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经济学家的敢言与尴尬

文/春风

对笔者来说，生活在墙内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滞后。

昨天，我才收到，国外朋友发来的两篇刊登在《议报》上的文章：《魏加宁 | 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风险》和《吴敬琏 |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序》。读后，笔者赞赏体制内经济学家的敢言，也不由地感慨他们处境尴尬。此文中，笔者所说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指的是魏加宁、吴敬琏这样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李稻葵那种“御用”经济学家。

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有的体制内经济学家危局之下，并不退缩，敢于发声。魏加宁先生和吴敬琏先生就是敢言的经济学家。由于处于体制之内，体制内经济学家未免尴尬，有的话不能说。于是，有的体制内经济学家，实在要说的话，前文指出问题，后文要说好话加建议，例如魏加宁先生。也有的体制内经济学家，实在要说的话，一定要委婉，点到为止，例如吴敬琏先生。

一、魏加宁先生的敢言与尴尬

三年清零，众多企业倒闭，无数商店关闭，失业率高高攀升，昔日繁华的闹市区冷冷清清，以往奔忙的高铁列车空空荡荡，大小民营企业家纷纷润出他乡，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今年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2022年12月24日，第五届中国金融安全论坛上，对中国经济困境心急如焚的魏加宁先生，勇敢地指出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风险：市场僵尸化、企业僵尸化、银行僵尸化、央行僵尸化、财政僵尸化和政府僵尸化，共六大风险。

大胆，魏加宁！中共气势汹汹地全网禁封了《魏加宁 | 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风险》一文。

这种暴露国家经济形势机密的话，中共喉舌是不敢说的，也是不能说的。君不见，人民日报社评选出的“2022国内十大新闻”中的第二大新闻是：中国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国发展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这种暴露国家经济形势机密的话，祸首习近平也不敢说，也不能说呀！三年清零，是我“英明领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呀！于是，“开创性的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厚颜无耻地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

魏加宁说实话了！国人称赞，笔者佩服。魏加宁是体制内经济学家，文章全网禁封是轻的，不知要受到何种处分，笔者甚为担心。

前文说了不能说的话之后，为避免中共追究，按照惯例，魏加宁在后文不得不为中共和习近平说句好话：

“最近一个时期，重振经济的信号越来越强烈。一方面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民营企业释放出积极信号，明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他自己是从福建、浙江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干过来的，所以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看！党中央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啦！我们的“英明领袖”习近平也发话了：“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不必惊慌，润出他乡的民营企业家也赶快回来吧！

对于“伟大领袖”习近平的话，魏加宁未必相信，但是不能不附和呀！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魏加宁一定知道：2018年，习近平曾经发动攻势，妄图消灭私有制。

1月11日，御用文人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这是在告诉中国人，中共是一定要消灭私有制的。5月4日，中共隆重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大肆赞扬主张用暴力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9月11日，财经人士吴小平写文声称：“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人算不如天算，中美贸易战打断了习近平的美梦。2018年4月4日，中美贸易战开打。贸易战打击了中国投资者信心，加速了股市下跌，中国经济增长逐步放缓。形势紧迫，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哄骗企业家，说什么：“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狼，能不吃肉吗？

2020年，过了不到两年，原形毕露，党棍习近平又开始教育民营经济人士要做“明白人”，听党话、跟党走。对不听话的企业家，习近平采取手段压服，直至关进监狱。马云被约谈，阿里巴巴集团被罚款。孙大午被判刑，大午农牧集团被贱卖了。

2022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大事不好，奸徒习近平又厚着脸皮跟民营企业家套近乎，再一次表白，”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 中国百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能信吗？

君不见，有网友随后说，“真有这份诚意，就把马云请回来”。

“既然支持民企，支持民营经济，是否先把孙大午放出来？”

作为体制内经济学家魏加宁不得不为中共和习近平说句好话，笔者心里十分难受。没办法啊，人要活着呀！

好话说完了，再按照惯例，魏加宁要提建议了：

中央的政策方针已经十分明确。问题是如何重振中国经济？！如何让国内外的投资者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不会再变了？！

首先，要取信于民。 其次，要放开信息市场。再次，要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心。

体制内的魏加宁，不能仅仅指出问题，必须要提建议，笔者十分体谅。问题是，这些建议，中国共产党能够采纳吗？

二、吴敬琏先生的敢言与尴尬

吴敬琏先生是笔者非常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许多文章。目的有二，其一，从中发现中共党内不同派别的见解、主张和交锋；其二，为撰写批判中共的文章积累素材。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序中，吴敬琏先生说：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首版于2018年的作品。转眼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

吴先生没有说，2022年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说的是“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老先生说得多么客气呀！

吴敬琏先生又说“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吴敬琏先生还是没有说，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说的是，“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老先说得生多么委婉啊！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风范。吴敬琏先生使得我想起了我的导师。当年，我的老师总是委婉地指出我这个老大不小学生的问题，生怕学生我产生误解。现在，中国这样的老先生是少之又少了！

可是，吴先生以前绝不是用这样语气的写文章的。

如，吴先生曾经写文：《改革就是要打破“党国大公司”》，矛头直指中共党国大公司。

再如，《纵论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碍》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揭露，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碍是：意识形态中的苏联模式障碍、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和旧体制所造成的障碍。吴先生的文章，言辞犀利，直戳要害。吴先生还有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警告中共，也告诉中国人，中国经济危险啦！

吴先生，为什么现在如此委婉客气呢？

读者都知道，被民间视为痞子的习近平上台后，打击迫害敢言的知识分子。许多知识分子不再说话了，好鞋不踩臭狗屎。不说话，就这么看着痞子作乱吗？还是有人要说话的。魏加宁直言不讳，吴敬琏委婉客气，都是难能可贵的！

吴敬琏先生说：“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在告诉中国人，天下苦秦久矣！

吴敬琏先生又说：“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

老先生正确地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之一，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

吴敬琏先生又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老先生正确地指出，要改变封闭僵化落后体制的问题，就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吴敬琏先生提出建议：“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

吴敬琏先生指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僵化落后，提出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问题，建议要“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

三、笔者有话要说

作为体制内的经济学家魏加宁先生和吴敬琏先生，有的话不能说，有的话不能说透。笔者乃是自由学者，以批评中国共产党为己任。所以，有的话我可以说，有的话也能够说得透。

笔者首先要对魏加宁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说几句话。

关于民主法治建议

两位先生都提出了民主法治建设建议。魏加宁先生建议，疫情政策放开后，中国共产党要“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心”。吴敬琏先生也建议：“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几十年来，民主法治不知有多少人说了多少次啦！这样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是不予理睬的！

10年前， 2012年9月3日，吴敬琏先生发表在《爱思想》中的《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一文，就提出“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的建议。今天再提，也不会起到作用。

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专制政党。专制之下无法治！

如果中国共产党讲法治，就不会坚持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中国共产党讲法治，就不会坚持坚持“一党专政”；如果中国共产党讲法治，就不会坚持“党指挥枪”；如果中国共产党讲法治，就不会设置“防火墙”。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心”的。

2012年，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个一言九鼎想随意大撒币的皇帝怎么会把法治放在眼里！如果中国共产党讲法治的话，魏加宁和吴敬琏两位先生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这些浅显的道理，魏加宁先生和吴敬琏先生是绝对懂的。2022年的白纸革命告诉我们，越来愈多的中国百姓懂了，尤其可喜的是“零零后”的中国年轻人也懂了。为什么还是这么苦口婆心？难道你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吗？能够改，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了。之所以在此文中，对两位先生说，要求中共“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的建议是不可行的，笔者是想告诉那些对中国共产党还抱有幻想的中国人，丢掉幻想吧，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救药！

天下苦秦久矣

吴敬琏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位先生应该知道，中国大量的问题起于中共建政，源于中国共产党党国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暴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一体的专制帝国。这个党国是政治、经济、思想三位一体的帝国。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独揽国家权力。，中共的意志就是法律，对百姓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后，便成为全国土地和国有财产的最高所有者。思想上，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这几年，又增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教育、宣传和媒体等一切手段对国民洗脑，控制国民的思想，消灭一切反对的声音。

中共党国专制制度已经压迫中国人73年了！

当下，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在思想上依然坚持毛泽东思想。在经济上，邓小平给与民营企业有限的市场空间，民营企业家有了自己的资产。君不见，这几年，习近平不正在气势汹汹地打击迫害民营企业家，要收回民营企业家的资产，恢复毛泽东建立的公有制吗？

离开吧！离开这个无恶不作的中国共产党吧！别毁了两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名声啊！茅于轼先生和吴敬琏先生都是笔者非常尊重的中国经济学家。2021年8月24日，茅于轼先生已经宣布退党。

四、企业职能和政府职能

笔者感兴趣的是，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具体表现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分类、企业和政府职能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政党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掌权的头子，都不懂。党棍兵痞毛泽东和邓小平肯定不懂。

李维汉谈到，毛泽东十大片面性错误之一，是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毛泽东依靠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发展经济，结果饿死了几千万人。邓小平说过：我不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邓小平自己承认不懂经济。他也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这一点与毛泽东相同。不懂经济，就不可能懂政治，所以他们相信了经济无知和政治反动的马克思主义。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翻过这血腥的一页》。

至于习近平，他既不懂政治，更不懂经济。他懂政治、经济的话，就不会坚持马克思主义；他懂政治、经济的话，就不会在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主持的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坚持：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习近平根本不懂，现代社会的政党职能。

这个问题，极少数中国经济学家懂，不敢说。大多数中国经济学一知半解，说不好。

笔者在下文中简述如何定义企业、政府和政党职能。读者从中就可以明白，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问题。

如何定义企业职能和政府职能

这个问题，笔者已经谈过多次了。为了保证文章的完整性，也为了使尚不了解这个问题的读者有所了解，所以，笔者再重讲一次。

笔者先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谈起。

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

工业时代诞生后，人类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交易种类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以交易活动为主线的产品网络。众多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限于篇幅，混合产品类本文不做讨论）。

私人产品是指那些具有效用上的可分割性，受益上的排他性和消费上的竞争性产品。例如，食品、服装、住房、电视机、手机等产品。私人产品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是指产品可以分割成许多能够买卖的单位，例如食品、服装、电视机等。私人产品的排他性，是指顾客可以购买消费，也可以不买。如果要购买，就必须付费，排出了那些不想付费或少付费的人。私人产品的竞争性，是指如果某个人购买了某个产品，其他人就不能再购买该产品。私人产品是用来满足私人消费的产品，由购买者付款，它的效用只对购买者提供。私人产品生产者可以有利润。

公共产品是指那些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产品。例如，国防、公安、司法、公共福利、义务教育等。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也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例如所有制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公共产品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是指产品的效用为全体国民所共享，不能将其分割成若干部分,比如国防、公安等。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一些人在消费或使用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不能将另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一些人从公共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受益。公共产品是纳税人必须购买的产品。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以税支付。税是纳税人购买公共产品的价格(包括支付给政府维持其运转的行政管理费用等)。没有收入的人、月工资低于3500元人的工资以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没有交税的人对它的利用。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一些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公共消费的产品，由政府公共财政支付，它的效用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产品提供者没有利润。

知晓何谓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后，就可以定义企业职能和政府职能。

私人产品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具体原因如下：

其一，私人产品的效用只对为其付款的购买者提供，并且是非强制购买的私人消费产品。因此，企业难以把握私人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其二，由于私人产品对所有愿意提供产品的企业开放，致使相同或相近似的产品众多，产品竞争性强。提供质量好、价格便宜、交期短的产品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的胜利，赢得利润，而质量差、价格高、交期长的产品的企业必将竞争失败，导致经营亏损，甚至血本无归，企业要承担自己的经营亏损。

基于以上两点，私人产品不应交由政府提供，只能由私营企业提供。如果政府经营私人产品，一旦发生亏损，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亏损将由纳税人负担。这是国营企业必须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根本原因。公共产品提供者没有利润，一般由政府提供。

从以上分析可知，私人产品交给市场，由民营企业经营。公共产品交给政府，由国有企业经营。私人产品领域定义了企业的职能，公共产品领域定义了政府的职能。

这就可以回答，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了。

在资源配置中，私人产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公共产品，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把中共政府插向市场的黑手收回来，国有企业退出电力、电信、石油等私人产品市场，将这些市场交给民营企业经营。

五、政党不是国家权力组织

中国共产党最卑鄙无耻的一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无知和无耻！

因为，政党不是国家权力组织，政府才是国家权力组织。民主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国民选择，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权力来自暴力强制。

政府职能边界变化

政府是一个掌握国家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合，狭义的政府仅指行政机关。

政府职能主要限于公共产品领域。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产品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政策、国防、公安、司法、税收、公共福利、义务教育等。

在私人产品领域与公共产品领域之间，任何国家都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因为社会性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民对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需求不同。从保证产品价值、质量，以及降低产品成本角度出发，不同国家的国民对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边界认知不同。这就导致不同国家的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范围、制度和政策的不同。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边界，在国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在科学发展中，在社会进步中，将会不断地得以调整。因此，政府职能边界是变化的，随着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边界的变化而调整。

政党功能

政党是以执政为目标，进而促进和保障其特定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政治组织，不是国家权力组织。

由于政府职能边界随着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边界的变化而调整，确定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边界，定义公共产品范围，制定基本制度，提出公共产品政策是政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各个政党在竞选中大显身手的地方。

政党凭借公共产品政策纲领参加选举，只有在选举成功后，政党才能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并且只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职权内行使政府权力。

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暴力建立的长期的领导一切的“党国政府“是非法的。

世界各国政党获取政府执政权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本文只讲述，通过参加竞选而获取执政权力的民主政党和通过暴力而占有统治权力的专制政党的功能。

民主政党的功能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代议制民主政体国家实行竞争性政党体制，如西欧、北美、日本和印度等国家，政党争取执政权力一般以参加竞选为手段。只有在竞选成功后，政党才能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职权内通过政府行使国家权力。

执政前，政党要向国民提出自己的一套充分反映民意的执政纲领，以赢得国民的支持，实现政党的目标——成为执政党。在这个纲领中，包括向选民提供的该党认为是合理的公共产品范围、制度和政策。执政期间，政党通过政府向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其本身无权直接插手私人产品领域。

例如，由于公共产品范围定义不同，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进行了多年的博弈。1945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组成了第三届工党政府。工党开始实行国有化。首先，工党把中央银行国有化，而后逐年把所有民航公司、所有电信公司国有化，把铁路，运河，道路搬运和电力公司国有化；把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国有化，将民航公司、电信、铁路，运河，道路搬运、电力公司、钢铁工业和汽油提炼工业都纳入公共产品范围。在1945－1951年，1964－1970年及1974－1979年执政期间，工党政府推动大力公用事业和主要工业国有化，并设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推动免费医疗及教育，使英国逐渐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但是，国有化未能解决公平与效益的矛盾，却以国有企业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英国成为“福利主义”的重灾区，被称为“欧洲病夫”，被预言为“即将率先破产的工业化国家”。

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执政后，力推国企私有化。撒切尔夫人从国营货运公司做起，大刀阔斧地将诸如BAE、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电信、捷豹、英航、劳斯莱斯、BP、英国钢铁公司、罗孚等大名鼎鼎的国企私有化，把这些公司纳入私人产品范围，交予民营企业经营。为了减少政府开支，撒切尔夫人在力推私有化的同时，力推“小政府”，不断削减福利，终于让英国在11年时间里成功改变了“欧洲病夫”的形象。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工党和保守党对于公共产品范围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制度和政策必然也就不同。

再如，拜登和川普的竞选纲领表现了两党的公共产品政策的不同主张。读者可以上网查阅， 拜登竞选团队的竞选纲领与川普第二任期的施政纲领的不同。由于内容太多，笔者不再赘述。

专制政党的功能

此节，笔者以中国共产党为例，说明专制政党的功能。

通过暴力夺取国家权力后，中国共产党垄断政府公共权力，代表国家行使主权，全面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组织，党组织与政府一体化，即党政一体。中共专制政党的功能就是政府的职能，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而且要提供公共产品政策纲领，并且利用暴力强制国民接受。中共政府利用掌握的权力，不仅控制着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私人产品领域，并且任意插手民营企业经营的私人产品领域。这就造成了政府经济权力过大，与民营企业争利，破坏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国企是中共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自留地，民企则是中共钱权交易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用暴力强迫中国民众接受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体制设计和国家发展决策的绝对权力，接受中国共产党定义的公共产品制度、范围和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对立法、行政、司法各领域核心政策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控制着中国政府，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办的一家党国集团公司。

中国共产党的例子告诉我们，专制政党是权力组织，将政党功能取代了政府职能。
小结

敢言，是一种宝贵的品格！有的体制内经济学家危局之下，并不退缩，敢于发声。魏加宁先生和吴敬琏先生就是这样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专制之下无法治。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在资源配置中，私人产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公共产品，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本文的核心内容是，任何政党都不是国家权力组织。政府是民定宪法赋予的行使国家权力的唯一组织。

中国共产党已经压迫中国人73年了。天下苦秦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