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文/笑蜀

看似强大的全能政府体制，每当遭遇疫情、地震这类突发性重大灾害时，却往往漏洞百出，这是因为全能政府总是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

武汉疫情防控的失败是全能政府的失败

武汉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最后何等走向尚难断言，但怠政坐失疫情防控窗口期，已是无可讳言。这不只是疫情防控的失败，实际上是全能政府的失败。

这种失败之于全能政府，早非头一次：从三十年代乌克兰大饥荒，到六十年代中国大饥荒；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到2019年席卷中国的非洲猪瘟，一部卷帙浩繁的现代史，几乎找不到全能政府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的成功记录。

从这惨痛历史中不难总结出两个规律。一是，无论苏联还是中国，无论以共产主义乌托邦为显著特色的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还是以重商主义为显著特色的邓时代及后邓时代，无论怎样的全能政府，都难于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

第二个规律是，全能政府权力愈是高度集中，愈难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其失败愈惨，斯大林时代和毛时代即是如此，其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动辄百万甚至数千万计。全能政府体制强度愈低，遭遇突发性重大灾害愈易止损，失败相对有限，邓及后邓时代即是如此。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从邓时代起，中国非正常死亡的规模大大小于毛时代。这显然因为邓及后邓时代政权的全能强度远低于毛时代，给了社会发育和社会自救一点空间，其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的能力因此有所强化。

历史如此，现实亦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下中国多数都市，看上去往往富丽堂皇。但无论怎样富丽堂皇，一场暴雨就会把它们打回原形——它们会立马变成“威尼斯水城”，半截泡在黄水里，以致市民们出门只能划船。全能政府体制可以让中国的都市豪奢之极，却无法应对区区一场暴雨，哪怕今天气象学之发达，已经令几乎所有暴雨都可以预测。

看似固若金汤的全能政府体制，遭遇突发性重大灾害，却往往漏洞百出，脆弱至极。突发性重大灾害就这样成了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是全能政府的天性

据说全能政府体制的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譬如毛时代的两弹一星、邓时代的三峡大坝、后邓时代的北京奥运会。但这说法未必经得起推敲。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所有这些大事，无不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垄断了巨大资源的全能政府，在事关其切身利害的问题上，不惜代价、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定向投入，这一所谓国家能力，的确是发达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但全能政府擅长办的大事，仅此而已。但凡非人力可预期，尤其跟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关系不明显的事务，都很难进入全能政府的视野，很难激活其应对机制，都非其所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城市政府对下水道问题都没招，也可以解释尽管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却迟迟解决不好社保统筹、医保统筹等涉及国民普遍福利和健康的问题。

这里的秘密在于，全能政府的本能在于统治，但凡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属于统治范畴。而前述社保统筹、医保统筹等国民普遍福利和健康问题，大多属于治理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全能政府的深度关切。概而言之，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本来就是全能政府的天性。

民主国家不是这样。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自我统治。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各个执政团队比拼的主要不是统治能力，而是治理能力，所以才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玛蒂亚•森1982年的一个著名论断：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其实岂止饥荒，包括地震、海啸、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民主国家固然不可能幸免，但其发展为人祸，概率小太多，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全能政府如何抑制社会免疫力

但是，民主政府并非英明圣武，也是普通人组成的，也常常犯错误。如果民主政府也犯错误，怎么办？

好在，民主国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一个政治重心，而是通过分权制衡，达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态。

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跟社会的均衡。这种均衡生态，遏制了政府对社会的侵犯，保护了社会，尤其保护了社会自身的免疫力。而这，恰恰是全能政府体制的短板。仅以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信息管控为例，已足见其对社会免疫力的侵犯何等触目惊心。

现在已经不是秘密，此次涉及疫情的一线医生，一开始就被迫签署所谓保密协议。这显然是当局吸取当年SARS事件的教训。SARS疫情得以曝光，得益于北京医生蒋彦永”自选动作“——他突破当局信息封锁，向境外媒体率先披露真相。此举虽可能拯救生命无数，却造成当局舆论上的极大被动。SARS之后，当局从源头严加管控信息，所谓保密协议应属此类制度安排。事实上，疫情发生后，武汉同济、协和等医院的一线医生，很多都从接诊亲历中窥知了疫情，协和一个科室的医护人员全被感染，更不可能不知道人传人的真相。但因保密协议限制，没有一个医生敢道出真相。仅仅在专业范围讨论疫情的八名医生，统统被警方定性为“传谣”而遭传唤。网上相关帖子，均在第一时间被删除。

任何重大灾害，都不可能全无征兆。譬如地震，就往往伴随各种前兆，其中最重要、最常见的，是各种生物异常尤其动物异常。同理，当重大灾害爆发前，也常常有一部分边缘群体，因其职业本能或特殊敏感，早于主流社会最先感知。如果存在畅通的信息管道，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通，这些最先感知的边缘群体就可以起到吹哨者的作用，及时为整个社会预警，为预防灾害赢得最宝贵的时间提前量。

这种信息自由流通机制或者说吹哨机制，是社会免疫力的核心元素之一。但在全能政府体制之下，这一元素恰恰被视为国家公敌，而遭举国之力严防死守。所有公共信息的流通必须经当局重重审批。审批标准主要是政治标准，主要以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为标准，甚至以领导个人喜好为标准，而不是以真正的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为标准。凡不利于政权或不符合领导人喜好的，一律被贴上“负面”标签予以封杀。以至于本来以报道真实情况和批评意见为主的各级内参，后来也愈来愈以歌功颂德为主。

这样的心态主导，注定所有重大突发性灾害在政治上都极度敏感，当局都要倾尽全力严密管制信息。这在全能政府国家早就是路径依赖。信息流通机制被人为扭曲至此，信息层面的社会免疫力自然无从说起。此次疫情防控，所有吹哨人都被扼杀于萌芽状态，致命病毒已悄然间大举进攻，公众却被官媒渲染的歌舞升平所忽悠，对步步紧逼的巨大风险浑然不觉。最后，当事态濒临失控，一直否认人传人的当局才不得不请出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钟南山，让后者以个人之名向公众曝光人传人的真相。而此时防控窗口期已被全然浪费，整个疫情陡然急转，战机贻误，再难挽回。

强政府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好社会

现在已经清楚，对新冠病毒，目前并没有什么特效药，未来开发特效药或相关疫苗，意义未必很大。正如当年SARS疫苗，研制成功已是数年之后，这时 SARS病毒已经自然消亡，用不上了。抵抗新冠病毒主要还是靠人自身的免疫力。这一突发疫情，凸显了人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

人如此，社会亦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强政府即为社会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政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好社会、强社会。好社会、强社会自身具备的强大免疫力，才是最可宝贵的。所以，好社会、强社会在任何正常国家都应该居于第一位。社会为本，政府为用，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状态。

但在全能政府体制下，政府权力的触角侵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社会逐渐丧失自治能力和发展活力，强政府弱社会，甚至强政府无社会屡见不鲜。政府与社会的正常关系被颠覆，实际上是政府为本、社会为用。与稳固执政地位相比，满足民众需求成了次要选项，也就是逻辑必然。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有所调整。从毛时代以共产主义乌托邦为显著特色的无限政府，转向邓及后邓时代以重商主义为显著特色的一定程度的有限政府，全能政府强度有所弱化，社会有所发育和发展，社会自身的免疫力，包括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尤其媒体自由，包括社会的自组织空间，都有所进展。这也是很多人一度期待中国转型能软着陆的一个基本的理由。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一趋势已大大逆转。权威官媒就曾特别强调：“广义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认知，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治理实践，任何改革都必须照顾到这个最大的现实。并援引某高层人士的名言，称：“广义政府”承担无限责任，这和西方政治理论中所谓的“有限政府”不在一个频道上。

“有限政府”被公开否定。“无限政府”借“广义政府”之名在理论上东山再起，在现实中逐渐还魂。全能政府强度急剧回升，对社会的不信任、排斥和侵蚀不断升级。这不仅表现为对公共信息流通的全面管制、对媒体的全面管制，更表现为运用大数据手段，对社会、个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精确监控。

全能政府的这些努力，主要基于政权安危和政权荣耀的需要。一如前述，其重心都在统治，因而对真正的社会治理，对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它依然无法解决城市下水道问题，更遑论对付2019年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以及至今愈演愈烈的武汉疫情。无论其所谓天眼工程，还是所谓社会信用体系，还是人脸识别，还是普遍的地铁安检，这时全都派不上用场。它们可以成功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却无法预见和阻止病毒的肆虐。

尤其讽刺的是，能高效拦截异见人士和访民的购票实名制，这时居然也都失灵，以至于当局需要紧急寻找乘坐高铁的疑似感染者时，也只能通过媒体尤其社交媒体，一遍遍发公告。维稳的高效和应对突发性灾害的低效，形成惊人反差。全能政府治理无能，社会则被排斥，基本插不上手。武汉封城之后的种种乱象，随之而起。以至于垄断所有救援物资接收和调配的官办武汉红十字会，无论怎样昏聩颟顸，无论怎样天怒人怨，迄今仍巍然屹立，不仅无可替代，连起码的问责都没有。

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政府和体制，部分也在于民众，在于政治文化。像武汉疫情防控这样的重大失败，在当代中国史上其实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每当遭遇这样的突发性灾害，全能政府的神话都会破产，但无论这个神话破产多少次，每次灾害过去，民众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对政府的迷信和依赖依旧，于是全能政府神话又卷土重来。每次悲剧都带不来反思，悲剧不可能不重演。什么时候，民众克服了对政府的迷信和依赖，全能政府神话才会真正终结，中国的政治转型才会真正开始，一个主要定位于公共治理而不是政治统治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也才可以期待。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笑蜀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