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蜂君
2008年金融危机,我在广州街头采访,遇到一个拾荒的老太太。她已经走投无路,不知该到哪里去攒一口饭吃。此前她一直以拾荒为生,金融危机导致整个废品市场陷入大萧条,价格减半,她的买家们都撤出了行业,她一下断了生路。
从2个瓶子能卖1毛钱,变成4个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看起来微小的变化,决定了这个最底层“小生意人”的生死。
危机来临,抗风险能力最差的,永远是这群处于经济链条最末端的中小生意人、中小企业主。
举国同此一灾。不管个人还是企业,政府态度本不该厚此薄彼。但近日北京上海的两个政策,对于本就危急的中小企业而言,如同雪上加霜,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头。
01
昨天,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市教委发了一个文:《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奇文共赏。
这个通知里说,北京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视为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期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
微博上有个网友评论得精妙:
1月27日,上海市政府最先发布了《关于本市延迟上海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通知里明确规定上海市区域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这之后10余个省市跟进也要求将复工期延迟至2月9日。
这个通知当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之后上海人社局官员的解读。
1月28日下午,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人社局副局长费予清说了一番话:
国家人社部《我国法定年节假日等休假相关标准》明确: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更是明确了:“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劳动和有特殊情况,需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休息日是严格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层面做出规定,地方人社部门不能扩大解释。
正因为此,之后对政策进行解释的江苏、福建、广东、山东、辽宁人社部门,均未将延长复工期定义为「休息日」,只要求在此期间安排工作的,按劳动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工资。
至于北京的“慷别人之慨策”,虽然通知中写明“根据劳动合同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精神”,但我与多个劳动法律师聊了聊,大多数人给我的答复都是“没有法律依据”。
02
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官微发了一篇文章,讲解疫情防控中的9个法律问题,提到了延长复工期工资安排。
其中有一条评论,获得了接近6000个赞:
你看,其实不需要太多法理,凭借朴素的同理心,就能把这件事想明白:
连普通百姓都能理解的道理,决策者却偏按反常理出牌,这背后的决策思维这才是最可怕的。
往差的想,这是几十年不变的“打土豪”思维;往好的想,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说句严重的,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对企业当下之危急感同身受,那将是疫情之下的第二灾难。
何况这一次,形势之危早已超出这一代企业主此前所有的认知:30个省份罕见地同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0余个省市延迟至正月十六复工,数十个国家采取了对中国人的入境管制措施……
我自己是个法律行业创业者,因为工作原因,我们需要对所服务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解。我同时也加入了很多行业交流群。每天与企业主们交流,看他们在群里相互诉苦相互鼓励,一遍遍地发行业自救指引,但实际能改变的因素又少之又少,常常觉得心酸。
在很多聊天场合,企业主们频繁地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你们还能撑几个月?”
彼此都心知肚明,这说的是现金流。有大把大把的企业,所储备的现金流不会超过3个月,如果疫情延续,开源开不了,节流也不能节,剩下的就只能是等死。
看几个真实的场景:
——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养殖业小企业主们集体诉苦。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教授刘松博回复:
“工不能开,工资照发,房租照交,很多中小企业已经快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
如此形势之下,多支付一倍的工资,多支付一个人的工资,都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03
有个小女孩发了一条微博,用来形容当下时局:
我们关注疫情,关注武汉,关注每一个病人,关注每一个为了救灾而奋勇向前的逆行者;我们也关注自身的健康,保护好自己就是对抗疫最大的支持。
在此之外,我们还要呼吁更多人、更多政府关注中小企业的命运,为的是疫情过后,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动力还得以为继,为的是疫情过后不会有更多的失业者。
如果没有及时的帮助,同样作为疫情的受害者,很多中小企业将如同那些得不到确诊,也进不了疑似名单的病人一样,悄无声息的死去。
正如梅花天使的吴世春所言:
屈原说,蜂蛾微命,力何固?这些形同蜂蛾的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当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但微命就是微命,其力不来源于一波一波地死去,而来源于坚韧地活着。
那些做出反常决策的决策者,可能担心就业,担心稳定。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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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我在广州街头采访,遇到一个拾荒的老太太。她已经走投无路,不知该到哪里去攒一口饭吃。此前她一直以拾荒为生,金融危机导致整个废品市场陷入大萧条,价格减半,她的买家们都撤出了行业,她一下断了生路。
从2个瓶子能卖1毛钱,变成4个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看起来微小的变化,决定了这个最底层“小生意人”的生死。
危机来临,抗风险能力最差的,永远是这群处于经济链条最末端的中小生意人、中小企业主。
举国同此一灾。不管个人还是企业,政府态度本不该厚此薄彼。但近日北京上海的两个政策,对于本就危急的中小企业而言,如同雪上加霜,开了一个极不好的头。
01
昨天,北京市人社局联合市教委发了一个文:《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奇文共赏。
这个通知里说,北京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视为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形,期间的工资待遇由职工所属企业按出勤照发。
微博上有个网友评论得精妙:
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如此“慷慨”的,还有上海。
1月27日,上海市政府最先发布了《关于本市延迟上海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通知里明确规定上海市区域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这之后10余个省市跟进也要求将复工期延迟至2月9日。
这个通知当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之后上海人社局官员的解读。
1月28日下午,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人社局副局长费予清说了一番话:
“延迟复工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这几天属于休息日。对于休息的职工,企业应该按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正常支付工资,对于承担保障等任务,上班的企业职工应作为休息日加班给予补休,或者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他把2月3日-2月9日这段延长复工期,定义为了「休息日」。怕媒体听不懂,他又补充说了两遍:
“用简单话讲,就是休息日加班要支付两倍的工资。……职工按照企业要求,在家上班的应作为休息日加班,由企业给予补休,或者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我们先讲道理,上海市人社局有没有权利把「延长复工期」规定为「休息日」呢?毫无疑问,没有。
国家人社部《我国法定年节假日等休假相关标准》明确:
“休息日又称公休假日,是劳动者满一个工作周后的休息时间。199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规定,我国职工的休息时间标准为工作5天、休息2天。”谁能够调整「休息日」呢?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更是明确了:“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劳动和有特殊情况,需要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休息日是严格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层面做出规定,地方人社部门不能扩大解释。
正因为此,之后对政策进行解释的江苏、福建、广东、山东、辽宁人社部门,均未将延长复工期定义为「休息日」,只要求在此期间安排工作的,按劳动合同约定标准支付工资。
至于北京的“慷别人之慨策”,虽然通知中写明“根据劳动合同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精神”,但我与多个劳动法律师聊了聊,大多数人给我的答复都是“没有法律依据”。
02
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官微发了一篇文章,讲解疫情防控中的9个法律问题,提到了延长复工期工资安排。
其中有一条评论,获得了接近6000个赞:
你看,其实不需要太多法理,凭借朴素的同理心,就能把这件事想明白:
企业也是受灾人。在原本要正常工作的时间,因为疫情而不能聚集办公,企业需要承担所带来的效率降低,人社局还要求支付双倍工资,怎么说得过去?有人会说,员工家庭困难怎么办?这正是政府需要补位和作为的地方。
因为疫情,家里需要有一个人照顾孩子,员工离岗原本就会给企业正常作业带来影响,人社局却要求正常支付工资?这又是什么道理。
连普通百姓都能理解的道理,决策者却偏按反常理出牌,这背后的决策思维这才是最可怕的。
往差的想,这是几十年不变的“打土豪”思维;往好的想,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说句严重的,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对企业当下之危急感同身受,那将是疫情之下的第二灾难。
何况这一次,形势之危早已超出这一代企业主此前所有的认知:30个省份罕见地同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0余个省市延迟至正月十六复工,数十个国家采取了对中国人的入境管制措施……
我自己是个法律行业创业者,因为工作原因,我们需要对所服务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解。我同时也加入了很多行业交流群。每天与企业主们交流,看他们在群里相互诉苦相互鼓励,一遍遍地发行业自救指引,但实际能改变的因素又少之又少,常常觉得心酸。
在很多聊天场合,企业主们频繁地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你们还能撑几个月?”
彼此都心知肚明,这说的是现金流。有大把大把的企业,所储备的现金流不会超过3个月,如果疫情延续,开源开不了,节流也不能节,剩下的就只能是等死。
看几个真实的场景:
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冲击最大。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2020年春节档颗粒无收。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2020年同期受损严重。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2020年同期锐减。——恒大研究院《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与政策建议》
简单估算,电影票房70亿(市场预测)+餐饮零售5000亿(假设腰斩)+旅游市场5000亿(完全冻结),短短7天,仅这三个行业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的4.6%,这还不包括其他行业。
“我们一个月工资发1.56个亿,两个月就三个多亿,三个月就四五个亿了。哪个企业储备那么多现金流?即使贷上款发工资,我觉得撑不过三个月。”——餐饮龙头企业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
——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养殖业小企业主们集体诉苦。
“撑不下去,也得撑啊!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就在写这篇文章过程中,笔者一个企业家朋友发来的消息。他主营两个项目,一个餐饮、一个旅游,都是本次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他自己保守估计,2个月损失大约在50万元。
「得到」APP上,一个企业主提问:“我是一家60人左右私营企业的老板,主营业务是锂离子电池包,公司原计划是2月1日开工,但目前情况员工不能上班,工厂的房租、人员工资、社保等每个月要交40万。同时如果不开工,手里的订单没法交付,客户取消订单同样有巨大的损失;如果开工的话又面临巨大的损失。我该怎么办?”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教授刘松博回复:
“工不能开,工资照发,房租照交,很多中小企业已经快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
如此形势之下,多支付一倍的工资,多支付一个人的工资,都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03
有个小女孩发了一条微博,用来形容当下时局:
我们关注疫情,关注武汉,关注每一个病人,关注每一个为了救灾而奋勇向前的逆行者;我们也关注自身的健康,保护好自己就是对抗疫最大的支持。
在此之外,我们还要呼吁更多人、更多政府关注中小企业的命运,为的是疫情过后,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动力还得以为继,为的是疫情过后不会有更多的失业者。
如果没有及时的帮助,同样作为疫情的受害者,很多中小企业将如同那些得不到确诊,也进不了疑似名单的病人一样,悄无声息的死去。
正如梅花天使的吴世春所言:
“如果一个家庭破产或者负债表上的负债很多,它可以通过长时间的还债来修复负债表。但一家企业的负债表过于恶化,这家企业就会消失。
在所有组织里,企业是最脆弱的。因为一旦员工拿不到工资,军心不稳,整个团队就会很快丧失战斗力。所以,相比国家还能继续收税,家庭还能继续还债,中小企业是当下最容易受伤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屈原说,蜂蛾微命,力何固?这些形同蜂蛾的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当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但微命就是微命,其力不来源于一波一波地死去,而来源于坚韧地活着。
那些做出反常决策的决策者,可能担心就业,担心稳定。可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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