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婚姻现象

@西门大妈：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婚姻现象：

体面家庭出身的丈夫靠着老婆在外面交际、甚至交男朋友来维持体面生活；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男方家庭不仅不反对，还笑脸相迎、创造条件；而他们的老婆们哪怕已经和别人同居了，也绝不离婚，死死攥着 “太太” 这个名分。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经历，在她笔下，这种现象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洋派城市尤为突出。

这是因为西方的商业法律让女性拥有了独立经商、开户的资格，有了养男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西方带来的交谊舞、酒会等社交方式，让 “名分” 成了必需品。在当时，一个单身女人或离异女人如果经常出入交际场和男人推杯换盏，会被骂作娼妓，根本谈不成生意。

在民国上海，女人养男人不仅被接受，甚至被男方家庭鼓励。最典型的就是阮玲玉与张家四少爷张达民。张达民不事生产，全靠阮玲玉拍电影养活。张家父母最初强烈反对这门亲事，但后来默许了这种 “儿子靠媳妇养” 的局面，因为阮玲玉的收入成了张家一个财源。后来两人分手，张达民仍不断勒索她，最终把阮玲玉逼上绝路。这说明在当时，“丈夫靠妻子赚钱养活” 已经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男方家庭甚至乐意配合。

在这种 “新旧交替” 的大环境下，有些女性哪怕根本没作皮肉生意的想法，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骚扰。比如顾维钧夫人黄蕙兰，生于豪门，乃 “印尼糖王” 的女儿，她随丈夫出使英国、法国、美国等地，着装时髦，英语流畅，能与英国女王、美国总统无障碍交流，这是另一种交际花。交际目的不为自己出名，而是便于丈夫开展工作。每个大使背后，都有这样的夫人，她们必须应酬，通宵地跳舞，参加高档宴会；她们说话谨慎，不会泄露国家机密，却会意外地获得惊人情报与信息。但既是常态化交际，就免不了被揩油：“一个晚上，一个年纪大的法国佬，故意摸我的膝盖，一面小声地向我说些亲昵的话，我又怕又窘，用法语对我的迫害者说：‘你住口！请不要这样！’”

堂堂大使夫人，糖王的女儿都难逃揩油…. 要不是她自己说，谁能信呢？

于是有人觉得，与其如此，干脆用这个赚钱好了。最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沉香屑・第一炉香》。女学生葛薇龙嫁给了落魄的混血阔少乔琪乔，乔琪乔没有继承权，更没有赚钱能力，但薇龙还是嫁了，并且最终靠自己出卖色相来养活乔琪乔。

薇龙通过交际场获得了独立的经济能力，但她必须买下 “乔太太” 这个合法头衔作为护身符。乔琪乔出让了传统男性的 “夫权”（允许妻子有外人），换取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薇龙让渡了部分身体自主权和财产，换取了社会交往的合法性。一个出身体，一个出 IP，共同维护一个 “上流社会高级交际花” 的商业模式。

在市井底层，这种交易更加赤裸裸。1933 年《申报》曾报道上海某船业巨贾的儿媳赵氏，丈夫因长期吸食鸦片、身体病弱，“无力约束，只得听其自由，不再过问她的私事”，默许妻子出入舞厅结交男友；只是后来丈夫翻出合影证据，伪造电报将其休弃，赵氏最终被拆白党骗走沦为娼妓。

更极端的案例是《申报》记载的泰兴夫妻骗术案：丈夫对妻子卖身不仅不制止，反而 “端茶倒水” 招待嫖客，初期不收嫖资引客上门，再夫妻联手榨干对方钱财。这些案例虽然动机各异，未必像张爱玲笔下那样长期稳定，但 “丈夫默许 / 配合妻子卖身交际” 这一社会现象在民国上海确实真实存在。

其实在晚清道民国，满足富裕男性交际、情感与性需求的产业就已经很成熟，主要是高级妓女，比如 “长三” 和 “幺二”。为长三妓女 “摆花酒” 请客，是当时商人结交、官场运作的重要方式。谁包下了一个当红长三，谁就在圈子里有面子。

但是长三、幺二本质上是 “商品”，她们没有合法的社会身份，老鸨掌握着她们的产权。她们靠的是传统妓女的才艺来吸引客人的，和客人之间是 “买卖关系”，钱货两清。而且长三、幺二从小浸淫在欢场，过于熟稔、世故，甚至有些油滑，她们对待客人往往是程式化的。

所以即便搞定了一个红长三妓女，对于豪客来说，无非就是炫富，和今天买了个跑车一样，只能证明你有钱，最多最多地位高，仅此而已。但是体面家庭的太太、新式女学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们往往受过西式教育，会说英语、懂法餐、跳交谊舞。她们身上带有 “良家妇女” 的矜持与纯洁感。撕破这层体面的外衣，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平时高高在上的太太们为了钱或生存低头，是当时许多暴发户、洋场恶少最变态也最热衷的消遣，因为这是真正征服了一个人，而不是买下一个东西。葛薇龙之所以被司徒协选中，是因为她身上那股 “清纯的女学生气”“乔家少奶奶” 的体验，是妓院里买不到的。《金瓶梅》中，西门庆魂牵梦萦的，不也是官太太的 “贵气” 吗？

从社会评价上来说，一个男人频繁出入妓院，会被视为作风败坏的。但参加高档酒会、舞会、去朋友家做客，则是 “正常的社交”。在这些合法的社交场合中与太太们调情，甚至是发生关系，披着 “文明交际” 的外衣。太太们为了维护 “体面”，也不会像有的妓女那样撒泼要钱，男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和风险。

为什么这些老婆们都到这个地步，也不离婚呢？因为在当时，名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一点《连环套》里的霓喜就是个反面教材。她先后和印度商人、药铺老板同居，拼命干活生娃，但始终没有正式名分。结果老板一死，婆家人立刻把她扫地出门，一分钱财产都没分到。霓喜的悲剧恰恰证明了：在那个年代的沪港商界，女人自己有钱没用，只有 “婚姻名分” 才是产权和社会身份的唯一合法凭证。 没有名分，你只是个随时可以被赶走的高级佣人。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是因为它卡在了新旧时代交替的断层线上：

新时代的商业规则让女人有了经济能力，但旧时代的礼教依然要求女人必须有个丈夫才算是 “体面人”。于是，婚姻彻底变成了一门合伙生意。女人用金钱和妥协买来社会通行证，男人用尊严换来寄生的饭票。

在这场各取所需的共谋里，没有谁是无辜的，他们都是那个畸形时代下的精明生存者。

十年来北京年轻人口减半：北京为什么越来越留不住年轻人了？

文/阜成门六号院

十年来，北京从全国唯一年轻人数量超过400万级的城市，下降到200余万，年轻人力资源储备优势几乎耗尽。现在北京年轻人数量已经远远低于深圳、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甚至可能以及低于人口规模只有1000万左右的东莞、武汉和杭州等地。这一方面是北京治理大城市综合问题的成绩，也客观上带来城市竞争力的流失。

能够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让他们用脚投票迁徙进来，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是一个城市至高无上的荣誉。因为20-29岁的年轻人，是一个城市未来各个产业人才存量的基础，是生育率的基础，是大量消费的基础，他们的数量决定了城市的近期发展经济动能大小。

昨天阅读《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颇为感到震惊。2015—2024年，北京常住年轻人由461.8万人降至248.9万人，累计减少212.9万人，占比从21.3%逐年回落至11.4%。2015年，北京每百名常住人口中，约有21名年轻人、16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到了2024年，则是100个人当中只有11名年轻人，却有24名老人。

平均来看，这十年北京每年减少21万年轻人，尤其是2020年一年就减少了55万。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北京到2030年，年轻人将下降到100余万，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没有朝气活力的老龄化城市了。

（北京年轻人比重十年来从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回归平均值，图片来源：经济观察网）

之前曾经经常问朋友们一个问题，你们最喜欢哪个时期的北京？凡是经历过这个城市的成长与繁荣的朋友们，都会说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北京。的确，这个时期北京没有那么洁净、现代化，三环内外还有很多城中村和破工厂，亮马河还是一条浑浊、岸边不洁净的普通大水沟，绝对没有那么多迎合朋友圈、小红书拍照的伪精致，但是彼时的北京充满了向上的活力，思想发挥的自由，充满了实现各种梦想的可能性。

那时候清华北大不像现在大门紧闭，周围打工人也可以去校园共享一些资源及感受人文氛围；那时候不说高校，光在海淀区的书店、咖啡屋里，就有爱好思考的人听不尽的讲座、学术沙龙，五道口、三里屯、宋庄等充满多元文化气息；那时候只要努力，大家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好友A在2000年前后在人大读硕士博士，靠业余创业就赚了上百万，学生时代就自己拥有了第一辆车和第一套房，以及好多校友选择去中关村、上地创业，35岁上下就事业颇有成就了。

北京因为全球化带来的时代鸿运和自己在城市经营管理上的成功措施，从一个传统的以的行政机构和计划工业为主的城市，转型为全国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和新型服务业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城市转型的奇迹。无数年轻人也涌进来寻找梦想，到2010年代中期，北京大概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年轻人口超越400万的城市，也是除了深圳、东莞这种新型移民城市之外，年轻人比例最高的城市。

能够获得年轻人的青睐，让他们用脚投票迁徙进来，这是一个城市活力的象征，是一个城市至高无上的荣誉。因为20-29岁的年轻人，是一个城市未来各个产业人才存量的基础，是生育率的基础，是大量消费的基础（恰好处于购房、买车成家阶段），他们的数量决定了城市的近期发展经济动能大小。

然而今天的北京，在年轻人的规模上讲，已经仅相当于深圳的一半（但北京常住人口是深圳的1.3倍），或者广州、上海的60%左右，成都、重庆的70%左右，甚至可能比千万级人口的东莞、武汉、杭州还要少。所以，现在的北京应该是中国22座5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特大型城市中，年轻人口占比最低的之一了，如果还有占比在11%上下的城市，也不过应该是沈阳、大连、哈尔滨这些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

那么为什么北京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了呢？或者说北京吸引人才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呢？

第一，北京科创和服务业增长的放缓，青年人成长机会减少。无论是21世纪初的北京，还是当今的杭州、深圳吸引年轻人的最大优势是科创产业，如果有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快速增值型企业，以及带动的相关配套服务产业，年轻人会形成涌入效应。尽管北京有着全国无与伦比的央企总部经济，但是央企每年招聘规模都是固定的和有限的，所以，一个城市就业增量潜力完全看创新型的民营经济部分。

最近十年随着创业成本的高企（福布斯对30个大城市创业成本排名，北京排第一），以及产业调控政策导向的因素，北京科创规模的大幅减小。比如根据IT桔子、投中网和清科研究院等机构的数据，2018年北京科创风险投资案例数为2800多起，约等于上海、杭州和深圳之和，是毫无争议的科创第一城，但是去年北京科创风投案例将至1100起左右，整个京津冀的科创规模已经下降至长三角的三分之一左右。

（北京创投规模从全国遥遥领先，到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图片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和IT桔子）

现在北京虽然仍旧是全国最有活力的科创中心之一，但是资源向几个头部科技民企集中，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已经不具备十几年前那种万船齐发的盛景，由此导致的青年成长机会的减少，这是他们“孔雀东南飞”的一个最直接原因。

与我们切身感受相适应的是，十几年前北京高校生毕业后大多数选择留京，因北京的发展机会和质量都远远好于外地，尤其是清华北大毕业生，很少有去外地的，现在情况已经翻转。以北大毕业生去向为例，2013年72%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留京，当年仅仅有6个去了上海，40人去了广东，本硕博总体去上海和广东的比例不超过8%。而2024年就业报告显示，毕生留京比例下降到42%，去上海的上升到537人、广东上升到652人，沪粤两地总体比例上升到25%左右，是11年前的3倍；而普通211、985院校毕业生留京率则已经到30%左右。这固然显示出中国发展的均衡化，但也透露着北京吸收青年人才能力的大幅减弱。

第二，房价和生活成本问题。2015年房地产调控后，北京的房价中位数一度达到5.8万/平米，在位置很不咋样的北五环外的北苑或者回龙观买一套房子就得500万左右，如果是买一个好点位置的至少要上千万。2005年之前的毕业生，凭借自己努力，就可以赚足首付买套房；2013年之前毕业的学生，可以凭自己的工资积蓄和父母毕生积蓄，攒够首付款；2015年以后，房价首付平均至少300万，月供也要1-2万，这是全国99.5%以上家庭承受不起的。

尽管这两年有回落，但是仍然远远超过京外中产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北京安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在京大学生留京意愿迅速降低，也导致外地精英大学毕业生不愿进京，宁愿选择去深圳、东莞、杭州、苏州等地。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个问题也当初并非无解，随着北京市区房价的上涨，大量年轻人选择去离北京市区30-50公里范围内的燕郊、大厂、廊坊、固安等地置业。笔者曾经在2016年参加过廊坊孔雀城的开盘摇号，一个楼盘卖1000套房子，有3000人在排队，几乎都是在京工作的年轻人。

其实在大都会downtown上班，住在通勤距离1小时左右的卫星城，是全球大都会区生活就业的常态。但是北京与环京地区过于严苛的行政隔离，过于复杂的进京安检制度，以及跨城轨道交通施工无限延迟，导致了持有这种打算的年轻人逃离北京，前往南方或回家乡。

第三，僵化的户籍制度问题。户籍制度本是计划经济时代，为了维护城市商业物资供应平衡发明出的东西，北京本无户口门槛一说，1952年左右我的一位张姓表亲，从山东老家农村前来北京投靠姐姐，自然随着居住地改变就成了北京人了，还就近读了一六一中学，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成为北京几所著名中学的校长。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后，绝大多数城市的落户都逐渐放开，唯独北京、上海还维持最严苛的落户门槛，最近四五年上海也松动了不少，北京却岿然独立。

比如，上海北京以前每年落户指标在10-12万之间，但是上海这两年放松到30万左右，北京还是这个数字。这有限的落户指标，绝大多数又是过去传统计划体制渠道下的，即只有通过公务员招考、国央企招聘、体制内家属随迁等途径才能获得户口。近年北京虽然开启人才积分落户计划，不过数量每年才6000人，基本上聊胜于无，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三。而香港通过工作满七年这种形式入籍人员，2025年度就达到2万左右，占总人口的近3%。

笔者身边有大量年薪100万以上家庭，因为在民企或外企工作，在北京十几年一直无法落户，孩子一直是借读生，最后不得不去天津落户，夫妻两地分居，或者干脆南下，立即在深圳毫无阻拦地落户、成为深圳人的案例。这些都是最优秀的产业人才，还为北京贡献大量税收和消费，却最终拿到不到北京城市的定居券，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如果说过去计划时代，落户进行体制内外的区别对待可以讲得通，但是现在民企就业人员已经占北京劳动力60%了，应该有大的调整。笔者认为应该每年增加10万个民企就业人员的就业指标，比如说在京连续缴五年纳个税满3万（年收入约30万）、第一学历为双一流学校毕业生，就可以获得户口。

此外，北京越来越严格的城市管理，行政干预对公共社会空间渗透的加大，年轻人都是向往自由、轻松、活泼的，这也是导致年轻人对北京好感度越来越低，甚至抱有成见的原因之一。

2016年以来，广州常住人口增加了500余万，成都增加了450余万，武汉增加了310余万，深圳增加了300余万，杭州增加了200多万，唯独北京是减少的。尽管这是北京控制规模、优化管理的一个成绩，但也是北京的发展潜力的一个巨大流失。

也有人说北京作为首都的最重要职能是稳定，而不是发展，却不知只有增长和繁荣，才是稳定的最坚强后盾。北京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在南北经济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北京是稳住北方经济增长和创新力量的唯一希望、唯一枢纽，北京不行则北方全部塌陷。

所以，应该适度调整北京城市管理经营思路了，增加年轻人对北京的好感和向往力，留住年轻人就是留住城市的未来。由于年轻人减少，北京每年新生儿从2016年的20.5万下降到去年的12.1万，首先从最粗放的人力资本规模延续性上讲，就已经严重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了。

终于看到隐藏版西游记了，我不中了

东野圭吾好笑大事记

@知书少年果麦麦：1）东野是高中开始写小说的，天天坐在书桌前埋头苦干，家长看了十分欣慰，觉得儿子最近总算是认真起来了。东野很心虚，但又不敢说实话，只好说，我也会好好学习的好吧！直到他拿了乱步奖，双亲才知道当年儿子是在写小说。

2）东野想当职业小说家的原因就是赚版税，看了乱步奖得主松本清张的作品之后，觉得我也能投稿啊！于是买了几百张稿纸回去不知死活地写了起来。

3）东野写第一部作品的时候毫无规划可言，想到哪就写到哪，故事刚开始就死人了，但也没想好凶手是谁。一旦写不下去了就再来个命案，结果还是搞不定，bug 越来越多，人也越杀越多。到最后他的目标已经不是拿乱步奖了，能写完就行。

4）因为东野当职业作家之前上过班，是公司里的工程师，所以他的作品里科学技术的部分很多。然后也因为上过班，所以他的电话礼仪特别熟练，和出版社沟通的时候特别有礼貌，在编辑当中风评惊人。打工人的含金量这一块。。

5）写《秘密》的时候，编辑来问他书名，想至少提前披露一下。东野老实回答：「秘密。」编辑愤怒：「不想说就算了！」

6）东野的《放学后》拿了乱步奖之后，出版社邀请他去东京吃鱼翅，东野开开心心地吃完，回家和妻子感叹：「这辈子都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香菇。」

7）东野出道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庆祝，写了一篇二十页的短篇小说想免费放送。但想拿这篇稿子的出版社太多了，最后他们只好一起打大富翁决定得主。

8）东野写了不少聪明人之后，终于在《时生》里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主角，说这是他写得最开心的一次，解放了内心的种种封印。

9）东野看待自己的作品就像孩子一样。有一些销量惨淡、评价不高的作品，他会觉得是为人父母的自己不够争气，没让优秀的孩子得到肯定，会向自己的书道歉，说是因为自己不争气。

10）东野曾经和井上梦人一起去泡温泉，结果一边泡一边大吵《克莱因壶》，各种争论不休，忘记了时间，差点双双昏倒在浴场。

11）东野在辞职之后的 11 个年头还是会做噩梦梦见自己上班，得整理实验报告，但一点头绪都没有，然后很焦虑地从梦中吓醒。

12）东野有一段长达十年的瓶颈期，因为过度执着于精密的诡计，导致自己绞尽脑汁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刻，他好像接收到了「天降神谕」，告诉他，从今以后，我只写自己心中原原本本所想的事。

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刻意追逐猎奇，开始捕捉作品里细腻的情感。

以上摘自他的随笔集《大概是最后的招呼》。走好啦东野先生，愿天堂的诡计灵感多多。

教会中老年人如何正确存肌肉

很遗憾，北大也只负责筛选，不负责培养

文/北京大土豆

邓煜、王虹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俩人虽然都是北大出来的，但北大在培养他们成材方面，贡献率几乎为零。北大起到的最大的作用只是把这俩人从全国上千万人当中筛选出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邓煜因为是大二读完就去MIT深造了，北大肯定没给人家提供太多帮助，这个就不说了，今天重点说说王虹。

王虹在获奖感言里面，没有感谢北大一句，倒是感谢了她老家高中母校，相反提到她在北大读书的经历用的是“discouraged”，意思就是沮丧的、心灰意冷的。

原因很显然，王虹在北大四年的成绩非常一般，保研失败，同时因为成绩一般给人的感觉也是比较沉默和内向的。

北大对于王虹这样的普通学生，有任何帮助吗？没有，起码我没看到，她就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学生一样，就是个小透明，就这么随意的被放弃了，我想这种被默默放弃的感觉大多数人都不陌生。

直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每年都来北大招生，王虹抓住了这个机会去到了法国，然后被一个叫Martel的教授发现了她的数学天赋，然后推荐王虹去了MIT做访问学生，才逐渐有了今天的成果。

有意思的是，王虹法国的同学都觉得王虹非常外向开朗，你看看，同样一个人，环境不同，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王虹在获奖感言里说，当她遇到困难的时候，Martel教授会说"把困难收集起来，下次见面问我"，这第一次让她意识到"可以求助、不用一个人扛"，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底层安全感。

而且Martel教授发现王虹并不是成绩好，而是对前沿分析有知觉。所以王虹得奖后说“奖挺好的，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从这个角度，数学奥赛金牌跟获得菲尔兹奖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刷题是刷题，研究是研究。

你看看，这位法国教授才是真正的培养，不但提供学业上的帮助，更关键的是关心学生的心理，还非常了解自己学生的优势。

再反观现在的清华北大在做什么？他们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件事情上，可以说不遗余力，只筛选，不培养。筛选的结果就是那些像王虹一样清北里的大多数的普通学生，被系统性自动忽略。

清华北大收集的已经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了，但进了清华北大之后，依然有琳琅满目的各种“重点班”。比如北大，食物链顶端的有图灵班、通班，而清华则有姚班、邱班、钱班等等。

如果你只是考上了清华北大，但不在这些重点班，依然是食物链的底端，所以总有很多清北的学生说，清北内部学生之间的差距比人和狗还大。

但这么做真的是对的吗？那些普通的学生就真的没有希望么？

现在不光清华北大是这样，全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是这样，各种“班”，都在掐尖，所以也别怪企业只要35岁以内的，其实大家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只想要最嫩的韭菜芽，因为这样最省事。

其实别说大学，小学初中高中阶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夸张的说，所有学习的地方都在掐尖，而不是做真正的教育。

你以为课外辅导班是学习的？大错特错，各种课外机构的最主要目的也是掐尖。他们无非就是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考试把最好的学生筛选出来。

今年人大附早培刚出结果，机构就马上把这100多个孩子进行了分层，比如前十名为竞赛一档，10-70名为竞赛二档等等。但你别忘了，这100多个孩子可是从2万多里面选出来的，个个都是顶尖高手，但依然要被分成三六九等，你排名靠后依然无法享受最顶级的教育资源，这就是现在的教育现状。

我以前吐槽过学而思的升班考试，也是这个道理。你要想升班，必须提前自己学会更高班型的知识才能通过升班考试，因为升班考，考的不是你学的，而是高班型的知识。

所以一个非常可笑的现实就是，课外班明明是帮你超前学的，但你为了在课外班升班，还要继续超前学，这就是死循环了。

比如今年5月份学而思一年级的升班考试，你必须熟练掌握乘除法才可以升班，但问题是低端班型根本都还没教乘除法。

我们现在的整体教育制度，就是从小就开始不断的筛选，极少有学校或者机构会耐心的培养孩子，更不会深入的了解孩子的所思所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你观察观察你孩子身边的老师，有几个真正关心你孩子的特点和心理的？如果有，ta一定是广大家长心目中的好老师。

那最终教育孩子的重任，自然大部分就落到了家长头上，现在家长个个都是全能选手，懂的都懂。

吐槽归吐槽，但也别太灰心，因为只要你足够牛逼，你闯出来了，你成功了，他们依然会蹭你的热度，以你为傲，因为你牛逼，而且他们一点不会觉得尴尬。

一只蚊子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