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满楼
100多年前的庚子事变事件曾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创伤和迷惘，至今都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矛盾、模糊和冲突，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义和拳这个事件本身就极为复杂，这种失控状态断非一言两语可以理清的。由此，笔者打算从六个方面对庚子年的事件做一阐述，以飨读者。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曾这么说过:“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之前曾提到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 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尚可以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并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旱灾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于它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它是一种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苦难和折磨。水灾一旦发生，它便已经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人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它的结束日期并规划灾后的生活，但旱灾的不确定性则让人充满焦虑。正如柯文在《历史三调》中说的:“旱灾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样的问题就越急迫:什么时候下雨？干旱什么时候结束？它会结束吗？简言之，水灾形成后，人们最关注的是已发生之事，而旱灾形成后，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尚未发生之事。可以说，旱灾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更大”。
从中国传统的灾荒观来看，旱灾往往被解释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干旱使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无所事事，义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据《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
最为巧妙的是，义和拳宣扬的反教观念正好为缓解干旱带来的焦虑烦躁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口，这便是在义和拳的揭帖中反复强调的，当时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所谓“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寻找一个替罪羊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与中国传统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的:“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那些教条，具有不容讨论的专横武断的力量”。
反过来说，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导致干旱，那普降甘霖岂不又证明了他们的无辜？正如时人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说的，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齐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事实上，当年六月，直隶、山东交界一带下了一场透雨，附近一带的义和拳便纷纷回籍，正如某佚名士大夫记载的:“团即返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但是，并非是所有地区都像直隶、山东交界一带那么幸运，直隶北部等地区的旱情就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场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那些在华的传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赐予人们一场大雨，一个传教士在信中说:“拳民们威胁要抢劫并杀害传教士和教民，……人民无所事事，只谈论如何杀洋人和教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一直不下雨，什么样的暴力事件都可能发生，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普降甘霖来解救我们。”另一个传教士也说:“雨水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安全，正是由于久旱无雨，他们才在这里闹事，并不是因为义和团……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们现在被饥饿折磨得绝望了。”
（二）、反洋与排外行为
持续旱灾带来的焦躁情绪往往会使人失去了理性，正如勒庞说的:“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出于对洋人与洋教破坏国人传统生活的憎恨，义和拳对一切外来事务都持一种非理性的排斥态度。除了焚教堂、杀教民之外，义和拳对洋货也是深恶痛绝，正如《天津一月记》中记载的:“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对于义和拳此类活动，当时有很多记载，譬如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说:“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并令住户人等，不得收藏洋货，燃点洋灯。于是家家将煤油或箱或桶泼之于街。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洋书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纪事》中说:“又哄传各家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巨细，一概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更有甚者，《拳事杂记》中记载说:“当拳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睛，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枚，洋纸一张，途遇团匪，乱刀并下，皆死非命”。
由于洋货在很多方面的确具有先进性并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除了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给洋货或者带“洋”的货品改名换姓，譬如“洋药”改称“土药”、“洋布”改称“土布”或者“西布”，“洋货铺”改称“广货铺”，就连从日本引进的东洋车，本不属于“反洋”系列的产品（毕竟，日本人在国人眼中乃同文同种，和西方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庚子年的事件本与日本无关），但车夫们还是忙不迭的将之改名为“太平车”，并用醒目的红纸贴在车尾，以防不测。六十多年后，红卫兵将“西红柿”改成“东红柿”，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此一来，义和拳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老百姓也由此得了便利，减少了损失，倒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义和拳在语言系统上革新颇令人忍俊不禁，如柴萼在《庚辛纪事》中说:“德宗（光绪皇帝）谓之一龙，礼王（世铎）、庆王（奕劻）谓之二虎（也有说是奕劻和李鸿章的），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就记载了当时的很多谣言，说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时，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39）很显然，这几个人都是倾向于洋务的，这才会遭到义和拳的诋毁（流亡国外的康有为做了“六国圣人”，意思做了汉奸卖国贼）。
物极必反。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并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记载说:“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在这个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仲芳氏在《庚子记事》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他在文中指责义和拳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并认为“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对于义和拳的此类行为，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清醒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
（三）、暴戾性杀戮
毫无疑问，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者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天津的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者肢体不全，有时候尸体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这场浩劫中的外国遇难者为231人，但被杀的中国教民和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说:“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在北京和天津等城市涌入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义和拳后，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秩序将是何等的混乱，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华北平原上，也同样可以想象那些孤立的教民们当时所处的悲惨境地。在当年的7月中旬，某士大夫管鹤逃出天津，他在《拳匪闻见录》中描述说:“沿河所见，浮尸甚多，或无头，或四肢不全。妇人之尸，往往乳头割去，阴处受伤，男妇大小，怆形万状，不忍瞩目”，“气味恶臭，终日掩鼻”，“或谓此皆教民，为拳匪所杀，平人不敢过问也。”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说义和拳“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义和拳不分青红皂白的杀害教民乃至无辜者，这是一种得到充分宣泄的群体性暴戾。这种暴戾在当时被赋予了“正义性”，在失控的特殊时期里，他们因为人多势众甚至不需要承担责任。正如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中指出的，“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由此，勒庞得出一个结论，这便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其行为主要看环境如何，它可以成为犯罪团体，也可以成为英雄主义团体。”正因为如此，“群体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挡，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但成为群体的一员后，足以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念头并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
对于这场灾难，清廷中以载漪为首的那些守旧派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他们不仅为这种残暴行为拍手叫好，庄王载勋还曾出告示悬赏杀洋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这种残暴无理之举，足以反映出这个亲贵集团的愚昧凶蛮之程度。事实上，这个亲贵集团为了一己之利，甚至想突行“非常之事”，所谓杀“一龙二虎”，夺得王位也（“龙”指光绪皇帝，“二虎”指礼亲王世铎和庆亲王奕劻）。
在权贵们的支持下，义和拳更是肆无忌惮，任指他人为教民，甚至借机报以私仇。据记载，如有良民被指认为教民后，便强令烧香焚表，倘若纸灰不起，便诬称为教民，结果往往是“枪刀并下，众刃相交”，或者是“乱刀剁死，就地掩埋”等。另外，还有一种辨认教民的方式便是看额头十字---但额头岂能看出什么字！不过是随意指认，随意诬指，多几个冤杀鬼罢了！
最为荒唐的是义和拳杀白莲教徒。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的记载，说义和拳“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据时人推测，义和拳之所以要诬指无辜村民为白莲教，原因是“攻人无绩，故以此效忠”，这个结果便是一百多人无辜送命。临刑的时候，街上人看到那些穷苦黑瘦的饥民，说:“如此样儿，亦想做皇帝耶？”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问刘大姊、二姊:“你们习白莲教耶？” 大姊、二姊皆惊问什么是白莲教。
在失控状态下，暴力便代表了“正义”。更令人恐惧的是，类似的事情在后来八国联军对义和拳民的屠杀中，得到同样甚至是加倍的报复。在暴戾性杀戮面前，愚昧与文明几乎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加上后来那些清军残兵败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这场浩劫中的最大牺牲品。
（四）、谣言与从众行为
庚子年是个谣言盛行的时期，正如时人所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这个时期的谣言基本是继承了之前三十年的反洋教斗争传统，内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传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这些谣言，目的是将外国传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虽然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鲜血淋漓，倒也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布，还在于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普遍弥漫的焦虑情绪，而在政府权威缺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焦虑情绪往往导致民众的紧张和盲目性，进而导致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俗称为“随大流”。所谓“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结果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异口同声，待到“假到真时真亦假”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使得人们不得不信，反对自己的理性思考持存疑的态度（因为谣言至少可以缓解因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焦虑情绪）。
正如前文所说，义和拳在快速传播过程中使用当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传单揭帖的末尾都有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 “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一类的恐吓性内容，这使得义和拳的观念---当然也包括谣言在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传播，这也是义和拳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的一种手段。
谣言对当时人的生活影响还是很大的。其中，义和拳使用最为成功的一个谣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这在激起普通民众与教民的对立乃至仇视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华北部分地区的恐慌。由于局势剧烈动荡，普通百姓在惊惶恐惧中很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譬如《潜园琐记》中曾描写庚子年义和拳高潮时期，山西太原“百十村庄因讹言而传扰者大半”，每当讹言一起，即“人民惊惶，群相奔走”；“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传言教民来攻城，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等到天晓，始知无事；过了几天，又传“柳林庄教民乱”，“各村人民惊恐无措，鸣铜锣，缮守御，田亩农夫佥负耒□而归，老弱妇女咸仰屋而泣”---后来才知道根本是子虚乌有，虚惊一场，“民乃不扰”。
类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发生，可谓是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草木皆兵，这也反过来说明了社会正出于一个失控的动乱时期。为了消除心中的焦炉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普通百姓即使没有加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但他们也必然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所逼迫，最终做出超乎寻常的事情，其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也！
（五）、神术与骗局
义和拳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往往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等等。
事实上，义和拳最基础的神术是“刀枪不入”，其原本是一种硬气功，但这种功夫需要长时期的训练，而且效果有限，最多只能承受住冷兵器砍砸，决抵挡不了火器的攻击，至于使得洋人的“枪炮不燃”，那绝对是无稽之谈。说到底，义和拳之所以要采用迷信的方式夸耀自己的“神术”和“法力”，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用神化的观念来弥补自己在武器装备的落后。
当然，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于稍有理智的人是无效的，因而大师兄们常发展一些社会见识有限、智力尚未完全开化的青少年，正如《新民府志》中的记载，义和拳“其可异者，一则响应之速，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诚不解是何神通；一则无知幼童，一诵咒言，立即迷失本性，口眼歪邪，舞刀弄棒，竟于青天白日下惨喊杀声，其狞恶不可向迩，又不解是何法力。”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神一附体，即不省人事，持刀乱扑，视死如归。”
由于练习时间有限，“刀枪不入”的神术最后往往演变成一种魔术和戏法，或者根本就是江湖骗术。时为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次表演，说“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入归市。”不过，后来某高人当场拆穿了拳民的戏法，原来他们预先准备的枪子是“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开枪的时候面丸化作清烟，受试者在丝毫无损的情况下，在枪一响的霎那间以快捷的手法将手中先藏好铁丸弹子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这基本就是魔术表演了。不过，这种表演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前文曾经讲到的景州宋门镇事件便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另外也有很多记载证明了拳民在真枪炮面前当场饮弹身亡的例子（有时候是被逼迫的）。
为了维持神术的可信性，拳民们在真的中了枪弹后也得强加掩饰。譬如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说，拳民在被真枪打死了后， 大师兄过来查看则说死者“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者“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
但是，骗局终究是骗局，在热兵器面前，义和拳的神术统统失效。佚名者的《天津一月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团中人自诩神通广大，有受枪炮者，其师一抚摩即愈，阵亡者，念咒即复活。一日练军出征，团为先锋，一团受枪毙，练军急呼曰:老师速来看师临视。练军曰，老师速念咒。师曰，伤乎，死乎。练军曰，死矣，闻老师有法术，死者可以复活，可速作法。师扭捏曰，人死岂能复生。练军立唾其面，师俯首而去。”
为了给失效的神术圆谎，义和拳当时发明了大量的禁忌，譬如禁止那些“不洁”行为，如沾染女色，抢掠、偷盗财物等等，义和拳认为这些道德的污点会使得神术失灵，这还比较好理解。但另外一些禁忌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了，譬如天津的义和拳一日忽然下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缠足，男女七日内宜著红衣裤，男女七日内宜蔬食。”而北京的义和拳在攻打北堂时，“令人家烟囱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
在神术受挫之下，义和拳往往将他们的失败归于洋人用了义和团禁忌所忌之物，比如说天津租界“各洋楼架大炮甚多，每炮皆有一赤身妇人跨其上”。而对于进攻北京西什库教堂的失利，义和拳则声称:“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
可惜的是，虚幻终究是虚幻，神术本无效，解释、禁忌再多也不过是无用功。
（六）、权威与反权威
在义和拳蜂拥进入北京后，清廷试图将义和团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这便有了拳民们赴庄王府“挂号报道”的闹剧。不仅如此，直隶各地也竞相效仿，将拳民编成乡团，也被称为官团。清廷宣战后，更是褒奖拳民为义民，慈禧太后还拿出10万两私房钱发给拳民，以示鼓励。另外，京城还在各地设点发米，这使得更多的拳民们涌入北京。
可惜的是，清廷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那些已挂号或被编为乡团的拳民们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就连在端王府“挂过号”的义和拳都直截了当的跟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对拳民们的不肯受抚、“桀骜相竞”的混乱状况，各地的地方官也是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就曾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
对于义和拳来说，光有合法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原秩序的冲击破坏者，他们也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据各方记载，在当时的北京和天津街头，义和拳几乎每晚要传下坛谕，或“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或命“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或“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甚至还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坑等等。杨典诰在《庚子大事记》中也说，“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
在这种狂乱的气氛下，义和拳借助屠戮教民的血腥暴力和“降神附体”等各种迷信仪式，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在正常秩序下不可企及的权威，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勃然而兴的民间神权权威模式。对此，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这样记载:“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富，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
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戮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管鹤也在《拳匪闻见录》中记载说:“于是日有焚毁教堂、捉拿教民之事。街上行人，见匪避道，畏之如虎。匪亦自命为神，生杀任意，无辜受戮者，不知凡几。”
在义和拳的最鼎盛时期，他们对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公然藐视，甚至连官员也敢杀。据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神机营翼长庆恒（二品高官，清军副都统）就是被义和拳寻仇而杀，一家大小十三口无一幸免，连载漪等人都不敢过问。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等人的家中都被拳民们抢劫（最可笑的是，徐桐乃是义和拳的铁杆支持者）。
高官们在义和拳面前威风扫地甚至命丧黄泉的记载在《西巡回銮始末记》中能找到:侍郎陈学棻带着司官丁某至各部验看月官时，“拳匪忽然突至，任意罗唣。陈叱之曰:'此何地！尔辈敢无状乎！'匪怒以刀砍之，丁惧而遁。拳匪追之出署。时董军在外，阻之曰:'此人不可杀！'丁始得脱。旋即闻枪声两排，月官死者三人，陈亦死焉”。另有“姚提督者，以保送入京，十四日，在市上游行，因拳匪声言须杀鬼子，姚叱之曰:'升平世界，尔辈弗得妄言！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匪闻言，即哗然曰:'二毛子来矣！宜先杀之！'时姚友有李某者，乃京营中之武弁，闻信驰至，力为剖辩。乃言待大师兄至再议。良久，大师兄至，瞪视良久曰:'必杀之！无任再辩！'李曰:'顷已允不杀，何背前言？'匪并欲杀李，李急策马驰去，始免。姚身携三百金及金镯，马匹等物，咸入匪手。姚亲友等有来抚尸恸哭者，均为匪所杀”；就连“新简贵州巡抚邓小赤中丞，出都时遇义和拳，叱问:“何人？”从者对曰:“贵州新抚台邓大人也。”匪即叱令下轿。邓不允，即拽之出。令跪，不从，则以数人按之跪。……褫其衣挥之去，邓乃仓皇出走。“
在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权威之后，各种实际利益纷至沓来，已经是鱼龙混杂的义和拳也开始逐渐变质。拳民们本是一些贫苦农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拳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据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的记载，说”各乡村团民，尚多粗食布衣“，但到了后来，便”衣多绸绉，人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外乡之团，则寻仇官长，勒捐富户“，”种种私心，不可枚举“。更有甚者，拳民们随意指认街上的商铺客栈内有奸细，却将所存之货运回坛中加以瓜分，时人刘孟扬记载了这样一个骗局，说拳民们”从栈内搜出铁银柜一个，指以示人曰，此系地雷，随抬至僻静处，砸开柜门，将银分取一空“；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讽刺义和拳的行为:“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由此可见，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传统农民运动的弊端很快便在义和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有意思的是，在义和拳的高潮时期还曾出现过自立皇帝的事情。据时人记载:“某孝廉者，沧州南乡人也，……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宰相、军师。……于田野中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迨剿拳令下，竟免于刑。”（55）事实上，义和拳虽然口号称“扶清灭洋”，但他们对清廷并没有什么好感，这从他们对待官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很多揭帖中，义和拳宣称“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等等，这些都似乎表明“扶清灭洋”只是义和拳的策略而已。
很可惜的是，义和拳以神权起家，但这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严重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源的支撑，因此注定是机缘巧合的昙花一现。特别在后来热兵器的考验下，在更为强大的杀戮面前，义和拳的神权无法保持它的权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枪炮声中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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