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逻辑王
一，华人音乐艺术落后
某个学科（科学、艺术等等）的萌芽，总是从老百姓中产生的。因为：原始社会尚未出现劳动分工，人们都是清一色的文盲．其中的天才手痒了，就要在西班牙岩洞的洞壁上留下各种绘画，嘴痒的就要哼哼出声唱出歌来，或是敲击瓦罐（08奥运开幕式上的“缶”），弄出点有节奏的噪音来自娱。这就是艺术的起源。
中国和西方的区别，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全民都是文盲，于是艺术就一直停留在原始的天然水平，3千多年没出一个雕塑家；也没出一个音乐家，只有一曲《高山流水》，全国就一个人听得懂，后来干脆把琴砸了。舞蹈家有一个公孙大娘，是一老太太，能好到哪儿去？春节晚会上，看不到这种真的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甚至连幽默也看不到。只能看到讽刺、滑稽、搞笑，以及煽情。
以绘画为例，原始人的艺术是“象征艺术”，体现了人类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就是所谓“以线造型”——用线条去把事物的轮廓勾画下来。那其实是一种抽象符号，原始人的壁画都是这种“象征”符号。无论是西班牙岩画的作者们，是古埃及人，还是马王堆的帛画作者，搞的都是这种“几何艺术”。华人就此停留在这种“象征艺术”阶段。两千年下来，竟然没有一个艺术家意识到，绘画是光影的艺术，所谓“轮廓线”是色彩对比形成的，和文字并无本质差别。古人认为“书画同源”，可谓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中国画与文字一样，都是一种表意的抽象符号。
绘画如此，音乐就更别提了。它一直停留在民间，从未登堂入室，由知识分子们一代代地去研究开发，根本就没有逐代传承和积累，以致连本“中国音乐史”都没法编写出来。最后把现代华人的《渔舟唱晚》的作品拿出来充数。国乐连音阶都不全，节奏又极简单，作儿歌都没资格。小泽征尔曾访问沈阳，和辽宁省交响乐团合作，乐团的乐手却连基本功都不过关，小泽征尔花了很多时间给他们补课。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算了，打算放弃，是小泽不断鼓励他们，最后才算勉强完成演出任务。小泽征尔出生在东北，据说对中国感情很深，发现这种现象后，他流泪了。
中国音乐的律制，被认为是独特的，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五声律制，证明了中国音乐的落后，这种落后反而被吹捧成一种优秀的特色。其他民族如高丽族的音律就比中国的复杂（现在的北朝鲜，音乐水平也是世界一流），阿拉伯人和印度人还有更加复杂的律制，而西方发展出了12平均律。基督新教对音乐的贡献尤其卓越。新教在聚会中要齐唱圣歌。马丁.路德认为音乐是上帝给人的礼物，音乐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神学。1524年路德宗的第一本教会圣歌本出版，马丁.路德本人也为多首圣歌填词。在日内瓦，加尔文提倡于礼拜中颂唱圣经中的《诗篇》，于是派人把这150首诗歌谱以新调。这种重视合唱的氛围，便推动了巴赫和韩德尔（古典音乐“巴洛克”时期两大师）的音乐新创作。巴赫长期受雇于教会，每星期都要有新的合唱作品，除了不少作品已流失外，还留下来约200首宗教大合唱（康塔塔），而他的《圣马太受难曲》及《圣约翰受难曲》都是完全以圣经福音书中的叙述为题材，成为古典名曲。至于韩德尔，他的清唱剧（或称神剧）也是其得意之作；这些剧大部是以圣经内容为题材，而《弥赛亚》一曲的歌词更完全取自圣经，名垂千古。最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也笃信上帝。
1979年在维也纳举行美苏高峰会议时，美国总统卡特与苏联头子勃列日涅夫同时出席维也纳歌剧院的演出。当奥国指挥大师波姆（Karl Bohm）出场时，听众给他15分钟的鼓掌，卡特是3分钟，勃列日涅夫是1分钟。这表示：现代文明国家艺术家比政治家更受尊重。为什么卡特比勃氏多2分钟，因为前者是由人民选的，这2分钟是向民主致敬。1980年代日本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去中国，邓小平出场，中国听众给他10分钟的鼓掌，小泽征尔只3分钟，这表示中国是政治挂帅的国度，政治家高于一切。如果贝多芬、莫扎特放弃音乐；米开郎基罗放弃绘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放弃写作都去作官的话，那是人类多大的损失？
在中国，各种艺术门类的发展中，最弱的就是音乐。其他门类如视觉艺术—书法、篆刻、绘画、建筑、工艺美术等，文学艺术、味觉艺术—中餐，形体艺术—舞蹈和武术、杂技等，都高度发达。汉人的主要乐器，只有琴瑟可能是自己发明的，其他的琵琶、二胡、笛子、箫、箜篌、唢呐等。筝也是来自西域，汉地最早流行在秦地。
中国音乐没有和声：音乐表现力最主要的是和声。中国音乐一直没有发展出和声。对位法，交响乐，大合唱，复调音乐，本质都是和声。中国人把握和声的能力极差，导致这些项目水平都极差，西方业余水平都远远达不到。听中国解放军军乐团，总政合唱团等最高水平的合唱，简直是一种折磨。中央交响乐团是中国最高的音乐代表，演奏一些小调小曲还可以，一上大制作，就乱了。中国音乐的水平仅限于小调小曲的表现。中国的乐器也是所谓“个性太强”，难以组成乐队，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种对和声的追求。在个人能力发挥的项目上，华人还能出一些人才，比如一些演奏家。但一到团体项目，就完了。国际上出名的指挥家也一个没有。这些都说明把握和声的能力差。
而多音节语言，对锻炼和声能力是有好处的，因为有大量连读，这种连音连读就是一种变相的和声，多音节语言的人可以清楚分辨和把握，中国人就很难。另外，多音节语言也有声调的，只不过声调包含在音节里了。英语注音，就有加重、减弱符号。这种声调变化更加丰富。
总之，汉人的音乐，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音乐。当然，原始人胡啊嗨的喊叫除外，那还不能称为音乐。在有理论支持的，成体系的各家音乐里，汉人的音乐是最简单的：律制是最简单的五声律制；没有和声；没有复调；半音使用极少；节拍也最为简单，一般是四分拍。
中国音乐没有合唱：元明清戏剧高度发达，但是里面的唱，都是独唱，从来就没有合唱。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现代音乐家都是混混，靠民间资源吃饭。最典型的例子是《梁祝》和《黄河》，这是解放后创作的最杰出的两部作品，也有世界声誉，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跻身二流行列。但这两部作品恰恰说明中国人音乐能力的差劲。因为：第一，两部都是集体创作，这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音乐创作历来是个人发挥的领域，怎么会有集体创作这个说法，但中国就是特色。第二，主题都不是原创。小协《梁祝》，主题改编自民间戏曲，钢协《黄河》，直接改编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这两部作品的主创，在离开集体创作独力创作时，再也无法创作出同样水平的作品了，成为绝响。所以，这两部代表性的作品，恰恰最典型地证明，中国人不具备独创和原创的能力。歌剧也是，毛时代创作了大量歌剧，都是集体创作，也都是采集民歌民调改编。和西方歌剧都是个人创作相比，显然中国人不具备独创和原创能力。港台比大陆也好不了多少。台湾最出彩的是民歌运动，大陆叫校园歌曲。但也是最简单的音乐作品。香港也是，除了翻唱日本欧美，自己创作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小歌小调。
结论：中国到目前为止，音乐水平依然停留在最低级的阶段；高级的音乐：交响乐、大合唱、复调音乐、歌剧，等，到现在还玩不来，依然停留在小调小曲的层次上，无力自拔。合唱方面，小合唱还可以，大合唱就歇菜了，连西方业余水平比不上，一群原始人在吼叫。
二，古汉语的原始性
语言也是在原始人群中自发发生的。很久以前，大家都是文盲。但中国自从文字发明之后，历代读书人出于儒家尊古崇古的心态，就将汉字冻结在原始状态，高保真地保留了一种结构极不规范、毫无足够信息承载能力的原始书面语言。在整整两千年的辰光里，它与口语完全背离，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超过了中世纪使用拉丁文那种死语作为正式书面语的怪现象。
文言文最致命的缺陷是言简意丰。说白了，就是一种极度含混、模糊、多歧义、缺乏确定性的语言，只配原始人用来表达简单欲望。之所以如此，是这么几条决定的：1）词汇贫乏，概念简单（与古代的简单生活相匹配），与西南边疆的景颇、佤族等兄弟民族使用的语言也差不太多。2）因为是单音节语言，所以只能以单字为词，致使单字严重超载，必然造成一词多义，使得语义多歧。3）没有“性、数、格”，没有时态、语态、语气，没有语法规范，没有复句特别是定语从句，就连单句的构件的粘合也极度松弛，语义完全取决于词序。
有人问：若古文没有足够的表达能力，严复那些作品是怎么翻译出来的。
茅海建教授在《天朝的崩溃》中介绍，《中英南京条约》最初只有五口通商和割地赔款规定。不平等条款诸如放弃关税自主权、赋予英国领事裁判权、单向最惠国待遇、英舰停泊通商口岸权等，乃是中国自己弄出来的，英国人不过是顺竿爬，并没有主动提出来，而举国竟然无一人意识到这是丧失利权！之所以如此，是君臣只关心维护“天朝国体”（国家体面）的“道义原则”，根本不会去计较那些蝇头小利。
茅教授认为，南京条约并未规定关税须由双方协定，这是耆英上了璞鼎查的当，主动要求谈判虎门条约，自己弄出来的。南京条约规定：“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英文版中的‘秉公议定’确实并非‘由双方谈判决定’的意思。可这问题乃是中文的固有缺陷造成的，其实中文这种毫无明确时态、词义模糊的语言最不适合用为法律语言。幸亏那文字让没有多少国学修养的传教士翻译成半文半白，否则译成典雅古朴的文言，不知道还会造成何等误解。正因为此，就连后人阅读那条款，都会误认为‘秉公议定’指的就是双方协定，盖该句之后紧接着就是：“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这儿的‘议定’就是‘双方经谈判后决定’的意思。不仅如此，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中英（美、法）天津条约里的所有‘议定’都是此意。以此类推，大众当然也就只会将‘秉公议定’当成双方协定。难道能指望耆英去攻读英文本，发现正解不成？”
各位，这“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条款，难道不是模糊中文造成的？这足以说明古汉文根本不配作为交际语言。据此不难得知：古汉语的原始性，那就是粗糙、简单、模糊、缺乏规范，此乃未经专家加工的所有原始事物的共同特点，为亚非后进民族所共有。
西方与非西方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西方有一群专家（professionals），什么也不干，就靠研究这些东西为生，并写成教科书传世，一代接一代地研究下去。语言也就是这样进步的。我们错以为语言是天然发生的，却不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精英们造出来的。英语原是一种原始语言，中世纪的英国各地的人根本无法交流，全靠某位学者对英文作了规范化，制定了语法，统一了发音，后来神学教授威克利夫（1324～1383）用这种改良英语译了拉丁文《圣经》，这才使得英语规范化了。此后经过一代接一代的专家们的努力，才发展成现代英语。正因为现代英语含有大量的专家成份，它才偏离老百姓的口语。两者的区别，反映了人为成份含量的多少。大老粗用的是天然口语，而上层阶级用的是学校传授的“精制英语”，这就是为何不同阶级说的英语不但发音不一样，连语法都不一样，而这种现象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
有人以为古代汉语的“语”“文”背离现象类似于此，其实两者貌似而本质完全相反。古中国没有西方那群专门研究各种事物的学问的专家，有的只是毕生钻研“修齐治平”的军师。古代书面语与口语的背离就是这么造成的：文言不是文人逐代加工改造既有语言的成果，恰是历代文人沿用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残次品显示出来的举世无双的智能上的窊陋与怠惰。实际上，文言根本无法用于日常谈话。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以单字为词，同音字又太多太多（此乃单音语言的必然毛病），因此根本不可能听懂，只有写下来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例如：汉语没有“权利”这个概念，后来把“right”翻译为“人权”，竟被理解为“人的权力”，“权利”和“权力”混为一谈，完全处在原始人的蒙昧状态。
中文脱出了原始状态，始于西风东渐，“八国联军”打进来后，中国人才发现世上除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别的学问，语言就是其中之一，留法学生马建忠首次为中文制定了语法，而这就是中国有了语言学的开端，此后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大量引入了西方的词汇与语法，在既有民间的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现代汉语。马建忠(1845年2月9日-1900年8月14日)，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二哥马建勋早年受曾国荃拔擢，入李鸿章幕府，司淮军粮台。四哥马相伯是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都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1898年，马建忠一直整理《文通》一书(光绪廿四年)出版。该书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同时参照汉语关于虚字的一些说法，经过长期的整理、搜集创建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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