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 AMC 时代落幕

中国金融改革又写下历史性的一笔。

近日，三大 AMC 中国信达、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以及证金公司、中国农再，五家中字头金融机构，几乎同步发布了股权划转 “易主” 公告。

具体而言，财政部将持有的中国信达约 58%、中国长城 73.53%、中国东方 71.55%、中国农再 55.9% 股权无偿划转给中央汇金；同时，沪、深交易所等六家证金公司股东，也将 66.7% 的股权划转至中央汇金。

中国信达、中国长城、中国东方三家公司合并资产规模超 3.2 万亿，与中国华融一起，曾是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 “四大 AMC”。

此前中国华融已划入中信集团并更名为 “中信金融资产”。随着此次股权划转的完成，财政部将彻底退出四大 AMC 持股。而金融 “国家队” 中央汇金，阵容再度壮大。

过半金融央企的共同股东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中央汇金总资产规模达 7.76 万亿元，直接持有工行 34.79%、农行 40.14%、中行 64.13%、建行 57.14% 的股份。

除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外，中央汇金还持股国开行、中金公司、新华保险等 19 家金融机构，堪称金融 “航母”。

随着此次股权划转的完成，2021 年财政部发布的《中央金融企业名录》下的 27 家企业中，中央汇金将是其中 14 家的重要股东。其中，对三大 AMC 和中、建两大银行，以及光大集团、中国信保、中国再保、中国建投、银河金控持股比例超过 50%。

中央汇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国务院任命，对国务院负责。中央汇金通过向持股机构派出专职董事方式，参与决策、落实股东权力。但 “中央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四大行之外，中央汇金持股金融机构情况。信息来源：中央汇金

以四大行为例，中央汇金的核心持股，来自其向四大行的注资。

中央汇金名称中的 “汇” 指外汇。2003 年，四大行借助四大 AMC 剥离不良资产工作结束，补充资本金迫在眉睫。同年，中央汇金成立，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向中行、建行分别注资 225 亿美元，使两家银行资本充足率迅速提升至 10% 以上，超过巴塞尔协议 8% 的安全线。随后，2005 年向工行注资 150 亿美元，2008 年向农行注资 190 亿美元。

但外汇储备是归属央行体系的资金。2007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财政部 1.55 万亿元（按当时的汇率为 2000 亿美元）特别国债计划，财政部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同时买回中央汇金公司股权，代表国务院出资，注入新成立的中投公司。

由此，国务院 100% 持股中投公司，中投公司 100% 持股中央汇金，中央汇金分别持股持牌金融机构 —— 管办分离模式开启。这为中央汇金入主众多金融机构，成为过半金融央企股东，乃至被称为 “金融国资委”，奠定了基础。

观察目前中央汇金董事会的构成，不难发现其银行业色彩浓厚。董事长张青松职业生涯起步于中行，他同时也担任母公司中投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刘加旺则出身农行，执行董事廖强虽先前在标普任职，但加入中央汇金后，也曾被派往中行担任董事。

汇金曾 “抄底” 四大行

中央汇金作为产权主体，派驻董事、参与决策是其权力，在市场低迷时候出手回购股份，其实也是应有的 “义务”。

2023 年 10 月 11 日，工、农、中、建四大行发布公告，中央汇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分别增持工商银行 A 股 2761.20 万股、农业银行 A 股 3727.22 万股、中国银行 A 股 2488.79 万股、建设银行 A 股 1838.00 万股。

这是 A 股历史上中央汇金第七次增持四大行 “托市”，上一次增持四大行还是在 2015 年 8 月 —— 当年 6 月，那一轮 “杠杆牛” 在站上 5178.9 点后，闪崩。

2023 年 10 月 12 日，A 股跳升高开，站上 3100 点。但更为关键且影响深远的是，银行股开启一轮历史性的行情。

2024 年全年，在 31 个申万一级行业里，银行板块年度涨幅 46.67%，在所有行业中位列第一。

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股价均在 2024 年冲上历史新高。从全年涨幅来看，农行以 54.74% 的涨幅居首位，工行、中行、建行的涨幅亦分别高达 52.39%、45.24% 和 42.43%。

实际上，农行正是 2023 年 11 月那次中央汇金增持四大行股票中增持股数和资金最多的一家。

如果按照 2023 年 10 月 11 日收盘价计算，当时中央汇金增持农行的 3727.22 万股，总金额约 1.36 亿元。截至 2024 年 2 月 20 日收盘，增持的这部分农行股票，市值已经达到 1.96 亿元。

一年多的时间，中央汇金就靠买入农行股票，“赚了” 6000 万元。

更为关键的是，在 2023-2024 年 A 股博弈情绪严重的情况下，体量巨大的银行股，承担了 “维稳” 的角色。不仅吸引了众多 “散户” 中小投资者，也让那些追求长期稳定股息收益、风险偏好较低但资金体量不小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将目光投向了银行股。

这样的市场风格在时下依然持续。几天前的 2 月 17 日，平安人寿斥资 7.56 亿港元增持工商银行 H 股 (01398.HK) 1.36 亿股，持股比例上升至 17.11%。

财政部为何曾是 AMC 大股东？

AMC 是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资产管理公司）的缩写，曾经的四大央企 AMC—— 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同样与四大行、与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密切相关。

从 1978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立开始，银行业在从行政体制迈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难以回收的不良贷款。1998 年、1999 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飙升至 33% 和 41%。

与此同时，各种风险因素又接踵而来。

东南亚金融风暴凸显了金融体系的脆弱，中国加入 WTO 谈判艰难进行，金融开放承诺迫在眉睫。国内情况也颇为棘手，98 洪灾、国企改制、住房改革和通货紧缩等问题交织，让化解不良贷款，打造健康的、市场化的银行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一场 “国家级的债务重组” 由此开启。

思路直截了当：既然不良贷款回收无望，那就设立新的机构，直接从银行买走这些 “不良资产”。

买家就是四大 AMC。199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银行新增贷款质量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同年，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 AMC 相继成立，分别对应建行、工行、农行、中行，以原价承接 3730 亿元、4077 亿元、3458 亿元、2674 亿元不良贷款。

这就是四大 AMC 的登台时刻 —— 一次性剥离四大行近 1.4 万亿的不良贷款，不良率直线下降 10%。

钱从哪来？

财政部以唯一股东的身份，分别向四大 AMC 注资 100 亿元 —— 这就是后续四大 AMC 均为财政部直接控股的源头。

这样四大 AMC 就成了新的信用主体，中央财政为四大 AMC 提供担保，从央行获得 6041 亿元贷款。同时，四大 AMC 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开行发行债券，再融资 8110 亿元，“凑齐” 购买四大行不良贷款的资金。

本质上，这是个万亿级的 “国家杠杠”。杠杆发力，四大行不良资产悄然出表，成为四大 AMC 的债务。

2002 年 3 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截至 2001 年末，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降至 25.37%。紧接着，便是前面所说的外汇资金注资四大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有大行 IPO 潮。

彻底告别全牌照影子银行模式

四大行轻装上阵，担子压在了四大 AMC 身上。

当时，大量的不良贷款来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是带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发放出去的。很多债务主体，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和单位，到了 21 世纪初，早已风雨飘摇，甚至关门歇业。

以华融为例，从 1999 年成立至 2005 年 9 月，处置不良资产 2238 亿元，回收现金 455.2 亿元，回收率 20.34%，这还未计算回收成本。而且四大 AMC 本身就是负债成立的，还需要偿还央行、四大行、国开行的贷款。

于是在 2005 年前后，财政部开始允许四大 AMC 进行自负盈亏的商业化探索。

此后十多年的时间，基于自身处置不良金融机构近水楼台的 “便利” 和资产处置的 “业务需求”，四大 AMC 逐步拥有了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小贷、金融租赁、期货等金融牌照，甚至成为市场上不多的 “全牌照” 金融控股集团。

如信达证券牌照源于 2004 年托管的汉唐证券、辽宁证券，华融证券前身为处置 “德隆系” 时拿下的德恒证券、恒信证券。

2010 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四大 AMC 除了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业务，还依靠信用背书强、资金成本低、牌照齐全的 “优势”，开展了大量的类信贷业务、通道业务、重组并购和上市项目，特别是规模不可小觑的房地产融资等 “多元化” 业务。

AMC 并不在传统银行体系之内，监管空间相对独立，实际上成为了当时资本市场的 “财神爷”，成为了能量巨大的 “影子银行”。

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随着华融的出险，四大 AMC 回归主业，出售牌照，强化监管，成为大势所趋。

“四大 AMC” 时代，也走入了历史，最终落幕：2020 年，中央汇金系的银河资产成为了第五家持有全国性 AMC 牌照的公司。2022 年，中国华融划归中信集团管理，2024 年正式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江湖不再有华融。

此次，随着信达、长城、东方加入中央汇金的大家庭，更是对原有 “影子银行” 业务模式的彻底告别。特别是在回归 “AMC 主业” 的大方向下，原先各自为战、甚至曾彼此激烈竞争的这三家 AMC，或许要更多去谈谈彼此的 “协同” 了。

从承接经济转型的时代性坏账，到壮大为混业金融巨擘，再至剥离 “全牌照”，收缩 “战线” 回归不良资产本源。四大 AMC 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数次变身，实际上是经济转型期各类矛盾与机遇相互交织的缩影。

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深水区的当下，关乎金融市场稳定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依旧关键，不良资产行业作为金融 “外科医生”，依然任重道远。

四大 AMC 的时代虽然落幕，但五家全国 AMC、60 余家地方 AMC 格局已经成型。特别是随着信达、长城、东方三家大股东易主，监管链条更加稳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又一次升级变革，值得期待。

来源：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