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奥运萌新们心情忐忑；请“港台艺员”是追热点；喜剧小品诞生：把欢乐的权力回归人民
——BEYOND、迟志强、工商银行、超级马里奥、海灯法师、严打、《加里森敢死队》……
“如果说，1983年是春节晚会的一个良好开端，那么，1984年就是春节晚会大获成功的一年了，并从此奠定了春节晚会的崇高地位……”——梁左
因为去年的良好口碑，更因为中国人家里暴增的电视数量，春晚的名气开始直线上升，上台的演员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在万象更新的时代大背景下，“创新”、“突破”，仍然是这台晚会遮都遮不住的灵魂：经典歌曲一箩筐，喜剧小品诞生了，“港台艺员”来了，各方面尺度的突破更是相当可观。
但不要以为一切都岁月静好。破茧而出，茧从来都不怎么乐意。
仅仅一年，晚会上的服装就从70年代风变成了80年代风，较之上年的一片蓝灰黑，明显鲜亮了许多。是人们日常服装变得这么快吗？
（83年和84年服装）
不，主创们胆子越来越大而已。
大概是受到了上年《乡恋》事件的鼓舞吧？
乡恋
李谷一 - 难忘今宵
去年首届春晚，好不容易才凑齐4部观众点播电话的导演黄一鹤，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开场没多久，点播组的小女孩就端着一盘子纸条走过来——全是点李谷一《乡恋》的。
卧槽，你们非要听半禁歌？
1979年，作为电视剧插曲的《乡恋》一下子迷住了全国观众，可同时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也出现了:
“嗲声嗲气，矫揉造作”；“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腐蚀青年人的罪人”；“黄色歌女”……
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一位负责人严厉批评后，让创作者和演唱者上台，讲讲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这么唱！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某领导让人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请另谋高就——如果你足够细心，会发现到了84春晚，李谷一的自我介绍已经是自来“中国轻音乐团筹备组”了。
这是……沾涉政治了？还是歌颂毒品了？
什么都没有，按《北京音乐报》头版文章的话说：“《乡恋》拟人地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怎么唱是很重要的！
在此之前，“高、快、响、硬”是内地歌曲的必备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昂扬的革命斗志。气声唱法、探戈节奏、情绪伤感，还不够大逆不道吗？
伤感，就离“伤痕”不远了。
1979年开始，以卢新华小说《伤痕》得名，反思过去的“伤痕文学”一时大行其道。很快，引来了《歌德与缺德》一文。原文恕不便引用，反正是以各种无比正确的大帽子，猛烈抨击反思而不歌颂的“缺德派”。而作者远非什么有影响力、有什么政治意图的大人物，而是一个真心对反思不满的普通年轻人，用现在的话讲，是个小粉红。
那是一个文学能引起轰动的时代，用当时的流行词，此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日报》引用《光明日报》文章，断言此文贩卖极左思想，分不清“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和党的区别。”（引自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祝华新文章）几十家文学刊物展开大讨论，认字群众纷纷下场参与。受害多年的作家们当然坚决反击，年近八十的巴金抱病坚持参加研讨会。而赞同本文的人也不在少数，若干年后还有一位老作家在会议上正义感十足地说：“庄稼人养条狗，那狗还知道给主人看家护院，现在有些作家连狗都不如，不光不知道看家护院，还冲着主人乱汪汪！”
此事引起中央领导亲自过问，直接当面给这个年轻人做思想工作。在这个时代，反思派当然得到了支持。然而“奇怪”的是，作者并没有被处分——没有“因言获罪”。他很快转变了立场，写了比《伤痕》更“伤痕”的小说。
真有文章一本正经地碎嘴念叨，对《乡恋》演唱时离麦克风远近，喘气多少次，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说白了吧，有人认为，“气声唱法”像做爱时的喘息声。
在1983年，红星迟志强因“聚众淫乱罪”被判刑四年，据他自己说，就是在家里跳了跳黑灯“贴面舞”，让姑娘坐了坐大腿，和大龄女粉丝未婚先睡。四年不多，他可赶上了“严打”。四年也不少，作为一个未婚成年人，因为性生活就坐牢。出狱后，他只能唱唱《铁窗泪》了。
（几年后的电影《顽主》：道貌岸然的“道德教授”，背后却在大街上盯着姑娘屁股看）
1979年，最红的杂志《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一张剧照，译制片《水晶鞋和玫瑰花》里的王子和灰姑娘拥吻，很快引来了一封杀气腾腾的读者来信：
“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
“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来信者名叫问英杰。
（就这么个剧照）
编辑部全文刊发后，在不到2个月内收到来信11200多件，赞同问英杰同志的不到百分之三。而据其 往 朋友两肋插刀的友人透露，厌恶搂搂抱抱的问英杰，后来特喜欢跳舞，每星期至少要跳两三场，并且没有固定的舞伴。“有一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参加全国农垦摄影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一到昆明，他就邀我当晚跳舞。在舞场，他厚着脸皮邀请那些素不相识的南方小姐，几乎没有空一场。”
黄一鹤很有压力，“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
不会甩锅，当什么负责人？黄一鹤指示小女孩，“找那老头去”——坐镇现场，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可怜他这时还乐呢。
吴冷西看后自然摇头。过了一会，小女孩又端来第二盘《乡恋》点播条，还是摇头。第三盘、第四盘、第五盘……
吴冷西终于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他一跺脚：“黄一鹤，播！”
宏大的历史总是伴着诙谐的间奏。导演他们发现，没伴奏带……谁特么知道这也能让唱啊！于是赶紧派人颠颠骑了20多分钟自行车，回自己家取了一盘。
结果？自然是大受观众欢迎，万幸也并未带来严重后果。自此，内地流行音乐之潮，汹涌再也不可抑制。
而对性甚至爱无比保守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这样的情书，再也不会出现了——
尊敬的光玉同志：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知你在单位政治上进步很大，我们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家里一切都好，请安心工作，别惦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列宁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是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我俩的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伟大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会更高，工作热情会更加高涨。今年冬天，公社……我们大队……几天下来，虽然很劳累，还病倒了两天，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心里是甜的。在床上躺着的那两天，一想到你，我就觉得病好了很多。
……你学习……著作学得透，对……思路领会得深，你一定多帮助我，我想读完了四卷后，再读《马恩选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玉梅 1970年8月20日
你未必有耐心看完，我替你总结一下：“我病了，快关心我呀！”不知男青年的回信里会不会写：“多喝点热水”……
主创们一方面胆子越来越大，一方面疯狂甩锅的技能也越来越纯熟。
去年，郑绪岚唱了三首歌：《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太阳岛上》。第一首是柔软的流行歌曲，第二首摇身一变，根正苗红的正统歌曲（朱明瑛原唱），第三首又是软范儿。
是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可没有忽视教育意义！
等等，朱明瑛不是很吃亏？
不吃亏……到了今年，朱明瑛也上了春晚，同样套路地唱了《莫愁啊，莫愁》（软歌）、《大海啊故乡》（自己的红歌）、《回娘家》——软歌，原唱是82年的邓丽君。
怎么敢唱邓丽君？这已经是84年而不是70年代末，音协大肆批判不代表政府禁止。有人痛骂，有人无所谓，有人热爱，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黑白分明，也不存在静止不动。
至于唱别人的歌，不是个例而是常态。你指望当时的文艺界有版权意识，那是想多了。
那是一个生活形态以火箭速度变化的年代。
很多我们在书上才见过的名字，正在一个个去世或叱咤风云。我们以为自来就有的事物，才刚刚出现。只不过有的大家知道，有的大家不知道——还有的大家不推荐知道。春晚毕竟是“联欢”，要是大过年的播报这一年的“严打”成果，不成了给大家添堵吗？81年末，引进的第二部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在放了一半时被禁播了，因为很多青年犯罪分子作案后，留下字条“我们是加里森敢死队”。可惜禁播并不能加快给“待业青年”安排工作的历史过程，也就未能扭转社会风气，于是83年还得“严打”。
短短一两年，去世的名人有粟裕、许世友、廖承志、谭震林、乔冠华、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华罗庚、张大千、林巧稚、古龙、翁美玲……多数是政治家，出生的则有金正恩、林丹、方大同、薛之谦、胡彦斌……多数混娱乐圈。代表理想主义的BEYOND乐队在香港成立了，代表紧张政治空气的佛朗哥统治在西班牙结束了。刚得到名字的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走上世界最大银行之路，还没有名字的“超级马里奥”，在新发售的任天堂FC上初次亮相，成为全世界青少年最温馨的记忆；葛洲坝二江水电站建成，而陕西安康古城却在无情的洪水下不复存在。
人人都在选择，不同的选择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有些人这时尚未出名，比如表演哑剧《淋浴》的游本昌，要在一年多以后，他才凭电视剧《济公》风靡全国。有些人红了又没了，《少林寺》的火爆让春晚请来了海灯法师，他是唯一留下过“二指禅”录像的人，但后来被指为骗子，于是在央视DVD里“掐了没播”。
有些人本以为只是唱了一首流行歌，却不知道它可以跨越34年，让2018年的观众也在新旧年交替时感慨万千——就是这一年，李谷一第一次在春晚上演唱了《难忘今宵》。
有些人只能选择硬着头皮上。
晚会上，前世界冠军李富荣和张燮林直接撸袖子上台表演打乒乓球，解说当然是体育头牌宋世雄。这个节目的分量也许要超过春晚所有体育节目之和。李富荣即将率队出征新中国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但是，他眼角眉梢的不安，还有没底气的发言，是怎么回事？
对刚刚看到了发达国家并非“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来说，体育成绩几乎和民族自尊划上了等号。既然夺得世界冠军的女排会被捧为“民族英雄”，那如果你出去丢人现眼，同样的力量就可以把你踩进地狱。丢人丢到美国去怎么办？成了替罪羊怎么办？
另一方面，就更严重了。
这是在资本主义头子举行的赛事啊……为报复北约因阿富汗问题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几乎都没有参加本次奥运会。只有我们在四年前抵制苏修后，坚决发扬体育精神参加了。虽说参赛是国家定的，但强大的反美舆论惯性，恐怕仍然会给李富荣他们极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再出个叛逃的谁兜得住？
他们不是瞎操心，不到2年前，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女子网球运动员胡娜，在赴美参赛期间脱队不归，在83年4月被美国政府给予“政治庇护”！这场叛逃，直接导致中美停止1983年双边体育交往——别的照常。
这时他们还不敢想象半年后的荣耀。虽然有诸多体育强国未参赛的因素，但中国代表团作为首次参赛的萌新，实实在在成了金牌榜第四名，他们如释重负地成了英雄。
张明敏 - 我的中国心
话说导演黄一鹤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小消息，说撒切尔夫人要来北京谈论香港前途。这一年小平同志还说，不能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
“咱们……也请点儿港台人？“当然，官方说法是：“这使春晚有了更深的感情与含义，包含了海外游子回家过年的含义。”
想来当年活生生的香港人确实是个稀罕物，更何况歌中还充满了民族认同，于是九龙电子表厂工人张明敏，靠一首《我的中国心》就成为了举国皆知的明星——也定下了港台歌手来春晚演唱时远比平时一本正经的范儿，你真来个“靡靡之音”，像同时期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一样表演，大多数人也是接受不了的。
（83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罗文的神曲《激光中》）
但作为“港台艺员”，到内地参加春晚并不一定是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去年在不知情中参加了春晚的的香港人梁家辉，因为在大陆拍摄电影后拒绝声明划清界线，被台湾当局全线封杀，因此得了金像奖影帝却无人敢用，潦倒数年，据说摆摊为生。
有不怕的。
黄阿原当时已经得过了“金钟奖”，曾是“文化管理局”局长宋楚瑜的红人，不过这次来完全是“起义”——当然那边会污蔑为“通匪”。他是一直向往祖国，假借去美国进修才“叛逃”过来，在很多年之内，全家都在台湾的他，是再也回不去喽。
（左起：姜黎黎、黄阿原、陈思思）
事实证明，张明敏、黄阿原们都做了明智的选择，张明敏成了民众的公共回忆，黄阿原直到90年代末春晚还在观众席上年年不落——这只是待遇的缩影罢了。
还有主持人陈思思，她是“长城三公主”之一，与夏梦齐名。不要一提到夏梦就“金庸梦中情人”，这女子本身就是个传奇，当年因为公司不够革命，这位当红影星直接息影了！陈思思(1938-2007）来大陆估计压力不大，“长城”“凤凰”“新联”这几个电影公司，本来就是香港左派聚集地。当时还没有敲定是不是要请她，结果中国新闻社提前曝光，春晚剧组立刻从善如流了。
香港人带来了新东西。歌手奚秀兰唱《阿里山的姑娘》，身后跟着五六个大姑娘伴舞。而大多数歌曲还是特站有站相的严肃样子，比如当时一脸婴儿肥的殷秀梅。
大胆突破还有让黄阿原主持有奖竞猜节目。这两年的猜谜节目也尺度不小，比如说，去年谜语“制定人口政策”，谜底“国计民生”——好大胆子，拿国家政策找梗？
是的，这是“喜剧小品”诞生的一年。头发一息尚存的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从春晚座位上站了起来，表演了《吃面条》。
而《吃面条》几乎一下子就把旧的束缚打个稀巴烂，把搞笑认作了首要任务，从“带有喜剧因素的话剧”，变成了“带有话剧因素的喜剧”。
从这个意义上，就是他俩“发明”了中国式喜剧小品。
不光超越了近亲，它甚至超越了时代。
虽然会有怀旧的美感，但如果把整场春晚不快进地看下来，从今天的眼光看，缓慢的节奏，陌生的热点，已经全方位地蒙着陈旧的灰尘，新观众八成会打瞌睡。
只有横空出世的《吃面条》，把现代感推进了至少十年！
作为第一个在春晚上抽烟的人，马季献上了经典节目《宇宙牌香烟》——35岁以上谁有本事用普通话念这五个字？这在当时已经非常超前了，用传统相声的“贯口”说新内容，甚至提出了集纪念卡的创意——吃过小浣熊干脆面吗？但放到今天首播，恐怕效果会大打折扣。
姜昆在介绍袁阔成（1929-2015）时说“观众朋友们一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今天终于是见到了。”可见直到这时，靠声音传播的电台仍然尚有和电视一拼的影响力。但在陈佩斯朱时茂身上，观众们新鲜地看到了另一种搞笑：用肢体语言。而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喜剧小品的基调。
这有什么好处？南方人看得懂啊！
直到很多年以后，赵本山风格的转变，才使小品的定义再次进行了微调。
让大家笑，同样会是有争议的……
《宇宙牌香烟》播出后，有人说：“我们国家的香烟好不容易能出口，这样搞会不会影响创汇呀？”有人义愤填膺地给《北京晚报》写信：“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推销员的形象吗？”
《吃面条》试演时，逗得观众笑到肚子疼，从小凳子上撒欢坐到了地上。可是节目进行审查时，大家犹豫了：“除了可乐之外，这个节目好像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啊？”所以，虽然没有人反对，可是也没有人敢赞成。
还是黄一鹤的坚持，让节目最终上了。
不用放历史资料，几个老词就可以说明他们可能遇到怎样不可揣测的压力：“低级趣味”“缺乏教育意义”“对革命工作缺乏严肃认识”……
结果呢？
喜剧小品之风，自此刮遍大江南北。
陈佩斯后来回忆道：”我觉得当年的春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把快乐还给人民。这非常重要，其实喜剧能直接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所有被禁锢的社会和僵化的生活都不允许喜剧的存在，所以，把欢乐的权力回归人民，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信号。”
歌曲也罢，小品也罢，肃杀被欢乐消融，已经势不可挡。
又一年新年钟声敲响了。钟声透出的总是肃穆，仿佛时间巨人在发出无人可敌的宣言。对应的影像中，作为政治中心，北京站永不睡眠；商业时代尚未来临，上海外滩一片漆黑；作为改革前线，广州到处灯火辉煌。
路上有坑吗？
引文链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