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岛风
很多人想不通：俄罗斯做为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做了不少坏事，霸占国土，还曾在1969年扬言要给中国做核手术，中国为什么还有不少人处处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替苏联垮台惋惜，替俄罗斯挨揍喊冤，甚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要挖空心思寻找合法根据？也就是袁腾飞所说： 俄毛虐我千百遍，我待鹅毛如初恋。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就不难理解，没有苏联这个国家哪里有中国共产党的天下？今天咱们就从俄罗斯如何通过共产国际建立中国共产党说起。。。
1919年3月2日，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在苏俄首都莫斯科召开，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共产党和激进党派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二级梅毒列宁在大会上做了煽动性的报告，宣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正式成立。共产国际是个什么东西呢？众所周知，俄罗斯从沙皇时代就开始对外扩张，其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设在莫斯科的苏俄对外扩张机构，它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和激进党派提供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是在世界各地大力发展建立支部，传播、鼓励、煽动暴力革命，从颠覆各国政府而最终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不料，列宁在他看好的第一个颠覆目标—德国面前就栽了跟头，随着不来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相继崩溃，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宣布失败，列梅毒栽了面失望之极时开始把目光转向远东这个倒霉的邻居—中国。
1920年4月，布尔什维克在控制了西伯利亚后，苏俄与中国的陆地交通得到了恢复。当时驻伊尔库斯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了一个特务叫威金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到中国考察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可能性以及威中国支部物色能够推行列宁版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当年威金斯基仅27岁，人小鬼大，是个俄罗斯犹太裔，20岁那年随全家移居美国，在美国混了5年，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加入了美国的激进组织—美国社会党（共产国际成员）。1918年威金斯基自愿回到苏俄，随即加入布尔什维克，凭着流利的英语，北美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政治嗅觉，先是被红军情报机关相中，后又被共产国际吸收为对远东地区联络的特务。1920年4月，威金斯基带着老婆库兹涅佐娃，以一个俄籍华人特务杨明斋为带路党，以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记者身份为掩护，由哈尔滨潜入中国。一行人沿中东铁路到达天津后再转入北京，与一个在类似今天“孔子学院”的俄文学校（俄文专修馆）里当教员的俄国人柏烈伟接上了头。这柏烈伟何许人？柏烈伟是个白俄（也有说法是乌克兰人），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但这家伙与今天很多海外华人分裂人格很相似：一边逃离苏维埃政权却又为布尔什维克效力，然后被契卡（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展成卧底眼线，表面上在俄文专修馆里担任教员，还在北大兼职几门俄文课程，背地里干一些帮助苏联收集经济文化情报这类与自己身份不符的龌龊勾当。
威金斯基到达北京后，通过柏烈伟很快又与另一个俄文专修馆俄籍教员（伊风阁）和在法文《北京报》当编辑的俄国人（伊万诺夫）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些人成功地打入白俄在北京的圈子，然后通过这些白俄侨民的介绍听说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马列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又是个愤世嫉俗的愤青，能写能说，而且颇具煽动天赋，身边围绕着一些激进学生和左倾文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威金斯基对陈独秀做了很高的评价，认定为老陈将是负责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最佳人选，最终也一定会为苏俄的利益鞍前马后。
但是当时的陈独秀并不在北京，而且威金斯基一个洋人也无法接近老陈。老陈因散发传单被被捕后立刻被社会名流保释，出狱后即辞去北大教授职务跑到了上海。柏烈伟便找到共产国际另一个中国籍的特务—李大钊，由李大钊写介绍信推荐威金斯基去上海面见陈独秀。威金斯基到了上海，先是组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设中国、日本、朝鲜三个科，然后便开始接触陈独秀。威金斯基通过翻译杨明斋向陈独秀和上海几个激进分子宣传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并且建议由陈独秀挑头建立一个中国的共产党组织，至于最重要的经费问题，一切都由共产国际负责。有钱能使鬼推磨，陈独秀这时自己也穷困潦倒靠办杂志养活自己，一听俄国人肯放血出卢布，立刻被深深地打动了。先是串通上海的一些激进分子和报人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了没几天，1920年8月22日，陈独秀就憋不住了和另外6个上海的激进分子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家中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CP），还通过了党章草案和宣言。由于威金斯基建议使用“书记”为领导人的职务名称，陈独秀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所以共产党真正建党的是时间是20年8月22日，而不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1921年7月1日”。我国教科书之所以隐瞒陈独秀成立共产党的时间是为了贬低矮化陈独秀，故意抬高毛泽东的作用而已。
在接下来几个月时间里，老陈很忙碌，四处发展党员（最终达到59人），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为样板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陆续成立了武汉、北京、广州、旅法、旅日等5个“党支部”。武汉支部是陈独秀亲自一手发展的，书记是包惠僧；北京支部是以共产国际特务李大钊为书记；广州是以谭平山为书记；旅法支部的书记是张申府，旅日支部的书记是后来的汉奸周佛海。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陈独秀没去长沙和济南发展党员，更没去建立支部类组织，济南是以王尽美和邓恩铭为首的康迷尼斯特协会和励志学会。长沙那伙人就更为松散，根本就称不上什么组织，除了在驱逐张敬尧寻求湖南自治问题上看法一致，连个像模像样的资深头领都没有，说白了就是乌合之众而已。毛泽东那时仅20余岁，论年龄论资格论学识论经验都排不上号，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青年团（SY）的小头目而已。后来的党史为了夸大湖南毛泽东的作用，避免提及上海的“中央”地位，编造笼统含糊的“共产主义小组”概念以取代各地的支部概念，以便提高湖南这伙乌合之众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
1920年底，广东军阀陈炯明offer陈独秀一份工作，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委员长！这顶乌纱帽和丰厚的俸禄要远比当个管59个人的中共书记职务更有吸引力。接到聘书后，老陈毫不犹豫地把党的工作交给李达（代理书记），自己流窜广州走马上任做官去也。威金斯基一看自己培养的书记走了，自己也赶紧收拾行李跟着老陈屁颠颠地去了广州。
话说列宁这边看到老陈不到三个月就组建了一个共产党，很是欢喜！第一步成功了，但老陈扔下党的工作跑广州当官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让列梅毒很不满意。为了让中共尽快发挥作用，共产国际调回威金斯基，又选派了一个叫马林的人，带着卢布和行动纲领等一系列文件纲领来上海，督促中共早日正式挂牌成立并召开代表大会，尽早担负起共产国际的期望的重任。马林是啥人？马林是个荷兰人，曾给列梅毒当过秘书，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此人思想激进，深得列梅毒的信任，特务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马林来中国并不容易，先是在维也纳申请中国签证时被捕遭到驱逐出境，然后又以日本杂志社记者的身份，携带巨款从也门登上来华的客轮，到达上海后化名安德莱森与尼科尔斯基接头，后又通过尼科尔斯基与中共代理书记李达取得了联系。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到达上海后立刻与李达和李汉俊取得联系，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党的成立，所需费用均由共产国际出资。于是，代理书记李达一边与广州的陈独秀联系，一边给各地的党支部发信，要求每个支部派两个代表到上海开会，并在信中明确表示会议管吃管住，另付车马费每人200大洋，以吸引党员们前来开会。200大洋是个什么概念？ 1921年北京的公教人员年收入为200-3000大洋，宣武一所二进的四合院（15间瓦房）要价1300大洋，北京郊区一头成年耕牛的价格5块大洋，也就是说，200大洋是40头牛的价格！李达门槛精细，担心有人领取大洋不到场，就背着马林私自定了一个土政策：人到达会议后才能领取100大洋，剩余100大洋待回程时再发。后来证明李达果然明智，答应出席的徐州和南京代表半道上蒸发，如果开始就发全，岂不是平白无故浪费了俄罗斯为中共建党的宝贵卢布？
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也没有高铁或飞机，山高路远，而且这50多个人党的前途究竟怎样也是未知数，所以去上海开会没有什么号召力。陈独秀和李大钊每月数百大洋的收入，200大洋的车马费吸引力并不大，两人各自编造了不肯出席的理由。陈独秀的理由是广州某学校的校舍资金尚未到位；李大钊的就更荒唐，说是与学生论文答辩时间上有冲突，故而不能到场。但是200大洋的车马费对年轻人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包惠僧听到后如同天上掉了馅饼，屁颠颠地代替陈独秀去上海开会。由于湖南并没有党支部， 所以开会的通知就落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头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一看200大洋两眼烁烁放光，这笔车马费比他在北漂打工时2年的工资还富富有余，岂能不去？就忽悠年纪比较大的何叔衡带他去，何叔衡生于清光绪2年（1876年）出生，也乐得路上带个小马仔帮着端茶倒水提行李，欣然同意。两人偷偷摸摸准备行程，不料此事被谢觉哉发现，据老谢回忆，他听说两人要去上海后很吃惊，但木已成舟，只好认栽，默默地送两人去了湘江码头。
会议原定6月20日举行，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假借北大暑期考察团的名义住在法租界蒲实路博文女子学校的宿舍里。代理书记李达负责审查代表的资格，这才发现湖南来的这一老一少俩老表虽然是热情很高，但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何叔衡乃一前清秀才出身，以张国焘的话说：“线装书读了不少，常常张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马列主义基本不通”。这哥们也是共产党？也来开共产党代表大会？这让共产国际的人看见太丢份了！当时就把老何打发回了老家。小毛颜值还行，又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按理说也没有也没有资格参加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但会议总是需要个年轻人帮着打酱油，做做文字记录，买烟卷泡茶，所以就留用了。这事本来过去N年后无人知晓，可是偏偏李达这个人嘴巴大，解放后把当年阿毛是非正式代表的事捅了出来，文革时红卫兵来了，再给毛泽东写了“救命信”也不管用，最后还是死于非命，大家千万要记住，在中国大陆必须记住祸从口出的古训！
广州支部的陈公博是带着老婆李励庄来上海度蜜月+开会的，两人新婚，女校学生宿舍自然不方便新婚的二人世界，就在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开了一间房；济南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干脆就是俩没长大的孩子，王尽美当年22岁，邓恩铭20岁，别说不通马列，就连生活自理都有困难。两人坦诚是来学习马列的，还不时傻乎乎地提问一些很基础的名词；北京的刘仁静更是个小弟弟（19岁），是因为李大钊和罗章龙都不肯来，而刘仁静正好去南京开少年中国的学会，属于顺路搂草打兔子。旅日支部的周佛海是因在日本遭到警视厅的调查，以过暑假为名逃回上海避风头，偶遇大会召开，便算作日本留学生代表参加进来。据说当时会议通知书还发给了徐州和南京，不料来的代表半路上就改了主意打道回府。
关于中共一大日期，也是非常混乱，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都是按照毛泽东在1940年一个讲话中所定7月1日为党的生日为准，但现在根据新的资料来看，估计是毛泽东选的生日是闭幕日（1921年8月4日），而且错把阴历当作阳历（1921年8月4日为阴历辛酉年七月初一）。真正会议开幕式是1921年7月23日，开会的正式代表是12个人，加毛泽东这个打酱油的共13人，参加会议的还有两个洋人，一个是前面所说的列宁的秘书马林，一个是接替威金斯基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尼科尔斯基。开幕式上，马林讲话：中国党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说起无产者，这帮开会的人里一个工人也没有，都是些激进的文化人和报界达人，剩下的就是几个恨国党愤青愤老。
大会开会的地点有好几处，但是万变不离法租界。也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中共虽然大骂洋人的租界不平等，但是他们搞这些非法活动却是得到洋人民主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庇护。要是这帮人在中国管理的地界上，要是放在今天，早就以聚众闹事图谋不轨的罪名枪毙好几回了。1921年7月30日晚上， 这伙人正在李汉俊家里开会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在场。这时法国巡捕房的一个华人密探从楼下经过，听到了楼上马林的鸟语，就上楼打探。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一看大事不好，立马逃跑，剩下的华人被赶来的法国巡捕询问一通，还问到是否认识一个荷兰人，大家谎称不认识。据陈公博回忆，当天晚上陈公博在回大东旅社的途中就被可疑的人跟踪，好不容易甩掉尾巴回到大东旅社睡下后，夜里隔壁房间出了枪击案。俗话说，十命九奸，虽然后来得知这是一对男女的殉情案，但当时警察巡捕侦探来了一大堆，陈公博夫妇吓得不敢再住了，第二天到李汉俊家诉说了昨晚的经过，然后推说李励庄很害怕，自己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于是带着老婆离开上海，去了杭州继续蜜月旅行。
剩下的人也很害怕，也认为会不能再在上海开下去了。李达也是新婚，老婆叫王会晤是浙江嘉兴人，建议去她的家乡南湖，雇条花船，装作游山玩水，可以继续开会。第二天大家就烧了文件，买了火车票去了南湖，陈公博不去了，两个洋人受到惊吓也不敢再去南湖，李汉俊也吓得不敢再去嘉兴，这一大在南湖时就没几个人了。坊间还流行一种说法，这些人不是在李汉俊的家里开会 （否则华人密探也不会随便闯入），而是在一个妓院里表面装作打茶围，由于华夷群聚遭到巡捕严重怀疑：当时的中国国情，两个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洋人与十几个中国人聚在一起打茶围？巡捕要进一步调查，两个共产国际的洋人吓得逃跑了，再也不敢与中国人扎堆开会了。。
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宣布中共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由俄国人物色领袖并扶植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接受苏俄的资金（21年—31年之间，平均每年接受资金20万大洋和鸦片珠宝一类物品）。这笔巨款并不包括特殊费用，例如保释陈独秀的5千大洋，南昌暴动1万大洋，广州暴动10万大洋，都是共产国际在保持正常运转外的特殊开支，所以当时的老百姓称其为“卢布党”，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反过来共产国际要求的事能不舍命干吗？对于这样一个恩情比海深的豢养，能说不是俄爹亲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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