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尚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1996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是温家宝，我是起草小组成员。经过半个月的准备，10月31日，起草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分工负责起草所有制部分。从报告起草工作一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提出，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11月16日，温家宝主持起草小组全体会议。他说：十五大要总结5年，回顾百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初级阶段纲领，是基本国情，是确定各项工作的依据，十三大以后有丰富的内容，100年不动摇。经济问题是十五大报告的重点，要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动摇，但公有制也要完善发展，大家说到的大而全、小而全、政企不分等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12月11日，江泽民对起草小组作了第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深刻阐述了党的十五大的重要意义，回顾了100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新中国成立近50年的发展史。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回答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党已经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制定了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十五大报告要回顾100年，回顾50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特别是要总结十四大以来的5年。要展望下个世纪的前50年，进一步描绘到建国100周年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此后不久，十五大报告产生了第一稿，其基本框架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得到肯定。
十五大报告需要回答的重点问题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起来？这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为了进一步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1997年1月17日，江泽民对起草小组作了第二次谈话，着重讲了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的10个问题。他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公有制经济要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目前，广大城乡出现了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形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应以积极态度予以支持。在这次谈话中，他还强调指出：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并使之进一步展开，十分重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重大经验。
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对中央研究确定的十五大报告稿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论述。他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先后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召开会议，对报告稿进行讨论和审议。出席会议的同志对报告稿中确定的跨世纪行动纲领、主要任务、方针政策等许多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在一些重要的文字表述上进行了仔细的斟酌。最后，中央领导人对十五大报告主要观点和内容在认识上取得了高度一致。根据江泽民的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意见，起草小组又多次对报告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7月10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经过反复修改的十五大报告第五稿印发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有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干部，有各省区市和各大军区的党委负责人，有十五大代表和党内老同志，共约4000人。
8月1日，中央又邀请党外人士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江泽民到会直接听取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多年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党外朋友，本着对共产党工作，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对下世纪中国前途的关心，敞开思想、献计献策，对报告稿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各单位对于报告稿的主题、基本框架和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一致表示赞同。同时，也提出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逐条逐句进行研究，又对报告稿进行了修改，共有800多处修改，重点对十四大以来5年工作的总结、邓小平理论的概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农业和地区经济布局、科教兴国战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祖国统一等问题作了修改和补充，较大地充实和加强了党的建设的内容，加重了结束语的分量。
同时，对党内外普遍关注、涉及全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部分企业职工下岗、机构改革、地区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反腐倡廉、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都加强了论述。报告还对有的段落作了结构上的调整。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报告稿又修改出一稿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再次进行了讨论。随后，报告稿根据这两次会议的意见再次进行了修改。
9月6日，十四届七中全会在京开幕。在3天的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列席会议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对报告第八稿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议和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报告又作了修改。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形成了长达3万多字的第九稿。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回顾百年，展望未来50年，全面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极其深刻，内容极为丰富。9月9日，十四届七中全会通过了这个修改过的报告稿，决定提请十五大审议。
在起草文件的同时，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当时，有人认为：华为科技公司姓“资”不姓“社”，一是因为华为国家没有投入，二是搞了员工持股，因此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作为一个改革工作者，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我专门去深圳进行了调查研究，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很支持我的观点。
经过实地调研，国家确实对华为没有投入，但员工持股后，充分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发展了，员工的收入提高了，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华为的案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提示：一是打破了姓“资”姓“社”的观念，用实践证明了并非国家投资就是社会主义，私人投资就是资本主义的观点。二是华为创新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华为的实践证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通过这些调研，十五大报告明确写道：“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鼓励和支持。”
关于所有制问题，十五大报告也有了新的突破：第一，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个过去没有提。把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强调它是长期的。第二，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以多样化。原来所谓公有制，就是国有的和集体的。第三，提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个也很重要。第四，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面。
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一个企业100%国有，还有一种模式是国有占20%，其他是多种所有制成分。究竟哪一个控制力强呢？我说，前一种模式只控制1个企业，后一种模式可以控制5个企业，控制力加强了。所以，后来就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面。第五，提出各类企业包括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平等竞争的。第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6条都是很大的突破。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改革的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这里也有个故事。我跟他们说：“报告稿里民主有了，法制也有了，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权和自由啊？”他们说：“没有地方放了。”我说：“这不行的。”
后来，在温家宝主持的一次起草小组大会上，我提出：“必须要把自由和人权这两个概念写上去。”我当时讲了三点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想一想，问一下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自由，都要人权。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都要，那么为什么不能写上？第二，宪法上讲了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敢提了呢？怕什么呢？怕就怕自由化嘛！自由化受到批判以后，自由都不敢提了。第三，自由和人权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是人类共同所追求的，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既然这样，为什么回避呢？我说，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要继续执政，就必须要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
温家宝觉得我讲的话有道理。于是在当天晚上，他就考虑了这个问题。第二天，在起草小组开会的时候，他首先讲：“昨天，尚全同志提出的建议解决了。”由此，在十五大报告中，温家宝写上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句话。
后来，“人权”被写入宪法，又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到底是讲“法制”还是“法治”？当时有的人坚持用“法制”。经过讨论以后，用了“法治”，提出建立“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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