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的顺利推动……
在国民政府全面动员军舰、民间船只以及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远比想象中更加顺利；当初原本预计整个任务大概需要3~4年，但实际上从战争结束开始仅仅用了10个月，到1946年夏天便几近大功告成。和被苏联拘禁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凄惨状况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也安排手续将包括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等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大部分核心成员，透过上海遣返日本。
另外，以冈村为首，包括宫崎舜一中佐、小笠原清少佐，以及通译和军医等在内的14人仍然留在中国。这些残留人员借用了旧日本大使馆后方一间民宅的二楼，作为他们的住处兼工作场所。
这个残留下来的团队以南京联络班的身份，担负起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者的遣返等相关工作。
只是，也有人清楚察觉到，“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顺利推动”这个借口，根本不足以作为国民政府不逮捕冈村的理由。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张逮捕冈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
根据台湾“国史馆”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实力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曾于1947年6月，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冈村宁次的处理方案”的文件：
冈村是侵略中国的魁首，同时也是被指定为战犯的人物，若是依法对他进行处置，对于国内舆论也可以产生宣传效果。我们可以用对他判处有罪，再以特赦加以减刑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守法的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式的宽大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蒋中正“总统”文物》）
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白崇禧的提案，冈村担任长官的“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部”的解散也一路延到了年底。
时间迈入1947年，随着遣返任务告一段落，冈村所在的联络班也解散了，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小笠原清等人，也都陆续返回了日本。就在这时，冈村因为罹患肺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获此消息，汤恩伯、曹士澄、陈凯昭等国民政府军人陆续前往探病，这令冈村相当感激。这些人自然都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军官。
同时，国民政府对于冈村的处置，也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拖延下去的地步。于是，同年秋天，冈村被关进了战犯监狱；不过，据说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却是非常之好。
得知东京大审判的结果
1947年11月25日，东京大审判的最终判决结果，传到了监禁中的冈村耳中。
当天，冈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得知了土肥原、板垣等人被处死刑的消息。在我青年时代的同期毕业生中，和我一样憧憬大陆、携手一路走来的同志盟友共有4人，其中的土肥原、板垣被处死刑，矶谷和我则被囚禁在大陆的战犯监狱里，实在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我和矶谷对坐，谈了谈自己的命运观。
在这之后，冈村因为身体状况恶化，从南京被移送上海，在上海的某处民宅里接受治疗。至于他的疗养场所，则极度保密。在这段时间，国民党的知日派军人依旧持续拜访冈村，听取他对于反共作战的建言。
就在新年伊始的1949年1月21日，北京被攻陷；在严酷局面的逼迫下，蒋介石终于表明了辞职下台之意。他表示，将任命副总统李宗仁为代理总统，并且将之后的事情全权委任给代总统。
冈村在日记中提及李宗仁时，是这么写的：“后者（李）对我，并不像前者（蒋介石）那般抱持着好意；然而，纵使我遭逢多舛的命运，那只怕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吧！”
正如冈村感觉到的那样，随着内战局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动，他自己的命运也已经到了危险的悬崖边缘。
冈村救援计划
国民政府中受蒋介石影响的知日派团体，在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情势下，发动了“救援冈村”的计划。
现在有一份当时留下的盖着“极机密”印鉴的国民政府陆军便笺。
标题是“处理冈村宁次政策之意见”。
这是1948年11月28日，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有关该如何处置冈村的会议时，曹士澄提出的意见书。
“我国最后尚未处理的战犯，就只剩下冈村宁次一人；然而，值此战云密布、共产党渐居上风之际，关于冈村的审理，我想陈述以下意见……”以这句话为开场白，曹士澄陆续分析了共产党之所以企图以战犯处置冈村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不断散布“冈村以我军顾问身份指挥徐蚌会战”的流言，其目的包括以下三点：
1在日军投降的时候，冈村服从中央（作者注：指国民党阵营）命令，对抗共党。
2进行所谓“国民政府利用战犯”的政治宣传。
3升高人民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满。
最后，曹士澄提议判处冈村无罪。
在这场会议中，除了代表国防部的曹士澄外，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军法局等单位，也都派出代表与会。
在会议上，认为应判冈村有罪，特别是处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方为妥当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可是，这时曹士澄再次起身，强硬地主张冈村无罪：
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指挥，都是遵循着日本大本营的命令而行。在此期间，他不仅不曾下达虐杀的命令，而且曾经严令禁止滥杀无辜。冈村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民，也没有人这样告发过他。不只如此，冈村在战后积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将武器转交给中共，在终战处理方面也颇有功劳，不是吗？
“在政治上，也有应当判处冈村无罪的理由。”曹士澄接着又继续陈述：
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释放回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
“经过这番陈述之后，出席者的意见便全部转变为支持冈村无罪”，在曹士澄的报告里，如此描述了当天的会议景象。
产生如此戏剧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恐怕就在“政治化”这一部分吧！毫无疑问，不论哪位与会者应该都能清楚察觉到，在这当中隐含着蒋介石以及国防部的意向。在处于战时状态的政府之中，假使有人胆敢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个人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会议曾经一度中断，接着再由担任战犯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将军重新召开。在会上，曹士澄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得到会场众人的赞同之后，何应钦宣布讨论结束，并指示曹士澄撰写正式的报告书。曹士澄当天就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将之呈给蒋介石裁决。
石美瑜审判长
在上海战犯法庭负责审理冈村的，是一位名为石美瑜的法官。
石美瑜，1908年出生于福建，在司法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合格，因此得到了“福建才子”的称号。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以优秀的司法人才之姿，备受众人瞩目。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时候，他脱离了法庭转入地下；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对那些被指认协助日军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汉奸”，进行了彻底而严格的审判。他因此声名鹊起，旋即被拔擢为上海战犯法庭的审判长。
以日本军的残虐行为为中心，石美瑜对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谷寿夫，进攻南京的第6师团司令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号称在南京举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日本军官。这三人皆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指认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等人，陆续下达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判决。因此，当石美瑜被任命为冈村一案的审判长时，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普遍都认为他一定会做出相当严厉的判决。
然而，审判的结果却早已决定了。
对冈村的最终审判于1949年1月26日接近中午时分开始。为冈村辩护的共有三名中国律师。在法庭上，检方具体要求对冈村处以死刑。
石：被告对于检察官的主张，有任何要提出的异议之处吗？
冈：辩护人请求庭上同意发言。
石：辩护人请发言。
钱龙生辩护人：辩论已经终结，我认为冈村宁次应获判无罪。
石：被告有什么想说的吗？
冈：对于本法庭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对于因日本兵犯下的罪行而造成的众多中国国民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损害，我在此深深地致上歉意。另外，对于因我的健康问题而导致的审判延迟，以及其他诸多困扰之处，也请容我在此一并致歉。
接下来是中午休庭，判决将在午后做出。这时，石美瑜将陆超、林健鹏、叶在增、张身坤4位法官叫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
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凝结了。石美瑜接着又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
石美瑜讲到这里，所有的法官都默默地拿出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不是“天之声”，而是……
再次开庭之后，石美瑜在法庭上宣布了最后的判决结果：
宣读主文。被告冈村宁次，无罪。
场内一片哗然，巨大的嘈杂声淹没了整个法庭。
被告虽然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但是包括长沙、徐州会战中日军的暴行，酒井隆在香港的暴行，以及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等，皆发生于被告就任之前，与被告并无关系。另外，被告在日本投降时遵从中央的命令，引导了百万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尽管被告在任期间，各地日军仍有些许暴行发生，但既然应负责任者都已受到处罚，那么显然被告并不需要被认定有连带关系。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被告并无违反战争法以及国际公法之处，故此应获判无罪。
就这样，作为战犯被起诉的冈村，极端异常地获得了无罪判决。
尽管大家都认定，就算冈村在日本接受战犯审判，获判死刑的概率也不高，但是作为中日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他被问罪的可能性还是极高的。可是，这件事却被一手翻盘了，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天之声”，而是“蒋之声”。
（摘自《最后的大队：蒋介石与日本军人》，[日]野岛刚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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