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政府投资做基础建设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那么打仗显然也是政府投资的一种，总比在公路上挖坑再填上有实效的多。但是为什么在古代打仗总是会让国库亏空，民不聊生呢？
更具体一点的例子，秦始皇搞的阿房宫、骊山陵墓和长城，这些都是巨大的政府工程，为什么秦朝没有欣欣向荣，还被折腾的天下骚然呢？
凯恩斯的药方不是万能的，自有其适用的条件。首先凯恩斯提出这个理论是应对当时英国的经济大萧条。而大萧条意味着什么？大量的工人失业，大量的产品积压。一方面工人失业了买不起东西，另外一方面产品积压卖不出去。事实上，工人也想要这些积压的商品，拥有这些积压的商品的资本家也想赶紧把东西卖出去。这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
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出面，来解开这个死结。凯恩斯的药方就是，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把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用起来』，至于用来做什么，做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好，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在地上挖坑填起来，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有能力去消费，这是主要的。
一旦失业的工人有了钱，可以去购买商品，那么整个经济就慢慢的被『盘活』了，生产者就可以通过销售积压的商品回笼资金，从而继续雇人扩大再生产，于是渐渐的人们又都有了工作，经济也从萧条中走出来了。
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假设上，那就是社会上有很多的『闲散劳动力』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这是『凯恩斯魔法』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谈政府投资一定能刺激经济，那是不切实际的。
也就是说，当私人投资已经充分利用了劳动力的时候，再进行公共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这会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也就是政府投资挤占了私人投资的空间，俗称『与民争利』。因为公共投资事实上在和私人投资抢社会上有限的人力资源，显然公共投资多了，那么私人投资就少了，经济并不会因为公共投资而造成多少的增长，反而可能因为公共资本的大量涌入，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所以『凯恩斯魔法』并不神奇，更不能无中生有，无限的刺激经济增长。其能达到的极限，也就是社会上每个劳动力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都充分进行生产，所能生产的社会总产出。因为古代没有现代金融体系能够『向未来借钱』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天下铜钱的购买力基本上等于天下的所有物产。具体举个例子，比如 10 个铜钱等于一石米。
在古代，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极限是很低的，就算社会上每个农民都老老实实的生产，在供养完不劳动的统治阶层和地主之后，也就是自己能混个小康就不错了。而如果摊上灾年，可能还需要周边的省份救济才行。也就是说，政府稍微动一动，都会产生『挤出效应』，让老百姓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到干扰。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基本上比较『无为』，比较爱惜民力的都能落一个美名的原因，比如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这些皇帝在位的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举动来系统性的额外占用老百姓的劳动力资源，所以百姓的生活在这段时间还是不错的。
而一旦皇帝想搞大新闻，比如汉武帝征伐匈奴，也就意味着很多人不能种地，要去当兵，要去运输，即便这个时候皇帝支付高额的报酬，但是社会的总产出并没有增加，相反，整个天下能够用来进行生产的百姓是实实在在的少了，也就是社会总产出减少了。那么给定天下的铜钱量一定，每个铜钱所能购买到的物产就少了，比如说在董卓入京天下大乱的时候，米价就涨到了几万钱，十几万钱一石。因为关东军和董卓军打来打去，谁到一个地方都抢掠一通，能安心种田的老百姓少了，所以米自然而然就贵了。
而古代更没有完善的保险体系，往往一个看起来很美好的家庭，连续遇到几个灾年，壮劳力再被抓去当兵，很可能就直接家破人亡了。汉武帝征匈奴导致『天下户口减半』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所以如果皇帝大兴土木、大举用兵，像汉武帝、隋炀帝一般，国家就会走向衰落。
再者，这还是国家比较讲规矩，你出一份劳力，就给你一份报酬的情况。其实古代哪有这样的好事，国家摊派下来的徭役和加赋基本上都是无偿的，像隋炀帝征高丽，很多人因为修船长期泡在水里都烂了，也都是无偿的劳动。做好了，是为『圣天子解忧』，能囫囵着回去和家人团聚，已经是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报酬。并且往往事情完了，该项徭役和赋税会被有意无意的保存下来，甚至被接下来的朝代所继承，这种对劳动力的强行的无偿占有，连挤出效应都算不上，只能说是社会的净损失。
总结一下，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点：
1. 因为生产力低下，政府工程的挤出效应特别严重，不能有效的刺激经济；
2. 政府往往强征赋税和劳役，造成社会的净损失。
启发有一点：
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是魔法，说到底也就是政府能通过某些手段来调节经济，尽可能的让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达到更高的效率罢了。一个社会长期的财富增长，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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