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

文/王克斌

1966年夏，我正在清华读大二，遇上了历时十年的文革，停课闹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被卷进了空前未有的大风大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批斗走资派和教授开始，一直发展到两派对立，刀戈相见，不共戴天。文革中死伤无数，被整肃过的人不下几千万。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教育等多方面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如今，虽然没人具备毛的威望去实现他七、八年再搞一次的宏愿伟业，但是也没人能够保证，类似文革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因而，认真总结一下文革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背景将有利于防微杜渐，避免重蹈旧日的覆辙。

首先，文革的产生需要一个睥睨万物说一不二的强权执政党。这个党全面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从国安、国防、科学教育、工业、农业，直到人们日常的思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像文革这样气势磅礴的群众运动，还必须有一位紧握枪杆被神化的领袖。全体国民对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敬畏膜拜。他老人家振臂一挥，7亿人民山呼万岁，誓死追随。他让谁生，谁就能活；他要谁死，谁就得亡。他喜欢时，可以让你当主席，进党章；他气恼时，可以让你锒铛入狱、生不如死，逼你驾机叛逃。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动辄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他可以像一位牧主，挥着长鞭把数亿农民驱赶到人民公社的圈栏。它可以挑战上帝，让人们手举圣书早请示晚汇报，祝他万寿无疆。他可以把人们分作两派，各自打着他的旗号，相互叫骂厮杀。他可以迫使百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他可以让臣民为了革命事业，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一个个追随者红着眼睛，失去了人格和理性，像一群上了发条的机器人，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的最高指令。没有这样一位咤叱风云顶天立地的领袖，就不可能有文革这样宏伟壮观历时持久的全民运动。

第二，要有一个基本上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厂矿、交通和学校属于国家企业或事业单位。工厂不管是赔了、赚了，工人照领工资。老师可以不教书，学生可以停 课，免费搭乘火车汽车，四处串联，煽风点火，但老师薪水照发无误。工厂学校多年来被严格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公有制的保证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铁饭碗，干多干少，报酬相同。不管你是造反派，保守派， 还是逍遥派，不管你一天干几个小时，每月的工资分文不少。那些派往大学去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人宣传队则是100%的全脱产。这样一群不务正业的劳动者如果是在一个私有制的国度，早就被解雇了。至于那些学生，尽管6年大学没有读完，还是每人都得到了一纸文凭，不管是到了什么地方，每个人毕业后都有工作和收入。没有公有制作为这些貌似职业革命者的经济后盾，历时10年文革恐怕连10个月也支撑不住。

第三，需要有连年的好年景的自然配合，粮食供应丰富。革命意志再坚强的人也离不开口粮，中国广大的农村，数亿农民的辛勤劳作，以及没有大旱大涝的干扰，使得人人都能保证30多斤的粮食定量。不仅如此，地方上还有不少单位为前来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供应饭食。我在西安交大串联时，学校为红卫兵准备免费水饺。在云南大学时，每天早晨享用蘸白糖的江米饭，比我在清华的伙食还好。如果在1960年的困难时期，人人食不果腹，面带菜色，地方上不可能为那么多学生提供吃住。中国的农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配合着风调雨顺的年景，让成千上万的东奔西走的革命家们填饱了肚子，去从事你争我夺破坏国家的恶性活动。

第四，执政党有绝对的舆论控制权，广播，电视，报纸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对毛主席发出的每一条最高指示，宣传工作不过夜，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致毛泽东的任何决定和讲话都能迅速地被传达到各个角落。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文革一开始就在舆论的驱动下轰轰烈烈地一层层地兴起风作起浪，宣传工作者用娴熟的笔杆热情地编织出一幅幅“红旗如海歌如潮，祖国形势无限好”的美丽僮锦。1966年，毛主席身着绿色军装，多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小将，鼓舞士气，号召他们把文革进行到底。上百万的青年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云天，这些至今难忘的场面把青年学生的精神状态激发到最高的境界，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文革初期，这些热血青年可以说完全处于忘我的亢奋之中，这些人成了为文革奔走呼号摇旗呐喊的马前卒和急先锋。当然他们也从未怀疑过会被秋后算帐，批斗审查，甚至遭遇牢狱之苦。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这些马前卒不过是被人利用完就甩掉的牺牲品，一代被社会无情抛弃的天真幼稚的愤青。

第五，从49年建国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作为人类灵魂的政治基因工程师已经把国人驯化成崇尚共产主义，坚决跟党走的盲目顺服者。在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之后，毛泽东树立了几大样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还有那位把党比作母亲做好完事就写日记的雷锋同志。随着军队倡导的四个第一，全国各个单位，都把突出政治放到首位，提倡先红后传。工人、学生和农民都坚决听党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和好战士。在15年的时间里，从少先队、共青团开始，毛泽东把全体国民的思想意识的固有频率调节到他所期望的数值，以致在文革初期，他发出的每一指令都会在民众中产生全面的受激辐射，一呼百应，引起强烈的共振，焕发出排山倒海般的能量。毛泽东亲手完成的这项数亿人的思想再造工程成了文革产生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第六，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老百姓不受人权保障，也不知道人权的意义。文革中，就连以人治为主体的公检法系统也陷于瘫痪，人们完全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因为一句话，一封信，一篇文章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一批又一批的人群因为不同原因沦落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失去人身自由。一个白发老人可以因为地主身份被打得皮青脸肿，死去活来。国家主席的夫人可以被揪到大学接受凌辱批斗。身经百战铁骨铮铮的将军元帅自身难保，东躲西藏。生命已经没有价值，个人已经失去尊严，人格已被严重扭曲。当然，这个条件也可以被看作文革的结果。

除了上边的六个相对静止的社会条件，文革的产生还有个动态（Dynamic）因素，那就是国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方针方面的斗争。50年代末，国际上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分裂，中苏交恶。中国在世界上只有零星的几个朋友，唇齿相依的朝鲜，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和天涯若比邻的阿尔巴尼亚。60年代初，中共连发了9篇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严词批判，事态几乎发展到“卫星上天，人头落地”的危险地步。此时经过对某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和农村的四清运动，国内的路线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二把手刘少奇的威信在七千人大会后已经增加到和毛比肩的程度，其思想路线已经与毛相左，非有文革的特殊手段，不足以反修防修，打倒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警告人民，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革是继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达到的全剧的高潮，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终极体现。当然他也没有料到，在高潮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失落与困境，以及右翼的邓小平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一代天骄毛泽东也在孤独与惆怅中嘎然离去。

如果说三反五反，反右和四清只是几次为时短暂的局部的政治运动，那么文革则是一场旷日持久全方位的大翻个儿，底儿朝天的革命。往日高高在上的领导被打翻在地，受人尊重的科学家们被关进牛棚，矛盾激化到武斗盛行，枪林弹雨，文化革命演变为一场武化的斗争。运动叠加着运动，波澜追逐着波澜，5% 的人们一拨一拨地挨整，个个提心吊胆，人人忧心忡忡。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地覆天翻的十年动乱里，这个国家的机器依然运转，这个国家的秩序照旧维持，这个国家的人民继续休养生息。

文革不仅是毛泽东的主动选择，文革还是毛泽东失去控制的链式反应。如果他不死，如果四人帮不除，文革不知还会延长到哪一个猴年马月。撇去它的破坏不谈，文革运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理念的崇尚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伟气魄。很不幸，文革的始末证明了它是一场灾难，它是一次浩劫。二战以后，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埋头经济建设，重整家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中国此刻却纠缠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纷争，被遵奉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用他的一双巨手把国家推向了黑暗，中国人跌落到贫穷的陷阱，远远地落到了世界潮流的后面。中国失去了信仰，中国失去了道德，中国失去了法律的约束。文革造成的破坏与创伤恐怕100年后才会完全恢复愈合。理想至上眼里不揉沙子的毛泽东先生最终没有脱离封建暴君的框架，与秦皇汉武相比，如果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那就是他的马列加封建的暴孽体制让历代的帝王相形见拙，黯然失色。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写给江青同志的信中提到，“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要七八年再來一次”。 他的预见有两个错误，第一低估了文革的破坏与代价，第二高估了文革的胜利成果。中国有可能再建一座长城，再凿一条运河，再经历一次血雨腥风的朝代变迁，但是中国有良知的人民不会容忍全面重来一次历时十年摧残人性的文化革命。因为产生文革的条件过于严酷，因为推行文革的代价过于贵重，因为像毛泽东这样在几十年的搏杀中才能树立起来的人神上千年才会出现一次。然而，在某个局部地区、部门、在较短的时间里，重复文革的某些片断和插曲还是不无可能的。几千万重庆人在熙来同志的指挥下高唱红歌就是重温旧梦的一幕。

尽管全面重复文革的难度很大，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学者们还应当对它做一个严肃认真的审理，弄清楚文革的背景、条件和流毒。只有这样， 才能更有效地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才能把文革的影响与后遗症减小到最低微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