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得主王虹的一句话 让北大陷入尴尬

2026年菲尔兹奖（Fields Medal）领奖台上的四名获奖者，左为邓煜，右为王虹。

在欧美任教的中国籍学者王虹和邓煜，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被中共媒体大肆宣传。王虹的受访内容，却让北京大学乃至当局有些尴尬。相关内容因此正被封杀。

先完整捋一遍王虹曲折又硬核的成长轨迹。1991年她出生于广西桂林，2007年16岁参加高考考入北大，因为分数没能直达心仪的数学系，被调剂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不甘心放弃数学的她，从入学开始就疯狂自学数学系全部核心课程，硬生生在大二通过难度堪比二次高考的转系考试，正式进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和后来一同获奖的邓煜成为同班同学。

2011年本科毕业后，她远赴海外深造：先后拿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巴黎萨克雷大学硕士，2019年在麻省理工拿下博士，师从著名数学家拉里·古斯。之后辗转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25年正式出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这座顶尖数学机构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亚裔终身教授。

真正让她登顶世界数学巅峰的成果，是2025年用一篇127页的长篇论文，彻底攻克困扰全球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实打实靠硬实力拿下菲尔兹奖。

王虹和邓煜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的同学，今年都是因为解决数学界百年难题而获奖。两人获奖后，北京大学都发文祝贺，为自己脸上贴金。

不过，王虹在获奖后采访谈及成长时，提到父母、巴黎、纽约大学、IHES等等，却几乎很少提及北大。偶尔聊起母校，她也只是感慨在那里“一直在苦苦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她16岁时参加高考，未能考取北大数学系，因分数不够被调剂至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时，她通过了被称为“二次高考”的转系考试，才如愿转入数学系。不过，在数学系的求学经历，让她陷入“生存挣扎”之中。身边的同学多为奥数金牌得主，邓煜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毫无竞赛经历的她，成绩一度落在末尾。她说，即使自己十分努力，依旧无法确信自己的能力。在北大数学系的那几年，她一直在“苦苦挣扎”，只求能够“勉强立足”。

北大这座学术殿堂几乎快要磨灭她对数学的热情。重压之下，她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钻研数学。

大陆网民爆料。（网页截图）

2011年本科毕业后，她前往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强烈的自我怀疑让她长达半年远离数学，选修其它课程，曾经差一点彻底放弃。

最终她认清内心依旧热爱数学，选择前往麻省理工攻读数学博士。在那里，她有了与北大完全不一样的求学体验。导师耐心倾听并帮助她解决问题，鼓励她完整表达思考，让她从新找回了自信。

她2019年博士毕业。2025年2月与合作者证明三维挂谷猜想，2026年7月23日获得菲尔兹奖。

在大陆媒体吹捧中国籍学者获奖之际，王虹对北大经历的表述，让这所中国名校陷入尴尬：想要与获奖者共享荣誉，当事人却不认可北大的培养。

网民评论。（网页截图）

网民认为，北大并没有发掘她的潜力，也没有给予针对性培养，那段经历甚至险些击碎她的信心。她能够取得成绩，依靠的是自身的热情与坚韧，以及法国、美国包容的学术环境。许多网友怀疑，假如她一直留在北大，能否站上领奖台。

还有网民谈起由来已久的老话题：中共的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是埋没人才、扼杀创造力的坟墓。

大陆网民评论。（网页截图）

目前在大陆社交媒体上，有关王虹北大求学经历的内容正在被封杀。在有香港官媒之称的凤凰网上，一篇文章《邓煜王虹回忆北大求学经历》也已经被“404”

王虹说了大实话，最尴尬的是北大

为什么说这次北大多少有些尴尬？绝非否定北大数学的硬实力，本次双菲尔兹奖得主足以证明，北大数院依旧是国内基础数学研究的天花板。刺眼的矛盾点在于：一位最终能破解百年数学难题、站上全球科研顶端的顶尖人才，在本科母校就读时，最深的感受却是煎熬与勉强存活。

根源不在于学生，而在于数学系长期以来的评价与竞争机制。这套体系极度擅长筛选出反应快、刷题能力强、短期出成果的竞赛型天才，却很难包容王虹这类慢节奏、重深度、喜欢长时间沉在一个问题里反复推演的研究者。她做学问的习惯是慢慢拆解逻辑、享受推导过程，甚至做完题经常忘了核对答案，看重长期深耕的价值。这种特质在本科快速比拼解题速度的氛围里完全不吃香，可攻克挂谷猜想这种世纪难题，恰恰需要这种沉下心长期死磕的定力。

直白来讲，北大把她归类成了不起眼的“小透明”，反而是后续法国、美国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把她真正的科研潜力彻底激发出来，最终成长为菲尔兹奖得主。

也有不少人为北大辩驳，王虹本人也多次认可：北大严苛的数学训练，是她日后啃下硬核难题的底层底气。这句话恰恰更让人唏嘘，北大给足了专业基本功，却没能给予足够的心理支撑与价值肯定。离开北大之后，在巴黎求学时导师允许她坦然承认“不会”，在MIT导师鼓励她慢慢探索、按照自己节奏做研究，她才慢慢建立起科研自信心，接纳自己的学习节奏。

如今已经成为顶尖学者的王虹，对自己的科研节奏总结得十分通透：累了就休息，状态好就钻研；给学生唯一硬性要求就是锻炼强大的心理素质，因为搞科研绝大多数时间都会陷入瓶颈，随时会有做不下去的挫败感。本质上，她不是被北大完整培养成型，而是熬过了本科阶段的内耗挣扎，在海外学术环境中二次打磨，才绽放出全部才华。

客观理性看待，北大为中国数学界输送了王虹、邓煜等一大批顶尖学者，贡献无可替代。但王虹的亲身经历，也给国内顶尖高校抛出了一道值得深思的考题：评价人才不能只比拼解题速度、短期卷面成绩，更要看见不同研究者差异化的治学风格。对于那些进度稍慢、厚积薄发型的潜力学者，能不能多一些包容、少一些横向攀比，尽早告诉他们：不必事事顶尖，暂时卡住也没关系，坚持热爱本身就足够珍贵。

获奖之后的王虹十分豁达，没有半句对母校的抱怨，还特意回到北大开设三天专题讲座，分享攻克百年猜想的研究历程。她也寄语年轻人，勇敢奔赴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科研无国界，希望全球学者自由交流。这份大度更值得我们反思：

一所能够产出菲尔兹奖得主的顶级学府，如何优化评价体系，让更多暂时陷入迷茫、挣扎前行的学子不用独自硬扛，不用耗费大把青春去证明自己适合这条路。这才是王虹这段“在校勉强生存”的经历，留给所有高校最有价值的启示。

30多岁还被抓去戒网瘾，魔鬼机构更猖獗了

作者 | 何国胜
编辑 | 向现

5月26日下午，江苏泰州，吕劲家的门被敲响。他开门，门外站着5个壮汉，说他们受吕劲母亲委托，带他去重庆某个封闭式学校治疗“叛逆和抑郁”。

吕劲不是小孩，今年已30岁。他明确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并警告他们若不离开就报警。对方听闻，立即夺走、扔掉吕劲手机，5人合力将吕劲从3楼一路拖拽至楼下，并将其塞进一辆7座面包车的最后排。

随后，车辆一路往西南开去。凌晨时分，车开到湖北天门市，停在一家沙县小吃的门口，车上4人下去吃饭，留1人看守吕劲。他看到店外坐着几位就餐的中年男女，便朝他们大喊救命，求他们帮忙报警。

旁边看守的人见状扇了吕劲一个耳光，并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其余4人听到动静，直接跑回车上，驱车离开。

吕劲的求救奏效了，警察在天门市高速入口将他们拦下，因对方持有吕劲母亲签署的协议和委托书，对5名“押送”人员只做了登记后放行处理。

吕劲因是成年人得以脱身，但他只是今年4月以来媒体曝光的十余起“成年人被送戒网瘾机构”事件中的一个幸运孤例。

其余人在这些机构内，普遍遭受体罚、殴打、虐待，有人重伤致残，有人严重抑郁。

这些让人们意识到，自杨永信的“13号诊室”和豫章书院成为过去以后，戒网瘾机构并未随之沉寂。

“目前国内这类戒网瘾学校并没有变少，反而愈演愈烈。”2017年举报豫章书院后，9年来一直从事反网戒机构工作的志愿博主温柔告诉南风窗。

当下，这些机构凭借着精准的网络推广、封闭式军事管理模式和对监管漏洞的利用，已成为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噩梦”。

1

精准“捕获”

吕劲不知晓他差点被送进去的机构名称。不过，在后续跟父母的争吵中，他得知这一切的起点，是他母亲在短视频平台下的订单。

在温柔看来，这正是戒网瘾机构在近几年得以扩展的原因之一。他说，在2020年左右，戒网瘾机构将招生宣传转至线上，通过各类短视频平台进行精准的网络推广。

在那之前，这类机构多通过网站宣传，需要家长主动去搜索。“现在变成了被动接受，只要家长对孩子不满意，多看几秒类似的视频，就会被平台疯狂、大量地推送相关内容。”

这类机构声称接收沉迷手机、厌学逃学、脾气暴躁、跟父母对着干和情绪敏感、自卑等各类问题的10-18岁青少年。

温柔说，这种广告会放大父母的焦虑，使原本没有计划送孩子进去的家长，看多了推广内容后也可能把孩子送进去。

社交媒体上某机构教官发出的上门带学员情景，踹门而入/视频截图

不过，它们的招生过程远比在手机界面看到的复杂。

曾在湖南办了15年类似机构的李美莲（其自称他们机构不使用暴力）告诉南风窗，戒网瘾机构的地租和人力成本极低，最大开支在招生。如今它们普遍与专业网络营销公司合作，由后者在线上吸粉、接待咨询，再按地域把学员“卖给”相应学校吃提成。

此外，此类机构内部推行全员招生矩阵。

跟温柔类似的志愿博主“反读经”曾在调查山东一所戒网瘾机构时，发现该机构有300多个关联社交账号，由该机构的教官和老师持有。他们发布宣传视频吸引家长，只要家长通过线上成交，教官便可获得几千至数万元的提成。

这些宣传视频的制作也是“颇费心思”。

16岁的张予安曾在今年1月底被父亲送入重庆一所戒网瘾机构，待了3个月。据他观察，机构内专门设有十几人的视频拍摄和剪辑团队，并有专人负责运营各类社交账号。

社交媒体上宣传视频中某机构教官强制带走一女孩

张予安记得，当时每次拍视频都要他们学员配合摆拍，“不配合的基本就进小黑屋”。此外，机构还会找人“拍戏”，张予安解释，这是让学员配合拍摄其在机构“改造”的情况，最后剪辑成前后对比的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上吸引更多家长花钱把孩子送进来”。

相比于戒网瘾机构的大肆宣传，温柔称，他们为了救一些受害者发的曝光视频，却因为提及机构内的暴力行为，常常被平台限流或被机构举报下架。

“这就导致家长在平台上看到的，更多是戒网瘾学校虚假宣传的内容。”温柔说。

2

父母的意愿是唯一标准

宣传面扩大的同时，戒网瘾机构的招生也在突破传统路径。

尽管这些机构对外宣称只招收18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但现实中，它们的招生范围几乎没有年龄限制。

“我接触的受害者年龄范围大概在8岁到45岁，集中在14岁到30岁之间。”温柔说。

6月24日，南风窗记者以自己有一个在家躺平不工作的25岁孩子为由咨询多所机构，发现对方均可接收成年人，只是收费远高于未成年人。

其中，部分机构表示，成年学员收费是在未成年学员费用基础上，每超18岁1年就加1万元，部分是直接给出远高于未成年人的收费标准。

按照一家湖北的机构给记者的报价，25岁学员一年学费至少12.58万元。另一家陕西的机构报价相对便宜，半年5.68万元。此外，如果需要他们上门接学员，还需收取每公里2.5元的“接生费”。

湖北一戒网瘾机构给记者的学费报价

为了促成此单，一招生人员“放料”劝说记者，“我们学校还有4个研究生，30多岁了，在学校待了快半年”。

年龄之外，这类机构的招生群体，也没有其它限制。标准只有一个，那便是父母的意愿。

温柔称，只要家长不满意，什么样的孩子都可以被送进来。

吕劲告诉南风窗，他被“押送”的理由，是他自去年1月被裁员后，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靠跑滴滴和外卖谋生，并在婚恋问题上，跟父母有过争吵。父母将此视为他的叛逆和抑郁，便在短视频平台下了一单改造吕劲的服务。

张予安则是因为右手骨折而请假两周，期间他晚上睡不着，喜欢独自坐在窗边抽烟、听歌，父亲由此认为他有厌学倾向，且“不够阳光”，便把他送去“改造”。

有了父母的同意，戒网瘾机构可以很轻易地带走一个孩子甚至成年人。

湖北一戒网瘾机构表示可接收成年人，学制一年起步

“只要我们去的时候人在家，就可以带回学校。”一位此类机构的招生人员告诉南风窗。

尽管记者假称自己25岁的孩子脾气暴躁，体型颇大，但该招生人员向记者保证，“这种情况我们见的没有几万个也有几千，都是小事儿”。她还不忘强调，他们的教官都当过兵，“当过兵的人那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他（学员）害怕”；而且他们接学员时会找理由，“连哄带骗”。

湖北一戒网瘾机构表示教官都是当过兵的，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许多情形下，他们的方式是冒充公安或网监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学员涉事或涉嫌犯罪为由将其强制带走。

南风窗采访的几位前学员均称，当时上门的人自称警察，以办案为由将他们带走。

“反读经”记得，在他接触过的案例中，机构教官用伪造的警察证和手铐恐吓学员，以便将其带走。

而这一切发生时，父母要么在一旁看着，要么根本没有露面。他们只需跟机构签署协议并提前支付上门接学员的费用或是几百上千元的定金，机构的教官便可直奔学员家中将其带走。

甚至，委托人无需证明家长身份。

另一位反戒网瘾机构志愿者苍穹为了测试，假冒他人父母交了1000元定金，机构在完全不核实家长身份的情况下，冒充所谓“网监局”工作人员，直接按地址上门“抓人”。

机构在完全不核实家长身份的情况下，直接按地址上门“抓人”/受访者供图

3

强过监狱的控制

实际上，戒网瘾机构不是学校。

“反读经”留意过，在他参与的十几起救援案例中，绝大多数机构均无任何办学资质，既没有办学许可证，也没有留宿和食堂经营资质，其工商注册类别几乎清一色为教育咨询公司和素质拓展类企业，属于超范围经营。

李美莲也坦言，这类机构没有法律法规支撑，“只是社会需求催生出来的机构”。这样的非法机构从世纪初持续到现在，并长期采用非法的“教育方式”。

温柔告诉南风窗，针对所谓“网瘾、叛逆少年”的问题，这些机构为了实现“看上去有效”，“会采用令人发指的暴力”和严密的控制，从而让学员在对暴力的恐惧之下服从，表现出家长所期待的听话、阳光和上进。

张予安记得，他被送进去的机构，设有“小黑屋”，用于殴打和关押不服从的学员。在机构内的一切言行要严格按照教官的要求进行，否则会遭到惩罚。他曾目睹一位学员因为没有吃完饭，被教官强迫从泔水桶中捞残渣吃。

温柔发布的视频中记录了学员亲身经历过的体罚

同时，学员间也存在普遍的霸凌乃至侵犯。

张予安说，机构内表现好的学员会被任命为班长，班长拥有对学员的惩戒权。“我刚去的时候，看到其他班长把自己班里的同学当‘狗’一样玩。”张予安说。

温柔称，不少机构鼓励学员间互相举报，并给“干部学员”设置惩戒指标，完不成就要自己接受惩戒。

不少机构招聘教官，标准是够狠、能掌控学员。“我听一所机构的学员说过，他们那最受重用的教官就是打学生最狠的。”李美莲说。由于这类机构没有门槛，从业人员水平低下，根本不懂心理和行为教育，只能采取暴力手段。

而这些暴力得以发生，离不开此类机构常作为卖点并拿来宣传的军事化训练和对学员的绝对控制。

温柔发布的视频中记录了学员称机构会严格监控学生与外界沟通的渠道

全封闭式管理是这类机构的另一卖点。“他绝对出不来”，面对学员能否逃出来的疑问，一位招生人员向南风窗记者保证道，“我们这种学校，他要是能跑出来算他厉害”，教官跟学员住在一个屋里，学员根本出不来。

张予安回忆，他所在的机构，宿舍楼道晚上有人值守，早上会报数查人，以防有人逃走。同时，此类机构窗外都安装铁栅栏，四周围墙也会拉上铁丝网，戒备森严。为了防止学员集体反抗，学员间禁止私下交流和串宿。

而且，学员会被切断跟外界的所有联系。前述招生人员介绍，学员进来后会被没收手机，只通过给家长建立的群聊，每日更新孩子情况。前两个月，只允许孩子通过写信跟父母联系，之后若表现良好，可以同家长通话。

张予安所在机构的规定与此类似，但他称，不管是写信还是通话，都是在教官的监视下进行，他们在信中和电话中不能提及“想回家”“被打了”“不想待了”等禁词。一旦触犯，信件会被退回，通话会被打断，并在随后重则挨打，轻则被剥夺通信权。

一般而言，经机构同意后，家长可以进校看望。但此类机构对家长看望孩子的规定，颇像监狱探视制度，甚至更为严格。

“学员入营后，亲属对其的探望，按照每三个月一次为限，探望时需出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在学校指定的区域见面。若超过探望次数，学校有权拒绝探望。”南风窗获取的一份此类机构的服务协议中如此写道。

沁元博服务协议关于探望的规定严于监狱

而按照司法部《罪犯会见通信规定》，罪犯会见一般每月一次，未成年罪犯会见的次数和时间，可以适当放宽。

“这些机构几乎成了不受管制的民间灰色执法机构。”温柔感慨，它们行使着跟监狱类似的权力，“却不需要通过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家长甚至不是家长的人一句话”。

4

违法犯罪还是家庭矛盾？

相比此类机构对学员进行人身控制和伤害的容易，对它们的问责和打击却异常艰难。

温柔告诉南风窗，9年来，在他接触过的很多个救援案例中，有不少学员在被带走中途、逃跑和被救援后都报过警，但最终立案的很少。因为机构持有父母的许可和委托，这类带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性质的事件，大多会被当做家庭矛盾处理。

此类机构冒充警察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处罚。

温柔举例称，此前他曾发视频曝光过机构人员当街亮出伪造警官证、诬陷被带走孩子诈骗他人200万元并将其强行带走。事后这些“假警察”未受处理，温柔发布的视频反而经机构投诉被平台打上“红标”。

温柔提供的机构人员冒充警察当街抓人并出示警察证的截图

“反读经”此前也举报过此类机构人员冒充警察的事件，对方甚至给学员戴上了一副银色手铐。后来他们去报案时，警方称“那不是制式手铐”，最终未予处罚。

吕劲在被解救回家后，也尝试了三条维权路径，全部失败。因家人授权，入室绑架不成立；被控制时间未超24小时，非法拘禁不成立；被教官扇耳光和掐脖子是轻微伤，只能索赔几百元，而律师费则可能上千元。

后来他又去当地派出所报案，对方称该案应由天门警方继续处理。但他三次联系天门警方，都未能得到明确答复。同时，父亲因不愿牵连母亲，拒绝提供楼下监控录像作为证据。维权无望后吕劲只能放弃。

不少亲历者和志愿者不止一次疑问过，此类机构为何可以脱离监管。

李美莲坦言，尽管这类机构为了掩人耳目和降低地租成本，常租用废弃乡村中小学办学，但地处偏僻并不意味着当地对此类机构一无所知。

张予安记得，当时他还在重庆那所机构时，收到过当地政府部门的问卷调查，内容大概为“是否自愿”“是否遭到殴打”等内容，但没有人敢如实作答，只能“报喜”。

李美莲回忆，此前他们当地出事的一所机构，其负责人“平时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跟相关部门的领导处关系”。此外，机构还会跟周边的商户、村民“利益共生”——如果学生跑出来，他们帮忙带回去或提供线索，会得到报酬。温柔也向南风窗记者确认了这一点。

这一切，导致对戒网瘾机构的处罚难如人愿。

温柔留意过，自豫章书院开办者因非法拘禁获刑2年10个月后，再少有此类机构控制人因非法拘禁或故意伤害获刑，为数不多的处罚是机构遭到当地监管部门的查封关停。

但关停对此类机构而言，伤害不大。

“这个地方出事，马上把学生转到另一个地方。”李美莲称，此类机构一般同时备了三四个场地，注册了多个公司，一旦出事就换场地换“校名”。李美莲回忆，她所在地一所经常出事的机构，“校名”至少换了两位数以上。尽管每个校区的法人和名称都不一样，“但实际控制人都是同一个”，李美莲说。

6月中旬，南风窗曾报道一位21岁的女生被送进陕西安康一家名为沁元博的戒网瘾机构40多天。当时，记者获悉该机构因违规培训，已被当地勒令停止招生。

但6月24日，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以家长名义随机咨询了一家戒网瘾机构“陕西澄城国防基地”，而随后对方给记者发来的服务协议中，乙方正是沁元博。该招生人员向记者确认，陕西澄城国防基地和沁元博是同一家公司。

网上一招生人员给记者发来的陕西澄城国防基地的服务协议，乙方显示为沁元博

5

“只能全面禁止？”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这些机构难以绝迹，而是凭借“狡兔三窟”式的操作，一次次死灰复燃。

李美莲告诉南风窗，早在2003年前后，她就知晓此类机构的存在和其中的暴力行为。如今20多年过去，这类机构非但没有被清除，反而愈加猖獗，甚至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或从松散到严密的控制链条。

据温柔的总结，在这个链条中，各类短期的军事夏令营为最基础的选项，时间短、控制和暴力强度偏弱；其次是准军事特训学校，其开办门槛低、控制严密、时间久、暴力频发，是当下最为常见的类型。

接着是近几年转型的武术学校。温柔表示，随着武校生源减少，有不少转型为改造孩子的基地，这类学校因为有一定的开办门槛，整体数量少于特训学校。但因为拥有办学资质，一旦有孩子被送进去，极难“营救”。

某机构教官发的改造视频中，学员穿着武校校服/视频截图

“反读经”曾在去年9月接到过一位网友的求助，其被父母强制送到河南一武校扭转。随后，“反读经”通过舆论曝光的方式，迫使武校放人。

“最顶级的是精神病院”，温柔说，在网友的求助中，他们发现有一些精神病院也在接收“问题少年”。但因为精神病院拥有合法资质和医生极大的自主裁决权，被送进其中的人几乎难以被“解救”。

在温柔看来，此类机构“长盛不衰”的原因，主要是这个行业的“暴利”叠加了监管的漏洞。

李美莲也同意这样的判断。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戒网瘾机构多开在荒废或关停的农村中小学，一年租金1-2万元；招的是社会闲杂人员，工资三五千元，而学费动辄一人几万元，利润空间很大。

温柔称，戒网瘾机构招几个学生，就可以覆盖他们一年的成本，“剩下的就是纯赚”。据他这9年来的观察，此类机构一年可以招收几百至上千名学生，“你可以想象有多赚钱”。

而支持这个商业模式持续运转的，是父母们的需求。

李美莲坦言，需求端不改变的话，在高利润的诱惑下，供给端很难消除。

据她的观察，把孩子送进此类机构的父母，有的是懒和推卸责任——自己不用心教育孩子，钱一交就要人家把孩子教育好；

有的是拒绝成长——他们不愿承认“孩子出问题是我的问题”，只一味怪孩子、怪别人。故此他们容易轻信夸大宣传的戒网瘾机构，“把钱一交，你给我还一个好孩子过来”正合其意。

“至于孩子是基于恐惧（服从）还是真正的心理转变，他们不管。”李美莲说。

更糟糕的情况是，不但达不到这些机构宣称的效果，反而严重恶化了家庭关系。

“在把孩子送进这种机构之前，他们可能叛逆，但内心深处相信父母不会害自己。可是在里面待了几个月后，他跟父母之间最基本的信任荡然无存，父母反而成了他们最害怕、类似仇敌的存在。”温柔说。这种仇敌关系可能一生都无法弥合。

张予安从机构出来后，一度把父亲拉黑，且计划过跳江，但最终还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吕劲无奈放弃维权后，离开了家，不再跟父母有直接的沟通，有事都是通过姑姑传达。

面对当下的处境，李美莲对行业治理持悲观态度，她认为对这类机构，只能全面禁止，“因为没有真正专业的人在办”，现在的办学主体都是社会闲杂人等，是趋利而来的。

她记得早前跟一个此类机构的负责人交流时，对方告诉她：“李老师，除了你，我们这个行业办学校的不是文盲就是流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公共教育缺失太久，中国的年轻人在公共领域越来越趋向野蛮无序的状态

@是刘雨阳
中国的年轻人在公共领域越来越趋向野蛮无序的状态，他们没经过训练，也没有相应的表达教育，公共教育缺失太久了。
以前网络上有一句话几乎能够成为当时年轻人的共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现在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讲的话我不爱听，我要举报你，不仅举报你，还要人肉你甚至挖坟找你的黑料挖你的黑历史搞垮你的事业，也就是，我要让你消失。
他们不再关心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什么。
只关心我的感受是什么。
然而，这个感受可能是对事实的错误认知导致的，感受是会支配人的行为的，行为是会有破坏性的。
我们的文化特征之一（没有否定文化优势的意思）就包含搞砸了都是别人逼我的，都是环境逼我的，取得了成绩又说都是领导提携的都是父母教导有方，就是不敢承认自己的权责荣辱。就连承认自己的荣耀，夸夸自己，也是几杯浊酒下肚壮了怂人胆才开始，一开腔就是令人厌烦的几匹马拉不回来的夸大其词和吹牛逼，恨不得把能想到编到的所有荣耀贴自己脑门儿，因为平时忍者神龟太久了，至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耻辱，灌死他的酒也不一定会说，在极致的自负和极致的自卑之间反复横跳，就没法自信。这的确是缺乏主体性的现象。
所以这些年来很多自媒体传播的“主体性”备受追捧，毫无意外，到这儿来就变异，主体性最后变成了我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利益、处境，别人怎么样与我无关。
而成熟发达的公共空间，诠释的主体性是所有个体权责对等，为自己所有的选择负责，不推卸责任，比如不说是我老公逼我变成泼妇，而是说我看到一个令人愤怒的男人，选择变成泼妇发泄自己的怒火，不说我是被迫做这份工作的，而是要说，因为我的现实处境，我选择接受这份工作，这叫主体性，你可以选择不做的，你可以选择离婚的，你可以选择失业的。不能是你想捞利益的时候强调你的主体性你要作主，你想甩锅推卸责任的时候强调你只是可怜的被迫的客体。
除了主体性，还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指的是在公共空间，你也要考虑他人的感受、处境、利益，尊重差异，尊重多元，否则就会人人为敌。
因此真相和事实很重要，对事不对人也很重要。
你今天要消灭和你不同的人，因为他让你感到不舒服，明天别人也想消灭你，你也让他感到不舒服，最后同归于尽杀出个霸王把所有人奴役了，几千年的人类就是这命运。
你今天要没证据的抓韩红“特务”，批倒批臭，明天别人也可以仅凭觉得你可疑对你抓间谍，批倒批臭。
程序正义大于结果正义。你要审判任何人，都需要经过司法程序，这人是否真的有罪？如果有罪是否达到了死刑级别？我经常看到的是这个人判死刑那个人也要判死刑，网上升堂遍地死刑，像极了赛博版清兵入关屠城。他就算杀了你全家，你也不能私自复仇，要以法律的手段惩罚他，今天的年轻人不认这一点，认为私自复仇天经地义，快意恩仇。
不尊重司法，不尊重专业，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常识，不尊重科学，和现代文明有关的一切都不尊重批倒批臭。挑自己喜欢听的信，挑自以为符合自己利益的信，看起来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对的，自己听着顺耳的就是真理，古代的炮灰就是这样的，一煽呼就去抄地主家，最后把自己全家饿死了。
他们永远搞不清楚，究竟什么对自己真的有利，永远被利用内斗残杀，直到灰飞烟灭。
最后补充一点：
推卸责任和道德评判一样，都是暴力沟通的方式，而我们很多朋友离开道德评判几乎不能说话，我们的语言 本身就充斥着太多的道德评判，评判是非对错好坏优劣，就连一个“耻”字，就有差不多20个成语可以用来攻击别人，道德评判就是攻击。中文很美，暧昧朦胧，却在把美放大到极致的同时，也把恶放大到了极致（没有贬低中文的意思）。封建帝制几千年，语言的进化也是一代又一代聪明人研究词话为帝王服务的历程，帝王作为万事最后的判官，是很讨厌清晰明了的表达的，清晰的语言不利于调教奴才驾驭群臣，模糊混沌才能诚惶诚恐，皇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正过来可以说，翻过去也可以说，更有利于控制权力。
作为新时代的现代人，还是要多用逻辑陈述事实与观点，少靠经验和立场对别人做道德评判，更是要远离那些喜欢做道德评判的人，他们只会破坏你的大脑。 

我尽力了，也就不在乎是不是断子绝孙了

@四眼看世界：我儿子，天天沉迷游戏追剧，在重点高中全年级（约 1200 人）入学成绩排名前 50 左右，一路躺平摆烂，期末成绩一落千丈，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跌到 300 多名，高二不知道排第几，只知道现在倒数。
为什么呢？
答案是每天三点左右睡，白天课有时看手机看小说，要么打瞌睡，问我为什么知道，是因为他的同学跟父母说了。家长会时告诉我的，有人会说会不会是同学诬陷，有没有其他佐证。
不是，因为有其他佐证。
有人说，那为什么不控制他玩手机，因为从初二起，我先后从他手里没收了三部手机。有人说，那干嘛要给他那么多手机？答案，不是我给的，是他零花钱买的。因为对方偷偷买手机玩游戏，父子只为这事出手了。
有人说，那是你教育方式出了问题，我只能说，我不是教育专家，好说歹说他油盐不进。再说了，那么多教育专家、老师的孩子不也学业一塌糊涂。
只能说，自控力这个东西，人与人天生有差距。
有人会说，那这样他初中怎么还行？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有点怕我，完成了我规定的底线任务。
重点来了，去年高考没上本科线，只有 442 分。
再然后，更离谱的来了，考完后天天在家游戏就算了，填志愿时，他只填了最好的七八所专科学校，任何保底的一般公办专科一个没填，不出意料滑档了。
最后征求志愿，一般的公办专科也滑档了，只能去上民办专科。
以上，其实是他个人选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到有一天，他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反正我只有他一个儿子，我为了不绝孙，会为他兜底。
我直接告诉他，就算如他所言，断子绝孙的是他，关我什么事。
再说我给他兜底，照这个逻辑，我还得为孙子兜底，那还有重孙子、重重孙子无穷尽也。说真的，是否断子绝孙真的没那么重要。
出分数后，没上本科线，说要复读，本来我还留了一线希望给他，我当时没表态，是想看看他是否幡然醒悟，结果仍然天天通宵玩游戏，我才决定，不给机会，说要么你自己去贷款复读，他说找我借钱读，我说不借，我说你根本没有读书的决心，如果你真的后悔了，那这段时间应该天天下狠心复习。
然后他又开始作妖，得到一个电话，说他被 X 大学（某双一流录取了），然后还很得意的跟我显摆（也有可能跟其他亲友和同学显摆），所以他才在填志愿时，只象征性的填了几家国内排名靠前的公办专科学校。等专科学校志愿滑档后，还拿出 X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说不可能，我一了解知道是非全日制的五年自学考试，真是既蠢又天真。
现在在民办专科上学，仍然天天游戏，就这样，莫再他人命运。
没想到这么多人评论，评论我都看了，很多家长有相同困惑，包括有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大厂工作等各行各业，再补充一些信息。

孩子上的重点高中，是省重点。
有人质疑很多初中成绩好的，上高中就不行，是智商和能力的问题，我孩子是有智力的，他在初中并不努力，也是贪玩，只是在我的压力之下考完就被录取了，也就是不用中考就能直接入读高中。
这里为了回应部分评论说的，之前在我压迫下高强度学习才有好成绩，我给的压力只是说如果不能考位重点高中就不去高中，去读职高算了。
从小学到初中，周末和寒暑假也没有安排任何补习班，孩子这个时期跟大部分孩子一样的玩耍，甚至比大部分孩子玩得还要更多，不存在从小不给孩子接触手机然后高中突然接触手机沉迷的情况。
他上高中不是因为学习跟不上才选择玩游戏沉迷，而是一开始就沉迷，中考后的暑假，我就跟他发生了冲突，我制止他的沉迷状态，他就跟我翻脸。这个时候他已经十六岁了，我也不能打他。
其实这时候我就知道他完了，这样下去后果也告诉他了。
孩子最后高考 442 分，不是在实验班倒数第几，是在高三全年级包括往年复读班共一千名，平均成绩后的普通班的成绩排名。
有人说为什么上高中还有手机？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星期天回校后，老师会委托班干部没收学生的手机，但有部分学生会花几十块钱买一个报废、淘汰的手机上交，自己留下一个好手机玩。等晚上宿舍查寝，他们就躲到被子里玩。反正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他的家长要留意这一点，能管就管，管不了也没办法。
整个过程，我焦虑失眠，只有当父母有过这种经历的才懂，我是在他高二才放手，因为再管下去，可能会更糟。
其实我焦虑和在意的，并不完全是他的成绩下滑，而是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没有把握机会的能力，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这点，当然他认为我为他无限兜底，也正是对这一点的认识不到位的外在表现吧。是否努力学习也只是这一点的外在表现。
我发这个贴，只是想说人要学会放手，是否断子绝孙只能管到自己，管不了子孙，所以不重要。
关于孩子如何有钱买手机，有几个途径，大多数家长可能不知道。
一是来自父母的零花钱，二是，他们为了手机，会想办法熬夜代练挣钱买手机，这个真的是家长控制不了的。
很多评论说家里经济状况，说不上富裕，自我评价可能中部小康。
很多说我教育有问题的，我承认我不是圣人，我也不要求孩子是圣人，我这个帖子的本意不是鸡娃，也不是要讨论如何教育孩子，这么多人关注我觉得这是意外，说明大家都对孩子的关注度很高。
有很多评论说是不是小时候管得过于严厉，没有给孩子玩乐，没有这个情况，相对宽松。平时只按学校老师的进度学习，也不会给孩子的学习上加量。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孩子一旦接触到手机，就会被网络中的各种信息侵蚀，网络带给孩子的信息远超过父母和老师，但又没办法隔绝孩子接触手机，对于自控力天生就弱的孩子就是死结。
总之，我不会教育孩子是一方面，最大的权重还是，我不会教育孩子的内在秉性天赋吧。

这个贴，很多家长评论，我都看了，可见子女教育对大部分家长来讲，都挺难，可我没办法全部回复，大部分评论都是同一回复，对于这些，我不想说，多有其他家长看到对号入座。
关于我自己家庭情况，涉及隐私，担心会有熟人看到猜到，所以那一部分删除了。
有部分评论涉及人身攻击，请注意素养。
所有评论，跟我遇到相同境况的家长是占评论中占比很大，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案，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单单的某个因素造成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是我作为家长的教育问题造成的，我不否认有，但各个权重究竟占比有多大，我说不好，各有各的看法。
我只能说，这部分家长认为的 “教育就有万能解决一切，逆论说家长没尽力” 这个逻辑需要警惕吗？
有没有可能，你认为的教育有用，是你的子女，恰好就属于能教育的那一部分？但你认为其他的子女就都能用教育扳正？你认为其他的子女问题，都是教育不到位？但事实是部分子女就是没法教育的？也就是说，你认为的教育用到其他孩子身上是无效的？这种唯教育论是不是会武断？我只是提供一个可能，并不是反对唯教育论。
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无论这个孩子有了什么问题，都会是父母的原罪？我看到很多这种观点的评论，我很少回复。
我再提供一个方向，为什么有的人有酒瘾、烟瘾部分人不上瘾？并不是这部分人没有接触过不上瘾，本质的自控力，这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上瘾的和不上瘾的他们的大脑 / 身体 / 结构运行规则 / 内分泌、不一样？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抽烟有害健康，还是戒不掉？他们想过戒掉成瘾，但就是戒不了。
如果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能对网瘾、游戏成瘾多一点了解，能否改变孩子并不是教育能一锤子搞定的事。
如果教育能适用所有孩子，那同一父母的孩子，为什么会有的成功有的不行？
如果教育能适用所有人，那些在监狱里出来还屡教不改的就不存在了。
如果教育能适用所有人，刑法里就不会有死刑了。如果教育通用能教育他们就不会有死刑机会？
所以，放手就是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
关于我评论文中，有 “尊重他人命运” 这句话，很多评论对这个 “他人” 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可以理解，这部分网友可能觉得儿子怎么能用 “他人”，在他们的理解里，儿子不是他人。
关于这一点说明一下，其实这是一个痛苦的接受过程，从你认为儿子是自己的一部分，逐渐接受他是他自己。父母与子女，从情感上讲，子女有七分的亲密，三分的独立，所以从法理上讲，子女不是父母的私产。
你不能替代子女走他们的路，作为父母也没法去操纵子女的命运，子女也替代不了父母的病痛和老去。
特别是为子女焦虑时，TA 一点也不理解，这种深深的无力感，最后你会发现，你无论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改变并不是你不尊重 “他人” 的命运，你就能改变，也不是必要条件，有的只是概率。
说出尊重他人命运这句话，其实是在和自己和解，否则痛苦的是自己，关键还不能改变任何结果。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关于不让孩子复读，却送孩子上民办专科。
很多评论质疑，孩子要复读，我为什么不给机会，我不断的告诫他，这样下去的后果，明确的告诉他，这样的学习态度，没有复读的可能。
这个结果我前后跟他谈话不下三五十次，说得很清楚。
哪怕最后他说要复读，本质也是给你一个机会，但他仍然天天通宵游戏。
一方面要复读，一方面没有自律，这个事情我是知道没有任何结果的。
打个比方，某些科成绩不理想，要找个补习班，每天放学补习，白天依然上课打瞌睡，通宵玩手机，这样补习又有什么用？
在他初三毕业后的暑假，我给他制定了每天上午两小时学习，就当提前了解一下，也不要求学精，然后晚上自由玩游戏通宵，白天我看着他，然后晚上我自己睡。（有部分评论认为，既然都放假了为什么还要他学习，我没有，就说让他保持一点学习习惯，其他时间是自由的）
所以在高考后，仍然是这个状态，我坚决不同意复读，因为我知道他仍然是会天天晚上熬夜打游戏、看小说、看动画片。
再说，为什么送他上民办专科，那本来，跟复读一样他自己高考分数能上本科线是我的底线，早就跟他交底，考不上二本线，就自己出来找工作上班，民办专科是我让步，我出钱我也愿意让他继续读的，真的是看他如果出来上班可能混得还更差，如果他有复读决心，复读也无妨，后果孩子说得很清楚，结果还是通宵游戏，那我只能让他去混三年专科了。
这是一个权衡。
关于有部分评论说，就该让他去打工，试试他就知道要读书了。
答案，试过。
暑假送了几次，他自己找了门店送外卖，结果打游戏，跟我说在送外卖，实际上在房间通宵，很久才送去外卖。
总结一下，目前你们说的这些招，我都试过。有的人说能所有的人不行。
有的说，给他手机、打游戏，照样上 985。
关于这个问题，我敢说你说的玩手机打游戏，跟我儿子的玩的程度和打游戏是不同的概念，你说你也会玩到两三点，我无从考证，但我不信你的上课如此，白天如果在通宵，你白天上课多少会打瞌睡。
我儿子是天天游戏通宵，白天课堂打瞌睡，这是我那个时代，即便再爱玩也很难多的情况，985 的学子，虽然他们确实爱玩，但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一个是天天通宵能考得上的，虽然我接触教师不多，但我敢说，绝大多数教龄多年的教师，都不可能在某一个时段你通宵还能保持成绩。
我儿子天天打游戏通宵，在重点高中全年级一千两百多人，入学前五十，期中考试跌到三百多名，仅这一点能看出逻辑就不成立。
再次更新一下，主要回复有代表性的评论：
有相当多的评论，说孩子小的时候没管好。
很多评论说我对娃严苛，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一点也不豁达。
很多评论说父母和娃是缘分，不要执念，不要内卷。
很多评论说每天熬夜、通宵，是父母纵容，根源在于父母，那干嘛要给他那么多手机？
我对方方面面都说了，手机是他自己零花钱买，父子只为这事吵过，同样环境里有的人沉迷，有的人不。
有的人天生容易沉溺于某些事物，有的人天生就不会。
我所说的部分确实，我不否认养育孩子应该尽力，但尽力不代表就一定能改变孩子。
有人说，那这样他初中怎么还行？那是因为小孩这件事，他怕我，不敢这么离谱，到了高中，孩子已经大了，人性不受外力约束。
我能做的都做了，也尽力了，一件尽力却没有结果的事，不必长久自我内耗。

为什么国内的大学越来越高中化了？

作者 / 铁芒萁的研习社

我扔一个观点，不知道各位看官是否同意：

整个社会，已经越来越无法承受 “人成熟” 这件事本身了。

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题主问的：请假越来越难，夜不归宿会被处分，没有特殊原因不能走读，外人不能随便入校，现在甚至连 “挂床帘” 都能变成公共议题。很多大学生会愤怒，会觉得压抑，会觉得自己像被重新塞回了高中。

但我越来越觉得，大学并不是突然开始喜欢 “管人” 了。

而是今天整个社会，都开始越来越害怕一件事：

年轻人出事。

我在公立高中教书 10 年，这几年有一种感受越来越明显：现在很多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已经不是 “教育”，而是 “别出事”。

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这真的是一种肉眼可见的变化。以前大家讨论学校，最在意的是升学率、教学质量、学生成绩。可现在，很多学校真正最害怕的，其实是情绪问题、安全问题、舆情问题。

学生成绩差一点，很多时候还能接受。但学生情绪崩溃不行，网络发酵不行，校内出事更不行。

于是，一个特别隐秘但又特别真实的变化开始出现：

学校承担的责任越大，对学生的控制就一定越强。

很多人总觉得 “大学高中化” 是学校管理层的问题，但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不是大学主动变成这样的，而是整个社会正在逼着大学变成这样。

因为今天的大学，越来越像一种无限责任公司。

学生夜里出了问题，学校有责任；学生心理状态不好，学校有责任；校外发生纠纷，学校有责任；甚至很多原本属于成年人自己承担的后果，最后都会重新回流到学校身上。

只要学生出了事，外界第一反应几乎永远是：

“学校怎么管理的？”

那学校最后会怎么办？

答案其实特别简单。

既然风险无法承担，那就只能提前消灭风险。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大学真正管理的，其实已经不是学生，而是 “不确定性”。

夜不归宿为什么会被严格限制？因为夜晚不可控。校外人员为什么越来越难进入校园？因为陌生关系不可控。请假为什么越来越复杂？因为学生一旦脱离学校视线，责任边界就会开始模糊。

包括这次争议特别大的 “床帘” 问题，很多人会说是消防、安全、卫生，可我后来越想越觉得，它背后真正的逻辑其实是：

学校越来越害怕 “不可见空间”。

因为不可见，就意味着无法监控；无法监控，就意味着责任风险。

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

因为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意识到，现在越来越多大学，表面上是在 “教育学生”，实际上更像是在 “做风控”。

而一所大学一旦把避免风险放在培养成年人之前，它就一定会越来越高中化。

这里面最值得警惕的，其实不是自由减少，而是另一件更深的事情：

整个社会，正在逐渐失去 “让年轻人慢慢成年” 的勇气。

因为成年人，从来不是年龄到了自动形成的。

一个人真正成熟，靠的不是生日，而是责任。是你开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为自己的自由负责，为自己的后果负责。

可问题是，责任这种东西，本来就一定伴随着风险。你允许一个人自由行动，就意味着他可能犯错；你允许一个人自己做决定，就意味着他可能承担后果。

但今天整个社会，越来越无法接受这种 “成长中的损耗”。

很多人可能没发现，现在整个环境其实都在努力做一件事：

尽可能避免年轻人 “不舒服”。

不能受委屈，不能经历太强的羞耻感，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不能有太多情绪波动，更不能承担严重后果。

于是系统最后只能选择：提前收走自由。

因为只要自由存在，风险就一定存在，可问题是：

很多能力，恰恰只能在风险中形成。

比如边界感，比如判断力，比如责任感，比如情绪稳定，比如社会感。这些东西不是靠说教长出来的，而是靠 “经历后果” 长出来的。

一个人为什么会成熟？不是因为别人天天提醒他，而是因为他自己摔过跤。

他晚归过，他吃过亏，他判断失误过，他在人际关系里碰过壁，他一个人处理过问题，他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过代价。

这些经历，才会慢慢形成一个成年人的内核。

可今天的问题是，整个系统越来越倾向于：

用管理代替成长。

因为管理当然可以减少风险，但管理无法真正培养责任感。

责任感的前提，其实是：

你先被当成一个有能力负责的人。

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

小时候家长替你安排，学校替你决定，系统替你规避风险。于是人会越来越像温室植物。

而温室植物最大的特点，就是离开温室以后，往往特别脆弱。

所以现在会出现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

很多学生在学校里看起来很稳定，很听话，很安全，但一毕业进入社会，却迅速崩溃。

不是因为社会突然变坏了，而是因为：

他们第一次真正进入一个 “没人替你兜底” 的世界。

社会不会给你门禁，不会替你请假，不会因为你情绪不好就降低要求，也不会因为你觉得委屈，就自动修改规则。

你会发现，现实世界其实非常残酷。

领导不会因为你玻璃心就不批评你，客户不会因为你觉得冒犯就改变规则，社会更不会因为你承受能力差，就降低竞争强度。

而过去很多年里，很多年轻人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种 “现实训练”。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大学高中化” 真正危险的地方，其实不是自由变少。

而是大学正在慢慢失去它最重要的功能：

让一个人完成社会化。

因为大学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只是学习知识，知识很多地方都能学。

大学最重要的意义，其实是它原本应该成为一个人进入真实社会前的缓冲带。说白了，就是让一个人从 “被管理者”，慢慢变成 “自我管理者”。

你开始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处理自己的关系，承担自己的后果，管理自己的情绪，这才是大学真正应该教的东西。

可如果大学最后变成了一个 “延长版高中”，那很多人的成年，其实只是被推迟了。甚至我越来越觉得，今天很多大学并不是在培养成年人，而是在 “延迟成年人出现”。

因为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能力，从来不是 “被照顾”，而是：

即使没有人监管，依然能对自己负责。

但今天很多年轻人的成长环境里，恰恰缺少这一环。系统越来越倾向于替他们规避后果，替他们处理风险，替他们消化问题。

久而久之，一个特别吊诡的现象就会出现：

年轻人越来越脆弱，系统越来越严格，而整个社会又越来越焦虑。

因为所有人都在害怕风险。

可问题是：

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风险的人，恰恰最无法面对真实世界。

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大学高中化” 根本不只是教育问题，它更像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深层心理变化。

我们开始越来越追求 “绝对安全”，越来越无法接受失控，越来越不能容忍成长中的代价。

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本来就应该是在不断试错、不断碰壁、不断承担后果中形成的。

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始终活在一个被严密保护、被高度管理、被提前规避风险的环境里，那么他最后最缺乏的，往往不是知识，而是：

面对现实的能力。

年轻人现状：家里没有教，在学校也没有学到，出了社会还不会主动观察

@莴苣不给你吃：本来不太想写这种东西，总觉得有点油腻。但最近我接触了三个学生，都是本科或硕士在读，或者即将毕业。全都是因为家里拐了很多层的亲戚、朋友的朋友拜托，才加上的联系方式。关系真的很远。说实话，我不帮忙，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不过我还是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整个过程非常令人头疼。三个人分别以 A、B、C 代称吧。

A
我朋友昨天问我，身边有没有年轻毕业生在找工作的，她手上刚好有一个还不错的职位。虽然我有些犹豫，还是跟她提了 A。A 是毫无血缘关系的远房亲属。她父母和爷爷奶奶都曾拜托我多照顾她，她自己也跟我说过，毕业以后特别想留在香港。

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之前单独约她吃过一次饭，还行，但不是特别灵。这种事情其实聊几句就能感受到。但我们想着，毕竟是刚毕业、涉世未深的港硕学生，还是多给一点机会，不要那么快否定一个人。于是我向她要了简历，转给了朋友。我顺手点开看了一眼，从格式到内容，都不太专业。朋友人很好，还是提议今天三个人一起吃饭，先熟悉一下。如果感觉不错，就直接推荐给公司那边。

吃饭期间，我和朋友问了她不少问题，希望能多了解她一些。她的回答都不在点子上。我们也引导她提问，如果她对这个岗位、行业或者公司有什么好奇的地方，我朋友都可以直接回答。但她几乎没有问什么问题。这还是在我已经提前和她说过这个职位的情况，她表示自己有兴趣的情况下。

除了我们在说话，大部分时间就是沉默和吃饭。后来我朋友看到她手机屏幕是某个 idol 的壁纸，就主动和她聊了几句追星的话题。那一刻她明显活跃了不少。我知道朋友是在照顾她，希望让她放松一点。

整顿饭下来，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形成真正有来有回的交流。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根本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于是我又问她：“那大学行政类的工作呢？和你的专业挺对口。你感兴趣吗？这个姐姐在高校，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她帮你留意一下。” 得到的依然是不温不火的回答。

期间我朋友出去接了个电话，我只能很直白地提醒她：“这个姐姐人很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她。” 她跟我说：“我刚毕业，所以什么都愿意尝试，什么都感兴趣。” 我更直白了：“那你可能得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兴趣。” 因为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她的兴趣。后来我问朋友，她也以为 A 对这个工作没兴趣。

今天香港的天气真的很恶劣，凄风苦雨，我都觉得对不起朋友。餐厅是我订的，饭钱是我付的。本来我就打算付钱，毕竟麻烦了朋友，又考虑到 A 年纪还小，由我来付最合适。我刷卡的时候，没有听到一句谢谢。吃饭的时候她说自己没吃早饭，倒是把剩下的东西都吃完了。
午饭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她谢谢我们今天专门出来和她吃饭，谢谢我朋友跟她聊了那么久。回家以后，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我其实真的不想插手了，下电梯的时候心软提了一下她简历的问题，但是没来得及讲完就拜拜了，到现在也没来和我 follow up 一下

B

昨天，B 的妈妈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她们申请港硕的中介倒闭了，现在联系不上，不知道学校的 offer 到底有没有发下来，问我该怎么办。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应该由妈妈打电话来替你问。我对阿姨说，让你女儿直接联系我说说啥情况吧。这个问题本身有些荒谬。哪怕去问一下最烂的 AI，也能得到答案。但我还是安慰了她们：“别太担心，这件事本身不会影响录取结果。你先去学校官网找到招生办联系方式，发邮件说明自己的情况、申请信息，让学校帮忙查询结果，同时把中介联系方式改成你自己的。如果邮件没人回复，就直接打电话。” 说出来甚至有点好笑，因为这本来就是最基本的常识。联系学校。女儿回我一句：“好滴好滴。” 全程一句谢谢都没有，反倒是她妈妈谢了我好几遍。

C
C 找我改简历，内推工作。她学金融的。我跟她说：“你先去官网看看，有合适你的岗位发给我，我可以帮你在系统里推送。” 她先告诉我，她已经错过了暑期实习项目。错过了就错过了，这种事情没必要特意强调了。后来我帮她改简历，又帮她研究岗位，但她说话一直是那种咋咋呼呼的。求职毕竟是一件严肃的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用正常一点的语气交流。最后她对我说：“姐姐以后在香港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我一定义不容辞。如果无聊缺人吃饭的话，也可以来找我。” 这咋说呢。。。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提议我想请你吃饭感谢你就行了。

你会不会以为这些孩子的家境很差？其实恰恰相反。家里条件都不错。有做生意做得不错的，有体制内的。她们的家人倒是都很客气。共同点是母亲太强势，也太习惯替孩子解决问题，同时非常依赖小孩。比如 A 的妈妈一年要来香港很多次。租房也是妈妈来处理，甚至还让我帮忙看租房合同。这些事情其实完全可以慢慢放手。很多家长的情商很高，但孩子却没有耳濡目染地学到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事情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她没有独立面对问题的机会，也没有观察、思考和学习的必要。这样的孩子进入社会以后，对和她共事的人来说也会非常痛苦。

所以反过来看，如果你家境不好，也不要太自卑，不要总觉得自己没有很好的父母，很好的社交环境。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心思观察别人，哪怕只是看电视、看电影、看身边的人怎么相处，也能慢慢学会一些基本的礼貌，以及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办，那就嘴巴甜一点，对人真诚一点，这些都会很加分。只要你真正有意识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学会好奇，学会感恩，并且把这些表达出来，总会有人愿意帮助你的。

当然，有一部分东西可能确实是天赋。反正我的朋友们都不会这样，大家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得体了。哪怕是在很多人眼里金光闪闪的国际律所，绝大多数人也都是靠自己找到工作的。世界其实比你想象得公平一些。

最近这些密集的接触，我的一些简单想法：

1. 不要把自己是 i 人 / 内向当成借口。i 人同样可以了解自己，并把自己展现给别人。i 人同样可以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比如天气很差的情况下，别人为了你专门出来吃饭，你至少应该说一句：“实在麻烦你了，这种天气还出来见我。”i 人同样可以进行有来有回的对话，在聊天中展现自己对某个领域、对某个人的好奇。你可以展现迷茫，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问题避免冷场。如果当面不好意思说感谢，事后发消息表示感谢，也完全没有问题。重要的是把你的心意传达出来。

最后，i 人也可以很有魅力。

2. 如果你想付饭钱，一定有办法。如果实在抢不到单，或者觉得自己付钱不合适，可以提前准备一个和饭钱差不多价值的小礼物带过去。

3. 留学不要找中介。留学申请其实是求职的预热。它锻炼的是搜集信息、寻找同伴和对自己负责的能力。租房也是一样。

4. 你不需要有经验才会做一件事。因为中介倒闭联系不上学校了。第一步，找到学校联系方式。第二步，联系学校。没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5. 聊正事的时候，用正式一点的语气。求职时没有人会因为你咋咋呼呼而觉得你可爱。

6. 简历里的 typo、格式问题，以及除了黑白之外乱七八糟的颜色，是不可原谅的。我并不觉得细节第一重要，但大多数连细节都做不好的人，大事通常也做不好。真正能够做到抓大放小的人，少之又少。尤其是毕业生。谁会知道你抓大事的能力？你首先要证明的是，你能把小事做好。只有每件事都比别人做好一点点，综合起来才有胜出的可能。

7. 不要总说 “什么都可以”“工资低一点也没关系”。公司招人都有预算。他们想找的是合适的人，而不是便宜的人。要学会站在公司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只想着自己想怎么样。也不要一加上前辈，就开始罗列自己的求职要求。你不是在点菜或者许愿。

8. 不要埋头苦吃。如果你聊天聊得很好，吃得多也许是一种直率的可爱。反之，只会让人觉得烦躁，可以稍微克制一下食欲。

9. 很多时候，你觉得舒服，只是因为有人在兼容你。别人和你聊追星，是在照顾你的紧张，不是真的专门来和你聊追星的。如果不够敏感，别人的善意你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就接不住。

10. 毕业生最大的优势其实就两点。一，比同龄人成熟、思考更深、能力更强。二，有活力。如果第一点太难，那就装也装出点活力来。活力是一种感觉，灵气也是一种感觉。如果既没有过人的能力与优势，又死气沉沉的，那真的很难让人想再见你第二次。

不想说了，我已力竭。这个适合做一期播客。 （还是要勇敢寻求帮助，你看看这些人其实都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而不自知的

AI 时代终结勤奋游戏？（外一篇）

@北漂民工的日常：看了胖喵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学历通胀的问题。
大家观察到一个现象，今年高考题目普遍难，让很多勤奋但没有天赋的娃很失望。
过去的教育选拔，很大程度上是对 “勤奋度” 的测试。
中档题占主导，意味着只要你愿意刷题、愿意熬夜、能够扎实掌握教材内容，就能获得一个体面的分数。
这种机制给普通家庭提供了一个明确的预期：努力 = 回报。
但现在的试卷结构正在打破这种预期，拔尖题和创新题的增加，实质上是在进行天赋筛选。
社会的发展可能确实只需要少数天才去突破上限，但教育的残酷在于，它把这种筛选提前到了高考，并且挤压了普通人的生存空间。

那么以后的孩子怎么办？
我觉得两个思路，供大家参考：
第一是学习多元资产配置的策略，多元化发展孩子的特长，在测试中挖掘长处。不要再有做题思维，而是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人生的均衡策略意义不大，再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没意思，找到你最长的长板，建立起绝对优势，更重要。
第二是拥抱真实社会，增加实践，了解常识。比如为什么我可以一眼认出来是鸭腿不是鹅腿，因为我有农村生活经验，也会关注超市的菜价变化。再举个例子，绝大部分人不知道鸭子的食谱是杂食偏荤，而鹅是草食动物，这些 “常识”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是帮助你完善价值观的一部分。多去接触常识，既可以增加批判性思维，也能够锻炼终身学习的能力。

这几年买基金，看基金经理，也发现了，很多事情是需要天赋的，勤奋也重要，但不是勤奋就能拿到结果。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依靠单一的勤奋刷题和追求一纸文凭，已经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未来。

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地图去寻找未来的新大陆。我们需要引导孩子或者自己接受平凡，寻找优势，拥抱真实，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建立属于自己的确定性。

这或许比多考几分，更加重要。（不作为教育 / 就业依据）

 

==2026年高考，中等生被放弃了==

中等生，被放弃了

@mhyzzp 平平：今年高考数学释放了一个残酷信号：中等生，被放弃了
高考数学考完那天，我刷了刷朋友圈。
几个家里有考生的朋友，发的状态出奇一致 —— 不是骂题难，而是沉默。那种” 不知道该说什么” 的沉默。
后来我在几个家长群和考生群里转了一圈，慢慢拼出了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图景：
试卷结构，变了。
大部分题，简单到你不敢相信 —— 公式一套、计算两步，答案就出来了。少部分题，难到你怀疑人生 —— 根本不知道从哪下手。而中间那个” 你努力一下就能做出来” 的档位，几乎消失了。
刷了一整年《五三》的孩子，出来就哭了。
你问他为什么哭？不是不会做，是会做的太简单，不会做的太难。他花了一整年练的那些” 中等偏上” 的综合题 —— 考试里一道都没出现。
那感觉就像你练了一整年的拳击，结果上台发现比赛改比游泳了。
以前的高考数学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卷子，像爬楼梯。第一层，送分。第二层，动动脑子。第三层，需要点技巧。第四层，拉开差距。第五层，给学霸准备的。
你爬到第几层，分数就在哪个档位。
这个设计的潜台词很明确：你努力了，你就能往上爬。
你刷够一定量的题，总结够一定量的题型，你就能从” 普通” 变成” 不错”。从” 不错” 变成” 优秀”。每一步都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过去二十年，高考养活了一大批” 刷题型选手”。
他们可能不是天才，但他们有韧劲。一道题做三遍，一个题型总结五遍，模拟卷一套接一套地刷。他们相信 —— 只要我够努力，我就能拿到我该拿的分数。
这个逻辑，在今年被打破了。
今年的卷子，结构大概是这样分的：
基础题，占了七成左右。课本变体，公式直接套，你认真听了课就能做对。
难题，占了大约两成半。跨章节、跨知识模块，需要你在完全陌生的情境里自己找解题路径。不是你刷过的任何一种题型。
中间档 —— 几乎没了。
看懂了吗？
七成的题，你不需要刷题也能做对。两成半的题，你刷了题也不一定做得对。
你花一年练的那些中等题 —— 考试不考了。
你觉得你在中档题上的积累是你的优势 —— 结果发现，这条赛道上根本没别人，因为这条赛道被直接取消了。
现在比的只有两样东西：
第一，你基础够不够稳。会不会算错？会不会看错题？概念有没有真正理解透？
第二，你脑子够不够灵活。一个你从没见过的题型，你能不能现场想出来怎么解？
这两件事，跟你刷了多少题，真的关系不大。
你刷题再多，基础不稳，简单题照样丢分。你刷题再多，思维僵化，新题型照样做不出来。
刷题能解决的问题，恰恰是考试不想再考的那部分。
这事最残酷的地方在于 —— 谁最受伤？
不是那些本来就不怎么学的。
恰恰是那些最努力的人。
刷题型选手，花了一年时间练中等题，白练了。偏科的理科努力家，数学就是靠勤奋补上来的，现在发现勤奋补不动了。小镇做题家，从小被教育” 只要刷够题就能出头”—— 现在路断了。
他们不是不努力。他们是最相信” 努力就有回报” 这个道理的人。
然后考试委员会直接把这个道理的底层逻辑给抽掉了。
你要是问我，为什么这么改？
我觉得不是出题人疯了。是他们真的在思考一个问题：高考到底要筛什么样的人出来？
以前的社会，需要大量” 中等人才”。懂一点技术，愿意按部就班工作，能当一颗合格的螺丝钉。工厂的熟练工，公司的中层执行者，体制内的办事员 —— 这些岗位撑起了过去二十年的社会运转。
但现在的社会变了。
AI 来了。中等技能的工作，正在被一台台服务器吃掉。会计不需要做账了，初级程序员不需要写 CRUD 了，翻译不需要逐句翻了 —— 这些事情 AI 干得比人好，还不用发工资。
社会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两种人：
一种是能做那些 AI 替代不了的基础工作的人 —— 需要面对面服务的，需要真人判断的，需要人情味的。
另一种是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 —— 能设计系统，能整合资源，能在模糊中找到方向的人。
中间那层 ——” 能做中等难度工作的人”—— 正在慢慢消失。
高考的题变没变难，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开始按照新的社会需求来筛人了。
如果你问我，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只想说两件事。
第一，死磕基础。
听起来很空，做起来很难。基础题容易，不代表你不会错。计算失误、审题不清、概念混淆 —— 这些问题刷题解决不了，你得靠真正理解来克服。
你不需要刷一万道题。你需要把一道题吃透。把它的每个步骤、每个公式的来龙去脉搞明白。
第二，别只做题了。
去看看课本以外的东西。去看数学史、数学思想方法，去做开放性问题 —— 这些东西以前你觉得” 不考”，现在它们就是考试的方向。
从” 做题机器” 变成” 会思考的人”。
这句话以前是喊口号。
现在，考题亲自替你喊了。
今年的高考数学，就一个信号。
你再用过去的方式学习，你可能会被未来甩下。
不是因为你不努力，是因为过去那套” 努力” 的公式，已经过期了。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早一天想明白，早一天不亏。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赵静：我看到的「无条件的爱」，常常是子女给父母的

「心理有问题的孩子，往往在一个家里病得最轻」。

当今，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对于「家庭系统动态」的关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此同时，精神科诊断和心理标签依然被视作一种污名和攻击。

前阵子，《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研报告（2025）》发布。报告显示，在 11 多万名受访学生中，约有 11% 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同时，这份报告也提示，有一类孩子学业表现优秀，但一遇到挫败与否定，就容易陷入情绪困境。他们的心理状况很容易掩盖在「好学生」的标签下，继而被老师和家长忽略。

这些孩子为什么会陷入困境？专家指出，这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

此前，我们与关注青少年家庭动态因素的心理咨询师赵静聊了聊。她为我们解答了：家庭的问题，究竟是转移到孩子身上的？以及，作为父母和师长，我们如何真正看到一个青少年的需要？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身心健康地成长。

▼ 以下是赵静的自述：

赵静，CPS 注册督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从业 19 年，简单心理学术委员会委员，简单森林总督导、专家咨询师，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心理咨询专业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工作博士候选人，北京理工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当前主要在简单心理线下中心「简单森林心理健康中心」开展临床咨询与督导工作。

01 孩子的问题，可能是家庭问题的替罪羊

之前我看新闻，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越来越高了（注：《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24.6%）。

在我目前主要供职的简单心理线下心理咨询中心「简单森林」，在开学一个月的这个时间点，青少年来访预约量通常达到高峰。集中在 3、4 月和 10、11 月，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因为「不上学」而来的。接受我督导的一些咨询师在医院心理科工作，他们会告诉我，这时候医院的来访也是特别多，他们都应接不暇。

为什么会这样？

我所了解到的是，在寒暑假之前，这些孩子已经进入到一种接近崩溃的状态，表露出「我不想去上学」了。但父母可能没有立刻反应过来，而是寄希望于放假，忍一忍，看看放假能不能调整一下？结果回到学校发现还是不行。

也许和中小学开学之后一两个月内会有月考或期中考试有关系。还有一些情况是，孩子在假期里被迫参加各种夏令营、冬令营，往往是一段时间的封闭营，完全脱离父母的照顾和支持，独自适应新环境，产生很大的情绪消耗。等 ta 回去上学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孩子的情绪压力就会爆发出来。

这些不想上学的孩子，绝大部分成绩还蛮不错的。Ta 们可能突然遭遇学业的困难而不愿上学，或是在学校人际交往遇到问题，再或者是爸爸妈妈对孩子学习期待过高，孩子达不到很受挫，没有任何人可以理解，ta 也没有其他办法表达。

当然，不上学不能说明孩子有问题。通常我们的临床评估会看孩子的社会功能是不是在发展，比如孩子的支持系统、跟家人的关系、跟同辈的关系、是否对外界好奇、会不会去做伤害自己的事等等。

比如一个孩子很长时间不上学了，但发展出了自己的爱好，也愿意交朋友——只要 ta 在往一个成长的方向发展，我觉得都 OK 的。

但也有一些孩子不愿意上学是因为社交焦虑，无法和人交朋友。另外我们有一部分来访，会有各种自伤行为，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想让爸爸妈妈通过 ta 痛苦的表现，真正理解到 ta 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滥用药物、用刀片划伤自己……这个时候父母才开始醒悟过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当遇到一个存在情绪困难的孩子，我们首先会要求整个家庭一起来评估。不仅仅是孩子，父母也要做评估的。

不管是精神科也好，心理咨询服务也好，现在很多专业人士都会用一个系统的视角来评估这个孩子的困难——到底都有哪些因素造成了他当前的困难？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孩子出现问题，绝大部分都跟家庭的某些因素有关联。从家庭治疗的理论来看，孩子的问题，可能是家庭问题的替罪羊。

所以如果有家庭一起参与，常常会事半功倍，效率比较高。但也会有孩子不愿意跟父母一起咨询。那这种情况下，我会先单独跟孩子工作，定期邀请父母加入会谈，对家长进行一些心理教育，促进他们做出一些调整。

02 孩子是家庭的「情绪传感器」

为什么说孩子出问题，绝大多数和家庭有关？

最常见的是：父母的养育方式过度严苛、过度功利化，他们对孩子的期待很高，经常设定一些目标让孩子持续地感受到焦虑和压力。当孩子发现自己很难满足父母的高期望时，可能就会促发内心的崩溃。

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是孩子使用自己的「病」来表达家庭关系冲突。

比如父母之间整天吵架或者冷暴力，或者妈妈和奶奶之间关系有冲突——当整个家庭氛围非常紧张，或者当家庭里的很多情绪没有健康的出口来表达时，孩子就会成为家庭情绪的传感器。

《 电击女孩 》

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们可能会在家中突然情绪爆发，焦虑、愤怒、或是表现出一些精神病性症状，其实这是代表整个家庭来表达一些问题。

为什么孩子会成为情绪冲突的传感器？因为孩子对父母和家庭是非常忠诚的。这本身也是过往很多家庭咨询相关的理论主张：孩子往往在潜意识中忠诚于父母，哪怕他看上去很逆反。

另一方面，父母对情绪的处理方式，往往也会「代际传递」到孩子身上。有一对暴躁的父母，孩子往往也会有很暴力的表达，比如歇斯底里、争吵等等，这也是孩子对父母的忠诚。但当孩子那样表达的时候，父母就觉得他有问题了，需要去看精神科、做心理咨询。

也有一些来咨询的青少年，经历了家庭重大变故。比如父母离婚、父母一方去世等，这是很现实的部分。

另外我还有一个发现：绝大部分的来访家庭中都有老二，或者是有中间儿（排行中间）的多子家庭。孩子可能觉得被父母忽视了，父母对我的爱不够了。

我个人觉得，这跟青少年处在一个巨变的成长时机有关。孩子到了青春期，表达需求的方式变了。不再像小孩那样直接哭，或者要抱抱，而是需要「爸爸妈妈来猜我」的，而且 ta 们也可能会通过「拒绝」来表达需求。

到家长这一侧，体感上会觉得「这个孩子跟我疏远了，好像不需要我了」，也往往就不会特别主动地去想：哦，一个青春期的老大，ta 有什么需要啊？需要我陪 ta 聊天吗？

青少年在巨变，爸爸妈妈也要学习怎么跟上他们的成长节奏。他们要学习寻找那个恰当的点，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03 「抗拒改变」的家长

父母普遍愿意配合。不过在潜意识层面，很多父母仍然不愿意承认孩子的状况跟自己有关。

即使他们意识层面明白，噢，跟我有关系，或者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但在情感层面，他们还是很难真诚地、抱着虚心的态度说自己需要改变。

他们往往觉得：如果我有问题，那我这么多年不是也正常地过来了？我怎么没有要去精神科看病啊？我怎么能工作，到孩子这儿就不能上学了呢？你就得服药，你就闹死闹活呢？所以他们的实际想法是：我会配合，但问题出在孩子这里。

当然在心理咨询中，我们是绝不能站边的，不能评判谁的问题更大，谁的问题更小。只是说某种意义上，成年人的价值体系会更僵化，松动起来更有难度。

其实家长也很努力地想知道孩子怎么了，想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甚至希望听到别人告诉他：作为父母自己存在哪些问题。好像指出了问题在哪里，对改变就有很大的帮助。

但实际上，从「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到知道怎么去改变，到真的在内心把这些东西全部消化、运用在他现实的生活和关系中，那将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 奥丽芙·基特里奇 》

改变完全不能仅仅通过「指出你的问题在哪里」就奇迹般地发生。有很多家长熟知养育理论，但孩子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有一些超理性的来访者也是如此。遇到困难后下意识不断地追问：那我该怎么办？具体我该怎么办？

于是我们反复去论证，其实认知和意识层面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的情感如何、我们内心的冲突如何。

很多人在人生过去的三四十年，习惯了所有东西都要在认知层面去论证清楚，才会感觉到可控，感觉找到了答案。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情感、内心、潜意识……很多东西并不能通过超理智的方式去呈现，这才是心理咨询的更深层的意义。

04 「忠于父母」的孩子

在心理咨询中，青少年的「行为改变」有可能会发生得非常快。不少孩子只是经历过几次咨询，就会回去上学。

一方面我觉得孩子本身的成长空间非常大，只要家长稍稍有一点变化——不管是家庭氛围改善，家长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还是说父母的教育理念有一些变化——青少年会非常敏感地 get 到父母对自己的爱，或者是「父母好像也在努力做出调整」的事实，于是很快就会表现出一些积极正向的部分。

《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

另一方面，坐在心理咨询室的孩子，大都是成绩非常好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

ta 们本身非常忠诚于父母。ta 们自身有很多内疚，也想要迎合爸妈的期待（比如：能去上学），所以当 ta 们在咨询中获得一些支持力量，可能很快就会进入他当下的社会角色职责（比如：去上学）。

能上学，通常是一个显性的指标。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回到正轨了，已经没有问题，就立刻叫停咨询。

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讲，如果来访者主张结束（对于未成年人来讲，则是作为监护人的父母），我们是无权阻拦的，必须尊重来访者的自主决定权。但咨询师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拒绝上学的情况反复发生，过一段时间，孩子还是会回来。

反复的原因是，孩子的内心成长还不足够扎实。Ta 可能只是在咨询的帮助下，当下产生了一些应对现实的力量，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很强的内心适应能力，比如说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对自我的满意度、对环境的适应等等。如果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比较好的发展，我们才会主动跟家长和孩子讨论结束咨询。

05 隐形的家庭「情绪战争」以及「调停者」

很多时候，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的心理发展任务在青春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

过去 ta 们可能是父母的贴心小可爱，但进入青春期，父母怎么看 ta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同辈怎么看 ta、老师怎么看 ta 的比重上升。

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高控制高焦虑的妈妈，可能会有非常大的挫败感和失控感（当然这跟「缺失的父亲」也有关系，因为父亲的离席和不在场，可能会促使妈妈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孩子身上。这是中国家庭动态中一类典型的三角失衡，在本文中就不展开了）。

她可能会想：我那么爱你，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现在怎么就突然变得不听话了呢？你现在怎么回来就把门一关，完全都不跟我讲任何事情？

如果高焦虑、高控制的妈妈无法处理自己的情绪，通常会加强对孩子的控制。比如你不能晚回家、你不能用电子产品、你回房间不能锁门。孩子看一点手机就会觉得要手机上瘾了，打一点游戏就会说你现在要失控了。

在咨询室里，咨询师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们要观察家庭角色之间的情绪战争是如何被引发的，然后对这个家庭原有的系统进行一些扰动。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妈妈正在喋喋不休地控诉孩子存在的各种行为问题：……你现在不形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以后怎么办？……这时孩子坐不住了，开始站起来在咨询室的角落东躲西藏，拒绝有任何的回应。这时，我会帮母子共情和表达需求，帮他们看到刚才的互动中发生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孩子会退缩和焦虑？其实往往是父母在表达焦虑时，这个孩子开始无法承接和消化这种感受，并产生了行为上的变化。

还有一些孩子，ta 们会自愿成为父母关系冲突的调停者。

比如在家庭会谈中，妈妈的言谈中表达了对孩子某种状况的担心，这时爸爸在旁边开始发话，语气中充满了对妈妈的蔑视，并开始指责妈妈的教育理念。原本乖巧的孩子在旁边突然就开始发怒，尖声叫到：你们别说了！你们别说了！

由于孩子的突发暴躁，问题的重心被转移到孩子身上，父母之间的问题借此隐身。孩子无意中采用了引火烧身的策略，努力维系着父母之间的关系。

作为咨询师，我可能会共情孩子这种不同寻常的反应，用语言化的方式确认 ta 的情感与需求。比如问问 ta：哦？你不想让爸妈说话，是不是你觉得大家说话的口气不好，你心疼妈妈（或者爸爸），你在替他们感到尴尬、不舒服？

所谓「扰动家庭之间的关系」，就是帮各方认识到自己的需求，帮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也帮他们去理解孩子的问题和整个家庭系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推动每个成员的细微变化和调整，最终小变化会成为大改变。

06 作为父母，你要接近、要支持，还要限制

家长得有一个意识，去调整自己和孩子相处过程中的那种姿态。

但有一些家长的姿态调整得过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比如明明之前非常严苛的「三高家长（高期待高要求高控制）」，在孩子确诊抑郁症或焦虑症后，突然变成「一切由着孩子来」的家长。学不想上就不上，想干啥都行，这让孩子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可能是因为家长本身的人格特质里面，有较多非黑即白的部分，缺乏弹性，内心的情感力量比较薄弱。对于这部分，家长也是需要被看到和支持的。

我刚刚说，青少年处于巨变期。从一个小孩到一个独立的成年人，青少年正在向独立的、有主见的、有自我决定权的状态过渡，ta 需要有「负责任的家长」能在场。

有些家长放任「有精神诊断」的孩子想怎么样就怎样，这个孩子真的就可能通宵玩手机、打游戏、花巨额资金购买虚拟道具——这同样也是青少年。

作为父母，你要接近、要支持，还要限制。你需要有一些弹性，但同时又不能完全放手，因为孩子的内心也是很渴望父母关怀的。这个恰当位置的寻找过程，可能会非常艰难、非常漫长。

不过，我们说父母要「限制不正确的行为」，不是让父母去打孩子。

真的不能打孩子。

我瞬间想到，有很多高成就的成年来访者，会讲述到自己小时候被打的经历。从世俗角度看，他们的社会成就确实很高，比如挣了很多钱，或者拥有很高的级别，但他们普遍存在一些底层的自我认同问题，比如经常觉得自己很糟糕、很差劲，也会在某些阶段陷入极度焦虑、抑郁的状态。

这也是暴力的后果。也许打孩子不会有直观的负面结果，但暴力对一个人心灵的伤害，可能会厚积薄发地迸出来。

《 扪心问诊 》

另外我觉得，即使你在限制孩子去做一些事情时，「情感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家长会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式陪孩子。他们会机械地在网上搜一些文章说：你可以陪孩子吃饭、陪孩子旅游，这就是陪伴啊。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问一问孩子，感受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在自己家庭内部，ta 需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有的孩子真的只是需要少一点打击。当你看到 ta 有一点进步，给一些正反馈，这就够了。可能一个青春期女孩，她觉得能跟妈妈分享一点生活中有趣的东西，她就满足了。一旦对孩子表达共情，ta 就会感觉好一些，ta 就会觉得自己又被看到了。

但是，每个孩子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需要的都不一样。在 11-14 岁，甚至每半年 ta 的需要都会不一样，这其实需要父母很耐心地去体会。

即便父母认为孩子的那种「需要」不合适，也是可以先去理解和看到孩子的需求（比如用语言化的方式告诉孩子：妈妈看到你很渴望像妹妹一样，需要妈妈陪你），再去决定要不要「满足」或者如何「有限度满足」？

我们确实不能提供某些「超理智的」「条条框框」的答案告诉父母具体该如何做。

但如果这篇访谈，能够促使一些有反思能力的家长，能多思考下自己的责任，我觉得那就很值得了。

我们正在见证几千年教育压迫的恶果

《核》

大学生的心理困境，成为近年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很多人把它看作过去十几年教育创伤的结果，但是大学本身，也说不上无辜。

如果很多压抑、竞争、服从和自我切断，都是以“考进一所好大学”为名发生的，那么大学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个被长期仰望的目标，一个让前面所有牺牲、忍耐和竞争显得“值得”的象征，大学自身又是如何参与这套竞争逻辑的，如何进一步让学生和学者成为竞争的工具和燃料的？

如果我们无法立刻改变整个制度和环境，还能做哪些力作能及的事情？

作者｜杨芮
来源｜看理想节目《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

01.

早熟又晚熟的大学生

《三联生活周刊》在2024年出了整整两期内容：一期叫《寂静的一代》，一期叫《大学里，如何成人》。

在这两期报道中，三联的记者们采访了很多的大学老师。有来自北大清华的老师，有来自重点大学的老师，也有西部普通高校的老师。他们所在的学校和地域不同，但在他们对近几年大学生状态的描述中，出现了很多相似的关键词。

总的来说，报道中刻画的大学生，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懂得竞争，但无法自主决策，缺乏真实生活经验。社交淡漠，不快乐，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北京大学的林小英教授在《三联》的采访中说，“我有一种感觉，如果学生在未成年的时候，家长和老师只告诉他们一门心思高考，其他方面不去注重的话，一路走来所积攒的这些问题，在他们受教育的最后这个阶段，会集中地、打包式地呈现在我们大学老师面前。”

只专注学习的问题，不会到上大学后才呈现出来。如今中小学阶段抑郁焦虑高发，休学拒学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自伤自杀也不再是极个别的事件。

只不过，因为中小学时期仍然有“高考改变命运“这个虚假的承诺在诱惑着大家，让很多家长老师甚至学生自己，还有理由去忽视、掩盖那些问题。

首先，是身体主体性的剥夺。在《三联》的报道中，清华大学的甘阳教授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做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

进一步说，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孩子不能去户外玩，而是他们想要活动、放松、休息、发呆、和朋友相处的本能，是如何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压制的。

《核》

在很多孩子的教育经验中，身体不是被尊重的经验来源，而是被管理、被约束、被要求服从学习任务的工具。累了、困了、饿了不重要，想出去跑一跑、玩一会儿、停下来发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能不能继续学，继续考，继续把自己撑住。

久而久之，孩子学到的并不是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而是如何忽略身体；不是如何安排生活，而是如何牺牲生活；不是如何感知自己的边界，而是如何不断推迟和压下自己的需要。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很多所谓“生活自理能力差”的表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生懒惰、娇气，或者家长太宠。如果一个孩子过去十几年都被要求把身体和生活放到成绩之后，把休息、玩耍、社交都看作对学习的干扰，那么他进入大学之后不知道如何生活，并不奇怪。

因为他不是“不愿意生活”，而是被剥夺得不懂生活，是他过去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也只是达到成绩的工具和燃料，从来没有被真正允许过以身体和意愿为主体去生活、去成长。

抛弃身体，往往也必然意味着切断情感。孩子的喜欢、委屈、愤怒、迷恋、嫉妒、孤独，很多时候都被当成学习的干扰。

在很多中小学老师眼中，现在的孩子是“早熟”的：他们太早喜欢别人，太早拥有复杂的情感，太早进入了“不该有”的关系。

可是很吊诡的是，到了大学，老师又开始说他们“晚熟”：不懂关系，不会沟通，不会处理情绪，不会爱人，也不会被爱。

这两件事并不矛盾。我们一边把孩子的情感视为危险，一边又期待他们长大后自然拥有成熟的情感能力；一边禁止他们练习关系，一边又抱怨他们不会建立关系。

关于这种“早熟又晚熟”的矛盾，《三联》的报道中采访了北大发展心理学教授苏彦捷。她提到，从现在的发展理论来看，青春期本身正在被延长。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青春期大约是12岁到18岁，但现在，这个阶段被延长到10岁到25、26岁。

而18岁到25岁左右的阶段，也被称为“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从未成年人过渡到成年人，在进行身份探索，在处理“我是谁”“我将来要成为谁”的问题。

他们已经不是孩子，但也还没有完全成为大人；他们正在长本领，也正在把大量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去理解自己、确认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向。

这个时期的过渡感在国内很多孩子身上可能尤其强烈。因为相比之下，欧美高中生被允许进行的情感、身体和思想探索，通常要多得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就能顺利、平稳地进入成年。但至少，他们更习惯带着各种“成长的包袱”生活和学习：情感的包袱、身体的包袱、关系的包袱。

《性爱自修室》

而在国内，尤其是那些一路考进名校的孩子，长期练习的恰恰是不要带着任何“包袱”学习：不要被情感影响，不要被关系影响，不要被身体影响，不要被自己的困惑、渴望和痛苦影响。

可是，情感能力和关系能力并不会在十八岁之后自动下载到身体里。它们是在一次次真实的互动中，在被看见、被回应、被允许表达、被允许犯错，也被允许修复的关系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如果一个孩子过去十几年都在学习如何压下自己的情感，如何绕开关系，如何把所有感受都让位于成绩，那么他们到了大学之后，不知道如何亲近、如何冲突、如何沟通、如何面对孤独，至少是不应该被大人吐槽和嘲笑的。

02.

奖励与惩罚的规训

这种对身体的压制、对情感的切断，靠的不只是简单粗暴的打骂，而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高密度、高强度的奖励和惩罚机制。

这些东西过去当然也存在，但今天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教育系统有了更细密的数据分析手段，可以把一个学生的成绩表现、进步和退步，都更加精准地量化出来。

同时，又用越来越严格的技术手段去监控学生的行为。连抬头、走神、没有专注听讲，都可能在摄像头下变成“证据”，进而成为实施惩罚和管理的依据。

这些看起来很“科学”、很“精细化”的管理，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学生进步，实际上常常是在用人的恐惧、羞耻和欲望来控制人。

有个学生告诉我，ta的高中每次考试都按照成绩排考场，甚至每个教室内部的座位，也是按照成绩排的。并且，每次考试，每个人都要找到一个自己要“挑战”的对象，目标就是下一次考过他。等真的考过之后，还要站到那个人面前，对他说：“我考过你了。”

除此之外，分班也按照一整年的考试平均分进行。ta有一次从“火箭班”掉到了普通班，“退步”带来了羞耻感。老师还让她在普通班里宣讲，说自己一定会努力回到火箭班。

也许老师的本意是激励ta，可是之后上课时，老师常常点名让她回答问题。如果回答不上来，就会当众说：“你还想不想回火箭班了？”

这些都让ta都感觉好像活不下去了，羞耻感非常强烈。而事实上有很多学生会因为从一个所谓更好的班调到了普通班而休学，没有办法再去上学。

《阳光普照》

这里没有直接的体罚，也没有一句明确的辱骂。但羞耻就是惩罚，退步就是惩罚，被别人超过就是惩罚。

它甚至可以被包装成在帮助学生找到动力，可是它真正做的，是把一个人的尊严、恐惧、羞耻、嫉妒和胜负欲，全部绑到分数上。它让学生在最需要发展友谊、同理心和自我理解的年纪，被迫把身边的人看成对手、参照物，甚至是自己价值的威胁。

奖励被这样“科学”地运用。有实验指出，要让孩子持续热爱阅读，最好的方式不是用钱或者表扬来奖励读书，而是把书本身变成最后的奖品，这样就可以激发大家对书本身的兴趣了。

有的学校会把“补课”作为奖励，奖励给那些考得特别好的学生：如果考进年级前30名，就有资格在周末参加一个额外的补习班，可以“进步更多”。

也许设计这个制度的人会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懂得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了。可是，这些后果是什么呢？

人们会为了得到奖励而对过程失去兴趣，学生的内在动力和内在价值，在一次又一次精密的奖励设计中，被替换成了成绩、排名、脸面和安全感。

他们用十几年时间学会：结果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而学习本身，慢慢就从探索世界、理解自我、发展思想的过程，变成了通往成绩的手段。

回头看大学里的很多现象，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学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因为他们过去太少被允许认真地问这个问题。

一个人如果从小被训练去问“这个考不考”“这个有没有用”“这个能不能加分”，当然很难突然开始问“我关心什么”“我想理解什么”“我愿意把生命的一部分投入到什么事情里”。

不是他们没有好奇心，而是好奇心太早就被精心设计的行为控制系统抹煞；不是他们没有思想，而是有思想和思考在成绩面前甚至太危险。去追面前的奖励胡萝卜、逃避屁股后面的惩罚大棒子，才是最安全的，停下来思考，哪怕是抬一下头、眼神飘忽一点，可能心被监控抓住，然后吃一大棒子。

现在大学老师最需要绞尽脑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大学生思考，自己去找一些资料内容，而不是依赖AI直接生成作业和论文。

国内外很多学校会要求把浏览记录、文档阅读记录、与AI对话的内容都上传作为分数的一部分。可是依然阻止不了很多学生运用AI去表演学习，让AI代替思考生产作业。

在比较夸张的描述中，一些大学老师眼中的学生不仅是没有社交生活的学习机器、随时会崩溃休学或者跟老师拍桌子吵架的巨婴，还是没有思想、被AI夺魂的行尸走肉。

《大学》

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学术诚信，讨论AI生成作业和论文的问题。但在道德谴责之前，我们也需要问：

如果一个学生从小到大被反复教会，最重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是完成任务，不是理解；是拿到分数，不是形成自己的判断；那么当一个工具可以更快、更安全、更高效地帮他交出一个“看起来合格”的结果时，他为什么不用呢？

如果结果最重要，自己的头脑和身体都只是达到结果的工具，那么AI只不过是一个更高级的工具。它不是突然腐蚀了学生的灵魂，而是把很多教育中早已存在的逻辑暴露得更彻底：

学习本来就不再被体验为一种与自己有关的精神活动，而是一个必须完成、必须交差、必须转化为评价的任务。

既然如此，用自己的痛苦和疲惫去完成，和用AI去完成，在这套逻辑里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表现出来的功利、迷茫、疏离、对外部评价的依赖，对学习本身的冷漠，以及对深度思考的陌生，并不是突然发生的。那是一个人用十几年时间学会的生存策略。

也就是说，社会上讨论的许多“大学生问题”，并不只是学生自己的问题，而是一代孩子在长期被控制、被排序、被奖励和惩罚的过程中，带着那些未被看见的疲惫、断裂和创伤，终于走进了大学校园。大学老师们面对的，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教育链条在这一阶段集中显影的结果。

可是，大学作为这条教育链条中最重要、也最有象征意义的一环，真的只是一个无辜的承接者吗？

03.

大学作为教育压迫的重要一环

许多顶尖大学的学生背后，站着把自己活成“超级经理人”的父母。

从幼儿园择校、小学奥数、中学竞赛，再到选科、走班、寒暑假规划，一路精确制导。而资质普通的学生，有时候连上一个普通本科，都需要家长咬牙付出巨大的心力去托举。

由这个引出的问题就是，大学作为被仰望的教育高地，是否会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小学乃至幼儿园阶段的教育方向？大学在这个教育链条中主动地在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之所以如此追逐名校，并不只是因为名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它背后真实地绑定着更多经费、更强师资和更丰富的科研资源。如果我们想减轻社会对高考分数的极端追求，就不能只批评家长和学生太功利，也必须正视大学自身资源分配的高度不均衡。

因为正是这种不均衡，让“考上更好的大学”变成了一件近乎生存性的事情。毕竟，同样是本科生，不同学校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差距非常巨大。

《大学》

大学之间的差异，绝不只是录取分数的差异，而是学生进入大学之后，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老师、设备、项目、平台和机会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源差异常常会被包装成“优秀”的自然结果。

但事实是，大学的地理位置、属于哪个层级的政府，就会天然地决定它所能集中的资源。资源越集中，学校越容易产出成果；成果越多，学校越容易获得新的资源和声望。

于是，大学内部的资源分层，就会反过来告诉中小学、家长和学生：你必须进入更高层级的大学，才可能接近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更被承认的未来。

不过，人们可能会说，名校之所以被追捧，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更优秀，资源更多、师资更强、机会更好，家长和学生趋之若鹜，这怎么能算大学的问题呢？

可是别忘了，大学本身就是“分数至上”筛选机制中最重要的节点。虽然这不是某几所学校能够单独左右的制度，但现实里，上游的名校可不是被动地等着学生报考。从各种强基计划、竞赛通道、提前招生，到对高分考生和“状元”的争夺，顶尖名校从来都不是这场分数竞争的旁观者。

此外，大学更主动地参与传递“成绩是唯一标准”的地方，是在它如何招聘、评价和管理教师上。

现在很多高校对青年教师实行“非升即走”。在六年左右的考核期内，年轻老师必须完成一系列科研指标，才能获得长聘；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就可能被解聘、转岗，或者离开这所学校。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大学不应该有标准，也不是说教师不需要做研究、发表文章、申请项目。问题在于，当大学把一个老师的价值几乎完全压缩到科研产出上，而科研产出又主要通过经费多少、论文数量、期刊等级、影响因子、项目级别来衡量时，和我们批评中小学教育时说的“唯分数论”，是同一种逻辑的延续。

只是在中小学，那个数字叫分数，叫排名，叫升学率；到了大学，它变成了论文数量、期刊分区、项目经费、人才帽子和绩效考核。这两者背后的逻辑并没有根本改变。

大学当然可以告诉学生和家长，告诉社会：分数不是一切，不要只用成绩定义自己，要发展兴趣、保持好奇、学会生活。但当大学评价青年教师的时候，它自己却很难真正跳出这套逻辑。

很多时候，青年教师也被放进了一个高度量化的竞争系统里，谁能拿到更多经费，谁能发出更多高等级论文，谁能获得更高层次的人才项目，谁就更容易获得位置、资源、工资和声望。

当然，大学需要科研产出，需要经费，需要在排名和学科评估中维持自己的位置。而越好的学校，越容易吸引高产的老师；高产的老师进入之后，又更容易产出论文、申请项目、获得经费，于是学校的资源和声望继续累积。这也是为什么强校会越来越强。

它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的循环，但从人的角度看，也很容易变成一个消耗人的循环。因为当考核被放在生死存亡的位置上，当工资、名誉、编制、人才帽子成为奖励和惩罚的手段时，老师也会被迫把自己变成产出的工具。年轻老师要不断燃烧自己的时间、身体、情感和关系，去换取可以被看见、被计算、被比较的成果。

《白色巨塔》

更矛盾的是，我们可以对学生说，不是成绩越高就越好，一个人的生活、关系、身体和精神都可能在单一追求成绩的过程中出问题。但在大学里，又有多少学校会真正承认：不是一个大学老师科研产出越多，就越是好老师。

现在大学招聘老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招聘老师，标准几乎主要围绕科研展开。一个人能不能上好课，能不能启发学生，能不能陪伴学生形成问题意识，根本不是核心的标准，甚至不是在招聘和晋升中的标准。

于是，一个很吊诡的局面出现了。

社会期待大学课堂能够启发学生，培养他们的批判思考、创造力和精神成长；但真正决定很多大学老师生存处境的，却往往不是课堂，而是科研产出。

老师在拼命写论文、申请项目、完成指标的时候，很难再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慢慢思考：一门课到底要怎么设计？学生为什么沉默？他们的经验如何进入课堂？什么样的教学才真的可能让人发生精神的成长？

在AI时代，很多问题只会更尖锐。传统的单向授课模式，在AI时代已经越来越难证明自己的价值。很多知识内容，学生只要花一点时间，就可以从AI那里得到；AI甚至可以拆解得更细、更耐心。也就是说，如果大学课堂只是把知识讲一遍，它很容易被替代。

真正不能被替代的，是老师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带着自己的经验、判断、困惑和思考，和学生一起进入问题本身。

可是，要上出这种真正超越AI、体现人的价值的课，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而这恰恰是很多大学老师最缺的东西。毕竟，对他们来说，工作能不能保住，工资能不能拿全，晋升能不能通过，主要取决于科研产出，而不是教学的质量。

于是，备课自然就变成了越省时间越好。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真正愿意花大量时间打磨课堂的教授，只是少数。尤其是那些让学生慕名而来的学术大佬，往往会尽量用科研项目抵免自己的教学任务；青年教师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需要把时间尽可能留给科研产出。

即便不得不教，也常常是拿出一份用了很多年的极简PPT，课前半小时稍微改一改，就继续拿来上课。而学校里大量基础性的教学工作，很多时候反而落在拿着微薄薪水的博士生和兼职教授身上。

这样的体系在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优先级：科研比教学重要，产出比师生关系重要，项目和论文比深耕课堂重要。

所以，对很多学生来说，如果想在大学里和老师有更深入的接触，最现实的路径往往不是课堂，而是进入老师的科研小组。可是，一旦进入科研，他们也很快会被卷入同一套高速运转的机器：做项目、收数据、写文章、攒经历、申请保研、出国、申博。

师生关系似乎变得更近了，但这份接近常常也是以共同参与产出为条件的。学生进入科研，不一定是进入一个思想共同体，也可能是进入一个更精细的生产系统。

《医龙》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会把科研导师叫作“老板”。它准确地暴露了大学科研中的某种关系结构：学生不只是学生，也像是项目组里的劳动者；老师不只是老师，也像是掌握资源、任务、机会和评价权的人。

很多学生进入科研，首先学到的并不是如何提出自己的问题，而是如何回答别人的问题；不是如何成思考，而是如何成为一个更熟练、更高效、更懂得自我驱动的“打工人”。

这样一来，大学通过科研这一环，又把竞争和产出的逻辑继续传递给学生。学生过去为了分数牺牲身体、兴趣和关系；进入大学之后，又开始为了论文、项目、履历，继续熟练地牺牲生活。

大学通过对教师的考核和控制，把中小学教育中的很多逻辑继续延伸了下去。我们说理想的大学教育应该培养人的思考深度、创造力和精神成长，可很多时候，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慢慢思考、慢慢创造、慢慢成长。

一个不断把老师变成燃料的高等教育体系，又怎么可能稳定地为学生提供一种不把人当作燃料的教育？

当然，我所说的大学老师，特别是大学青年老师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小学老师的困境。只是在中小学里，这套逻辑更直接地表现为升学率、考试成绩、班级排名、和各种行政考核。

教育者被要求不断留下“证据”，证明自己在工作、在负责、在思考、在科研；学生也被要求不断展示“成果”，证明自己在学习、在进步、在配合。于是，教育慢慢从一种应该在真实情境和真诚的人际关系里发生的成长，变成了一场面向抽象标准和悬浮情境的考核表演。

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它说明，教育系统消耗的不只是学生，也包括老师；剥夺的不只是孩子真实成长的时间，也包括老师真实教育的可能。一个老师要真正看见一个孩子，一个学生要真正长出自己的思想，一个课堂要真正发生学习，都需要时间、信任和不急着证明成果的空间。

可是当教育越来越依赖可量化、可展示、可比较、可考核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时，所有人都会被推向表演。而表演得越精致，真实的成长反而越难发生。

《对不起青春》

尾声.

想象是免费的

大学并不是中小学教育问题的无辜的承接者，也不是终点。它既承接了前面教育留下的疲惫、断裂和创伤，也通过自己的招生、资源分配、教师考核和科研生产，继续向整个教育链条传递着竞争、筛选和工具化的价值观。

也正因如此，如果我们要重新想象爱的教育，就不能只谈中小学的学生和家长需要怎么改变，也要谈大学、老师、课堂和科研本身，是否可能从这种“把人变成燃料”的逻辑里，慢慢松动出一些新的空间。

虽然制度很难一下子改变，这些让人无语的考核也不会很快消失，但我们还不至于走投无路。

我见过不以竞争和分数为唯一导向的国内公立学校，而且并不是所谓的名校。在那样的课堂里，我看到学生之间的友爱、互助、自主，也看到非常出色的学业表现。

我见过那些在家庭和教育经历里承受过很多创伤的人，仍然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仍然可以为自己开辟新的天地，带着过去的经历继续成长、扩展和改变自己。

我也见过课上的学生，从一开始说“没有人会理解我说的话，我就是一座孤岛”，到后来非常积极地参与讨论、共情他人、关心班上的同学，并且真诚地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帮助孩子成长的心理治疗师。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不同的教育可能性。问题也许在于，我们还没有足够认真地去寻找、记录和传播那些可能性；还没有把那些好的经验变成更明确、更可操作、更可学习的方法，让它们不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好老师、某一间幸运的教室、某一所例外的学校里，而是可以从小范围慢慢扩散到更大的教育实践中。

复旦老师沈奕斐被举报的背后，小学老师为何集体沉默？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 图/资料图片

现实的困境在于，发起投诉几乎零成本，但澄清事实、证明合规却需耗费极大精力，双方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

中国古语有云“严师出高徒”，但近年来，老师似乎越来越不敢严格管理学生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近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被一名家长多次举报，起因是一次公开直播连麦。在连麦中，这位家长称孩子遭遇校园霸凌，老师处理不公。沈奕斐请家长举例“最严重的事”，家长回复：孩子给同学分零食对方没回赠、体育课分组被剩下、课间与同学拌嘴发生推搡。沈奕斐判断，这不是霸凌，是家长把孩子之间正常的社交摩擦当成了伤害，她建议家长跳出“受害者逻辑”，帮助孩子提升社交能力。

这一回应引发家长不满，对方随即开始举报，先称沈奕斐“侵犯隐私”，再是投诉其“工作失职”、“影响教学”。沈奕斐因此多番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历时近一个月，复旦大学结束调查，宣布举报理由不成立。

在这一话题下，不少自称身份为小学教师的账号匿名分享了自己被举报的遭遇。但在更公开的语境中，这些老师往往是沉默者，发声者多是家长。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

举报本是监督的一种制度化设计，蕴含着保障权益的初衷。但当举报成本低、渠道多、缺乏有效约束时，这一机制便容易发生异化，衍生出恶意举报、歪曲事实等行为。在此过程中，小学教师为何成了主要的承受方？相比中学和高等院校，这一职业群体面临的“难”究竟从何而来？家长又该如何理性介入孩子的校园生活，以促进家校关系的良性运转？

就以上问题，《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心理学部EDP中心课程设计负责人刘朝莹。作为北京市海淀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委员，她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与北京市小学教师群体深入接触，亲身参与并观察过多起家校矛盾的处理过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科研中心主任刘朝莹 图/受访者提供

01

如何甄别判断校园欺凌

南方人物周刊：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对方没有回赠、体育课分组被剩下、课间与同学发生推搡。在您看来，这些属于校园欺凌的范畴吗？

刘朝莹：描述中提到的这种互动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这类行为不能被定义为校园欺凌，我们更多定义为是孩子之间的打闹。力量不对等，是“欺凌”行为发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有时两个小孩爱打架，今天你打过我，明天我打过你，我们可能定义为打闹、有矛盾，但这不是欺凌。

如果一方总是推搡另一方，或者索要东西，重复发生并形成了一种状态，那属于校园欺凌。当事件非常恶劣，如拍摄不合适的视频、打耳光等，哪怕只发生了一次，也可以定义为欺凌。欺凌的定义与频率、强度都有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指出，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您怎么看构成欺凌的要件？在实践中如何甄别判断？

刘朝莹：蓄意或恶意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出发点就是“我想欺负你”，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并且核心的点。一些小孩面对责问，会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和他闹着玩”。如果是重复发生，屡教不改，是可以从中看到意图明显的，也就属于“蓄意或者恶意”。

分析这个要件，要看到争执的出发点。小孩子之间会有玩闹，也有可能因此发生冲突，甚至动手；如果冲突的出发点是为了某件事情、争一个什么东西，这种根源是围绕在事情上的。“欺凌”是主观恶意，对方没有招惹、对自己没有影响，但却去制造冲突，它不是围绕在事情上，而是以对人的伤害为主。

例如，一个孩子不小心把另一个孩子的铅笔盒碰掉了。一个要求对方捡起来，另一个则坚决不捡，由此可能引发推搡，但争执的起因是具体的物品——铅笔盒，而非针对人。

我们去判断缘由是事还是人，是不是主观恶意，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缘由与伤害是不是对等。比如上述的推搡，如果因为撞掉铅笔盒或者踩到脚，那是合理的；如果因此拍摄发布不合适的视频或者打耳光等恶劣情状，这就是缘由与伤害不对等，可以被视为主观恶意。

▲2026年5月7日，山东淄博高青县实验小学，学生在课间展示笑脸图案 图/新华社

南方人物周刊：现实中的欺凌可能有哪些表现形式？

刘朝莹：语言和肢体的冲突，是显性的。还有一种欺凌，是通过人际的方式，“我不理你”有时也是一种欺凌。尤其是中学生之间，他们会形成一个小团体，对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些人进行孤立。

这种人际的孤立通常发生在初中以后，小学阶段孩子冲突的方式大多是更直接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人际是很重要的。可能老师批评没事，家长批评没事，但同学不理自己就会觉得很糟糕。这样的欺凌是隐性的，通常是几个人的小团体，一有什么活动，就把特定人甩在一边，或者背后嘲笑蛐蛐对方，或者明显感觉对方冲着一个人来，比如集体活动中脏活累活的分配。它会带来一种潜藏的心理伤害，“我不理你，我们嫌弃你，你没办法融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其中的否定或贬低，甚至侮辱性的绰号，都会伤害到孩子。这样的欺凌很难定义，更难制止，但伤害并不小。

南方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孩子更容易受到这种隐性欺凌？

刘朝莹：要么身体弱小，要么心理素质弱，或者性格比较孤僻、人际支持不够，这些孩子比较容易受到欺负。在实际的心理咨询中，我遇到的这类案例比较少，但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情况少。

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被孤立的孩子同时缺少家庭关爱。能走到心理咨询室来，基本是有家庭支持的。来自家庭的支持本身会给孩子很多力量，可以帮助这个孩子从被欺负的状态中走出来。

一些孩子在家庭支持方面是缺失的。如果是这样的案例，那么要鼓励他们去发展自己的友谊，跟班里的其他同学建立联系，跟这拨人没办法交朋友，也许可以跟另外一拨人交朋友。这是一种保护，有了朋友之后，被人际欺凌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刘朝莹（中）在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广华学校进行家长培训 图/受访者提供

02

情绪不是洪水猛兽，要允许孩子表达情绪

南方人物周刊：从心理学角度看，家长为什么会对孩子交往中的正常冲突有过激反应？这种介入可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

刘朝莹：为什么会有过激反应，这一点与家长本人的成长经历直接相关，包括接受的教育和家庭观念。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强烈而直接的，尤其是对年纪小的孩子。小学生没有那么完善的体系解读事情，他们会观察大人是怎么看的、怎么做的，从而模仿大人。

比如小朋友摔倒，如果家长觉得没事，磕一下碰一下是正常的，孩子一般不怎么哭就爬起来了；如果同样是面对摔倒，家长表现出惊慌失措，说“天呐，太可怕了，孩子伤到了吗？”因为家长的“感觉严重”，小朋友因此产生类似的情绪，可能就会大哭。

家长的作用是示范与传导。有时候小孩子之间发生摩擦，很快处理好就没什么事了；但家长没放下，可能把焦虑又传递给孩子。我曾在一个小学目睹过，两个家长在校门口打起来，就是因为这情况。

▲2026年5月25日，江苏淮安，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活动，学生参加运球接力游戏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父母对儿童负面情绪的不同应对方式，会产生什么不同影响？

刘朝莹：家庭情绪社会化理论有一个分类，把父母对儿童负面情绪的处理分为情绪消除型、情绪指导型、情绪忽略型和情绪批评型，其中消除与指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情绪消除指的是，主张孩子不要有情绪，要把情绪干掉，不能伤心、生气；常见的表达有“有什么好生气的？”“女孩子不能表达愤怒”“别伤心了，大小伙子为这点事至于吗？”等等。这种风格是把情绪当成洪水猛兽，不允许孩子去表达这些情绪。

情绪指导通常有三个重要的工作引导内容：第一是接纳孩子有负面的情绪，认为有情绪很正常。第二是对孩子的情绪表达共情和理解，能明白孩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第三是对孩子处理负面情绪给指导，降低负面情绪，或转换到积极的情绪：改变认知、换角度看问题、转移注意力、情绪的升华等。

假如，孩子遇到给别人东西、但对方总是不回赠的情况，可以引导孩子去问问对方这样做的理由；也可以引导孩子观察，也许对方是对所有人都这样，不是针对谁，那么要如何看待这段友谊，是不是要继续交往；还可以引导孩子与对方沟通，说出自己的困惑，也许对方会因此改变。这些都属于教孩子去应对情绪。

▲2026年4月25日，江苏南京，夫子庙小学举办以“珍惜时光 知恩立志”为主题的成童礼仪式，家长们迎接孩子们入场 图/中新社记者 泱波

03

“老师越来越不敢管学生了”

南方人物周刊：是冲突摩擦还是欺凌，二者在现实中的分界趋势是怎样的？

刘朝莹：在当下，校园欺凌这个话题被重视，这是好事。但另一面是，打闹的部分也可能被上升成欺凌，需要警惕把“欺凌”的范围定得过于宽泛，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去注意的点。

这样的上升案例，我接触过一些。同学之间哪怕说错一句话，老师对学生严厉一点，一些家长可能就会说老师霸凌孩子，这个现象是不好的。比如，在学校教育中，有些时候孩子做得不合适，老师会批评，或者让这个同学跟其他同学道歉，甚至承担一些责任。

南方人物周刊：在实践中，这类投诉往往是怎么收场的？应该如何科学看待与完善这类投诉机制？

刘朝莹：在这一事件中，沈奕斐老师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有自己的团队，作为一名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高校教师，她尚且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处理：写说明材料，应对调查程序。如果放到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身上，可想而知这是多大的“麻烦”。

我做博士研究方向是家庭治疗，其中包括关注孩子的家庭背景，会帮学校做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做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咨询，跟学生、家长、学校都有比较多的交流。在与北京市很多小学打交道的十几年里，我能感受到学校面临的一些困扰是来自家校方面的。

在涉及“举报”的事件上，我接触到的部分北京小学生家长，会选择通过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方式进行反映。政府部门接到12345的举报投诉电话后，会找到所属区域、学校，下发到具体的学校处理，有的学校甚至专门设了处理举报投诉的校领导。学校要根据投诉内容详细了解情况，涉及到哪个老师、学生；了解完情况之后，学校要书面说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包括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处理。之后会有相关部门的人给投诉方回电话，询问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这个过程要录音存档，直到对方说“我同意”“我满意”才行；如果没有，学校就要跟老师沟通，继续处理，导致学校面临的压力变大。

有时，家长对教学安排会有各自的诉求。以作业量为例，同样一份作业，有的家长会投诉“布置太多”，另一些家长则可能反映“作业太少”。这两类投诉的诉求其实是相互矛盾的。有学校领导曾向我表示，面对这种情况，校方常感到左右为难。

我还接触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家长打电话投诉，说学校没有尽到义务教育的责任，后来学校了解到，情况是孩子厌学、不想去学校，家长没办法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厌学有个人的困扰，学校很难介入处理，这类投诉就显得有点脱离实际。

对这类投诉机制，我很难给出具体建议。现实的困境在于，发起投诉几乎零成本，但澄清事实、证明合规却需耗费极大精力，双方处于明显不对等的地位。这类投诉渠道的存在，固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为了提高解决质量而大幅增加成本，又可能阻碍原本的便利性，甚至催生更复杂的新问题。

▲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刘朝莹（中）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研讨活动上进行交流分享 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古语有云“严师出高徒”，但近年来，老师似乎越来越不敢严格管理学生了。这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每当发生家校冲突，最终的裁决究竟倾向于哪一方。

以沈奕斐老师的事件为例，她与那位家长不过是一次远程连麦，就遭到了举报。那么，当家长面对自己孩子的老师时，所采取的方式是否会更加激烈？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乃至多数家校纠纷中，我们几乎听不到涉事小学老师公开讲述事情经过、说明学生或家长的具体情况，而来自家长一方的声音往往得以广泛传播。

与中学、大学相比，小学阶段的孩子身心尚未成熟，日常碰撞、同学间的小摩擦相对更多。相应地，家长对低龄子女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更高。然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表述事件时，常会不自觉地加入想象或夸张成分，容易引发误会。部分家长因此可能对学校产生不满，认为校方处理不力甚至不公。

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小学老师面临投诉的风险显著增加。如果老师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和舆论声援，那么当“麻烦”落到任何一位普通教师身上时，都难免会促使他们形成这样的心理：“我多管可能要惹大麻烦，那么为了避免冲突，在可管可不管的时候，就不管了。”

大学为啥要维持那么多 “天坑专业”

每年到了报考季节，这个话题就特别热，很多人理解不了，为啥大学维持着那么多很难就业的专业。咱们今天聊下这个话题。

首先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学的首要功能，从来也不是把学生送到某个岗位，它打从一开始，更类似一个知识仓库，避免了重复造轮子。在很多国家都不太关联就业，只是中国一度比较特殊，如今正在常识回归。

大学储存知识这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十几年前看过一个解放军的军事专家在央视的一个访谈，当时主持人问他，古代打仗那些技巧，到底是怎么传承的？

那个专家的结论挺惊人，说是每次改朝换代，一堆人一边打一边总结经验，等打完仗，除了日常练兵，安营扎寨什么的知识，其他的都忘了，等下次再有战争再重新开始总结。这也是为啥戚继光的兵书里，事无巨细地记录了大部队从吃喝拉撒到排兵布阵的细节，因为在他之前，这些知识已经被遗忘了，他又重新弄了一遍。

古代军官阶层主要是世袭，因为很多知识只能在家族内部流传，直到近代军校出现，军事知识终于有个地方保留着，顺便在归纳总结之前的知识过程中，说不定有进一步的新突破。

也就是说，大学主要的目的是储存知识，其次是让这些知识慢慢生长，最后才是就业。

这个意义上讲，大学里绝大部分专业天然都不太好找工作，只是中国四十年的上升期，可能很难就业的一些专业也能找到工作，导致大家有了个错觉，觉得大学跟就业强相关。

我走过很多其他国家，尤其在发达国家里，老百姓对这个预期就很清楚，他们知道大学教育和毕业之后是否能拿高薪有关系，但不大。更多的是一种相关性，比如能考入大学，说明你脑子很好，说明你家里很富裕（很多国家的大学教育非常贵），这些是你职业生涯的保障，而不是读了哪个专业。

更极端场景下，是大学需要学生，而不是学生需要大学。

我之前看到一个讲座，有人问哈佛的一个负责人，说只要给哈佛捐一栋楼，就可以走特招通道，是不是不太公平？

那人说恰好相反，能捐的起一栋楼的人，根本不需要哈佛这个学历，他们将来毕业也不会跟你竞争，他们的名额是单独的，也不会跟你竞争就业，因为他们不会拿着简历去应聘。

恰好相反，这些人的慷慨解囊，哈佛才有巨额的科研经费可以雇佣教师，可以支持科研，甚至可以设立奖学金，资助更多人，甚至可能你的奖学金也是他们出的。

沿着这个逻辑去理解，大家就知道了，哈佛耶鲁也有大量类似哲学历史艺术什么的没啥用的专业，主要也是读这些专业的人很可能不会去上班。这在美国其实是很正常的逻辑，很少有穷人会去那些顶级私校读这些不好找工作的专业。

真正跟就业挂钩的，是医学院、法学院这种，这些学费巨贵，而且是本科读完之后，你再去读这些学院，将来再去考从业资格证，然后才能上岗，如果实在是没钱也没脑子去读医学院，可以退而求其次，去读护士学员，将来当护士。

以前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开出租车的，他是德国名校学哲学的，还要去读博士，但他压根没指望学历给他带来更高收入，他们那边好像已经彻底 “认知分离”，没人觉得你读了名校就得拿高薪。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更类似一个巧合，正好大学扩招过程中，赶上了一个比较漫长的 “恒纪元”，一个接一个的爆火行业，社会阶梯式上升，让大家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只要上了好大学，进了好专业就能翻身。

其次，各国在创立教育体系的时候，都是有两套，一套是研究型大学，做学术的，不赚钱也不学啥具体技能。另一套是职业教育，真教你真东西，比如各种技术学院。

中国这些年发展太快了，以前大学一毕业，一般都有工作，大学把学术研究和职业教育一起承担了。

所以大家形成了 “卷大学” 的习惯，觉得卷上去就能赚钱，后来大家发现很多大学的 “烂专业” 出来后也不太行，这两年又开始卷专业。

直到最近今年惊讶地发现，好像除了计算机没啥特别好的专业了，越来越迷茫。其实计算机这两年也要被干成天坑了，因为高校招的太多了，远远高过了市场需求，现在的毕业生是典型的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这也是为啥张雪峰生前通过指导选专业很快就成了巨富，因为大家确实已经意识到，靠谱专业越来越少了，一度出现了信息差。

不过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张雪峰自己之前学的是 “给排水”，毕业之后几乎没干本专业，去了培训学校负责拉生源。他自己的案例反而说明选专业没那么重要。事实上但凡度过大学都知道，毕业十年之后依旧从事本专业的，是极其稀少的，这不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

那大学完全没用了？

肯定不是啊，专业知识会折旧，行业会变化，岗位会消失，但一个人受过的学科训练，常常会以更隐蔽的方式留下来。

比如我自己读的是一个理工科专业，我们系里的一个哥们现在已经成了巨富，他当年高考也是他们市的前三名，他去年跟我说，大学本专业的课程他几乎没咋认知学，都是靠前突击然后混了个及格，他四年所有时间几乎都在混人家文学课程，在那里学到了太多，一生受益。

这一点我也有感受，我一直有个观点，绝大部分 “35 岁危机” 和家庭亲子问题的本质，很多就是人文知识的缺失，太多人鄙视文科，后来载在了文科常识缺失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学那些专业，本身没有天坑不天坑，坑与不坑，他们都在那里。只是每隔一些年，有些专业就碰上了市场需求爆发，一些专业牛逼了，另一些掉落了。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外企还不错，化学，外语，工商管理是很好的专业，随后大基建，土木工程成了香饽饽，然后建设 4G 信号塔，通信专业火了，然后是安卓开发和 IOS。

而且可能大家没注意，这些专业火的时间其实都并不长，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你知道这个专业很好，你赶紧去读，等毕业的时候风口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为啥最近网上张雪峰风评变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初他推土木专业，那些毕业生毕业后，就业已经没法看了。其实这个确实不太能怪他，因为那年土木行业看着还凑合。他之前在推的计算机，这两年就业也一般。

所以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大学到底是在干啥的？

这些年慢慢想清楚了，其实就是教育本身，大学教大家一些成年人才能接触到的高阶玩意，往大家脑子里灌点高级模型，培养一个底座，将来想再深入学点啥的时候不会畏惧。你将来能不能找到工作？有啥大的发展？本质是看你的特质，而不是那个专业。

此外我还想说一个很多人没意识到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计算机专业是很好的，我毕业那会儿是 15 年前，正好是计算机的真正黄金时代，那么，那个时代的计算机毕业生都发财了？毕竟他们摊上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红利。

压根不是，绝大部分人在工作几年后就纷纷出局了，主要也是实在是不喜欢这事，干得非常非常难受，这种难受一开始是精神上的折磨，后来开始 “躯体化”，变得浑身是病，最后不得不跑了。

反倒是很多从生物、物理等专业转过来的学生，他们干得热火朝天，很多吃到了真红利。因为他们能扛得住跨专业的学习过程，已经抗住了真正的筛选，他们才是真正的高手。

这也能看出来，最后能干啥工作，跟个人特质强相关，并不存在你上了某个专业，就能在那个专业干出来啥成果。甚至考上某个大学这事，本身也是你自身特质的众多结果之一。

另一个很离谱的事是，我们系后来混得好特别好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在做自己本专业。

这也是为啥我一直在说，能选上热门固然好，选不上也没啥，最后发现其实差别不大。

文末再总结几句吧。

大学和就业逐步脱钩是个越来越明了的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在发生，不出意外，越来越多的专业会变成 “天坑”。这种大学和就业的 “脱钩”，不是堕落，恰好相反，算 “回归”。

上了好专业，也别太得意，你大概率最后也得转行，正如绝大部分人没法谈一次对象就定下来终生，更没法在 18 岁某一天选中一生的职业。哪怕那些 C9 和华 5 毕业的计算机系学生，大部分最后也得改行。

上不了热门专业也别太焦虑，如果你内心深处有真正想做的事，啥都挡不住你，尤其这年头，信息基本上是彻底公开化的，想学啥随便学。

人可能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发现自己，意识到自己到底想干啥，而且最大的依赖，不是文凭，也不是专业，如果毕业五年后还在显摆大学和专业，那大概率是个纯 loser，无一例外。

真正可以依赖的，是自己的那些特质，勤奋，自律，自信心，智力，进取心，情绪力，尽责性等等，当然了，还需要一些运气。这话听着挺鸡汤，但到了人生中后期，就会发现对的离谱。

来源：九边 pro

现在的小孩，几乎没有机会，构建一个不被评价，不被打扰，只属于自己的内部世界了

@偏财居士：我告诉你，因为现在的小孩，几乎没有机会，构建一个不被评价，不被打扰，只属于自己的内部世界了。

很多家长想不通，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天天盼着过年吃顿肉，也没见谁抑郁，现在的小孩要什么有什么，怎么就金贵成这样了，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心理出问题，这根本就是闲出来的毛病，是日子过太好了，太矫情了，其实全想错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要什么有什么上，你给的，不一定是他要的，你觉得好的，对他可能是剧毒。

过去的小孩，放学了书包一扔，就去疯跑了，上树掏鸟窝，下河摸小鱼，跟小伙伴打弹珠，拍画片，弄得一身泥水回家，被爸妈拿鸡毛掸子追着打，那也是快乐的，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没有 KPI，没有目标，更没有人和他讲，你掏鸟窝的姿势对不对，能不能在区里拿个名次，摸鱼的技巧行不行，能不能考个证，整个过程充满了大量的，在成年人看来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行为，但就是这些毫无意义的行为，构建了一个孩子最初的，也是最稳固的内心世界。

他在这个世界里，是自己的王，他自己决定今天要去探索哪片草地，自己决定要用什么方式跟朋友们相处，他会遇到挫折，比如被大孩子欺负了，弹珠被赢光了，但他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是去告老师，还是再练练技术赢回来，还是干脆不玩了，去发展别的爱好，这个过程，叫自我整合，他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碰壁，不断地自我修复中，搞清楚了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我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过程非常非常重要，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基石。

现在的孩子，还有这种时间吗，几乎没有了，从幼儿园开始，时间就被排满了，周一学钢琴，周二学围棋，周三学英语，周四学乐高，周五学画画，周末还有各种提升班，竞赛班，就连唯一的爱好，比如打个篮球，家长都会问，你这个能不能当特长生，以后高考能不能加分，能不能打进校队，能不能拿个市级比赛的奖，所有的一切，都被赋予了功利性的目标，所有的爱好，都变成了任务，所有的玩耍，都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学习和投资。

孩子感受不到纯粹的快乐了，他弹钢琴的时候，想的不是音乐多美妙，而是这个曲子考级能不能过，他下围棋的时候，想的不是博弈多有趣，而是输了棋爸爸会不会不高兴，他做任何事情，背后都站着一双眼睛，一双充满了期待，焦虑，和评判的眼睛，这双眼睛，来自父母，来自老师，来自整个社会，他不是为自己而活，他是为了满足这些期待而活，他成了一个执行任务的工具，一个为了未来不断投资的理财产品。

当一个人，失去了为自己而活的权利，他的内在动力就会慢慢熄灭，他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因为所有事情的终点，都不是为了让他自己开心，而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叫作成才的目标，他像一个演员，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卖力地表演一个叫作优秀小孩的角色，台下的观众不断鼓掌，但他自己累得想死，他不敢停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背叛了所有人的期待，意味着自己是个废物，意味着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更可怕的是，这个评价体系，是无孔不入的，过去我们考砸了，顶多回家被爸妈揍一顿，第二天去学校，还是一条好汉，现在的孩子，考试成绩直接发到家长群里，全班同学的家长都能看到你的排名，你的分数，你每一次的起伏波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你就像一个被放在玻璃罩子里的小白鼠，一举一动都被观察，被分析，被评判，你没有隐私，没有退路，更没有喘息的空间。

在这种持续的，高压的，无死角的评价体系下，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建立起稳定而强大的自我，他的自我价值感，完全建立在外界的评价之上，考得好，他觉得自己还不错，考得不好，他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别人夸他，他能开心一会，别人无意中一句话，可能就让他崩溃了，他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完全被外部环境所操控，他没有一个内在的，稳定的锚，可以让他停靠。

所以当他遇到真正的挫折，比如升学失败，或者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他会怎么办，他会瞬间崩塌，因为他内心那个世界，根本就是个毛坯房，甚至连地基都没打好，平时全靠外面各种光鲜的奖状，证书，排名撑着门面，一旦外面的支撑被抽掉，整个房子就塌了，他会陷入一种巨大的空虚和无意义感，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他所有的人生剧本，都是别人写好的，一旦剧本演不下去了，他就彻底迷失了。

很多家长会说，我都是为了他好，我辛苦赚钱，给他报最好的班，还不是为了他将来有出息，没错，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方式是错的，你给了他全世界最好的建筑材料，却剥夺了他亲手盖房子的权利和时间，你按照你心目中最完美的样子，给他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但那个宫殿，没有一砖一瓦是他自己想要的，他住在里面，感觉像个囚犯。

抑郁，不是矫情，也不是脆弱，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像感冒发烧一样的疾病，它的核心感受，是丧失感，丧失了快乐的能力，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丧失了和世界的连接，而现在很多孩子的抑郁，更深层的原因，是丧失了自我，他在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一个听话的儿子，一个多才多艺的未来精英的过程中，把自己给弄丢了。

想让一个孩子心理健康，你得给他留白，给他一些可以肆意浪费的时间，允许他有一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爱好，让他去发呆，去犯傻，去和朋友们聊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让他有机会，在没有任何人评价的目光下，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的内心待一会，让他自己去摸索，去建立那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可能不那么完美，但足够坚固的内心世界，那个世界，才是他未来对抗人生风雨的，唯一真正的避难所。

黄仁勋聊亚洲父母和孩子

==只要你是被亚洲父母养大的你这辈子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黄仁勋教你如何应对亚洲父母： 好啦好啦==

独木桥上少了几十万匹马

每年到高考这几天，总是会看到准考证丢了，数学很难啥的新闻，大家都腻了，那乃悟今天说点不一样的。

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为 1290 万，比去年少了 45 万，这已经是高考报名人数第二年下降了。

很多朋友肯定会说是因为人少了。实际情况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差不多是 2008 年出生的奥运宝宝，那一年的新出生人口 1600 万，处于猛烈爬坡期。而且 2023 年这批孩子上高中时，全国普高招生人数达到了 967 万，比 2022 年和 2021 年的 947 万和 904 万都多不少。

大家都知道，高考考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是普通高中学生，第二是中专和职高的学生，最后就是复读生。

既然人口没有减少，普高学生也没有减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高考人数的减员呢？

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下。假设每一个普高学生都参加高考，那么高考报名人数减去应届普高学生数，就是当年职校生 + 复读生高考总人数。

2024 年，这个差值是 437 万。而到了今年，这个差值只有 322 万，少了 115 万人。

2024 年参加高考的职校生入学于 2021 年，那一年招收的职校生 488 万。今年高考的职校生入学于 2023 年，那一年职校招生人数 454 万，只减少了 30 万。

根据北师大的调研，职校生升学比例只有 70%。这里面还有职校单招等情况。就算按照 70% 全部参加高考计算，也无法解释今年职校生 + 复读生消失了 115 万人的原因。

那么剩下的理由就只有一个：

复读生大量减少。

为啥大家不复读了？有人说是因为国家不让公立学校开设复读班，复读只能去昂贵的补习班和私立学校，提高了复读成本。

但乃悟查了一下，这个政策早在 2002 年就开始了，别告诉我就因为涨点价就没人读了。

还有人说是因为大学更好上了。但乃悟也查了一下。先说本科，2021 年报名和录取比例达到了 41.63%，但到了 2022 年，只有 39.86%，2024 年更是只有 37.33%。

再来说总体录取比例，2021 年，总录取比达到了 92%，2022 年下滑到了 85%，2023 年只有 80%，2024 年只有 79%，2025 年 80%。

换句话说，大学并没有变得好上，反而相比起 5 年前更难考了。真正变得好上的反而是高中。2024 年，高中录取率第一次突破 60%，2025 年进一步升至 62%。

我们还是可以从各种数据中找出复读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

2025 年中职招生比 2024 年多出了 108 万，如果在加上高职，2025 年招生总计比 2024 年多出约 115 万人。

今年北京昌平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时，家长们带着帐篷、折叠椅、毯子凌晨三点就排起了几百米的队伍，部分热门专业的报录比甚至超过 20:1，整体报录比高达 6:1 以上。

除了中高职变得热门外，高考志愿也逐渐出现了自主降维趋势。2023 年，有考生以 742 分的成绩去读了幼师大专，2024 年，有考生以 659 分入学广州交通职业学院，同一年，还有上海考生以 695 分去读了上海市环境学校。

去年，广东有 20 多所民办本科院校，14 所需要补录，补录了三轮之后，还有很多学校没招满。广西、黑龙江针对 2025 年的高考，非常罕见启动了 4 轮志愿征集，云南更是开启了 6 轮，广西甚至直接在最后一轮宣布：

不设文化控制线了。

一边是民办本科 1 分也能报，另一边是职校要排队抢号，还有一边是灵活就业人口 5 年上涨了 60%。

父母们对学历含金量的直觉非常朴素，考研人数已经连续下滑 3 年，就是父母在用钱包投票。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好看到央视请了很多明星给同学们打气，这真是与时俱进，乃悟也希望同学们门门满分，但如果考得不好也不要气馁，你们看，这些高考 2，300 分的明星朋友也有光明的未来呢。

来源：星球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