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上野千鹤子

@王磬

也说说上野千鹤子。

关于那条视频、以及后续的另一条视频，这两天已经有很多刷屏的讨论，不想再多说。互联网会把许多东西都搅成浑水，但如果能以此为契机，让中文读者对上野老师的研究产生兴趣，并去认真读一读跟东亚女性主义有关的书，倒是件不坏的事。

中文世界里，上野千鹤子被人知晓是比较晚近的事，得益于近年来她的一系列著作出版了中译本、以及几年前一场被自媒体广泛转载的东京大学毕业典礼发言。但在日本，她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日本在战后近七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学者，也许没有之一。

性别困境、特别是婚育的困境，固然是她的核心关切。她对于女性日常困境的诸多精辟描述、加上社交媒体的传播，让即使是不熟悉理论的普通人们也能感到共情。但她并不止于此。

她的学术研究和社运经历，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战后历史。她有一套完整的论述体系。这套论述所产生的力量，影响了日本、甚至是整个东亚社会。她应该、也值得被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之中去理解。

上野的历史地位之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开创了日本的“性别研究”。她创立性别研究的历史也是一部日本的战后社会发展史。

1948年，上野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医生。她后来形容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性别歧视者”。父亲对她的哥哥们抱有极高的期望，但只把女儿看作是一个“宠物”。她后来回忆，虽然她在兄弟姐妹中成绩突出，但她唯一的朋友是她的书和狗。上野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因为担心离婚的后果而一直留在这段不幸的婚姻之中。后来，上野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描述为“万恶之源”。

1967年，上野没有进入当时更流行的两年制的女子专科学校，而是选择进入京都大学学习哲学。但她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博士毕业后，她加入了一个智库，后来在不同的学校里担任过讲师。1993年，在被其他许多大学拒绝后，作为一个激烈的女权主义学者，她收到了东京大学的邀请。

日本战后的社会思潮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不加批判地译介西方理论、到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理论、再到结合日本当下现实提出理论创新。每一阶段中，上野都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上野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译介到日本知识界的学者。但很快她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研究领域的不足。如果完全依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与“阶级”两者中，会优先考虑“阶级”。性别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消灭了“阶级压迫”，女性就会获得解放。所以女性应该与男性一起，投身于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

但上野在实践中发现，革命中的男性和父权制下的男性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虽然他们的头脑中是革命者，但他们的身体完全是父权制的。她常提起自己在大学期间参加京都大学学生组织“京大全共斗”游行的经历。男性的学生活动家有双重标准：在外头是“革命家”，回到家里就成了“大丈夫”。许多参与游行的女性后来成为了男性学生领袖的女朋友。那些男性“战友”其实并没有把女性当作“战友”，而是仅仅看作“女人”。“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因此变成了无产阶级“男性”的解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上野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上野指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论对女性受压迫问题的遮蔽，并引入了弗洛伊德理论加以补充分析。上野认为，“父权制”与“资本制”这两个辩证关系的变量，分别作用于家庭（私人领域）和市场（公共领域），对女性造成了“性别”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她通过“主妇研究”，引入“无偿劳动”的概念，使家庭领域的照料、家务等女性一直承担的劳动变得可见，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她的代表作之一《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

上野女权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补充了对于民族国家的批判。她认为，民族国家这一变量与资本制同属公共领域，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对女性的压迫是具有父权色彩的。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关注韩国慰安妇议题，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

前不久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她也格外提到：“我也希望中国人民能了解，在战后的日本，反战和平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日本不仅有受到战争重创的被害人意识，日本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伤害的加害人意识也非常强烈。”

她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身处父权压迫深重的东亚社会，她走出了一条与欧美女权主义者不尽相同的道路。

上世纪留七十年代的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并非欧美的舶来品。与当时的学生运动一样，它与欧美几乎是同步展开的。但与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先行”不同，日本的运动是最早在学术机构之外发展起来的，参与运动的女性大多并非身处学术世界。上野等少数学者便承担起了理论建构的重任。她积极引进了当时西方流行的理论，很快又洞悉到西方概念的不彻底。她结合日本的语境，提出无偿家务劳动、再生产方式等概念，不只提高了对日本当下问题的解释性，也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完善。她还重视跨国的联动，关于慰安妇的研究使得亚洲女性超越国界的对话和共同运动成为可能。

上野研究的范围极广，性别领域几乎没有她未涉及过的话题。她格外强调学术研究的“可用性”（accessibility）和易懂性，她反对教条主义，强调日常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即政治。她在采访中曾提过：最初的女性解放运动领袖，大多是被男性学生运动家背叛的新左翼女性运动家。当时那些男性同志的目标是革命，而革命是遥不可及的非日常世界，为了那个世界，要牺牲当下的日常，牺牲自己，为革命献身，可谓一种男性运动的英雄主义。女性对此提出了批判。自己每天要吃喝，有了孩子还要抚养，育儿时片刻不能离开，这就是日常。所以牺牲日常不是实现非日常的一种手段，如果日常不能得到解放，那么遥不可及的非日常的革命更不可能成功。于是，日常成为战斗的中心，女性解放运动者们要求男性将战场从非日常转向日常，比如“谁在替孩子换尿布”的论争。

作为一个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上野的社会关怀也并非全聚焦在性别议题上。她近年的学术研究关注对老人的照护，并写就《一个人的临终》等作品。她也时刻保持对权力的反思，她反对为安倍晋三举办国葬，反对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在一次演讲中她提到，“有人说现在取消已经太晚了，但我们的责任是将我们的反对记录在历史上。”

她这一生应该被我们以更深刻的方式记住。如果我们对她的理解，仅止于“终身未婚未育的女性也可以活得很好”，或是只停留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只言片语的女权金句之中，那我们就真的辜负了她们那一代人的探索和抗争。

（注：我并非性别研究学者或日本研究者，匆忙下笔难免疏漏，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几个主要的参考文献放在评论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