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否亡于土地兼并

@肥菴

刚才刷短视频，看到有人说清朝亡于土地兼并。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说法，而且适用于各个王朝。但这种说法究否成立，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首先，彼时全国到底有多少土地集中于地主豪强手中，需要一个更精准的统计。如果仅依据一些零星数据，或者主观的描述，很难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被兼并了的土地在地主豪强手中能保持多长时间。中国古代有分家制度，财产基本上主子平均分配。比如一个地主手里有一百亩土地，如果他有五个儿子的话，他死后每个儿子就只能分到二十亩，等到第三代分家的时候，每孙子分到的就更少了。古语说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形式的土地兼并，到底有多大的破坏力颇为值得怀疑。事实上，现有徽州等地契约文书显示，土地的流转是非常迅速的。

其次，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生活水平会不会明显下降。我们知道一个地主兼并的土地越多，他越难自己耕种，那么他或者出租，或者雇人耕种。由此失地农民或沦为佃户，或沦为雇工，是否意味着他们就活不下去了？地主出租土地，雇佣工人，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利，他们有没有必要把佃户、雇工往死路上逼？在小农经济的时代，耕种自己土地，是否就比佃种土地，为人佣工获利要多？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清代很多农民为了逃避赋役，主动将土地伪报在特权人士名下，是为“诡寄”。从表面看来，农民也失去了土地，土地集中到了特权阶层手中，但实际上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反而从中获得好处。人们常说中国的老百姓有一口吃的就不会造反，土地兼并会造成大多数老百姓没一口饭吃吗？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清朝而言，相较于土地兼并，我觉得如下两个问题更为值得注意：

第一，由农业内卷化带来的高失业率。清朝中期以后，全国的土地开发殆尽，而人口又不断增殖，出现了尖锐的人地矛盾。一方面，平均每个人从单位面积的产出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较低的限度，造成了普遍的贫困；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游手好闲之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孟子说无恒产因无恒心，这些人极易被煽动起来。我们看到清朝的民间秘密宗教和会党问题非常严重，能够对政权造成直接威胁的就有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五省大起义，嘉庆朝的天理教起义，咸同两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光绪末年的义和团运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与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秘密宗教、会党能够煽动如许多之人，跟游民的大量存在有着莫大的关系。

第二，清政府的制度性腐败。清代官员的腐败带有制度性的特征，植根于清代的“不完全财政”，一则清初财战事频仍，财政吃紧，几次大规模削减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费；一则以土地税为核心的财政体系具有定额化特征，土地税是有数的，政府机构只能量入为出，维持在一定的规模之内。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规模不断扩张，但经费却无所从出，以至于官员需要通过非正式乃至非法的手段筹集“非正式经费”，才能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情况下，官员的腐败就是必要的，是制度性的，根本无从禁止，甚至会得到某种鼓励。结果是社会资源分配的畸形，社会的总产出被官僚集团攫取了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拮据如故，而社会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举个例子，邱捷估计清末在长期在广东担任知县的杜凤治，告老还乡时带回的资产至少值白银45000两。邱氏还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他以2020年7月初广州的金价、银价、美元折算，45000两白银按银价约值人民币604万元，按金价约值人民币3534万元，按美元约值513万美元，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巨额财富了。要知道杜凤治在上任前不过是不名一钱的一介寒儒，知县的法定收入不过一年俸禄45两，养廉银600-1000两（包含办公支出），心红纸张银30两。清王朝有1500多个州县，300多个府州（直隶州），即此可见有多少社会财富流入道理官僚集团手中。一言以蔽之，国穷民穷官独富！

在我看来，土地兼并、小冰期之类的说法都有其道理，但客观上都起到了为统治者开脱的作用。如农业内卷化的问题，根源在于清朝统治者奉行僵化的产业政策，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最明显的就是矿禁政策，实际上是以牺牲社会活力的代价来换得社会的稳定。他们想的不是怎么合理的管理矿场，而是一禁了事，百姓想不游手好闲也不可得。再如制度性的腐败问题，雍正年间曾经实行火耗归公、养廉银等政策，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朝廷开辟了一个新的财源，于不完全财政体制无补。当火耗归公这个财源枯竭之时，若嘉庆皇帝想要整顿吏治也只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