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十分之一（位于曲线左端的大象尾巴处）取得了少量进步，实际收入增长了15%。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增长。接近 A点的40%的世界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印度、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取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20年中他们的实际收入增长了8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近B 点的十分之一人口（大部分生活在西欧的高收入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他们的起点很高，但是在这20年中实际收入却没有增长，并且一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反而下降了。这与里根-撒切尔改革时政客们力图使人们相信的正相反。在里根-撒切尔改革中，力推放松管制和更多地依赖市场的政客们使人们相信这些措施会增加收入，但结果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未增长。
最近几十年的赢家是中国人、印度人和东南亚人，而几乎所有生活于高收入国家的人都是失败者。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绝对收益被全球顶尖的1%的人口获得，他们处于C点。高收入国家中非常富裕的人从非常高的收入水平起步，并且取得了大规模的收益，这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急速增长。
收入不平等水平的上升和底层人的贫困并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解决的问题，它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尽管收入不平等在高收入国家一直在加剧，但中国人、印度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实际收入日益增长。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创造了对大量产业工人的需求，这增加了他们的议价能力。从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有着相反效应。随着自动化取代人类，有组织的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削弱。接下来，在知识社会的阶段，受过高等
教育的专业人士的议价能力也会被削弱。
高收入国家现在正在迈向知识社会的更高级阶段，即人工智能社会。它倾向于增加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在工业社会，生产和销售物质产品的成本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从非常便宜到非常昂贵的各种产品都能找到合适的市场定位。但是，一旦人们生产出来诸如微软（Microsoft）这样的知识产品，生产和销售额外副本的成本几乎是零。人们只会购买头部产品，而不会购买其他产品。头部产品能够占领整个市场，它的生产商会获得高额回报，而其他替代产品则毫无生存余地。随着向人工智能社会的过渡，不平等状况会更加恶化。在这个阶段，几乎所有人的工作都能被电脑程序取代，这使压榨几乎全部的劳动力并把经济收益输送给最顶端的少量人成为可能。制造业外包只是在向人工智能社会过渡的时期才存在的问题，生产自动化才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特朗普政府架设围墙和建立贸易壁垒的行为并不能解决生产自动化所引起的不平等水平上升。
人们可能会把世界大部分人口在过去20年获得重大经济收益的事实，归因于某些不知何故没有影响到高收入国家的随机冲击。但是，似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与高收入国家之间鲜明的绩效差异，更有可能反映的是这两组国家处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一直在进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个阶段普通人的议价能力从根本上高于知识经济社会中普通人的议价能力。高收入国家一直在进行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这个阶段的工作高度分化，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只有很少的议价能力或没有议价能力。另外，当这些国家进入人工智能社会时，即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也会失去他们的议价能力。几乎每个人的工作都能被自动化，这使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大型企业所有者的控制之下。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文化的演化》，pp.2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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