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志华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番号8461部队），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形成的一支非常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原则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苏籍赫哲族人（那乃人），故亦称“ 国际旅”。八十八旅从1942 年8 月建立到1945 年10 月解散，虽短短三年，但它的历史却深刻地反映了战时远东地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侧面，表现出中苏、中朝、苏朝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内涵。搞清八十八旅形成至解散的历史，不仅是战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战后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走向的起点。
早在20 年代，苏联就利用中共党员在远东开展情报工作。
满洲省委曾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介绍干部加入苏联远东情报部门，专为苏联收集军事情报。这些干部完全由苏方管理和指挥，事实上已脱离中共党籍而转入联共（布）。满洲省委对一些被招募人员的不轨行为很有意见，曾要求中共中央转告共产国际，希望苏联情报部门与中共加强联系，并由满洲省委派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日本侵占东北后，莫斯科似乎有所收敛，对东北抗日活动的援助也更加隐蔽。直到留希科夫事件和张鼓峰冲突发生后，苏联又转而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1939 年4 月15 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远东军区下达命令：允许苏联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从扣留的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满洲进行侦察活动，并向游击队运动提供帮助；责成远东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其中包括审查和挑选来自满洲而被拘留的游击队员；允许远东军区各边防军接收进入苏联国界的游击队小组和部分通信员。
该命令还特别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应把现滞留苏联境内的350 名中国游击队员经审查后交给第一方面军，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则应把被扣留的游击队领导人赵尚志和戴鸿宾等交给第二方面军，以便作上述目的之用。
接到命令后，5 月30 日，第二方面军指挥官与赵尚志、戴鸿宾和祁致中举行了会谈，建议他们回去联络松花江一带的游击队，组建司令部和秘密基地，进行统一领导，并答应提供全面帮助。同时，苏军还要求他们日后提供敌军的情报。6 月下旬，赵尚志等率领110 人的队伍回到东北。数月后，赵尚志的游击队向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又接受了苏军情报部门的新指示。
随着斗争环境日益艰难，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队伍对苏联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
1940 年初，中共北满、吉东党代表会议在苏联境内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
3 月，周保中、赵尚志及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与苏联远东地区党和军队负责人会面（即第一次伯力会议）。双方商定在不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共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临时指导关系和援助关系。为此，苏联在伯力和双城子（伏罗希洛夫斯克）边境一带分别设立了北野营和南野营，成为抗联人员越境后的隐蔽和休整基地。
1940 年9 月30 日，苏军联络人王新林（瓦西里）以中共中央将派代表来远东为由，向抗联第一路军指挥杨靖宇、魏拯民，第二路军指挥周保中、赵尚志、王效明，第三路军指挥张寿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发出指令，要他们在12 月前赶到伯力开会，以“解决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
1941 年1 月，抗联主要干部（杨靖宇、魏拯民除外）聚集伯力，但中共中央并未来人，王新林则提出由苏方主持会议，还要求抗联部队脱离中共组织，由苏联派一名将军担任总司令。周保中等人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又致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状。僵局持续了一个月，莫斯科最后接受了周保中的意见，并改派远东情报部长索尔金为联络人（对外仍称王新林）。
双方达成协议，抗联仍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由于同中央失去联系，暂时接受苏军指挥。第二次伯力会议决定，在伯力设立中共东北地区临时委员会，委员暂定三人，即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北满省委书记金策；重建抗联总司令部，周保中为总司令，张寿篯为副总司令，魏拯民为政委。然而，这只是一个过渡，东北党组织和抗联残部长期寄人篱下，被接管只是时间的问题。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字，此为当时现场
1941 年4 月，苏日中立条约终于签订。
两个月以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加剧了莫斯科对远东地区安全的担心。
为了准备反击日本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苏联在远东和南部边境地区部署了156.8 万军队，占苏军总兵力的28%。
此外，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奋起保卫苏联，在远东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对于那些陆续退入苏境的中国游击队，苏军除挑选一部分人员直接归属远东情报部门并为其服务外，还希望他们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是骚扰和牵制日军。
因此，对那些在苏联野营休整的游击队员加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还集中学习了跳伞。同时成立了15 个侦察小分队，不断被派往东北腹地收集情报、开展破坏活动。
斯大林还建议中共尽快建立与满洲的经常联系，加强那里的政治工作和游击运动，并在苏日战争爆发时，派遣正规部队到南满作战。
毛泽东则强调，因华中和华南游击区正在遭受日军猛烈进攻，且从河北到东北沿途都有敌军重兵把守，难以派遣部队前往，只能依靠当地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中共答应可以挑选一些优秀干部和战士送到蒙古，供苏军支配。
季米特洛夫多次催问延安，可否承担起对满洲抗日运动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则答复，中共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满洲和其他敌占区建立情报站和实施爆破的机构，为此还需要苏联提供50 万美元和通讯、爆破器材。
1942 年初，在季米特洛夫的不断催促下，中共中央回电，答应将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以韩光为首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但又说，曾三次派人去吉东，未能找到游击队，希望苏联能转告那里的游击队，让他们与中央取得联系。
对此，季米特洛夫回电说，莫斯科也不知道游击队基地的准确位置。以后，此事便不了了之。
李延禄
中共难以向东北派遣正规部队，应属实情。
1939 年在延安成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由李延禄、李范五负责，主要是收集情报、研究情况。设在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委员会于1942 年7 月开始办公，韩光主持日常工作，先后派遣数十名干部潜入东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隐蔽潜伏，积蓄力量，而派去寻找抗联部队的人的确没有任何收获。
而苏联此时明明正在南、北野营组织抗联的训练和情报收集工作，却谎称不知道游击队基地所在，显然是有意对中共隐瞒实情，而想把这支力量视为己有。
首先，苏军曾做出规定，东北党不能直接派人与中央联系。周保中、冯仲云等抗联领导干部曾多次开会、谈话，要求苏方协助，尽快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通过苏联向中共中央转呈报告，但都没有回音。
其次，苏军情报部不打招呼便随意调用和派遣抗联战士的事情日渐频繁。周保中在1941 年9 月14 日的日记中写道：抗联表面上“依然保持其独立”，但在实际工作中则由苏军“ 直接支配矣”。1942 年4 月，中苏双方为此还发生了激烈争论。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抗联部队退入苏联，本来只是暂时休整，一旦条件适合，他们还要陆续返回东北继续作战。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除了少数收集情报和实施破坏的人员，在一般情况下，苏方已不再允许抗联武装力量进入中国国境打击日军了。
于是，抗联残部便渐渐成为一支不得不受制于苏联的孤立队伍了。
1942 年1 月，索尔金向周保中建议：扩建野营，建筑房舍，整备交通，争取实现粮食自给，从而将抗联在苏联的临时驻留地建为长期根据地。
面对现实状况，周保中、张寿篯考虑在北野营驻地成立一个教导团，由苏军派人进行集中训练。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方案，报请统帅部批准。后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意见，教导团扩大为教导旅，授予部队正式番号，并按照苏军标准保证军需和后勤供应。
1942 年7 月21 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下达命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旅）成立，以抗联驻苏人员（380 人）为基干，加入苏军指战员（含那乃人共50 人）及伪满起义官兵（71人），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下设4 个步兵营，1 个通讯营，1 个迫击炮连，分别由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未到任，由王明贵接任）、柴世荣为营长，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为政委，旅、营参谋长及政治部、后勤部、军械处、通讯营、迫击炮连主官均由苏联军人担任，原抗联官兵全部改换苏联军装、授予苏联军衔。八十八旅的任务是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只待环境改变即配合苏军解放全东北。8 月1 日举行了成立典礼。
至此，抗联部队完全融入了苏军建制，中共党组织虽继续存在，但只在旅内起作用，而整个八十八旅的命运已经掌握在苏联手中。
此后，抗联人员开始系统地接受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专业培训和一般军事训练，并完成苏军交予的各项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八十八旅中的朝鲜人便逐渐形成了一支以金日成为核心而服从莫斯科指挥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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