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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18日星期六

研究不创造价值


文/投资聚义厅

1

一个研究员花三周写了一篇八十页的深度报告,发给基金经理。基金经理花了九十秒翻到结论页,回了四个字:

看看再说。

然后这份报告就安静地躺在微信收藏夹里,和三百个同行的八十页报告作伴,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翻阅。

三个月后那只股票涨了60%,基金经理在最后那只涨停板的第二天买了,买的理由是昨天他参加一个饭局上听来的三句话。

这个场景每天在这个行业重复几千次。研究员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基金经理觉得自己被淹没了。

你觉得这是沟通问题,是基金经理太忙,是报告写得还不够好。

不是的。这个困境的根源,比你以为的要深得多。

今天宝哥从一个私募老板的视角告诉你我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感受,根子在哪里,以及解法在哪里。

2

先说一个我观察到的特征。

大多数研究员的工作状态,是整理了一些要素后,回答“如果某事件发生,这股票就会怎样”这样的问题,即如果A发生则会出现C,如果B发生则会出现D。

当A和B之间的概率不是一眼一边倒时,哪个会发生?大多数研究员止步于此,无法或者不愿意给出他自己置信度较高的判断性结论,而是把这个判断工作交给基金经理,如果基金经理在A和B之间有明显倾向性,那么研究员大概率会倾向于迎合这个意图顺着往下说。

很多时候明明这些A/B分叉点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但普通研究员在这个地方就不会再做单点突破了。

原因也很简单:性价比不够。

单点投入的代价往往是很明确的,要投入更多资源去啃一些细节问题,给明确建议的结论意味着责任,责任就意味着背锅。

而收益是模糊的,去预判基本面A or B很可能无法解决股价的涨跌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覆盖的行业并不是市场主流热点,连股价涨跌本身都没有意义。

好比现在消费研究员还会去预判五粮液和国窖之间的浓香一哥之争吗?

常常碰到私募研究员吐槽,说他们老板总是外面听了一堆扑野票回来要自己看和跟踪,觉得很累。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老板在外面饭局上听来的东西他会觉得权重更高,而你写的80页报告却一直在收藏夹里?

因为他外面的饭局朋友都是在拿真金白银下注求财的,而你怕犯错怕丢工作,于是你的报告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但没有行动的呼唤。

天生配得感不够而又敏感的你,感受到了老板的这种没说出口的倾向,于是你的下一阶段表现就成了应付式的点评和研究,老板派下来的活你动一动,遇上策略会和大调研照旧和小伙伴Social一下,其他时间则专心经营你自己炒股的小账户。

从私募研究员的视角,最具性价比的舒服状态就是老板这两年手顺,交易做得好(或者运气好),他们只需要进行热门股票的推荐跟踪点评(为这些股票找到理由太简单了),股票赚了钱也能分到丰厚奖金,研究员自己还可以大把时间炒自己的股票。

但从老板视角的感受,他就好像是一个船长在风浪中独自驾驶,甲板上坐了一群加油呐喊的研究员,碰到大浪要搬个东西到船头来你还得喊,不喊他们绝对不动。直到这个船长竞技状态不行了,船开始漏水了,这些人就一哄而散,跳去下一艘船,继续坐在甲板上自己炒股。

直到AI时代的到来,你觉得老板会怎么做?

3

那么AI时代的解法是什么?

我看到很多说法,说是AI来了之后,研究员需要学会用AI工具提高效率,用AI做数据处理,用AI跑模型,用AI写初稿……掌握AI工具的研究员将比不掌握的研究员有10倍效率优势,所以研究员要赶紧学AI。

以上全是废话。

AI替代研究员,不是工具替代手工的问题,是物种替代。

恐龙不是因为跑得不够快而灭绝的,是环境变了,跑得快这件事本身不再有生存价值。AI消灭的不是低效率的研究,它消灭的是“案头研究”这个物种位。你学会用AI写报告,等于恐龙学会了跑得更快,你在一个正在消失的生态位上优化自己。

正确的问题不是怎么做得更好,而是“我是不是应该做完全不同的事”。

新入行的研究员,往往会对这个行业抱有一些错误的认知与幻想。其中最大的错误认知之一,就是认为“研究创造价值”。

你如果相信研究创造价值,就跟相信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建议去重修经济学。

你觉得研究创造价值,那我问你,你的报告发出去之后,基金经理翻到第几页?你知道他那天收了几份报告?你知道他的持仓里有多少只票在同时波动?你知道他上一次从头到尾读完一份报告是什么时候?
你对此一无所知,但你假设他会认真看。


4

战场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坐在后方处理数据和信息的参谋,研究员的报告再精准,价值上限就是"参考"。因为基金经理的注意力和决策带宽有限,从情报到决策之间有不可消除的传输损耗。

另一种人是战地指挥官,他的价值不是分析得更好,而是愿意站在子弹能打到的位置上打一场战斗。

AI 来了,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参谋官,能在几秒钟内整合所有已知数据,画出一张比任何人类都精确的战场地形图。如果你一直在做的是躲在后方的参谋工作,你的位置就是AI的位置。你辛辛苦苦练出来的if A then B的技能,AI天生就有,而且不喘气、不请假、不emo,还能一天复制一万份。

AI 做不了的事情,只剩下一件:

在信息不充分、结果不确定、后果要自负的情况下,拍桌子说我赌这个。

这就是一个基金经理每天早上打开电脑时要做的事。问题是,大部分研究员从没有被要求过做这样。他们被训练成了一台精密的信息处理机器,而现在来了一台比你快一万倍的信息处理机器。

你要跟它比处理速度吗?

或者重新思考一件事:你真正的价值,从来就不应该是处理信息?

市场不缺帮你列举“如果发生A就会导致B”的资料员,AI以后会更不缺。

市场缺的是敢看着你的眼睛拍着胸脯告诉你“A发生的概率就是TM的80%”,敢把自己压上去的人,AI以后仍然会缺。

以后研究员的价值,来自于你愿不愿意站到子弹能打到的位置上。

只有带着冒险精神愿意承担风险,去给出鲜明买卖建议的研究员,才能把研究上的信念穿透常规交流的摩擦,转化成基金经理的行动。

研究不创造价值,承担风险才创造价值。


5

买方研究员要应对AI时代的剧变,要尽快把自己从打工视角转化成生意视角。

你推一只股票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让我拿自己的钱投,我投多少?

当你用自己的钱来衡量一个推荐,所有的模糊地带都会消失。你会发现,你过去推的十只股票里,可能只有两只是你真正愿意下注的。那两只,才是你的真实信念。

其余八只股票,满足的只是打工人的职业安全感:覆盖面够广、不会被问你为什么没看这个行业、不会因为漏了热点被扣分。

同理,作为老板,选研究员要看他自己是怎么炒股的。如果说一个研究员他炒自己的账户也是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每天忙着啃二两苍蝇腿,那他又怎么可能在一个充满摩擦的职场语境里,给你摁手买入的信心和力度呢?

只有那种自己炒股也是high conviction高度集中投资的人,才有可能在扣除沟通摩擦后,给到基金经理足够的贡献,而这种人在人群中的分布天然就是很低的。

大多数聪明的高材生炒股也就是跟风、看图、听消息这三件套,和散户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听来的消息看起来更加高级一些。

这个事实带来的好消息是,在这个方向上并不会很卷。而坏消息是,你可能天生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依然要选择走这条路,最好考虑清楚。

为什么宝哥今天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留给研究员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考虑到国产大模型追赶到今天opus4.6的用时,再打进去一些组织变革的摩擦时间,可能还有两年。

两年之后,AI能做的事,不会有人付钱请你做。你要么在这两年里变成一个敢下注的人,要么你就去做AI的审核员,前提是那时候还需要审核员。

这个行业从来不淘汰研究做得差的人。它淘汰的是不敢下注的人。

2026年3月1日星期日

一个宏观研究者的自我修养

文/朱尘Mikko

最近有一些业内同僚问我怎么不怎么写联储笔记了,甚至连会议解读的路演都没有了,这不免让笔者感到有些苦涩。说实话目前的我的状态跟17年末和18年时期有点像,简言之就是找不到活干,把自己卷没了。在这里感谢还在请我线下吃白饭的一些业内同僚!

无所不能还是无能?

作为一个研究者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能力圈划分是非常狭窄的,说是“全球宏观研究者”恐怕是抬举我了,我个人认为自己能算的上“懂”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的领域只有“美元流动性”(或者全球流动性),其中又以央行(资产负债表)见长。

可或许是“宏观”一词给人的广袤感所致,宏观研究者这个标签似乎承载了许多职能:

    需要就自身宏观领域中“技术性”的问题去提供专业的分析
    需要热衷于对“主线宏观叙事”的跟踪与传播
    需要有系统性风险的警示能力
    需要了解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和市场基本概况,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
    需要对大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股、债、汇、商及Crypto,甚至还得了解各行各业
    需要有实用性,解决一些具体并现实的问题
    需要提供情绪价值

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上述的每一条最终是如何让宏观研究者的工作流变得究极繁复的。

卷专业领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宏观研究者专业领域内的问题已经被嚼烂到渣都不剩,比如重大经济数据发布以后的子项分析播报(这看起来像是媒体的职能)和央行政策分析等等。

以美国经济为例,本轮紧缩至今,研究员就通胀已经卷了总体通胀、核心通胀、超级核心;二手车、OER、医保等分项;供应链、逆全球化、FTPL;对就业则是卷了职位空缺、政府就业、实际薪资、数据造假、族裔分化、退休、移民等等……视角数不胜数,每个季度都有新花样,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甚至可以卷到ONRRP和TGA余额日级别的监测。

图:通胀跟踪受迫性“面面俱到”

从笔者个人的经验出发,通常这些数据分析被结构化到极致的时候,你反而应该关注总体数据本身,不管你把PCE的分项拆到多细,超出联储目标就是超出联储目标,最终应该得出的结论依然是“通胀太高”。

只是……这个结论已经得出很久了,所以我真没有什么可多写的。

主线叙事

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宏观叙事”涌现出来,比如“去全球化”就是一个典型,“财政主导”也算是近几年政策叙事的核心,此外还有经久不衰的“地缘冲突”。在叙事出现的时候,宏观研究者被要求“抓主线”,如果抓住了主线,则很有可能作出连续的正确的市场判断,那么报告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正如我们所料”和“请参考我们此前的报告”塞进去了。

但要做到抓到主线+抓稳主线实际非常难,因为你的专业知识和市场经验可能根本不足以你做到这两点。

比如,本轮长期美债收益率上行到了5%,但是此前十年的宏观研究者都没有见过5%收益率水平的长期美债,他们也没有见过美国经济衰退,所以面对去年的美债冲击和衰退预期的时候,经验无法提供任何实质帮助。

而一个不了解国际经济学的人如何游刃有余地跟踪去全球化?一个对政治毫不感兴趣的人(笔者)又怎样去分析地缘局势?2019年的联储甚至因为财政资金波动受迫宽松,联储内部的研究者都是傻子吗?
一个研究员,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并让现实从抽象的叙事中显露出来,已经是能力的体现了……而倘若可以了解事实的联系和影响,已经算得上超凡入圣了。

预测危机

宏观研究者的一种典型用途就是被拿来做危机警报器,这一职能跟天气预报差不多。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只是看一眼外面的天气然后告诉你需不需要带伞。

在包里背一把伞或许是个最优解,但笔者作为一个哪怕知道下雨也不爱带伞的人现在很少建议其他人长期带伞。

我的经验告诉我,响应式或者说应对式地处理宏观风险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更好一些,如果陷入一种对于危机的恐惧而总是担心市场崩盘则容易陷入一种行动障碍,而这对于多头驱动的市场来说是致命的。当然,我也不认为“always stay in the game”就是一种负责的方法,但思考什么时候出来的前提是得先进去。

过去十多年中可以称得上系统性危机的事件很少,美国08地产,欧洲10欧债,中国15和全球20疫情,如果从单个经济体的角度出发的话也算不上特别频繁,笔者记忆比较深刻的是2020年5月我终于刻画好了整个疫情宏观风险的潜在传导路径以及后果,但市场已经见底两个月了。

经济体百科全书

近两年流动性边际收紧的环境下,有许多脱颖而出的特色经济体和市场,而EM的投资格局也因为中国出现了改变。要知道,“国别研究”可是一个天坑啊,甚至可以上升到国家的“情报”范畴,宏观研究者的涉猎范围又被迫扩大了。

因为产业链迁移和贸易纷争,研究者被迫要跟踪墨西哥以及东盟经济体的FDI和贸易流动;因为AI和电子行业,韩国又成为了跟踪电子和美元区贸易的关键经济体;日本市场的上涨吸引着投资者,也得看;印度(中国竞争者)、沙特(2023愿景)甚至阿根廷(米莱)都要浅浅地关注。

图:几年前我可想不到自己会看沙特的就业市场……
只关注中欧日美看起来已经很难让投资者满足了,这一点上笔者确实感受到了行业的发展与进步。要知道,智堡成立伊始时,有关欧元区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而现在的投资者不仅仅对国别领域的研究需求在扩散,甚至对部分行业垂直领域还有持续的跟踪和关注,很多工作仅依靠宏观研究者显然无法满足这个需求缺口。

最近买什么?

由于市场中普遍会混淆“宏观研究”和“宏观策略”,这导致宏观研究者必须要对各个资产类别进行覆盖,而这项工作几乎无穷无尽,一个合格的宏观研究者在过去一年必然回答过以下5个问题:

- 日股怎么了?
- 美债怎么5%了?
- 人民币汇率怎么看?
- 铜看到多少?
- 比特币减半影响如何?

笔者个人的感受是,对于某个特定的资产类别,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两轮以上周期的跟踪和洗礼,那么你是无法形成“连续”的所谓“市场感”的。这确实很抽象,但我相信很多宏观研究者都和我一样,脑中有着各个资产类别跟踪的时间碎片,但是由于你没有在一个资产类别下深耕而难以串联成可用的经验。

比如,14年的原油市场让每个宏观研究者都记忆深刻,但我没有16-17年油价记忆了;15-16年间跟踪过信用市场的波澜,此后没有再跟踪过;唯一跟踪10年以上的是美债,结果范式还转变了……

如果纳入行业,那么工作量又会过载,Mag 7和AI你能不看吗?恐怕很难不跟踪;中小银行出了事,就去翻SVB的资产负债表;私人信贷市场规模巨大,就要纳入跟踪;WFH导致商业地产有风险,你也得跟踪吧?中国的电车和地产能放下吗?利率下行环境下险资的压力要跟踪吧,为什么我一个宏观研究员还得看偿二代啊!?

什么?客户问Volmageddon、0TDE和basis trade这些……我不是交易员啊……

图:我都30多了还得练基本功吗?
我以为我只需要看一下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而已。

实用价值

“朱总,我的孩子马上留学需要换汇,您认为这个汇率水平是一次性换完还是分批换汇?”
“我之前疫情放开时买了一套学区,现在建议出手还是抵押贷再抄底一套?海外置业推荐美东、美西还是日本?我朋友在希腊搞了一套说欧洲涨了很多啊。”
(干工程的哥们儿)“我之前低价屯了点钢材,现在地产放松了你觉得该怎么弄?”
“我想抄底美债,请问你买哪个ETF,利息是怎么算的?”
“香港开存款和美元账户现在要带什么东西证明?”
“利率下行环境高股息怎么看?性价比比国债高吗?”
“金价怎么看?现在可以入场吗?”
“我的kexue上网不太好用,你是用软路由的吗?可以帮我配置一下吗?”
“请问你有Goldman讲地产去库存的报告吗?”
“请问你的显示器是哪一款?你说的AI工具Poe怎么上不去?”
……
图:感谢AI……
情绪价值
之前有朋友说宏观研究是提供情绪价值的,我一点儿都没有感到冒犯,甚至还觉得提供情绪价值挺棒的,人到中年主打一个物尽其用。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在直播解读联储议息会议时称赞我手好看的会员,感谢你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
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同僚们相处的时候总感觉大家对宏观研究者有一种奇特的尊重夹杂着轻蔑的感觉,就像宏观研究本身那样——既有用又没用……

2026年1月5日星期一

4000点历史估计很难再现

文/SIG

2024年10月A股第三次突破4000点(《人民日报》点名的“牛市起点”),不过在震荡了几天之后,大盘走势就回落到4000点之下,起起落落,但过去了4个月,始终没有再回到4000点之上。


图源:见右下角水印

对于A股在4000点之后的走势,很多声音表示乐观,核心原因是认为A 股历史上 3 次突破 4000 点,全部发生于货币宽松(放水)周期中。而且,和上一次2015年那一次急涨暴跌不太一样,上一次是因为前期杠杆被各种放大,热钱急速涌入股市,到6月一声令下,杠杆融资渠道被斩断,又造成了资金大量涌出,牛市迅速转冷。乐观的声音认为:这一次的放水可能不会和前两次一样早早结束,毕竟全球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周期的长期拐点,不等于长周期中的阶段性回调。所以,除非放水的趋势不会改变,除非是政策重回收缩周期,货币政策收紧,才会导致和上一次相似的牛市走熊结果。

未必这么乐观,但上文的视角仍然值得借鉴:资金的流入流出是4000点是否能够再现的风向标

作为补充的是:即使是处于全球十字路口的大放水周期背景下,也不能乐观地认为资金就会无阻碍地涌入股市。事实证明,A股本轮4000点过程中,储蓄搬家的作用并不大,而散户投资的积极性也没有上一次牛市那么高。说明居民财富并没有很热切地涌入股市。这当然有宏观调控的缓冲作用在,但主要也是因为居民本身的投资意愿并没有上一次那么强烈。

所以,在目前还看不到有资金成规模地进入股市的前提下,预估4000点历史很难再现。这一点有很多观察指标,包括开户数、散户日均资产等等。

2025年9月6日星期六

当我们说“Unintended后果”时,为什么不说“Unanticipated后果”

Zwart, Frank de. 《非意向后果,但并不是非期然后果》,《理论与社会》,2015年第3期。

Zwart, Frank de. 2015. “Unintended but Not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Theory and Society 44 (3): 283–97.

绕死了我的标题。是这么译吗?

先看一组清单:

赵鼎新: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赵鼎新: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见《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

周雪光: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

冯仕政: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国家政权建设与新中国信访制度的形成及演变》]

成伯清: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见《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

刘玉能、杨维灵:“非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outcomes)

[见《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

好了,那么同志们:

(1)为什么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有两三个译法?

(2)如果再给你们一个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你们怎么译?

继续,问题来了——

(1)为什么你们不说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而都说unintended consequences?

(2)如果再加上Unanticipated,会怎么样?

(3)如果回到默顿,能做出新的区分吗?——毕竟这是默顿提出来的。

事实上,不仅是赵、周、冯、成等中国学者都如此使用,整个西方学界,都已经使用unintended consequences压过了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而这正是荷兰学者Zwart, Frank de.认为需要厘清与分辨之事。

我姑且把UnanticipatedConsequences称为UAC吧,译成非预期后果,

把unintendedconsequences称为UIC吧,译成非意向后果。

看下面这个图,两个概念起步都一样的使用频率,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退出了舞台。

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来头呢?

默顿在1936年发表了论文《意图性社会行动的非预期后果》(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该篇论文中,只有UAC,没有UIC,关注的是“未期见”效应问题。

但到了1957年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修订了以前的想法,改口了!

把UAC看成是UIC的同义词,说:

The distinctive contributions of the sociologist are found primarily in the study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mong which are latent functions) of social practices, as well as in the study of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among which are manifest functions). (1968, p.120)

之所以这样做,Arnold Zingerle回忆说,默顿把1936年那篇论文看作是“前功能主义理论的设计”。而到了1957年之后,他想进一步促进功能主义的解释范畴,把隐/显功能解释运用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behavior。

不过,作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考虑。作者不是社会学系教职,而是政治学系教职。他的质疑很简单:政治制定与落实中,常有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之说,但你以为那些政策制定者就这么too simple, too naïve吗?非要爆出那些后果,才知道自己错吗?他们难道没有之前就预见到吗?

作者引用了一些政策案例来说明,其中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分析指出,该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性别失衡,你可以说这是UIC,但其实,政策官员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非意向后果”,他们早就知道会有性别失衡,但他们并不停止政策,而是通过宣传男女平等等措施,来遮掩和转向视线,想消解掉这样的“非意向后果”。

也就是说,这样的后果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已预期(会发现)的后果,但又是“非意向的后果”(unintended but 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这难道不比假设政策制定者是傻X,只会大难临头,才知原委更切实吗?

于是,Zwart,Frank de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学:

对于一个有意图的行动后果来说,有三种可能:

1. 已预期+已意向:AC+IC

2. 已预期+未意向:AC+UIC

3. 未预期+未意向:UAC+UIC

这就好比医生用药,药有三分毒,有正作用,也有副作用(side effect)。但副作用肯定不是医生要达到的意向(intend),正作用——治病救人才是嘛。但是,医生肯定要预期(anticipate)这些正作用,但又权衡(weight)他们的副作用影响。这样对正作用与副作用的权衡,也一样如同政策制定一样

——副作用已预期到,但还是会产生副作用——已预期但未意向的后果。

如果回过头,看看赵、周、冯等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分析,那么究竟他们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或者其实是在表达“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吗?或者其实可以二者并用呢?have a try!

关联文献:

Boudon, R. (1982).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action. London: Macmillan.

Campbell, C. (1982). A dubious distinction?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and use of Merton’s concepts of manifest and latent fun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7(1), 29–44.

C. Mongardini & S. Tabboni (Eds.), Robert K. Merton and contemporary sociology.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Merton, R. K. (1936).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894–904.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5期)

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每周美股策略(0623)

文/SIG

【一】本周投资日历

6月23日

美国Markit综合PMI

6月24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Powell)讲话
6月25日
美国M2货币供应量

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巴尔(MichaelBarr)讲话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Powell)讲话

6月27日
美联储金融监管副主席巴尔(MichaelBarr)讲话

亚特兰大联储GDPNow经济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同花顺。

【二】市场回顾

过去一周,美股的市场关注点是美联储的FOMC议息会议。最终,美联储决定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市场走向,延续利率水平不变。在具体经济数据上,美联储下调了经济预测、上调了通胀预测,年内降息次数维持2次不变,明年降息从2次减少至1次。

对此,美联储鲍威尔解释称,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胀将明显上升。当前利率并不算很高。所以,鉴于通胀形势,仍需要货币政策保持一定的限制性,需要观察更多数据再决定是否降息,加息并非是基准情景。如预期所料,总统川普对此深表不满。

本周美股因为六月节(Juneteenth)休市一天,总统川普惯例出来夺眼球,发表评论称“美国放假太多,工作日太少”。

【三】地缘政治是下周投资策略的最大变数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军已经完成了对伊朗地下核设施的空袭,并已将其摧毁。

伊朗核设施(图源:BBC)

美军派出多架次B2隐形轰炸机,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投放了巨型钻地炸弹。考虑到美国之前多次警告伊朗以及以色列展现出的碾压性军事实力,伊朗应该已经将能转移的人员和物资系数转移,实际损失可能不像想象中那么大,但此举对伊朗的心理压力肯定不小。按照之前的惯例,伊朗不会发动实质性反击,但不能总是依赖于历史会简单循环。如果伊朗果真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会带来世界范围内的冲击。

除了伊朗外,另一个要被美军重创的地方可能要数股市。上周在多(流动性充裕)空(财政、美联储议息不确定性)双方大体均衡的情况下,美股高位窄幅波动:

标普(SPX)一周走势(图源:同花顺)

但下周就不好说了。美国高调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对原油、黄金、外汇甚至加密货币等大宗商品市场都会造成很大冲击。大宗商品可能迎来新一波上涨行情,而部分板块可能会因此产生走势分化而快速回调。

总的来说:下周美股大盘可能会快速回落,继而或有机会缓慢拉起。中东局势等地缘政治是焦点,需要保持紧密关注。

【四】美股模拟组合

6月23日(周一,EST),预估因地缘政治关系今日可能会有较大波动。上周五提示部分技术指标进入超买区间的股票进行清仓(liquidation)操作。大宗商品(黄金、石油相关)可能迎来暴涨,其他板块可能会因此借机回调。目前仓位约2/3,考虑本周风险因素大增,如果不博短期短期收益的话、本周可能大概率维持。

美股模拟组织:Mag7,稳定币(激进风格),AI大数据分析等。

#美股 #Mag7 #标准普尔 #纳斯达克 #日报 #模拟组合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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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涉及到的金融产品的过往表现不代表未来走向。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2025年5月17日星期六

如何在一周内快速摸清一个行业?


文/程毅南​​

曾经做了3年投资咨询,平均每个月一个项目,做的事情就是(尝试)深入了解各种行业和公司,为投资决策提供分析支持和建议,所以了解一个行业的方法论对我来说既是基本功,也是在面对不同行业后不断深化的一项技能。在这里将它整理出来,大家看看是否有帮助。

一周内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行业,这个我认可。但一周内可以大致了解一个行业,这个我同意@刀小白的。只是我不认为必须从事这个行业才能了解这个行业,后面细说为什么。

一周内大致了解的内容,也大概是她说的几方面,引在下面好了:

这个行业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这个行业的老大是谁?
这个行业的上游供应链,下游消费者是谁?
这个行业的产能如何?其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这个行业的法律监管如何?

这些内容一般在一个投资机构/咨询机构,你会有一个 team,不是你一个人闷头干,所以快的话大概花 2-3 天左右就差不多明白了。再花几天可以进一步凿实的是,行业的竞争关系,几大竞争者各自的优势,近几年来此消彼长的关系,与国外同行业竞争者的差异。

在高效率的情况下,1周做到上述几点,大概完成了了解一个行业知识的5%吧。少得可怜(搞咨询的喜欢强行拍个数,这里只是阐述一个少得可怜感觉,大家感受一下就好)。大概达成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跟普通人聊天,能显得你知道这个行业的一些宏观情况和基本常识,能聊10分钟左右,聊到10分钟基本没得聊了,要么换个话题,要么开始吹牛逼。

所以我觉得这肯定不能算摸清。

一般一个咨询项目是3-4周,那么接下来1-2周,根据客户要求,可能会具体到某一个公司,研究一下这个公司这几年来都有什么动作,给它造成了什么影响,市场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公司现在的战略是什么,未来方向和预期是什么。如果有信息渠道可以走得再细点,可以把行业和公司的利润率拆解一下,比如公司的典型商品或服务的成本构成和利润空间,看看公司成本变化受什么影响,未来收入增长方向对利润率的影响。

这里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把一个较大的商业实体(公司,或者主要产品线)的典型行为摸清了;从投资的角度上说,把公司层面上的收入和利润变化搞清楚,就可以做一个粗浅的对收入和利润的预测模型了,进而可以形成一个粗浅的估值。这大概就是一个实习基本面分析师的工作了。如果把公司想象成一个人,那你目前的了解程度,大概就是看了这个人的简历,做了一些背调,面试问了些问题,了解了他的项目经历和能力水平,你对他的工作能力有个大致了解,但你真的了解他的方方面面吗?如果你有个单身的女儿,你愿意让女儿认识他吗?我看未必。

所以,这样做下来,差不多1周到2周的时间,你了解了一个行业多少呢?我觉得也就10-20%吧。你只是了解了行业中一个具体的公司的行为模式,首先这只有一个公司,其次公司作为一个行动单位还是太粗了。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足够勤奋,你大概也会了解到竞争对手与他的差别,因此你可能会对这个行业在宏观层面上,因为几家公司的产品差异和战略差异,而造成的市场细分、聚合、或此消彼长的动态机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你对行业的了解依然不会超过20%。当然,这个时候你的聊天素材应该可以支撑30分钟到1个小时了,至少你会有一些带有矛盾情节的故事可以讲(公司竞争嘛,总有故事的),可以跟非专业人士谈笑风生,如果你文笔好甚至可以写一篇10万+的公众号,但面对专业人士的问题,你可能并不能应付。

接下来想了解更多怎么办?直接去从事这个行业吗?不去从事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对于咨询顾问和基本面分析师们,要继续做2件事:1. 纵深挖掘,把从公司进一步挖掘到更细的经营实体和产品单位;2. 长期跟踪,从动态中提炼细节。

我举个大家都接触过的行业吧。快餐。如何进一步了解快餐行业呢?

1. 微观层面

对于快餐行业,纵深挖掘应该到什么程度呢?快餐行业有意义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单店(比如北京阜成门麦当劳店)或一个单品(麦辣鸡腿堡)。

挖掘什么东西呢?看这个店的销售/人流/利润率是否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如何变化。比如,月初麦当劳推出了小黄人玩具,阜成门店的客流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客单价是否发生显著变化,整体销售额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因为快餐也是个季度性比较强的生意,所以变化要从同比来看,也就是相比去年,客流增长了多少,客单价增长了多少,销售额增长多少。如果下个月肯德基紧接着推出了变形金刚玩具,麦当劳的又如何变化?如果下下个月边上开了一家味千拉面,客流又如何变化?如果店门口开始修路了有什么影响呢?宏观经济人力成本上涨带来了运营上的哪些变化?员工减少了吗?服务质量下降了吗?服务对麦当劳门店的经营有影响吗?

当你追踪足够多的店、并且追踪时间足够长之后,你会发现一些单店运营的规律,以及影响经营的微观因素。对于快餐店来说,每个店都逃不掉的东西是,人流、促销、竞争、效率。关注并分析他们的变化,你会发现,一个最底层的销售单位,到底受什么影响,影响幅度有多大。而把这些微观因素加总起来,将直接影响最终的企业和市场层面。

单品同理,不赘述。

希望继续了解这一层分析思路的,可以去搜索关键词【unit economics】,即我前文所提到的,一个有意义的经营单位的收入成本利润分析。这是商业分析的基本思路。


2. 集群层面

单纯只是纵深挖掘并不能形成行业的 insight,细节工作做到一定量后,需要进行一些抽象总结,提炼出一些规律。抄近路的一个方式是直接从一个集群来看,因为快餐/零售的大型连锁企业一般都是分区域进行管理的,麦当劳全国几千家店,有很多种分类方式;北京市里几百家店也可以分类。事实上,在快餐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中,也是对不同类型的店铺进行区别管理的,一般都会按区域或类别分开看,那么你可以直接加总一些相似特征的单店,来总结规律。比如麦当劳的店铺就可以分成商圈店、社区店、交通枢纽店,这是看客流性质的不同;一些零售品牌还有旗舰店/主力店/普通店的区分,这是看功能和定位差异;当然还可以更宏观地以城市特点做区分,比如可以分一二三四线城市,还可以分核心城市/旅游城市/工业城市。你还可以按自己的逻辑来进行分类,比如按照人口上升城市和人口下降城市来区分,按照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来分,按照环境污染指数,按照降雨量变化等等等等……

集群层面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要尝试总结和提炼一些规律出来,这里你要问的问题会大一些,你要观察的指标也是影响范围更广的动态指标,这同时也要要求你容忍一些群体内的误差和奇异点。

举个例子:很多麦当劳开在中心商业区附近,那么城市周边地区兴起的商业地产,会不会稀释中心商业区的人流?这会对麦当劳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是针对中心商业区的麦当劳的问题,而且限定范围是在城市周边建设商业地产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全国有很多,所涉及的店铺也有很多,通过整合数据你会发现一些规律,但并不是所有你观察的店铺都符合规律,总会有一些中心店因为商圈翻新、地铁开通什么的不受分流影响,但这不代表分流效应不存在。站在集群层面思考问题,需要你学会忽略一些细节,以把握大方向/general sense为主。

为什么要学会看大问题?因为人口、地产开发流向、降雨量、旅游开发等等这些因素,在你看单店的时候,是无法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必须走到一定高度才能看清。集群和区域的变化,需要通过长期、跨品牌、跨行业的观察和比较,因此,从这一层开始,你已经不能只局限在一个行业中了,你要开始涉猎其他行业的知识,观察他们的变化趋势,并将区域经济看成一个整体,来思考你的目标行业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是什么。

希望看到更多类似案例的,可以关注数据帝 @chenqin 并阅读他的答案,看看他如何解构问题、提出新问题、并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来寻找和证明关联关系的方法,这类分析知乎上没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全中国应该也屈指可数。



3. 市场和经济层面

当你对经济的整体性思考越来越多时,你自然开始发现,你已经走到了市场和经济层面来看行业的问题了,你应该关注品牌之间的竞争策略,关注快餐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互动,关注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等等。

在市场层面,长期观察更为重要。比如从品牌的竞争战略来看,肯德基素来以产品多样、本土化做得好著称,而麦当劳略逊一点。如果你只做一次项目,得到的只是一个时间点上,或者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双方的对比。而如果你长期做项目,看到的就是,肯德基在产品开发上的优势在如何变化,麦当劳的应对措施,哪些起效了,哪些没效果,为什么?是产品没有讨好消费者,还是营销策略不对?企业的哪些战略在起效果?通过这些变化和竞争,能否看出来中国消费者到底喜欢吃什么样的快餐?再宏观一些,快餐行业在电商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地位是怎么变化的?门店客流是否因为不逛街而下降?O2O 行业、外卖行业的发展将怎样影响快餐行业的收入和成本结构?再宏观一些,在消费升级/降级的态势下,快餐在经济中的地位怎样变化?

这里看上去像是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一开始你了解的那5%的信息,但实际上现在的你已经了解了更多的经营细节和宏观变量,你已经可以理解,一个市场变量是如何一步一步传导到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上的,有多大影响,这个变量是否真的有意义,有短期意义还是长期意义。反过来,微观业务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公司或行业宏观变化的征兆?这种变化是随机的、独立的,还是规律性的、系统性的?你观察到的微观和宏观变量,是否能形成一个行业判断?你的判断能否被验证?日日夜夜,周而复始,从前在行业报告和公司年报中你一知半解的观点,经过长期的观察、理解、判断和预测,你终于理解了他们的意义,你也开始学会分辨,哪些话是指鹿为马,哪些话是小题大做,哪些话是顾左右而言他。媒体?大多数媒体对行业的报道,信息量太浅了。我想,看到这里,学生们也应该明白了,自己看了一些科技媒体的行业报道就说自己了解XX行业,这在从业者和面试官的眼中,是多么呆萌的一种行为。你们还记得2016年媒体是怎么鼓吹 ofo 的吗?别说学生了,很多所谓专业人士也被忽悠了,当然,里面也有些人,不是蠢就是坏。

顺便说,了解行业的过程,实际上包含着对商业信息理解和分辨的能力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思维应该是越来越 sharp 的,你不仅会对浅薄的信息报道不满足,同时也应该对更深层的挖掘越来越好奇,并且自己开始动手做交叉分析,将不同的影响因素与行业变化关联起来思考。如果你动手和分析能力没提升,只是学会了批评媒体,那我觉得你也没进步。

希望在这个层面继续深造的同学们,不好意思,到了这个层面,没有别的建议了,多学、多做、多思考,高强度工作个几年,会有收获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捷径可走。


结尾:

摸清一个行业,说白了,就是持续地思考,驱动一个行业发展、决定一个企业成败、令市场上发生万千变化的元素和逻辑,到底是什么?在不断地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你对行业的了解渐渐地上升到了30%、40%、50%或者更高,甚至可能在一些方面超过了资深从业者。为什么你有可能超过他们?首先当局者迷,行业内的人的判断,很多时候带着对 KPI 达成的乐观,带着对企业的感情,带着对同行或同事的偏见。其次,你作为一个投资人/咨询分析师,你不止接触一个行业,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你会看到很多行业和公司,你会看到更多差异,也会总结出更多更本质的跨行业共性,如果你愿意思考,你会看到社会结构中的一些很本质的东西,这是只在某一个行业中深耕的人所难以触及的。当然这也很难。

但是,无论内行还是外行,没有人能100%了解一个行业。外行始终不会营运,不会做产品研发,不会做营销,可能也不懂管理。而内行则没有资源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在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完全了解一个行业。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一知半解。

而这一知半解,也得经年累月啊。


后记:看很多朋友问到如何获取信息,以及一个更进阶的问题,如何做访谈。这里写了一篇关于做访谈的入门介绍,有兴趣从事咨询和商业分析行业的同学可以看看,其他朋友可以适当了解一下。

2024年12月12日星期四

Policy-makers to give strong stimulus, A-share stock market reacted, moderately

by SIG

On December 10, the Chinese A-share stock market (Shanghai and Shenzhen) opened high but closed low, with a trading volume of 2.2 trillion yua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 one-day market trend:

P1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opened with a gain of over 2%, and various indices surged by more than 3%, clearly responding to the statements from the Politburo meeting.

The Politburo meeting sets the tone for the upcoming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When discussing this year's economic work, it stated that 'the main goals and task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the whole year will b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is means that, although several economists, including Gao Shanwen, are questioning China's GDP figures, the decision-makers believe that the '5% target can be successfully achieved.' How will this be accomplished? The official statement explains:

Next year, we will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promoting stability through progress, innovating while upholding integrity, establishing first and breaking through later, integrating systems and cooperating synergistically. We will implement a more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and moderately 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 enrich and improve the policy toolbox, strengthen extraordinary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s, utilize a 'combination punch' of policies, and enhance the foresight,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fter 14 years, the term 'moderately accommodative' has appeared again. Although decision-makers have stated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can b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y are clearly feeling pressure, especially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President Trump returning to office next year, which could reignite trade disputes. Hence, there is a need for strong stimulus once more:

1, The last occurrence of 'moderately 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 was at the end of 2008 when planning for the 2009 economic work. The exit from this policy tone came at the end of 2010 during the planning for 2011 economic work. After 14 years, China has returned to 'moderate accommodation,' which is also the first announcement of this monetary policy tone since the end of 2012.

2, The term 'more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is actually more familiar: the last appearance was in July 2020, in response to the initi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3, The expression 'extraordinary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s' is a first in history. It remains unclear what qualifies as 'extraordinary' and will require further observation. Judging purely from the literal meaning, it seems that the stimulus will far exceed the 4 trillion yuan package of 2008.

The document outlines overall work requirements as follows:

Implement more proactive and effective macro policies, expand domestic dem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stabilize the real estate and stock markets, prevent and mitigate risks in key areas and external shocks, stabilize expectations, stimulate vitality, promote sustained economic recovery, continuously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main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comple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goal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good start to the '15th Five-Year Plan.'

Specific tasks include:
  • Vigorously boosting consumption and improving investment efficiency to comprehensively expand domestic demand.
  •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 Utiliz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s to dr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mark reforms.
  • Expand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stabilize foreign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 Effectively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risks in key areas, ensuring no systemic risks occur.
  •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dvancing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 Increa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strategies to enhance regional development vitality.
  • Collaboratively advancing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control, and green growth, accelerating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Enhancing the guarantee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increasing the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among the populace.
In summary, three key expectat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market:

1,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comprehensively.
2, Stabilizing the real estate and stock markets.
3, Expand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o stabiliz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 while attracting more foreign capital back.

The policy signals are clear; however, the high opening and subsequent decline in market performance indicate that market confidence is not sufficient.

P2

Market confidence is lacking, primarily because under the policy statements of 'wanting this, wanting that, and wanting even more,' the range of policy choices is very limited, and the space for policy stimulus is shrinking, leading to diminishing effectiveness. In other words,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d 4 trillion yuan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in 2008, by 2025, it may not be able to muster 4 trillion yuan, and even if it could, the impact of the stimulus would be far weaker than it was at that time.

For example, the first point,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s nearly a consensus among all economists. At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the 'Understanding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was held at the Yuexi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in Guangzhou, where Joseph Stiglitz, a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delivered a speech.

Stiglitz has always been friendly towards China, and in his speech, when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China faces, he emphasized: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income in various way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an economic downturn (which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2008), how can domestic demand be expanded? If a U.S.-style approach of directly giving money (or vouchers) is taken, how much should be distributed? To whom should it be given? How will it be distributed? More critically, local finances are strained—where will the money come from? How can we avoid rent-seeking and corruption in this process? Most importantly, the decision-makers do not endorse such methods. Xi Jinping has stated: 'High welfare has fostered a group of "lazy people"; China will not engage in this.' Direct cash distribution clearly resembles the 'high welfare' practices that Xi detests.

If the aim is not to have residents directly increase consumption but rather to use a Keynesian approach of government-driven consumption, can this really increase what Stiglitz refers to as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income'? It is likely tha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ecision-makers are not optimistic.。

P3

The Politburo's tone indicates that this year's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is unlikely to produce any unexpected highlights. Therefore, the response of the A-shares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impact of this news: a high opening but a low close. Will a genuine bull market emerge? It's difficult.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refers to the allocation of interests among the state, enterprises, and workers (as stated in the China Banking Research Institut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on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to Promot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income in national income implies reducing the distribution ratios for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The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stribution ratio for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i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owever, following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July this year, the CCP has set the direc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years: it will rely on Xi's so-called 'new productive forces' to enlarge and strengthen SOEs. This essentially represents a disguised statement of state advancement and private sector retreat. Under the premise of state advancement and private sector retreat, how is it possible to actively reduce the distribution ratios for the state and enterprises while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income in national income?


Risk alert: Fiscal policy may underperform expectation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may b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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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1日星期三

高层表态强刺激,股市有反应,但不算热烈

文/SIG

中国股市(沪市、深市)12月10日高开低走,成交量2.2万亿,算是一日行情:

P1

沪指开盘就高开2+%,各种指数更是爆拉3+%以上,显然是对政治局的会议表述的回应:

政治局的会议是给即将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谈今年经济工作时,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也就是说,虽然高善文等若干经济学家在质疑中国的GDP数字,但决策层认为“保5”目标能“顺利完成”,怎么完成呢?通稿解释了:

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时隔14年,再次看到了“适度宽松”这个表述。决策层虽然表态说经济发展目标能“顺利完成”,但显然也感觉到了压力,尤其是明年美国总统川普上台,极有可能再次掀起贸易争端,未雨绸缪,所以要再次进行强有力的刺激:

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上一次出现是在2008年年底部署09年经济工作时,这个政策基调的退出,是在2010年年底部署2011年经济工作时。时隔14年,中国再次“适度宽松”,也是2012年年底以来中国首度宣布这一货币政策基调。

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表述反而更熟悉:上一次出现是2020年7月,是应对新冠疫情初期冲击的时候。

三,“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这个“超常规”的表述,史上第一次出现。到底如何才算超常规,目前尚未可知,需要等到进一步观察。单纯从字面意义来判断,似乎刺激力度将远超过2008年的4万亿

文件对整体工作要求的表述是: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具体工作任务:

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

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要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

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果要归纳的话,可以说有三个市场比较集中期望的亮点:

1、扩内需,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2、稳住楼市和股市

3、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稳住外资外贸,并且吸引更多的外资回流

政策信号很明显,但是,高开低走的行情走势又显示出:市场的信心并不充足

P2

市场信心不足,原因在于在这样“既要又要还要更要”的政策表述下,政策选择集合很小,而且政策刺激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效果越来越弱。换句话说,2008年,中国政府用4万亿刺激经济,但在2025年,中国政府可能拿不出4万亿,而且就算拿出来了,刺激效果也将远远弱于当时。

例如第一条“扩内需”,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12月初,“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表演讲。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一向友好,在发言中谈到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时候,第一条说的就是:“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劳动力收入占比”

但是,在经济下行(这是和2008年显著的不同点)的情况下,要如何扩大内需?如果是采取美国式的直接发钱(或者是消费券),那么要发多少?给哪些人发?怎么发?更关键的是:各地财政捉襟见肘,钱从哪里来?这中间要如何避免寻租腐败?最关键的是:决策层并不认可这样的作法,习近平曾经说过:“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中国不搞这一套。”而直接发钱,显然在形式上很像习近平所憎恶的“高福利”做法。

如果不是让居民直接扩大消费,而是用凯恩斯式的政府拉动消费,那么这是否能提高斯蒂格利茨说的“提高劳动力收入占比”?恐怕中共决策层的结论并不令人乐观。

P3

政治局定调,可见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注定了不会有超预期的亮点。那么,A股的反应基本也就反馈了这个新闻的影响了:高开,但低走。会走出真正的牛市行情吗?很难

国民收入分配是国家、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解读系列之一》),要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力收入占比,意味着要降低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比例

“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比例”的突出代表就是国有企业。但是,在今年7月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方向的定调是:将依靠习提出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国企。这其实就是国进民退的变相表述。在国进民退的前提下,又怎么可能主动降低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比例、提高国民收入的劳动力收入占比?


风险提示:财政政策低于预期、政策落实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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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16日星期六

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内容提要:社会原子化议题在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之中始终扮演着反命题的角色。历史地看,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伴随西方现代社会兴起而出现社会解组运动,产生社会原子化危机这一重要事实的理论回应。并且,社会学理论在之后的发展中,始终是在与社会原子化问题的理论对话中前进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因此,重构一个富有活力的中间社会,对于化解社会原子化的危机和潜在风险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原子化  理论谱系  问题表达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是由各种社会联结机制联合起来的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体是人类生活确定性、安全感以及价值归属的来源,而社会联结匮乏的原子化的个体则是人类共同体的否定性存在,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解构力量。对于任何历史阶段,任何空间范围内的人类社会来说,原子化的个体存在形态都是一场灾难。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正是对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而来的社会解组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理论回应。可以说,社会原子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以反命题的角色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作出持续的努力。但长期以来,却未能获得应有的关注,只是隐含地出现在社会学理论家的著作之中。本文拟就社会原子化理论的起源、展开及其问题表达做一概括性研究考察。

这里所言的社会原子化不是指一般性的社会关系的疏离,而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group)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总体性危机。一般而言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原子化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联结和零社会整合状态,而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其社会联结机制薄弱,社会整合度低下,出现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的险象,而产生局部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

一、起源:社会原子化作为社会学的反命题

社会学的理论起点在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基本问题。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社会学,其本身即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旨在为现代社会寻求秩序的智力实践。历史地看,承续启蒙运动之社会理想,以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建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兴起过程中,个体主义兴起,而传统社会的联结方式遂告解组,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整合危机。因此,现代社会在其发轫之初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社会原子化构成了社会何以可能的一个反命题。这个反命题由如下几重意义构成:首先,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解组运动的直接产物,是社会整合状态的否定,并且构成了寻求新的整合形式的理论与经验活动的起点;其次,具体而言,社会解组指的是处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一系列中间组织所构成的“中间社会”的解组,使得国家直接面对个体;再次,社会原子化危机的超越在于重构一个有活力的中间社会,而任其发展则可能导致专制;最后,如马克斯·韦伯的洞见,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本身包含着使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的危险。

正如社会学思想史家罗伯特·A·尼斯贝特所言,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毋宁说正是社会原子化的社会事实扮演了社会学于19世纪在法国诞生的助产婆。在《法国大革命与社会学在法国的兴起》一文[①]中,尼斯贝特批评了当时社会学思想史界关于社会学兴起的流行观点——即认为社会学是十七八世纪智力图景的逻辑延续之产物。尼氏认为仅仅在思想脉络中追寻社会学兴起的原因并不足以认识问题的全部,而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世界中的一些真实变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以国家对社会团体严酷破坏的方式而取得胜利,在我们褒扬法国大革命所昭示的自由与平等理念的同时,应该看到社会本身所经历的重大变化。在尼斯贝特看来法国大革命取消了原有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者”(intermediate),而成为“国家-个人”的两极结构,并且个人由于与作为“调解者”同是也是“联结者”的各种组织联结斩断而成为原子化的个体。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仍然存有诸多中世纪的社会要件。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思想家均视个人和国家这两者为终极实体。与之相应,唯意志论或绝对主义这两项支配启蒙运动社会思想的要素,虽然在诸多方面是相互冲突的,但在取消中间社会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在自然法理论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理想中,只有个体和国家的思考,而并没有为中间社会预留席位。如为我们所熟悉的大思想家卢梭,在基于“自然人”状态的论证而阐发的社会契约论中,走向了“最极端的个人主义”,所谓个体“独自一个人”(seul)过活,因此他没有丝毫关于任何社会联合的概念。[②]

在启蒙理想的现代性方案中,一切横亘在国家至上与个体自由之间的中间社会组织都需要灰飞烟灭。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自身秩序瓦解,个体在获得“平等与自由”的同时,献上的祭礼是社会共同体本身。可见,在启蒙理想体系内部就包含着社会原子化的危险,现代性自其发轫之初便陷入了深刻的社会悖论。“祛魅”在高扬人的理性之同时,企图确立全新的人类存在方式。中世纪的一切中间社会力量都加入社会解组的进程。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组织的教会不复存在,牧师也变成了政府的行政官员;修道院与教会大学中断运行,宗教生活在总体上被禁绝;行会秩序被破坏,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教育被改造为国家的专擅,以培育合格的公民;财产权亦由家庭持有转而为个体持有,家庭本身则为革命中的平等主义者不断修正,父权制失去了价值,自由与平等之观念进入家庭,婚姻被视为民间契约(civil contract)。尼斯贝特提醒我们,需要认识在自由和平等昂首阔步的另一面,传统的道德与社会团结基础已然坍塌。[③]

在被称为社会学鼻祖的孔德、涂尔干等社会学家那里,其理论旨趣主要是直面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空前的道德和社会团结危机,希望以为现代社会重构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社会力量的努力,实现对社会原子化危机的超越。孔德的最初理论关怀同时也是统摄其之后所有智力活动的起点是:“社会解组运动”(movement of disorganization)所引发的社会原子化问题以及混乱对社会的侵蚀,他以“暴风般的情境”来描述这种状况,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唯有通过引导国民放弃自启蒙运动以来极端个体主义的消极态度而采信社会有机整合的观点,才能使现代社会获得秩序。在孔德看来,秩序本身就能带来进步,而社会原子化与社会解组则意味着失序和灾难。在孔德所言的最高的社会阶段,即实证社会(工业社会),学者与牧师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协调人的感情,帮助人们承认国家治理者的权威,节制权贵的专横和利己行为,教育人们热爱他人,对社会、对集体履行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克服原子化个体的利己思想,保证维持社会的共存与有序发展。[④]这里,孔德实际上是期望以学者和牧师所构成的现代“知识人社会”补充启蒙理想,重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层,而实现社会进步。孔德的这种思考代表着一种颇为重要的理论趋向,即关注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及其命运。

社会原子化与社会解组问题同样是涂尔干终其一生的学术关怀。如马斯克所言,为个体主义的社会重建道德和社会团结的基础,这一议题贯穿了涂尔干学术生涯的始终[⑤]。只是,涂尔干关于中间社会重构的希望寄托在“职业团体”的身上。涂尔干对斯宾塞的进化论式社会变迁观点,和生物体有机社会观点,以及英国功利主义所持的病态的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崇拜”(cult of the individual)“不会成就真实可靠的社会联结”而会引致社会的消解。社会消解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原子化的社会失范危机,涂尔干对此痛心不已:

“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既然我们无法约束当前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们俯首贴耳的限制,它们就会突破所有界限,继续相互对抗,相互防范,相互削弱。当然,那些最强的势力就会在与弱者的对抗中独占上风,使后者屈从于它的意志。但是,这种被征服者虽然暂时屈从了强力统治,却没有认同统治,因此这种状态肯定不会带来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由暴力达成的休战协议总归是暂时性的,它不能安抚任何一方。人的热情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止。如果所有的权威都丧失殆尽,那么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法律,而战争,不管它是潜在的还是凸现的,都将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⑥]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原子化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个体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危机,并且已经导致了社会整合危机和道德困境,使得强势对于弱势的专制无处不在。但涂氏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集体意识消亡了,而只是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即建立在个体差异性基础之上的有机团结,这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联结形式,每个人都因为与他人之不同与依赖而获得了一种团结感。涂氏发现了当时社会道德危机的社会根源,即在社会物质密度和精神密度同时增加基础上诞生的社会分工,并没有伴随着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原有的社会联结机制被持续改造,而新的基于个体主义趋势的社会联结并没有确立起来。在《社会分工论》的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提出以职业团体来确立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结,建立“国家-职业团体-个人”这样的三层次社会宏观结构体系,为道德的重建提供基础,涂氏对于现代社会道德重建的这一构想,也体现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中。可见,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社会原子化现象的理论回应,社会学的创始人的思考开始于为原子化的混乱世界重建秩序和道德。

总体而言,孔德和涂尔干的社会学思考都是基于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过程中,个体主义兴起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虽然孔德和涂尔干的理论构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就重建中间社会的理论诉求这一点而言,却是共同的。

相对于法国贵族体制瓦解和个人主义兴起,德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却呈现为另外一种局面,即传统的贵族仍然保持着其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作为普鲁士传统贵族的容克地主阶级,在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时,走向了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逐步向工业和银行业发展。随着关税体制的改革和李斯特意义上统一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贵族阶级始终主导着现代社会的进程,形成了所谓的 “普鲁士式道路”。 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及其在随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跑地位,现代性在德国社会的每一寸肌体中扩展。基于德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道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德国社会学家对于现代社会的把握,明显区别于法国社会学传统。韦伯在其卓越的奠基性著作中,主要以德国经验为基础,对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现代性体系进行了深入的解析。韦伯敏锐地洞察到社会行动类型中工具理性行动迅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立在强有力的科层组织基础之上,成为吞噬人、异化人的可怕“牢笼”。韦伯同样看重中间组织对于克服社会原子化危机的价值,虽然中间组织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作为一个清晰界定的概念提出来。但韦伯认为家庭、共同体等传统社会中间组织正在日益理性化,浸润在现代性的逻辑之中。韦伯意识到官僚体系的专制趋向,个体在抽空了社会的丰富性以后,变得孤独、无所归依,并被专制的权力宰制。这里,韦伯实际上思考了个体化了的个人重新被组织进现代社会体系之后的命运,他认为,以官僚制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单一化,而且官僚制本身可能会陷入被专制的力量主导的危险。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中,除了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选择亲和性关系之外——当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本身就包含着为现代社会的男女寻求价值归属的理论抱负——韦伯对于教派组织的社会学意义也作出了独特的诠释。韦伯认为教派“对于近代初期社会群体形成的【一般】原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原型给今天的‘公众舆论’、‘文化价值’和‘个性’打上了烙印”。[⑦]只是在韦伯的理论构想中,期待教会共同体“以普遍的宗教形态出现,要求凌驾于其他一切共同体之上”[⑧],在今天看来,这未免走向了偏执,但这种偏执在韦伯的理论内在逻辑上却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为现代人寻求价值的归属,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此外,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上,韦伯甚至主张“群体(广义上的)作为持续不断的社会关系(不具有或具有团体)的性质,是一切社会学分析和理论的基点和首要的对象”[⑨]。可以说,韦伯对于现代性的解析,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原子化的认识,他指出了现代性的组织体系所包含的对个体进一步原子化的力量和走向专制的危险。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的过程中从未安享片刻的一致,“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⑩]马克思的这段概括可谓对社会原子化危机的最经典表述。

但是,马克思理论体系[11]中社会原子化危机的超越却在于无产阶级在不断地扩大规模过程中,阶级意识逐渐明晰,进而形成运用“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指生产力的发展)来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工业中的“强制”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不断地造就和扩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然而,资本主义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似乎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于是,马克思关于原子化的命题,就留给了其后继者来解答。

如布诺威所言,葛兰西的“强迫”和“同意”的概念以及他关于阶级利益的实质性妥协的看法,普兰扎斯的公民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观念,还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的观点,这些对于生产的管理者都有意义的。而生产管理者运作资本主义的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得以暂时延续的关键。布诺威指出“马克思主义将同意的组织放在了国家、市民社会、家庭和学校——就是没想到生产领域,后者总是被预设为阶级斗争的熔炉。我的经历则正好相反,它告诉我,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在生产领域中,“在将工人分离成原子——锻造工业公民——以及把劳工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联系起来上,霸权政体削弱了劳工对资方的对抗以及他们地址雇主侵犯的能力。”[12]工业组织内部制造出的同意构成了资本主义得以持存的要领。

当然,在布诺威的论著中,更多的是关注工业组织内部工人原子化的社会事实,而对消费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则着墨不多。应该说,如果参考鲍德利亚关于消费社会的相关理论和葛兰西等关于意识形态霸权的相关研究,则更能完整理解马克思脉系的社会原子化理论结构。

二、展开:个体主义原子化与极权主义原子化

社会原子化的理论谱系虽然非常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其理论的演进基本上是循着个体主义原子化和极权主义原子化这一双向路径展开的。

1、个体主义原子化

如前所述,社会学思考的起点,在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原子化的危机。个体主义兴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个体主义原子化也构成了社会学思考的一个基本向度。孔德所说的社会解组运动、涂尔干所关注的社会团结类型转换、以及韦伯所思考的现代组织对个体的影响,均是对个体主义原子化危机的理论解释。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著作,表达了同样的理论关切,并且对个体主义原子化作出了全面而清晰的解析。

托克维尔认为,随着身份平等而扩大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13]这将无可避免的带来混乱与暴政,“如果每个公民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并更加无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暴政必将随着平等的扩大而加强。”[14]在对美国历时9个多月的考察中,托克维尔发现,在美国,行政分权和地方性结社可以克服个体主义原子化危机。结社作为一种艺术,具有深远的价值。“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个方面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15]“地方性自由可使大多数公民重视邻里和亲友的情谊,所以它会抵制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助。”[16]在此基础上,美国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和宗教信仰,以“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在一切可能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合作,成功克服了身份平等带来的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

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全集》中之《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做了精炼而准确的总结:分权是使国家的公共目的变成公民个人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的途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分权是公民行动的保证,并为防止那种践踏人类尊严的独裁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手段。[17]

托克维尔关于社会原子化的论述甚至早于社会学的兴起,现代社会在其构成方式和政治生活、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托克维尔期望自己对美国民主的考察能够为自己的祖国法国提供参照。在这部著作中包含了对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潜在危险的焦虑,即导致混乱并走向暴政,也热情饱满地论述了可能的化解方式,即以富有活力的结社生活和充分的自由与之抗衡。可以看出这与孔德和涂尔干的思考包含了共同的元素,就是在国家和个体之间需要存在一个联结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中间社会,这个中间社会使公民有归属感,安全感和关于生活的确定性和价值。

2、极权主义原子化

如果说托克维尔预言了社会原子化有走向混乱和暴政的潜在危险。那么汉娜·阿伦特则以德国纳粹和斯大林体制为模板深刻检醒了由社会原子化产生的极权主义灾难。“极权主义运功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社会,较多地依靠原子化的(atomized)、个人化的群众的具体条件”[18],“极权主义运动是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这类忠诚只能产生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19]极权主义制造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蔡英文在《<极权主义起源>导读》一文中对此有清晰的概括:

 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之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他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与“孤单”,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验的能力。[20]

我们在托克维尔的著作和社会学的奠基者孔德与涂尔干的思考中已经读解出社会原子化可能带来的暴政统治与极权,汉娜·阿伦特则以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出在社会原子化的土壤中如何生长出法西斯暴政的恶瘤。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体迫切需要组织为其提供价值和归属,良性的社会联结方式没有出现,那么恶性的社会组织和联结就会占用这一“真空”,把社会和个体引向深沉的灾难。阿伦特开启的极权主义原子化研究,有着众多的追随者,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独特特征》一文中概括了极权主义的六种特征,并对极权主义原子化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长期冷战对峙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意义。阿伦特关于斯大林体制极权主义特征的论述很快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产生一大批追随者。如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智囊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受此影响,极权主义原子化也自然成为共产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先入为主的研究判断显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沃尔德以其出色的研究对极权主义理论范式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新传统主义”的理论解释。但是其新传统主义理论对于极权主义的范式超越确是极其有限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扭曲的中国社会意象。

3、原子化议题的延续

如果从历史的脉络中思考,极权主义原子化在时间上晚于个体主义原子化。后者是与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紧密联系的,可以说自其起点开始,就是一个原子化的过程。而极权主义原子化,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就社会学的视角而言,这次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整个西方世界社会生产力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但社会矛盾积聚,社会分化十分严重,并且,在广大的劳动群体中间,社会联结薄弱,无力实现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积极行动。换言之,即从现代社会起点即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危机在这一时刻总体性爆发。此时,在美国以罗斯福新政的政府干预市场,出台诸多保护性政策,这些政府干预具有波兰尼所说“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意义,并且收到了一定成效,暂时克服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在德国,民众情绪则被导向了狂暴的纳粹政体,将整个人类世界引向深重的灾难。就此而言,极权主义原子化是以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原子化”结束个体主义原子化的深刻危机。然而无论是罗斯福新政的政府干预策略还是纳粹的极权主义政体,都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社会原子化的深层危机。并且在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个体主义社会原子化危机又衍生出另外的形态。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探讨了在“流动现代性”(fluid modernity)时代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原子化境况。即随着新技术的导入和社会的变化,“沉重的资本主义”向“轻灵的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与劳动力牢不可破的联姻破碎了,短期雇佣取代了长期合同,出现了一种强大的“个体分化”力量,它分割而不联合。原有劳动共同体本来脆弱的链接,被高流动性进一步瓦解,个体之间“由于说不准谁会一觉醒来便被分割开来不知身在何处,所以‘有共同兴趣’的观念越发模糊不清最后变得不可理解。恐惧、忧虑和悲痛的形成方式是的它们的袭击都是独来独往,不相为伴。”[21]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空间的概念,在社会流动而不是凝固,“全球”而不是“在地”的时代,个体化力量是社会成员无可避免的原子化。公共问题越来越不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普遍的漠不关心”作为一种可怕的社会生活解构情绪四处蔓延。

可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原子化危机始终未曾根本性的化解。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情境之下,往往呈现为新的形态。社会原子化问题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内在推动力,正是在于社会原子化的社会现实的理论对话中,社会学理论才得到不断的创新。这一点,对于理解战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变革乃至当下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最新进展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三、解析:社会原子化理论的“问题表达”

通过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的初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结合20世纪晚期以来的社会剧烈变迁,对社会原子化理论的“问题表达”做一简单的结论式概括。

首先,社会原子化的实质在于由中间组织的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失灵。

在理论界,人们长时间关注的是所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学界几乎动用全部的力量对此展开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研讨,但“社会失灵”现象实际上却被人们忽视。概括起来说,这里所说的社会失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衰落”,而是指在现代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人类的社会联结状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其问题主要表现为:(1)个人间、群体间社会联系的薄弱,社会纽带松弛。关于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纽带的消解和破坏作用,很多思想家留下了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农业时代那种充满温情和集体意识的共同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而代之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社会。更为可怕的是,“作为社会凝聚力源泉的家庭与亲属关系的衰落,以及信任的不断下降,构成了大分裂的特点。”[22]对社会作纯工具化理解的极端个人主义成为社会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思潮。除个人间联系空前削弱外,群体间的联系也被愈演愈烈的社区隔离所切断。如福山发现,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装有大门的社区在郊外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许多人眼里,这些社区是生动的象征,它们象征着分化的、孤立的、缺乏信任的美国。”[23]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到城市之中,但集中于城市中的人们却没有也不可能凝聚成一体,而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隔离。而且这种分化和隔离并不仅仅表现为富人与穷人、白人和其他人种之间的差异,而是一个整体的对接的过程。“这些城市将它们的活动、社会群体和文化进行内部分离,同时又根据其结构的相互依赖进行重新连接。”[24]构成了一种典型的城市“精神分裂”和“空间错位”的进程。

(2)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个人与公共世界的“联结”是社会总体联结体系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联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联结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而走向原子化的社会则恰恰是破坏了上述基本联结,使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差,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益时,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人去面对政府和社会。此种现象的危险性在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而政府的惠民政策也失去了下传的管道。

(3)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集体意识乃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其迅速走向消解,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失范。“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25]当社会走向原子化后,各种社会制约因素均宣告消解。“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一个其成员越来越难以将自己与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关联起来的社会。这种认同之缺乏可能反映了一种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观念,而依此观念,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26]一个碎片化的社会的成员越来越难以把他们的政治社会视作一个社群,因为他们所理解的社会是纯粹工具性的。

其次,作为社会学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社会学学科领域内对社会原子化议题的直接和间接回应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类:(1)从结构层面而言,社会原子化是中间组织(在日本社会学界更多称中间团体)解组,导致单个的社会个体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结构层面出发的思考旨在通过重建中间组织,以构筑现代社会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共同行动渠道,上世纪90年代以降,更升华为一种对新公共性的理论诉求。(2)从个体层面,社会原子化实际上剥夺了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以常态的社会行动达成利益诉求的能力,往往导致个体行动无稳定预期而多以越轨、失范的方式展现。(3)从行动层面出发,理论家呼唤行动者的归来,以体认社会宏观结构变革的方式,发现作为积极行动的可能,而获致良性的社会互动关系。(4)在实践层面,社会学关注现代社会社会原子化的缘起,以及以之为现实背景社会运动何以发生,试图理解原子化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发生机理、表现形态、以及社会后果。

再次,作为对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经验的理论反省,社会原子化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但我们应注意,出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的限制,社会原子化在不同国家、地区,其表现形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克服社会原子化方式也存在不同:

在欧美社会,社会原子化动向主要表现在宗教世俗化、个人主义膨胀、家庭结构变动、社会独居人口数量快速增加等背景下的社会孤独化趋向。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大分裂》等著作中即曾对西方核心家庭衰败的影响展开分析,认为“西方核心家庭的衰败对于社会资本已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此种衰败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贫困增多、犯罪水平的上升和信任的下降有关。”[27]而在社群主义者看来,社会原子化的罪魁源自极端的个人主义,因为依照这种个人利益至上主义的观念,“人们终将纯粹工具性地看待社会。”[28]而最终导致社会分裂。在东亚社会,所谓社会原子化问题一般表现为严重的公共性问题,如在日本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风行、价值体系崩坏、老龄社会到来、地域发展不平衡等社会剧烈变动影响下的公共性危机。而在转型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所谓社会原子化主要表现在单位社会“终结”背景下社会联结模式的剧变,出现了村落原子化现象和大量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城市人群。

在社会原子化应对之策选择的问题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社会创新和社会建设作为核心对策。但因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发展落差”决定了二者之间社会建设的任务具有较大的差别。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保卫社会”和“生产社会”之间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在业已建成市场经济的国度,与正在实现市场转型的国度,人们在面对社会时,实践与认知的目标和任务颇为不同。前者是在原本已经有一个‘社会’的基础上(其自组织的社会生活不仅传统悠远,而且在某些时段内甚至还很强盛)设法复苏和强化社会的各种机制,以抵御市场和权力双重入侵造就的‘殖民化’;而后者则是经历了再分配经济和与之匹配的集权体制的长期支配,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不说被彻底消灭,至少也是在受到极大压抑之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重建或生产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规范——我们必须先有一个社会,然后才能够保卫它。简言之,前者的任务是‘保卫社会’,后者的任务是‘生产社会’,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逻辑和实作逻辑。”[29]

东亚社会建设和社会创新的核心问题,是所谓“新公共性构建”问题。所谓“新公共性”,实际上是相对于“旧公共性”而言的。从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公共性构造仍具有极大的相同性。表现为东亚威权社会以“官”为主体、以公共事业的实用性为目标的公共体系。如果我们把20世纪90年代前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形成、老龄社会的到来等因素为背景,日本、中国先后出现的在“官”以外的公共性诉求则可视为是一种“新公共性”。新公共性的内涵非常丰富,它既包括“市民的公共性”,即基层社区自治、NPO?NGO建设以及网络社会背景下“公共议论”的最新发展,也包括“跨越国境的公共性”,即在全球化背景下超出民族国家空间范围外的“空间公共性”的构建和认同。其核心是解决现代化、城市化高密度居住、人际关系疏离状态下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

四、结 语

社会原子化表现为社会联结机制的缺失,结构层面的断裂,出现了无社会联结的群众,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公共生活匮乏,公共性孱弱;社会陷入无序和混乱,道德共识瓦解,底线失守。在个体层面,则是“普遍的漠不关心”,即对公共问题缺乏热情,寄希望于个人的努力而对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缺乏信心和兴趣,陷入狭隘的个体主义情绪;在消极中生存,而不思考或者看不到解决共同问题的可能途径;道德感模糊,公益行为艰难;在社会阶层序列之外出现了组织程度极弱的松散个体,陷入生存和发展的“组织贫困”状态;中产阶层虽然出现了一定得公益热情,但由于缺乏以结社形式发挥积极作用的训练和支持而表现出混乱无序。

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即个人直接面对组织化的权力,表现出精神上的孤独无助和思想行为上的混乱,以及个体之间缺乏积极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对于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化解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中间社会的培育需要把自上而下的社会建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组织发育结合起来,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为此,需要对弱势群体赋权,强化基层社会的组织能力,并以恰当的方式将这些组织的运转纳入良性的、建设性的运转轨迹。

(作者简介:田毅鹏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方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2024年10月12日星期六

Stock market strategy: What's next?

by SIG

Chinese version/中文版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Shanghai and Shenzhen) suddenly gained momentum from the end of September, experiencing a rapid surge, setting new records in trading volume, price gains, and turnover rates that had not been seen in many years:

So,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ndpoint, how will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A-shares market be?

P1

To judge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A-shares market, we should first briefly underst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sudden "mini-bull market" in the A-shares this time:

first, The decision-makers now have a relatively unified view o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is worrying, and the "chill" has reached the highest bureau.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luggish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and insufficient domestic consumer demand, the decision-makers have realized that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much worse than publicly proclaimed.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domestic economy has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major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have seen significant fluctuations since the third quarter, urgently need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rescue the economy.

In this broader contex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quietly changed the wording in official documents from "resolutely completing" to "strive to complete" [economic targets]:

This clearly indicates that China's stance on achieving the GDP growth target of around 5% has weakened, implying that the general expectation is that this year's target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This tone-setting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highest level, intended to signal to th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actu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market that a loosening of policies is needed.

Secondly, in terms of specific macroeconomic policie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s rolled out monetary policy measures at a very fast pace, including both interest rate cuts and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RRR) reductions:

On September 27t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ssued an announcement on open market operations, lowering the 7-day reverse repo operation interest rate by 0.2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previous 1.7% to 1.5%. At the same time, the central bank decided to reduce the deposit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y 0.5 percentage points (excluding those already implementing a 5% deposit reserve requirement) starting from September 27th, 2024.

The simultaneous interest rate cut and RRR reduction have provided the market with ample liquidit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share rally.

Thirdly, the rollout of fiscal policy measures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er, but continues to be ramped up:

On October 8th, after working overtime during the recent national holida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announced a series of fiscal measures: strengthening the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expanding domestic effective demand, increasing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or enterprises, stabiliz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boosting the capital market, among others.

However, the October 8th press conference fell short of market expectations, and the stock market showed signs of a corresponding decline. Likely aware that the NDRC's press conference did not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the decision-makers hastily announced that another press conference l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will be held on Saturday (October 12th), where a series of fiscal policy measures will be annou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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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at was the ignition point for this latest A-share rally, given the foundation of liquidity and policy expectations? It was the statement made b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on September 24th. Some netizens jokingly referred to this as the "central bank directly joining the stock market frenzy":

On September 24th,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two new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tools:

"The first one is to establish a securities, fund, and insurance company swap facility, supporting eligible securities, fund,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in obtaining liquidity from the central bank through asset pledging.

The second one is to create a special relending facility for stock repurchases and additional purchases, guiding banks to provide loans to listed companies and major shareholders to support stock repurchases and additional purchases."


This is the maximum supportive measure that the central bank can take for the A-share marke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Law. In a slightly loose summary, this means that the central bank is directly injecting liquidity into the A-share market. People's Bank of China Governor Pan Gongsheng revealed that they can set up at least three 500 billion yuan facilities, and this 1.5 trillion yuan can only be invested in stocks,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practices.

With the central bank's endorsement, the A-share market saw a 4.15%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surge on September 24th, kicking off this latest mini-bul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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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ill the A-share market see a true bull market? It's quite difficult.

A bull market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several factors: strong economic growth, good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and growth prospects,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ment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the restoration of investor confidence and market sentiment, and the easing of external market pressures (such as a U.S. dollar interest rate cut cycle), and so on.

Most of these conditions are not optimistic, and the market performance of the A-shares on the 11th even indicated that the market's expectations for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12th are not high.

Because this latest bull run is essentially just a "mini-bull market" driven purely by liquidity, the rapid rise will bring bubble risks and can also trigger irrational behavior from investors, exacerbating market volatility. If the earnings outlook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of companies do not keep up, it is very likely to lead to a major correction.

The best case scenario is that the decision-makers gradually control the market sentiment, on the one hand, continuously using positive policies to stimulate the market, emphasizing that the return to solid economic fundamentals takes time, and on the other hand, able to get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listed companies, with their profitability truly improving, to stabilize market expec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guide incremental funds to continue flowing in, using the incremental funds and improved corporate earnings to absorb the current market 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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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 was discussing the best-case scenario.

Specifically, regarding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A-share market, it is predicted that in the case of a lack of new incremental funds, the market index has already reached a high point, and there is not much room for further upside. Subsequently, there may be rotational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various indices going down or remaining flat is higher than going up.

For retail investors, if you have not entered the market yet, it is advised not to consider doing so now. If you have already entered and are unwilling to exit, you can consider reducing your position size, controlling your stock portfolio, and removing any leverag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do not use your daily living expenses to speculate in the stock market.

For fund investors, you may want to consider gradually redeeming your holdings. Because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re may not be such good opportunities to recoup your investment again.

There is a historical fact to keep in mind: The first half of 2015 saw a frenetic bull market, but from January 1 to June 30, 2015, the returns of all equity fund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Yu'e Bao (a popular money market fund) over the same period.


Risk reminder: Fiscal policy falling short of expectations, low efficienc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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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1日星期五

A股策略:接下来会怎么走?

文/SIG

中国股市(沪市、深市)从9月底突然发力,急速拉升,刷新了多年的成交量、涨幅、换手等记录:

那么,站在现在这个时点,怎么看A股接下来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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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断A股接下来的走势,首先简要了解一下A股这次突如其来的“小牛市”的原因:

一,是决策层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终于有了相对统一的看法: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令人担忧,“寒意”已经传到高层。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决策层意识到经济状况远比公开宣传要差,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三季度以来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出现大幅波动,急需采取有效措施以挽救经济。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已经在官方文件中,悄悄把“坚决完成”口径修改为“努力完成”:

这显然意味着中国在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到5%左右目标的立场已经减弱,表明大家普遍预期今年的目标难以实现。这种定调由最高层直接发出,意在给实际政策的制定部门和市场传递需要宽松的信号。

二、在具体宏观政策上,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推出的速度非常快,降息降准同时落地

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开市场业务公告,将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由此前的1.7%调整为1.5%。同时,央行决定:自2024年9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同时降息降准,为市场预备了充足的流动性,为A股拉升奠定了资金基础。

三、财政政策的推出稍慢,但在不断加码

10月8日,在经过了小长假加班之后,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举措: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等。

但8日的发布会低于市场预期,股市有应声回落的迹象。可能意识到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决策层又急急忙忙宣布周六(12日)将再次召开由财政部主持的发布会,会宣布一系列财政政策方面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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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资金基础和政策引导预期,本次A股的引爆点是什么呢?是9月24日的人民银行表态。有网民戏称为“央行亲自下场炒股”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两项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第一项是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第二项是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引导银行向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支持回购和增持股票。”


这已经是在《人民银行法》的范围内,央行能对A股市场做出的最大支持举动。用并不严格的概括来说,这意味着,央行直接向A股注入了流动性。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透露,至少可以搞3个5千亿,而且这1.5万亿只能投股票,和以往有很大不同。

A股有了央行的背书,9月24日当天就拉出4.15%(上证综指)的涨幅,开启了本轮小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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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A股会走出真正的牛市行情吗?很难。

牛市行情需要几个因素的配合:强劲的经济增长,良好的企业盈利和增长前景,政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投资者信心和市场情绪的恢复,外部市场压力放缓(如美元降息周期)等等。

这里面的大部分条件都难言乐观,甚至11日A股的市场表现也表明市场对12日的财政部发布会的预期并不高。

因为本轮牛市基本就是个纯靠资金推起来的“小牛市”,过快的上涨会带来泡沫风险,也会引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加剧市场波动,而企业的盈利预期和经济基本面如果跟不上,就很有可能带来大跌。

最好的情况:是决策层逐步控制住市场情绪,一方面不断用正向政策持续刺激市场,强调经济基本面回归需要时间,一方面能得到上市公司的正面回馈,盈利确实在转好,稳固住市场预期。同时,引导增量资金持续流入,以增量资金和企业盈利改善来消化当前的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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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是最好的情况。

具体到A股的走势,预判在增量基金后继乏力的情况下,大盘的点位已经到高点位置,再往上走的空间并不大,后续可能会在各个板块间轮动涨跌。各个指数向下或走平的概率高于向上。

对于散户而言,这个时候如果还没进场,建议就不要再考虑了。如果已经进场又不情愿出来,可考虑减轻仓位、控制持股组合、去掉杠杆,最重要的是:不要用日常消费开支去炒股。

对于基民而言,可考虑逐步赎回。因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都不会再有这么好的回本的机会了。

有一个历史事实要记住:2015年上半年是个狂热牛市,但是从2015年1月1日到6月30日,所有的权益基金的收益率都低于同期的余额宝。


风险提示:财政政策低于预期、政策落实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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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0日星期四

Comments on the NDRC meeting on Oct. 8th: Looks like a feast, but where to begin?

by SIG

Chinese version/中文版

On the morning of Tuesday, October 8th at 10 AM,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held a State Council press conference. NDRC chairman Zheng Zhaojie and four deputy chairmen appeared collectively. Compared to previous press conferences hel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attendance of "one chairman and four deputies" is relatively rare, indicating that the NDRC has recognized the grave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cline and lack of confidence.

Throughout the press conference, the NDRC made deployments regarding government investment, the direction of special debt investment, policies to boost consumption and benefit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The overall tone of the meeting was positive, but there was little emphasis on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level, and it still requires the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of executable fiscal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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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tone expressed in this NDRC press conferenc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eptember Politburo meeting: it acknowledges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severe with increas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domestic economy. The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have fluctuated since the third quarter. At the same time, it repeatedly emphasizes that "there are conditions, abilities, and more confidence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for the annu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clearly expresses a positive attitude to "strive to achieve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Th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five aspects: 1) Increasing counter-cyclical macro-policy adjustments, 2) Expanding domestic effective demand, 3) Strengthening 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enterprises, 4) Promot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o stop the decline and stabilize, and 5) Boosting the capital market.

Accelerated deployment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terms of new funds, the most clear increment is that 200 billion yuan will be allocated to local investment projects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to support their early implementation, involving areas such as "ongoing infrastructur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urban renewal."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invested and planned projects are all at the trillion-level. However,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current 50-58% of the projects have not yet started, and they need to start quickly within this year to form workload.

Expanding the use of special bonds: Measures will be take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asonably expand the scope of local government special bond support, accelerate the issuance of the remaining 290 billion yuan of special bond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expand the financing role of new PPP mechanisms and infrastructure REITs. This is obviously empower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expanding their financing channels. However, given the huge total local debt and relatively low investment returns, whether local governments can improve management, use funds reasonably, and select projects properly, the execution details need further observation.

Regarding the support for people's livelihoods, the press conference mentioned that some preferential tax and fee policie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background of delayed retirement, the fiscal capacity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fall is clearly declining. It is not optimistic whether the policies supporting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skills upgrade subsidies that will expir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can be continued.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statements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boost market confidence: The press conference stated that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Promo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aw will be accelerated,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will be standardized, and there should be no illegal cross-regional law enforcement and profit-driven law enforcement, as well as random fines, inspections, and seizures." This is the voi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ntrepreneurs are our own people, and we must help enterprises overcome difficulties." However,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effect is worrying.

In terms of boosting consumption and stabiliz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there is a statement of "using special bonds to activate idle land." This part is rather abstract and lack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However,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for people's livelihoods. Among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drivers, net exports are fluctuating, and investment has also lost its pillar role. The market consensus is to enha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but the NDRC did not provide the strong answers the market expected in this re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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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the tone of this NDRC press conference is about "aggressive fiscal expansion policies, leveraging up, pushing forward relevant government investment projects, as well as policies to benefit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boost consumption."

However, upon closer examination, this NDRC press conference is clearly below market expectations and seems quite rushed.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Overly broad and superficial, with more talk than substance and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for implementation details. Although the press conference had a high-level lineup, it touched on many topics but remained superficial, making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 For example, in the area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while it announced details of local investment projects, there was no concrete progress on actual project implementation.

2, Avoiding specific figures and targets. This clearly indicates a lack of thorough homework, failure to coordinate with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ssibly even a lack of endorsement from the top of the State Council. This is evident in the questions from the Reuters reporter (excerpt from the meeting transcript).

Overall, the NDRC's approach in this press conference seems to be more about making a strong statement through high-profile messaging, rather than providing solid, executable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that the market had expected:

[Reuters reporter's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what is the estimated scale of this package of policies, and what are the targets we need to achieve? Will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of around 5% this year be achieved? Will the current deflationary pressures facing the economy be alleviated? Thank you. (2024-10-08 11:17:05)

Zheng Zhaojie: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Please let my colleague, Deputy Director Zhao Chenxin, answer this question. (2024-10-08 11:17:21)

NDRC Deputy Director Zhao Chenxin:

Thank you for the question from the Reuters reporter. Th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you are concerned about can be found in the content that Chairman Zheng just reported. For example, the research and formulation of this package of incremental policies reflects the "three more emphasis" and "four insistences" - that is, to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emphasis on suppor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business entities, and more emphasis on coordina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insist on goal-oriented, problem-oriented,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as well as combining short-term and long-term measures. Chairman Zheng's report also mentioned many key words, such as the package of incremental policies being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d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precision,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As long as we grasp these core contents,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package of incremental policies well. The purpose of the package of incremental policies is to fully stimulate the proactivenes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the economy to continue to rebound and improv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was 5%, with employment and prices remaining basically stable. Today is October 8th, and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have passed. From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China's economy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has maintained an overall stable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tren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s various policy decisions, especially as the effects of the package of incremental policies continue to emerge, the vitality and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will be further released, market confidence will be further enhanced, and the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economy will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We have the conditions, capabilities, and more confidence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s for the annu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说了很多,但其实什么也没说,以至于网上有人把这段对话总结为:


It is clear that this meeting was purely for the purpose of appeasing the market and "boosting market confidence", rather than truly announcing major fiscal measures.

3, Consistent with the previous point, the entire press conference was filled with a lot of uncertain phrases such as "will", "will study", "to be studied", "have confidence", which proves that the NDRC itself does not have a definite direction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refo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the subsequent extensive commentary, there are also many evasive phrases such as "expected to", "will", "believe".

Given these three points, it is understandable why the effect of this meeting fell short of market expectations.

The NDRC's approach seems to be more focused on making a strong statement through high-profile messaging, rather than providing solid, executable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plans that the market had expected. The extensive use of uncertain language and lack of concrete details suggest the NDRC itself may not have a clear, coordinated plan ready for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meeting falling short of the market's desired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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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ime of publishing this article, a newly update information has been received: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will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at 10 AM on Saturday, October 12, 2024, where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Lan Fuan, will be introduced to discuss "increasing the counter-cyclical adjustment strength of fiscal polic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should prepare well for the upcoming meeting. If it is similar to the October 8th meeting, then it would reveal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policymaking - being at a loss.

Risk alert: Low efficien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of major economies exceeding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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