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斌
被誉为最伟大商帮的晋商，因格局开阔崛起，最后也因画地自限而衰败。
一九○四年的春天，晋商蔚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躲在房中，痛心疾首的写著一封信，窗外北京冬雪初融，此时距离清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诞生的时间，还有八年。他在信中写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晋商票号恐地位不保。”
李宏龄，是晋商众多分号中的普通掌柜，也是最后一位有机会扭转颓势的山西商人。不过他却没有成为起死回生的英雄。称雄海内五百年，晋商既是倒在外资银行的进攻和动盪的政治局势之中，更是因为家大业大之后的大企业病症。
败在安逸成习：做官府特权生意，敏感度钝化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在经营形态上，其营业项目与对象比现代银行都较窄，主要的客群是特定商人与官府户，也就是只经营法人业务、而不吸收小额散户存款。而且，借贷不要担保品。
一八五○年，太平天国在南方起义、阻挡长江水路，茶路、盐路南北隔绝，货物不畅。当时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曰，“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各级地方政府的税银也难以一箱箱运往北京国库。这让晋商票号首次有机会介入政府的税银汇兑。
当时，南方等地方政府纷纷将税银存入晋商南方分号，而晋商北方总号则提取现银运往北京。此后，满清王朝的战争赔款也交由晋商票号汇兑支付。仅一九○○年清王朝被八国联军打败，庚子赔款生意就有白银十亿两汇兑，晋商可以从中盈利百分之六。
特殊的政治局势，让满清政府成为了晋商的超级大客户。特权生意、垄断利润，也让晋商在不需要太大股本、也不必具备现代银行业应对散户贷款抵押物的“鑑价能力”时（晋商常常标榜“万两银子一句话”的信义原则，不论贷出多少款项都只看人格和信誉，不需要任何抵押），就能赚取高额利润。
“安逸财”，向来都是大企业走向衰败的徵兆。ＩＢＭ前任董事长葛斯纳（LouisV.Gerstner）在其自传《谁说大象不会跳舞》一书中，就指出了曾经垄断了大型主机业务的ＩＢＭ，在一九九○年代“从市场独大，逐渐走向骄傲自大。”
败在官府垮台：外资银行入侵，发行纸币动摇根本
当时晋商垄断经营政府税银，票号利润分红曾经达到一年每股一万七千两（约合新台币五百四十四万元）。票号的经营原则是，就算赚取再多的钱，都要当年分红完毕，这使得他们的股本实力还是成立之初的规模，约在三十万两白银至五十万两白银之间。这比起西方银行股本小很多。
一九○○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外资银行藉机涌入中国。花旗银行远东分行、香港上海丰银行等现在的全球金融巨头都在那时登陆中国，此后二十年外资银行从无到有，数量聚集增至上百家。以今天还存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海归派商人陈光甫创办时股本规模只有十万两白银，但是灵活的经营制度、以及主营散户的零售银行模式，使得上海银行十年内、仅经营外汇的股本规模就达到三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一般的晋商票号总股本规模的五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发行纸币，代替消费者以白银支付的习惯，这对票号的白银汇兑、汇通天下的生意，产生根本性衝击。赚取“安逸财”的好处是，只要跟少数人维持关係，就能有高利润；但坏处是，外部环境大变局时往往应接不暇，也没有变革的动力。一九○○年前后清王朝接连战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满清走向覆灭的边缘，也将中国拖入近代政治大变局之中。标榜万两白银一句话的晋商，此时遭遇到许多人借银子不还（没有抵押物），又有很多人同时提款自保，晋商票号遭到挤兑。以太古县日昇昌票号为例，一九○○年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时，此项损失合计就超过三十万两白银（约合新台币八千四百万元）。
败在不知不觉：谏言改组银行，反遭总号打压
此时的晋商依然有机会“起死回生”，虽然当时外资银行来势汹汹，但是大多集中在沿海天津、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还没有进入内地经营。位于北京和南方的百多家分号开始给山西平遥、太古和祁县的总号写信，劝说早日改组银行、扩充资本额，将众多中小规模的山西票号合组成一家大型股本规模的银行，与外资抗衡。满清王朝亦力邀晋商筹办户部银行（相当于今天的中央银行），给晋商提供了最后一次转型机会。不过这一次，躲在山西县城晋宅大院的总号掌柜和东家，却没有平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格局。
蔚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是推动改革的领袖，他在信中写道，“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晋商票号恐地位不保。”坐在房中写信时，李宏龄特意挑选了十三张用西洋油画制作的北京风光明信片寄往山西，希望这些新鲜事物能唤起“格局”闭塞的总号掌柜和东家励精图治、改革票号。这一封信，被发往了全国两百多家晋商总号和分号。
合组银行之事，遭到当时业界泰斗蔚丰厚总掌柜毛鸿翰动用独裁权力抵制。他写信给李宏龄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并向全国各号发信件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
此后晋商还有三次合组银行的机会，都因为“人心不齐、总号反应迟钝”而失败。《山西票号变迁的制度分析》作者刘建生认为，晋商后期进行的票号制度改革属于诱发性变革，“也就是在时局已经改变的情况被动改革，被动改革与主动改革的区别在于，一个造势，一个跟著局势走，反差巨大。”
去世前一年，李宏龄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自费出版。《山西票商成败记》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晋商初年成功离不开政府给的特权。他们通过与政府疏通关係，往往可以拿到独家经营的权力。一九一二年，满清王朝覆灭就是赔款汇兑生意都交给晋商操办。但是满清王朝倒台之后，一是官府的大客户生意不复存在；二是清朝也胁迫晋商分担赔款，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晋商垫付赔款总计超过十亿两白银（约合新台币四百二十亿元）、占当时赔款的三分之一，导致晋商元气大伤。
山西省地处中国中北部，北面是乾燥的沙漠和万里大草原，东面则是绵延千里的太行山脉。早期因为与蒙古大草原接壤，是中国与外界接壤的大通道。但是西方军舰敲开中国国门之后，山西既没有出海口、也不是行政管理中心。从现代地理眼光来看，山西就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大变局中，资讯最闭塞的地方之一。这也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晋商，丧失了赖以成功的“大格局”。
在晋宅大院裡面最出名的是院牆，它们常常高达几十尺、巍巍壮观、高耸入云。它，曾经锁住了晋商聚集五百年的财富，也将晋商的大格局锁在深宅脊樑之中，无法再续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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