是——以英国人无法理解的“完美的愚蠢”——反叛了，将英国拖入十分不情愿的战争。随后的南北战争——至少在亚当斯看来——与奴隶毫无干系。因为林肯在竞选时说：“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预奴隶制度，我相信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力，我也无意这样做。”至于《解放宣言》，那是内战开打两年后的事情了。南方真正抱怨的，是联邦统一的高进口税。这样，北方工业品就可以将欧洲的竞争挡在大门外而垄断南方市场，持续地榨取南方的财富。
即使我们不去讨论税收是否正当，收上来的税用得公平不公平。假设今天我们姓赵，只单纯考虑“怎么才能多收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只用了十年时间就证明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英明和正确——9〜12％的税率，可以有效扩大税基，随之带来最多的财政收入。今天，川普大规模减税，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特朗普税改方案实施
反观咱们国家。税收过高是一个原因。2008年通过的新劳动法，给用人单位造成了过重的负担，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两脚泥刚从田里爬出来，裤腿子还没来得及放下来呢，纨绔子弟的派头就开始摆起来了。弄得现在是骑虎难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因为完全不合实际的福利制度，丧失了全球竞争力。但愿这次借着中美贸易磨擦的机会，朝野上下，对现行的税收和福利制度，有一个全面的反省和检讨。
不过政府即使不是坏的，也总是蠢的。正如墨菲法则说的那样，蛋糕掉在地上，总是有奶油的那一面着地。多难不能兴邦，共克时艰只会让我们更艰。赵家不说了。即使是民主宪政体制，今日之政治文明的普遍悲剧，是从让穷人上桌的普选权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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