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护照正确打开方式

第一中餐馆的轰然死亡

今年 1 月 11 日，西贝的呼和浩特基地里，一场内部会议正在进行。

这家巅峰期营收高达 62 亿的第一中餐馆，在商量最大规模的关店事宜，关哪些店，怎么关，善后怎么做好。最终，30% 的门店进入了名单，足足有：

102 家。

上海关店最多，接着是北京、深圳、广州，再往下是杭州、武汉、长沙、成都……

几天后，贾国龙在朋友圈里写下：

一万七千西贝员工尽力了。

北京财富中心店是西贝三代店的标杆，从它开始，西贝引入中央厨房。也是从那一年起，他们的规模、营收突飞猛进，成为火锅之外中式正餐的第一。

疫情最艰难的时候，它也没关掉，甚至没有员工离职。店长逐个找员工私聊。问是否愿意调店，不愿继续留在西贝的，也可以帮忙推荐本地的其他餐饮工作。

开业 12 年后，它出现在关店名单上。一个礼拜不到，店外围起了围挡，现场清理了设备，几乎没人记得西贝曾经来过。

102 家门店的断臂求生远没有结束，我看了下，现在西贝莜面村的门店数，只剩下了 226 家。

然后就是最近几天，和贾国龙交密的微博大 V “理记” 说，西贝至多再有两三个月就会彻底倒闭。

贾国龙将个人揽下大部分债务、放弃股份，只留百来家盈利门店交给员工自营。失业员工超过万人：

西贝之死是事实，无可改变。

1

9 月初，贾国龙的妻子张丽平完成了一笔股权质押。数额是 540 万元。

这是一个极度糟糕的信号。西贝上一次股权质押，还要追溯到疫情期间的 2020 年。最糟糕的时候，西贝账上现金撑不过三个月。

贾国龙只能公开求救，消息传开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主动联系了西贝，他们先后拿到了 8 亿的银行授信，靠这笔钱完成了复产复工。

经历过那次生存危机，贾国龙不再排斥资本。公开数据显示，西贝只完成过一轮来自内蒙古机构金桥资本的融资，那已经是 16 年前了，西贝从内蒙古走向全国的前夜。

2021 年 5 月，西贝展开了一轮内部员工的募资，员工通过合伙企业投资持股平台。

除了上市，贾国龙根本没有其他办法来覆盖这笔融资的成本，西贝的服务员、厨师们压上的不只是身家，也是信任：

有人借贷也要投。

他们赌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人。在此之前，贾国龙从没让员工失望过。

于是就有了年会上贾国龙对两万多名员工的信誓旦旦，要在 2026 年完成 IPO，成为千亿市值的公司。

年会后，一向高傲的贾国龙，亲自去拜访了红杉的沈南鹏、高瓴的张磊，虽然没有从他们那里拿到钱，但拿到了梯媒公司新潮陆续投来的 1 亿元。

与此同时，西贝在努力做大营收。

2023 年 10 月，西贝在北京办了一场盛大的那达慕羊肉节。

羊在草原跑，肉在西贝烤，西贝光是在抖音卖券，两周的 GMV 就达到了 2100 万元。

在暴风骤雨式的营销下，2023 年西贝集团全年营收超 62 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平均每天，西贝的门店都有十万人次的客流。

海量营销造就的繁荣，掩盖了很多问题。虽然营收是史上最高，但西贝的利润，其实比 2018 年还低。

按照贾国龙的设想，西贝的营收会继续增长 10%，但一年之后，他不得不承认，销售额反而：

下降了 10%。

然后就是那件全网皆知的黑天鹅事件。

2025 年 9 月 10 日，罗永浩到西贝的中粮祥云小镇店吃了一顿饭。下午 4 点 55 分，他发了一条微博：

好久没吃西贝了，今天下飞机跟同事吃了一顿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立法，强制饭馆注明是否用了预制菜。

这看上去是一条没过大脑的微博。写这条微博，罗永浩可能也就花了几分钟。

第二天，贾国龙召开媒体沟通会，坚持西贝没有一道预制菜；

第三天，西贝宣布开放全国近 370 家门店的后厨。然后，媒体在西贝的后厨，拍到了：

保质期 24 个月的西蓝花和预腌制羊排。

作为最早把后厨亮给客人看的中餐馆，西贝倒在了自己打开的那扇门里。

2

保质期 24 个月的西蓝花和预腌制羊排，推倒了西贝最后一面城墙：

儿童餐。

西贝的菜单上，有四分之一是儿童餐。46–53 元的套餐价格，相当于麦当劳开心乐园餐的两倍。但中国家长们心甘情愿为此买单。

儿童消费者虽然只占了西贝客流的六分之一，但别忘了，一位儿童至少会带来两位家长，这也意味着，一半客户是因为儿童餐选择了西贝。

西贝的安全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上海学生午餐的大供应商绿捷丑闻爆出后，家长做的第一件事，是写联名信要求将供应商换成西贝。

罗永浩和西贝的隔空交锋，集中在冷冻西蓝花和预腌制羊排算不算预制菜上。

也有餐饮从业者站出来科普，西贝用的是有机速冻西蓝花，价格相当于普通新鲜西蓝花的 2 倍，生产商泰安泰山亚细亚食品，是中国最大的有机速冻蔬菜出口企业。

但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中国消费者心中，只有鲜肉和鲜菜才算绝对安全。营销鼻祖特劳特的定位理论中，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就是：

不要试图改变人们的心智。

心智盖起来要二十年，塌下去只要三天。安全的护身符没了，贵就成了最大的原罪。西贝比同行贵一半的客单价，瞬间成了怨气的靶子。

把西贝捧上神坛的一批人，开始把它拽下了神坛。30 多块一份的凉皮，40 多块一份的炒牛肉拌饭，都被一遍遍清算：

我把你当大餐，你把我当大款。

贾国龙苦心经营近 40 年的形象，就此轰然倒塌。

自此之后，西贝所有的动作都无效了。无论是进店就发 50 元优惠券，还是员工背诵有机西蓝花和冷冻保鲜的话术，手写感恩纸条，都没什么用了，客流断崖式暴跌。

后来有人统计过，西贝 2025 年 11 月的营收跌到了 2.6 亿元：

比往常少了一半。

在如此规模的营收雪崩面前，旁人的帮助无异于杯水车薪 —— 胖东来的于东来的发声，新荣记的投资，内蒙古老乡林来嵘的紧急注资…….

这个月月初，在贾国龙妻子发起股权质押的同时，西贝向离职员工发出了退股回购延期协议。没有回购，也没有接盘，只是统一延到 2028 年。

西贝上市的那扇门，已经彻底关上了。

3

今年 4 月，西贝在上海的最重要门店 —— 东方路旗舰店，把招牌换成了：

天边砂锅焖面。

过去十年，贾国龙花了 5 亿，推出 9 个快餐项目，基本全军覆没。但天边砂锅焖面和它们都不一样。以往创业是为了大踏步前进，如今是为了大踏步后退，为收缩西贝做的准备。

没办法，西贝是中国餐饮历史上罕见的重资产。

他们自建莜麦基地和莜面加工厂；旗下专门有汇通牧业，生产奶制品、莜面、牛肉干、胡麻油、醋；他们的明厨亮灶和明档，无论是位置还是面积，都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经营鲜鱼火锅好鲆的刘老板，曾经创业做过食品安全检查。他告诉我，从同行的角度来看，在中餐连锁赛道：

没有任何人能比西贝更舍得对食品安全投入。

一个在食品安全上最舍得花钱的中餐馆，最后倒在食品安全上。

清洁消毒、操作规范，这些看不见的小事要做好，没有别的诀窍，就是要给员工更高收入。

贾国龙说过，他会刻意提高人工成本率，行业内普遍是 25%，他们就提升到 30%，有些门店实际上都有 35% 以上。

他没有说谎，从招聘信息上可以看到，西贝的服务员、后厨到手工资基本在 6000 左右，还包吃住。

哪怕在西贝业绩最好的时期，净利润率也不过只有 6%。在眼下需要裁员的时候，代价更是沉重。别忘了，西贝的用工模式是：

全职为主。

这种重资产、供应链齐全的企业，掉头的代价太大了。财务报表上的净利润率、单位成本、折旧成本，会一个个被击穿。

有人算过，去年 11 月，当西贝月营收跌到 2.6 亿，当月的员工工资支出还有 1.35 亿，一半收入都发给员工了。

现在，这些成了压在贾国龙身上最重的那块石头。

天边砂锅焖面成了贾国龙最现实的选择，他希望用这个新品牌，省一点裁员成本，降低对系统的致命冲击。

前几天，天边砂锅焖面东方路店停止营业，招牌被拆除。

“天边” 确实太远了。

在《折腾不止》这本书上，记录了贾国龙的几次访谈。他说自己之所以舍得花钱，背后的逻辑是算大账。

他坚信餐饮业规模 10 年就能翻一番，坚信人均收入的增长，必然会推动吃喝玩乐成为主流消费。他坚信自己能做出：

能与麦当劳平起平坐的中国公司。

1988 年，21 岁的贾国龙在内蒙古临河的东郊，开了那家叫黄土坡风味的小吃店。

店不大，几张桌子，菜是现做的。

很可惜，他只猜中了开头。

来源：兽楼处

夏勇：正义的危机与法治的困惑——从敬一丹的《声音》说起

敬一丹（作者提供）

文 | 夏 勇

作者授权发布，原题为《舍法求法——从敬一丹的《声音》说起》

《声音》（华夏出版社，1998）是敬一丹的一本书。书里的“声音”由数以万计“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页2）的观众来信汇成。来信大约集中在1997～1998年间。那时，敬一丹主持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节目火爆空前，用该书编辑的话说，“她是全国被寄予希望最多的一个记者”（页381）。这样一位记者，从原本无声的来信里读出“声音”，又把同样无声的文字变成《声音》出版，让我们阅读，的确不同寻常。那么，我们能从中读出什么呢？

一、主持人与主审官

书的副标题，是“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看封面，在观众熟悉的玉照上，印的头衔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主持人”。可是，阅读时，我总要提醒自己：我读的不是法官的审判手记，也不是检察官的公诉日志，更不是信访官员的流水账，而是一位新闻记者的工作手记，准确地讲，是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近乎流水账的工作手记。

《声音：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敬一丹著，华艺出版社，1998

全书十章，以观众来信为主，夹叙夹议，分述“农村”、“教育”、“法治”、“国企”、“市场”、“环境”、“社会”、“家庭”、“贫困”、“真情”，末了，附录观众来信的统计分析。这十个方面的问题，大多数不单从法治原则，更多是从具体的执法、司法的角度来切入和叙述的。

例如，“农村篇”叙述基层组织涣散、村霸横行、农民负担；“教育篇”涉及义务教育、儿童权利、学生学费、教师工资；“国企篇”讨论下岗、亏损、贪污、超时工作、劳动保护；“市场篇”关注消费者权益，尤其是打假；“环境篇”论列水、噪音和空气污染、砍伐森林、捕杀动物、地方保护主义；“社会篇”历数嫖、赌、葬、骗、医疗责任、养二奶、乱罚款、乱收费、乱征税；“家庭篇”围绕包办婚姻、家庭暴力、儿童抚养、拐卖妇女、虐待儿童；“贫困篇”触及儿童失学、扶贫。名称很响亮的“法治篇”，讲述的不过是腐败、贪污、徇私舞弊、违法不究、执法犯法。这大概反映了对法治的一种大众化理解。

以上各篇，基本上一个套路：先根据来信控诉，叙述所控事由，后根据政策、法律或道义做出判断，再做出评议，或指出本该由哪个部门或地方来处理、本该如何处理。作者给人的感觉，恐怕不像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倒有些像坐堂问案的主审官。

人的社会角色是多种多样的。法官可以脱下法袍，兼做电视明星，甚至兼做党务官员、立法官员，记者为什么就不能关起门来，在自己的书桌边或者在演播室里坐堂批阅，凭着良知和常识，做一回判官呢？实际上，这是设私堂问公案，而非真正的公堂问案。

如此“私设公堂”，倒是比公设私堂要强出许多。

在中国历史上，喜欢问案的文人不在少数。除了当上衙门老爷的入仕文人外，那些没有坐堂资格的文人，也常常借案前笔墨，弄咫牍烟云，唤人间正义。冯梦龙“三言”、凌濛初“两拍”里的每个案子，除了衙门的官判，大多还有作者自己在篇首篇尾写的或诗或词的裁判。有时候，即使在讲述案件的中间，作者也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循着伦理、法理先判一回。关汉卿的戏剧明目张胆抨击当朝奸佞、鞭挞司法黑暗，为窦娥们鸣冤叫屈。《红楼梦》里，刚刚补授金陵应天府的贾雨村看了门子递上的《护官符》，便黑起心来徇情枉法，曹雪芹的梦幻之笔不也为死于薛公子暴虐的冯渊喊了几声冤么（“冯渊”谐音“逢冤”）？

《声音》部分目录

文人们的“词判”，未尝不比衙门的判词出彩许多，也公正许多。这类文墨正义，属于民间正义，几千年来，遍及野史、杂记、小说、戏剧。在那个时代，虽没有报纸、电视和广播，但有竹简、石刻、印拓以及坊间流传的书籍、手稿来传播思想和信息。倘若把这些传播手段也称作媒体，那么，文墨正义大概就算得上最早的“媒体正义”了。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类“媒体正义”，不过是事后说几句公道话，喊几声冤罢了，与当代的媒体正义却是大相径庭的。

英语里有个词“trial by media”，译“传媒审判”，或“新闻审判”，集中反映了现代版传媒正义。所谓媒体审判，不是真的请记者做法官或陪审员来坐堂问案，而是指大众传媒在案发后、审判前做相关的案件报道时，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法指陈案件的是非曲直，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左右司法裁判。

一个案子，在法官判决前就已经让媒体先行下判了，而且判得头头是道，家喻户晓，陪审员和法官还如何去判呢？前些年沸沸扬扬的美国辛普逊案之得失，与传媒的角色密切相关。在该案陪审的关键阶段，有些报刊还煞费苦心地在辛普逊照片的肤色浓淡上大做文章，暗示审判结果与敏感的种族问题相关联。

正因为这样，为了保证司法公正，保护涉案当事人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关于限制传媒报道未审结案件的办法，严格禁止审判前关于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罪与非罪的报道。自由惯了的媒体若仍然一意孤行，于法院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于当事人可能构成诽谤、诬陷和其他名誉侵权。也因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其中，既涉及无冕之王的权威与司法权威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又涉及传媒的新闻自由权利与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利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涉及民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权与当事人的隐私权、政府的保密权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纠葛。

当代中国的传媒正义，有自己的特色。除了传统的文墨正义和西方式的“传媒审判”，它更多的是要求新闻传媒在舆论监督的名义下直接干预或影响司法过程，要求记者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去做法官、律师们应当做的事情，从而换取司法公正。于是，一些富有“人民喉舌”使命感、激情燃烧的记者，乐此不疲。

敬一丹收到的成千上万的观众来信，恐怕绝大多数不光是要她说句公道话，而是请求她利用《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节目和作为主持人的声誉和威望，通过在媒体上披露事件，或向有关部门转呈来信，甚或直接打招呼、找熟人，来影响相关的司法过程和行政过程，使问题获致解决。

敬一丹聪明。她以《声音》一书，既答复了盼星星盼月亮的观众们，又议论了案件的是非曲直，还责问了相关的公权者，包括法律界。

在惟一没有直接讲述法律故事的“真情篇”里，敬一丹发出这样一声责问：许多老百姓遇到法律纠纷时为什么不找政府、不诉诸法律而偏要找记者？她写道：

    这样的信，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封。这些事，不是都该有地方管吗？教育部门管上学的事，福利部门管救济的事，经济法庭管官司的事——然而，为什么弄来弄去，都把希望寄托在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呢？

    甚至有不少农民与律师一起找到了电视台，倾诉不平，寻求公道。我问过了农民又问律师：“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呢？”律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舆论比法律有力量”。

“舆论比法律有力量”。这是一名律师对记者的自白，一名带着当事人求记者的律师的自白，也是成千上万的“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的老百姓的自白。

这是为什么呢？

二、舍法求法与天然权利

首先遭遇的质问是，“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渠道，偏偏要去找记者？”

的确，现行宪法和法律已经规定了许多解决纠纷的“正规渠道”，公民一旦觉得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皆可诉诸之。从法律上讲，最正规的、也是最后的渠道，应当是司法裁判。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组织法》、《国家赔偿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法院审判的管辖范围皆有明确界定。

国际人权公约把诉诸司法作为一项人权。对这一点，当下的中国法律界似乎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在裁定针对任何人的指控或确定他在法律讼案中权利与义务时，人人皆有资格获得由依据法律设立的有权能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所为的公正而公开的审判。”按这一条的意思，任何人在遇到纠纷后，都有权利告到法院。也就是说，选择到法院解决问题，最后由法院，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民间组织来判决，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事人的神圣权利。

可是，问题在于，当事人能不能不选择法院这个正规渠道？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又是为什么常常不愿意选择法院这个正规渠道呢？

大凡律师带着当事人找记者，本身就表明案子实际上已经走过“正规渠道”，只是在正道不通时想走旁门罢了。《声音》里叙述的找记者的案子，大多数有两个特点，一是当事人要求的，不过是按照法律本该得到的公正，也就是说，无非是要求依法办事，并不要求法外开恩；二是案件本该由司法机关处理，或者已经进入了、甚至经过了司法程序。

舍弃正式的法律途径去寻求按法律本该得到的正义，用敬一丹的话说，“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是一种现象。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舍法求法”。

图源：GETTY IMAGES

舍法求法不奇怪。正义既非仅仅在法院，也非必然在法院。法律问题既非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也非必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获享正义（access to justice）与诉诸法庭（access to court)，是不能等同的。

我们知道，人类对付相互的侵害和纠纷，除了威慑和惩罚外，于受害人最有意义的，还是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救济的方式，大致说来，有两类，一是私力救济，主要靠个人、家庭、朋友、邻里来了断；二是公力救济，主要靠公共权力机构来裁断。司法救济不过是公力救济之一种。

按照传统的或经典的法治理论，司法救济是最后的、最规范的、也是最具权威的救济，但现实的生活有多少是按照理论模式来做的呢？倘若法外的救济手段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事人的意愿和利益，为什么非得走法律程序呢？谁说司法是运送正义的惟一方式，且必然运送正义？

在集权与分散、技物与伦理魔幻般紧张的现代社会，寻求救济的动机、愿望和手段，不会受法律的约束，更不会受法治理论的约束。寻求正义的渠道不单“应有尽有”，且“能有尽有”，除了司法外，还有行政的、媒体的、社区的、政党的、宗教的、家族的、行业的等多种渠道，甚至还有黑社会的“正义”，即所谓“dark justice”。

这些看似非正式的渠道，实际上几乎贯穿现实法律诉讼过程的每个环节。可是，它们通常既不纳入依法治国的话语体系，也不纳入法学院的教材。不单是讲授程序法的老师视而不见，讲授法治理论的老师也要假定这类非正式的因素不存在，以便从容地展开法治的逻辑，保持理论的“纯洁”。

问题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涉案当事人来讲，哪有非走正规渠道不可的道理？哪有非找法院不可的道理？当事人在决定选择救济手段时，主要考虑的，恐怕不是法律对正规渠道的规定，而是能否得到救济、救济机构是否诚信公正、以及获得救济要耗费多少成本。

在这里，最要紧的，不是获得法院救济的可能，而是获得救济的可能；不是获得法院救济的权利，而是获得救济的权利；不是要获得正规的正义，而是要获得正义。

正如无法用传媒制造和发布的新闻数量来断定传媒的道德良知，或者用文章在报刊的引用率来断定文章的学术价值，我们也不能以是否经过法院审判来断定案件的是非。

历史上，公力救济之取代私力救济而占据主导，司法救济又在公力救济里占据主导，说到底，乃是因为，在法治的制度框架里，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相比、司法救济与其他公力救济相比，诚信公正度比较高而成本耗费比较低。但是，制度的运作，如同制度的设计，都是有可能走形变样的。一旦现行制度设计或运作出现低诚信、高成本的现象，当事人为什么不能选择非正式的高诚信、低成本的渠道呢？

这样的选择，或许违反严格规则主义意义上的法治，但绝对符合法治的精神实质，即寻求正义，保护权利。

由此引申，舍法求法已然超越法治的工具性（instrumental）立场而指向一种真正合格的实质性的（substantive）法治。因为，在舍法求法的情形下，当事人要求的，不是非法的结果，而是合法的结果；当事人舍弃的，不是法律的原则，而是法律的形式；当事人依据的，不是关于权利行使的现行制度安排，而是权利本身。

在此意义上，舍法求法是行使一项保护自身权利的权利。当现行的制度安排不能保护自己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时，为什么不能诉诸其他的渠道呢？

如此说来，舍法求法乃正义之道、权利之道。如果说，舍法求法是一项权利，那么，这项权利，就是享有权利的权利，是争取权利的权利，是实现权利的权利。一言以蔽之，是获享正义的权利。

获享正义的权利，既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自然生成的。

说到自然生成，我们便想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有许多次，当我遇到来告状的人，总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当事人其实原本并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相信这种侵犯是违反法律的，是可以通过法律来予以惩罚和救济的。请律师、上法庭、找关系，实质上不过是要在他们相信“肯定有”的法律里找到打赢官司的具体根据和办法。

这是为什么？

单纯的对现实政治权威及其法律形式的笃信，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因为，政治权威及其法律形式所赖以体现并因此予以支持和要求的，是所谓正规渠道。同时，这些当事人所诉求的，往往是遏制各级政治权力及其立法命令对自己的侵害，或者抗议其不作为。再说，老百姓把失德无道的政治权威及其法律形式宣布为非法，废除旧的政统法统，改天换地的事，史不绝书。我想，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是某种天生的正义观念。

这样的正义观念，无知而有觉，来自每个人自幼生长的社会里的习惯，来自每个人与他人既合亦分的社会本性，来自每个人之作为人都具备的对何为正当、何为应当的最低限度的共通理解。

《走向权利的时代》1995年4月初版，2014年12月被评选为“1978—2014影响中国的十大法治图书”

记得大约10年前和学友们编写《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时，曾花了很大的气力在乡村了解乡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话语。当调查者问：“您知道什么是权利吗？”“您知道您享有哪些权利？”乡民们往往一脸茫然。当调查者换一种问法：“您能告诉我您有哪些东西是别人不能拿走的，连政府也不能拿走的？”“您能摆出一两件村里发生的不公平的事儿吗？”于是，乡民们便可以娓娓道来。

当时，这类极富讽刺的情形，曾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反省的，远不止社会调查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在学术上支撑我们分析法律意识、研究公民权利时对国家法律的先进性、权威性的几乎不言而喻的前设，还有在道德上支撑我们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的作为法律与权利福音的先知先觉者的优越。

“我们到底懂多少？”“我们到底对中国社会知道多少？”这是当初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倘若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乃是无知有觉的，即使乡民没有文化，他们也可能比你更懂得规矩，更追求公平，更热爱正义；即使四书五经里找不出“权利”、“人权”字眼，找不出西方式的自然法、自然权利术语，我们也否认不了中华文明里蕴涵着自己的自然法、自然权利观念。

进言之，法律移植、普法运动、法律下乡、重新启蒙等等，在实质上，与其说是如何推广民主的、自由的、现代的、且制作精良的法律，与其说是如何解决国家法与乡土性、地方性规则和知识的冲突，倒不如说是要如何在本乡本土对法律与正义作一番话语识别和重新表述，如何完成话语的转换。

枫桥经验：法官带着国徽下乡，到当事人家里办案。

此乃当代中国法学的真任务，中国法律人的真使命。

在此意义上，舍法求法，所舍的，是法律的形式；所求的，是每个人心中的法律。最终支持舍法求法的，乃是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用中国传统术语讲，就是天道、天法、天权。

舍法求法是舍弃正式的法律程序，使用法外方法得出合法的结果。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讲，他们舍法是为了求法，而不会舍法求不法。倘若要求普通公民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像治国理政的国家机关那样必须做到严格依法办事，以法求法，绝对舍不法来求法，这无疑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法律之设，本来是为了解决纠纷，而不该成为解决纠纷的障碍，甚至把纠纷越弄越复杂。同时，我们也不能为了显示司法的尊威而要求老百姓只能诉诸法院，不能诉诸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非正式渠道。

这里还要讨论的是，给舍法求法贴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标签、贴上地方经验的标签，是否合适。

一些研究汉学或中国问题的人们老是喜欢给当代中国发生的那些本属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现代公民的惯常选择，涂上一层浪漫的文化色彩。他们手中调色板上使用的主要颜料，一是儒家所谓“和为贵”、“厌讼”、“抑讼”的传统。据说，它构成了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文化的实例。二是后现代主义。它借着张扬所谓地方知识和非正式的法律而安身立命。倘若舍法求法再诉诸某种传统的技术，如乡村调解、私了、长老审判乃至神明裁判，那么，便足以描出一副关于“传统习俗”、“本土资源”的完整图画。可是，倘若舍法求法所诉诸的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现代国家制度的要害部分和同样现代的赤裸裸的传媒科技，“传统文化”、“本土资源”的画儿便描不全了，浪漫情愫大概也会随风飘散。

作者（后排左一）在农家访谈

其实，农民兄弟，尤其是偏僻落后地区的农民兄弟，他们不愿意进城打官司，从根子上讲，既不是基于对儒家传统的尊重，或对“地方知识”、“本土资源”的偏好，也不是因为所谓“熟人社会”抹不开面子，而是因为诉诸司法的成本过于昂贵。

既然进城打官司又花钱又求人还未必能获得公正的结果，为什么不舍远就近，在本乡本土找人评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呢？

既然本乡本土解决不了，反正要进城、要花钱、要求人，为什么不找管用的呢？

既然连律师都对在法官面前抬头说理缺乏信心而不得不低头找记者，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舍法求法呢？

说到底，这恐怕不是什么“地方性知识”、“本土资源”，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常识，是通贯古今的普遍现象。

三、力量与威望

如果说，舍法求法舍的只是司法，而不是舍法理、舍正义，那么，为什么要舍司法而求记者？为什么敬一丹敢说“比起别人，农民兄弟更多地把希望寄托在《焦点访谈》身上”（目录页1）？为什么律师要带着当事人找记者，偏偏还要理直气壮地说“媒体比法律有力量”？

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力量”。舍法求法，是寻求力量，不是求证规则。

秋菊打官司，表面看来，是为了“讨个说法”，是现代国家的正式法律在“本土”的非正式表现，实质上，却是为了寻求一种正义的力量，一种维护正式的法律规则的力量，并借这种力量来显示和维护自己的尊严。

作为规则的“说法”，在秋菊的心里早就有了，在村民们的心里也早就有了，甚至在村长的心里也早就有了。用不着去讨。要讨的，是确认规则、排除邪恶的力量；要确证的，是中国社会还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所以，秋菊打官司，打的不是说法，不是规则，也不是戏剧冲突，而是力量，是尊严，是政治诉求。

我们看到，在电影《秋菊打官司》里，代表正义力量的是人民法院，显示人的尊严的是秋菊的不屈不挠，表现政治诉求的是秋菊对“上边的”（党和政府）的坚定信心。只要排除阻力、克服困难，告到法院，自然大功告成。

《秋菊打官司》剧照

一如张艺谋的其他电影，深层的理性冲突和政治矛盾往往被宫廷盛筵般红火而刺目的浪漫色彩回避了，消褪了。最后，借助秋菊的难产，用此说法与彼说法、国法与乡俗之间的一种虚假的戏剧冲突，来剌激那些已被洋人爱看、国人惯见的画面和故事催眠既久的普通观众，用所谓现代的陌生人社会里的规则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里的规则之间的一种廉价的伦理紧张，来满足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最为贫乏的人文情怀。

可是，倘若按照通常所见的村民告村长的情形，法院不主持公道，秋菊该怎么办？

按现行法律，若法院不主持公道，公民是可以通过行使其他法定渠道来反映意见，影响法院的。使用这些渠道，也是公民的权利。例如，有以宪法第41条和国务院《信访条例》为依据的上访权利，还有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出版、游行、示威等权利。

尤其是上访。我国现行的信访工作体系健全而庞大，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司法机关和其他重要的国家机关，都设有信访机构。这些机构每天接收和处理大量的人民来信、来访。从经验事实看，覆盆森森，可因偶语牵出的一条线索而洗冤昭雪；山重水复，能凭弹指批转的一封来信而柳暗花明。但是，从法理上讲，信访毕竟是国家机关内部的一种带有监督性质的工作，信访机构职责重大而实权少有，勤于建言而疏于责效，接纳矛盾而难以化解。若论影响司法，比起媒体，它的力量便不止是逊色几分了。

并没有任何法律赋予媒体以强大的职责与权力，甚至连像信访那样的职责与权力也不曾赋予给大众传媒。可是，大众传媒又是极有力量的。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被称作“无冕之王”，成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列的“第四种权力”。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类生活的高度发达和高度荒谬的悖反里寻找答案。

在高度科技化、虚拟化的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形态里，传媒可以抓住我们的眼球，占据我们的视野，影响我们的判断，进而主宰视觉的世界，并通过所谓舆论浸染我们的内心。

我们认识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塑造的。我们所见所闻，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的所见所闻。传媒技术和权威几乎改变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涵义。你在电视上通过拍摄的画面听到的，看到的，难道不是“亲耳”“亲眼”吗？可是，记者在取舍消息、处理新闻、发表报道的过程中如何先入为主、如何挖空心思、如何偷梁换柱、如何挂一漏万、如何七拼八凑、甚至如何弄虚作假，似乎都被遮蔽了，被忽略了。

报刊亭（图源：FT中文网）

媒体成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却可能从此失去眼睛。媒体成了我们的耳朵，我们却可能从此失去耳朵。这便是现代化的荒诞。在这样的荒诞剧里，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是无孔不入，大众传媒显示的力量是无所不能。

无孔不入、无所不能的大众传媒从事舆论监督，自然有偌大的威力。从历史上看，如果一个国家既缺乏对权力的程序性有效监督，又缺乏权力之间的制度化制衡，那么，对于有可能贪腐妄为的权力，除了强化上级领导和专门机关的严密掌控和监察外，便只剩得舆论一途了。

古时治贪倡廉有一句话，叫做“内诸神明，外惮清议”。“清议”就是舆论。那时虽没有大众传媒，也没有写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宪法，但是，凭荼肆、学馆、诗词、戏曲、书籍、邸报以及流言飞语而云蒸霞蔚的社会舆论，无论对朝廷决策，还是对衙门办事，都是有影响力的。

秋菊讨说法，未必去找记者。讨力量，恐怕得去找记者。这与近年来司法信誉骤降是很有关系的。《声音》里记录了随机抽取的观众来信统计。一是1996年11月至1997年7月。二是1998年2月至5月。15类问题中，直接涉及法律的占绝大多数，主要是司法不公、贪赃枉法、执法犯法等。农村来信数量最多且增长显著，15类问题中“农村问题”最突出。反映“执法机关”违法（包括公检法机关及其人员徇私、枉法、舞弊等）的来信在1996～1997年占总来信的9.4%，到1998年就占了16.8%。我们不要忘记，敬一丹书里统计的来信数量只是一个记者的来信数量，远不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信访机构、各级领导的群众来信，还有其他更多的记者受理的各种告状信。

作为学者，而且是不做律师的法律学者，我也常常遇到类似的情况，有类似的感慨。前不久我所在单位的《中国法学网》开设了《所长信箱》，目的是方便本单位的管理，并请大家就管理工作提意见。没想到发来的电子邮件绝大多数是社会上的告状信，请求帮助主持公道，而且平均每天三至五封。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束手无策，最后只有不得已取消了这个“新政”。

还记得多年前，有一位从江西来的中年妇女带着孩子到沙滩的院子里找我，说是读了我写的人权著作，要我帮她去治治那些诬告陷害她、侵犯她的地方官员。那时的我30岁刚出头，见有人大呼小叫地请求，头次见面就贸然接了材料，答应帮忙。可是，后来她屡屡来找，我就招架不住了。有几次避而不见，任凭她在办公楼下大喊我的名字，只得请同事出面告缺。我能说的话不过是，“你的告状是有道理的，但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但这样的话怎么说她都不信。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我几次拿出钱来给她作盘缠，还是不行。如果那时有了《焦点访谈》，我说不定会像律师那样带着这位江西老表去找敬一丹呢！学者真的不像记者那样有能耐。后来的情形，成了我求她不要再来找我。见她还是不肯信，最后我只得央求地说，“您知道，我是个读书人，知识分子要是受了迫害，也和您一样没办法啊”。这种无奈的推脱倒是很管用，她盯着我深深地点头表示理解，一去不返，留下愧疚的我。

问题在于，倘若新闻记者如法炮制，声称自己是无用的读书人，是不管用的。因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有办法，许多记者也不会像我这样笨拙。记得在六年前和敬一丹一起随中组部青年专家考察团赴青海，作为考察团普通一员的敬一丹所到之处，皆免不了被要求与人合影，有时候人们还排队等候。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围着她照相的普通群众、边关哨兵和基层干部们的一脸幸福，拉她合影的地方要员们的满面春风，以及她本人从容的无奈。当时，我刚上小学的女儿见到考察团照片里有敬一丹，似乎从此觉得爸爸有点伟大了。

1998年8月作者夏勇与敬一丹在青海藏区探访贫困儿童

如果人民把尊敬和荣誉给了记者，为什么不能要求他们伸张正义呢？

在传媒的声望与时俱增的时候，司法的声望却很不乐观。老百姓从传媒上看到的，是公然在记者采访时声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地方法官形象，是不受贿、不吃请居然被作为“先进事迹”而大加宣传的“杰出法官”，是愈来愈多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个案。这类经过传媒制作的“真实”，不能不在老百姓心中形成媒体比司法更代表正义的印象。

此外，在案件当事人的眼里，传媒比法院显得更有权威、更重要，恐怕还和某些技术原因有关。例如，记者关于案件的叙述和评判为读者喜闻乐见，而法院制作的干巴巴的三段论式的判决书，虽然省去了不少麻烦，却失去了广大的读者，为记者们的描述、论证、说理、说服、鼓动、评论乃至炒作煽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倘若今天的法院判决都写得像古代《明公书判集》里的判决，或者，像判例法法系里的判决，既有关于案件的结论，也有美妙的文辞、充分的说理，还有少数法官的不同意见，那么，司法的权威或许会可感一些，可信一些，也可靠一些。

在现代社会里，媒体与司法各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履行社会职能的过程中，传媒与司法相互打架是难免的，但不论怎样，还是得保持相互的尊重。这也算是游戏规则。

法律传统里有一种权利，叫做记者特权。这个特权可以让记者在面对司法审判的时候对自己的新闻来源保守秘密，法官必须尊重记者的这个权利，否则，新闻自由乃至整个民主政治环境就会受到威胁。同时，法律传统里也有一个罪名，叫做“藐视法庭罪”。这个罪名可以加诸包括记者在内的任何对法庭和法官有藐视言行的人，不论他有怎样的充足理由，因为藐视法庭就是藐视法律。

有人会说，监督司法，不等于藐视司法。律师带着当事人找电视台，严格说来，既不同于当庭侵辱法官，也不同于私下找法官或者直接以不正当手法影响法官。找电视台，乃是正当的舆论监督。可是，问题在于，这背后的风气令人忧虑。

近些年来，随着司法的威信下降，贬抑司法似乎成了一种政治风气。从历史上看，每个时候都有每个时候的政治风气。每个时候的政治风气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

记得1997年我在海南调研时，正值人大“个案监督”的风头。省人大进驻省法院三个月专事评议法院工作，包括监督法官审判的案件，还在全国率先制定了鼓励和规范人大监督司法的《监督条例》。其实，监督评议的程序、效果都存在不少问题，但人大的权威和威望却因此而大增。省法院的几位法官私下告诉我，过去办案时收到的请托条子来自人大的几乎没有，在法院结束三个月的评议后，来自人大干部的请托条子越来越多了，因为人们觉得人大管实事了。这几位法官甚至说：“人大干预具体案件太危险，如果人大也腐败了，那怎么办？”

但此类忧虑，并不妨碍新闻媒体对这样的监督大加褒扬。1997年9月6日，《海南日报》头版头条用的标题是《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功尝试——海南省人大代表评议法院工作纪实》，其中有一句结语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民主之声，在海南大特区响起；美好希望，在海南大特区升起。

这种对民主的崇信里包藏着的逻辑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律师带着农民找敬一丹，便有敦促记者获享新闻自由的功劳了。

四、道德责任与职业分工

敬一丹是清醒的。她没有借记者的光荣和司法的尴尬对新闻自由和记者的社会角色做制度性夸张，而是更多地体会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她写道：

    我不知道如何回这些信，如何回答这种种期待，种种要求，因此，面对着这些信时，总感到心里很沉，很乱，很歉疚。

    一个电视节目，一个电视工作者，能让那么多观众，让那么多身处困境的人信任着，期待着，这是难得的，是让人欣慰、让人珍惜的，然而，若无力给人一点实际的帮助，不是一种辜负吗？

    说不清那律师的话有没有道理，也说不清以后面对那源源不断的观众来信时怎么办。只希望，那信中的沉重少一点儿。（页338～339）

除了带着当事人找记者的律师外，还有许多观众、读者本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提醒、激发乃至鞭策记者。

在敬一丹的书里，我们看到，一位姓袁的观众来信抱怨说“现在的许多文人被吓怕了、学乖了”，“文化没有茅盾，更没有鲁迅！新闻媒体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不贴近人民、不贴近时代、不贴近真理是新闻媒体之悲哀，国家之悲哀！”（页341）。

还有一位给敬一丹寄来名为《失语》的文章，提醒她：不能“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关头，在人民需要声音的时候——失语！”（页342）。

敬一丹主持《焦点访谈》

的确，不论孺子溺井之恻隐，还是路见不平之拔剑，都受道德良知的指引。这种指引，是超越职业分工的。我们不能在看到幼儿园的孩子摔倒时说“这是幼师的事情”而不予援手，也不能在看到有人拦路抢劫时说“这是警察的事情”而不予制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幼儿园里的秩序不好就派警察用管犯人的办法来管孩子，也不能因为要唤醒犯罪行为人的良知而让幼儿园的老师代替警察靠拍手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来阻止犯罪。

正如幼儿园的老师职业和警察职业不能错位，法官职业与记者职业也是不能错位的。

在“媒体审判”的情形下，记者的职业角色无疑是严重错位了。这种错位又导生于我国新闻记者更为复杂的角色错位。例如，记者既是新闻从业人员，又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工作者；既要做党和政府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考虑读者市场的需求，又要弘扬主旋律；既要作为公共意见的超然代表，又生活和工作在党和政府的新闻体制内；既是读书人，又是媒体明星。处在这种错位的尴尬中，惟有个别高明者，方可游刃有余且有成。

但是，无论如何游刃，在司法与传媒的关系上，还是回避不了这样的难题：记者是代表党政权力来监督司法呢？还是代表公共舆论来监督司法？抑或仅仅代表记者个人、至多代表某个媒体栏目或小组来监督司法？记者的监督权是谁给的？如果是按照宪法，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等权利，但记者的法律身份所代表的恰恰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谁来监督监督者，尤其是通过媒体来监督媒体监督者呢？

舍法求法是公民的天然权利，但是，从制度设计来讲，不能因此在司法之上设置过多的非职业的监督者和参与者。

舍法求法，必须有度。凡事有度则立，失度则废。舍法之度，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职业分工关系。

倘若我们同意“司法没有媒体监督就必然腐败”这样的预设，那么，也意味着不承认司法职业有道德自治的可能，甚至不承认司法有职业专门化的可能，更遑论司法独立了。

其实，不管文人是否失语，司法设置是摆在那里的。文人可以失语，但法官一旦坐上审判席，是必须说话的，而且是必须依法说话的。即使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在社会生活里发挥作用，也不能以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中的任何一种权力的缺位为前提。

舆论有舆论的力量，法律有法律的力量。人们说，舆论比法律有力量，只是在法律该有力量的时候没有力量，而且要借助舆论的力量而显示力量。

不能因为司法的低能和腐败就绕开司法、贬低司法，或者用群众运动“砸烂公、检、法”。司法是法律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司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显示社会的法治程度。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对司法的尊重。

这不是对哪个法院和法官的尊重，而是对法治的尊重，对程序的尊重，对原则的尊重。

在监督司法、批评司法成为一种政治风气的时候，司法也就进入了危险期。和那些掺杂媒体机巧和大众情绪的简单的道德与政治评判相比，惟有这种由制度性的智慧而锻冶的对司法的体制性尊重，方能帮助司法渡过这一段危险期，为我们塑造长治久安的坚固的制度架构。

不要忘记，司法的危险期，既是法治的危险期，也是媒体的危险期。一旦媒体可以有恃无恐地藐视司法，那么，它自己也就走到了尽头。

大众传媒能担当起实现司法正义的责任吗？能承受如此之重吗？

去年一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案件共8139925件，审结8106669件，还接待处理人民群众告诉、申诉和非诉来信来访3656102件（人）。其中，不排除有个别因媒体的干预而柳暗花明、沉冤昭雪者，但是，绝大多数恐怕还得归功于司法体制的有效运作和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

坦率地说，记者的法律知识是极为有限的。姑且不论“法盲记者”、“歪笔记者”，连最优秀的法制记者，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通晓法律规则、司法技术和案情。就像学者在记者和镜头面前常常“汗颜”甚至“失语”那样，热心维护正义的记者不通正义之道，不谙法律之术，也是正常的。

夏勇著作《文明的治理》

诚实的记者，应当在法律面前放尊重一些，在司法面前放尊重一些。只有这样，才能当好喉舌、伸张正义。前不久，我给中宣部、司法部和广电总局联合举办的“全国法制电视节目主持人培训班”讲课。据说，法制节目或法治节目是当下最火的电视节目之一。我特意问那些平时呼风唤雨的主持人，什么是“法制节目”，他们回答说，通常是关于案件的，特别是刑事大案要案。我又问，人民代表选举、人大开会、民工找包工头讨工资，算不算在“法制节目”里，回答是，这些通常归在政治新闻和关于社会稳定的节目里。在这个名为“法制节目主持人”的培训班里，受过法律专科或本科教育的学员其实不足十分之一。

司法做司法该做的事情，传媒做传媒该做的事情，乃职业分工之使然。抛开具体个案不论，司法缺位时由传媒来替天行道，舍法求法，不仅会毁了司法，而且会毁了传媒。

倘若判决的公正要依赖传媒的监督，就像嗜烟者在写作时必须依赖抽烟一样。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好的结果（佳作）的习惯，但无疑是一种不良的习惯。这种习惯会导致对行为者自治的毁弃和机体的衰弱。

但是，当一个开始戒烟的作家不得不在好文章和好习惯之间做出痛苦抉择的时候，他的选择恐怕还是好文章。这似乎是人类习惯和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某些不能为单纯的智慧所支配的领域。但是，无条件地尊重司法，传媒司法两相宜，是可以通过法治智慧达至的政治境界。

可以说，从《声音》里，我不单读出了正义的危机和法治的困惑，更读出了老百姓心中的正义和法律，读出了舍法求法、获享正义的权利。不单读出了大众传媒的荣光和法律制度的尴尬，更读出了媒体与司法的双重危境。

总的说来，《声音》这本书尤其值得法律职业者一读。记得当年一起赴青海考察，戈壁滩上居然聊及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敬一丹提到这本书的写作。不久，我收到书，扉页赠言写着“愿听到回声”。当初读过便放下了，但问题一直留在脑海里。近几年来，依法治国百讲不厌，舍法求法也层出不穷；舆论监督高歌猛进，新闻官司也沸沸扬扬；司法职业空前发达，司法不公也怨声载道。在这样看似矛盾的环境里，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难免别扭。关于司法与媒体的专题研讨会已开了好几个，有些问题却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篇借敬一丹的《声音》而引发出来的文字，带着“非典”期间的清寂与冷静，既是对自己思考的一次清理，也算作法律职业者对新闻职业者的一道迟缓而低沉的“回声”罢。

（2003年5月，北京东总布胡同19号）


【该文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收录于夏勇《文明的治理——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治理名家书系”，2012年版，第306—326页。本次编发网络版，对较长的段落作了疏分，对个别文字作了校正，并配发了相关图片。】

[图说] 人间失格 （09.23）

【1】一个好事儿！
iOS 27.2 Beta 可以禁止App获取设备姿态了，也就是说App摇一摇广告可以直接屏蔽了。不容易，天下苦摇一摇跳转广告久矣



【2】自然资源部：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




【3】深圳65万学生试点每周半天校外实践#
#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将推行#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9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例如，深圳市已探索实施“义务教育每周半天计划”，全市近半数的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的学生达到65万人，该计划将城市的“资源富矿”变成学生的“课程宝藏”，总体反响非常好。



【4】教育部：每天体育活动2小时+1节体育课+课间15分钟，排进课表，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课间休息时间



【5】@青海发布
#青海辟谣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不实，实际是网约车司机】#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系谣言#9月21日傍晚，据网信青海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辟谣消息显示，近日，网民分享西宁网约车司机讲解青海行政区划、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等知识的视频后，网络平台开始流传该司机“是青海前文旅厅厅长”“能上能下，自食其力”等不实言论。经核实，视频中的司机为西宁本地网约车从业人员白师傅，从事网约车行业已有11年，网络平台“青海前文旅厅厅长开网约车”等信息均为谣言。



【6】38岁男子因超龄被当“赠品”卖进缅甸电诈园区，中医技能助其少挨打，姐姐花30万元解救



【7】闲鱼表示，已对整个平台进行了多轮自查，在平台公开展示的信息中，啥没有查到咧～
毕竟公开展示的是卖自行车和耳机，那可不就是没问题。





【8】据微博智搜显示，@理记被禁言90天
他已经六小时未发微博




【9】说了挺多的，不知道说了个啥



【10】特朗普联大演讲：攻打伊朗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坚称，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威胁，铲除伊朗核能力，不过他相信，美伊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停止战争，因为“他们没理由不这么做”。

【特朗普：若不达成协议 可能将伊朗“打入地狱”】特朗普说：“我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得以重建并成为一个远超以往的伟大国家，甚至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还是说，我要迅速彻底地摧毁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让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去杀戮和破坏人民与其他国家？是将他们打入地狱，让他们毫无生还可能，断绝他们未来走向伟大或繁衍后代的希望？”


【11】特朗普在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9月22日）呼吁所有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国家退出这个机构，称其已“失控”。
法新社报道，他在联合国说：“美国同样反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失控的机构。”
他补充道：“我呼吁所有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立即正式退出这一‘流氓机构’。”



【12】马克龙联大告别演说 痛批特朗普加沙外交为“一场闹剧”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合国发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时，严厉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加沙地带已实现和平的言论。“面对加沙地带局势，如果我们继续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何公信力可言？有些人吹嘘所谓的和平，但这种‘和平’连一条人道主义通道都没有打通。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任由这令所有人蒙羞的惨状持续上演？”
针对马克龙的批评，白宫发言人凯利说：“特朗普总统结束了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解救所有在世人质，将遇难者遗体交回给他们的亲人，目前正在主导落实’20点加沙和平计划’’。当别人还在空谈时，我们的总统选择迎难而上。没有人为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做得更多。”



【13】古特雷斯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吁限制人工智能并结束战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9月22日）在任内最后一次联合国大会演讲中，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结束战争、应对气候变化，并改革联合国机构。
他在演讲最后说，即使在明年1月1日卸任后，他仍坚信和平可以实现，并捍卫《联合国宪章》的价值。



【14】中等强国发起新外交合作平台 望改革以重振多边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多边主义秩序如今摇摇欲坠，当今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分裂，却也更需要彼此合作。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多个中等强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同声呼吁构建一个新的外交合作平台，希望在日益趋向交易主义的地缘政治现实中维护全球合作。



【15】柬首相促泰国遵守协议 和平解决边境问题
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说，泰柬多年来悬而未决的边境冲突已威胁柬埔寨来之不易的和平。他呼吁各方遵守现有协议，并强调仅靠国际法已不足以确保和平，还需要双方真正的政治意愿、坚定的承诺以及有效的落实。



【16】柬埔寨称已捣毁大型诈骗园区 犯罪集团转向小规模运作
柬埔寨星期一向媒体展示已关闭的网络诈骗园区，并称经过一年的全国打击行动，所有大型诈骗园区已被捣毁。
不过，犯罪团伙正不断调整策略，转向分散式的小规模运作，藏身在出租屋、酒店客房，甚至是车辆内从事诈骗活动。



【17】胡塞武装加紧攻占战略山脉 图切断也门政府军通道
消息人士透露，在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临时取消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计划后，胡塞武装正试图夺取战略制高点卡赫布卜山脉，以切断也门政府控制区与红海沿岸地区的联系。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的行动似乎已进入新的阶段，最终目标是控制也门整个国家。



【18】国际移民组织：也门安全局势恶化 近13万人流离失所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报告称，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七个省在短短几周内有近13万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已是多次流离失所。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9】校舍简陋缺乏必备文具 加沙地带恢复面授教学
加沙地带数十万儿童时隔近三年，于星期六（9月19日）重返校园接受面授教学。不过，他们上课的地点仍是受损的校舍、临时搭建的学校或帐篷，而且许多家庭无力负担校服、笔记本和文具等费用。



【20】克宫表示欢迎德国选择党与俄罗斯对话
俄罗斯星期二（9月22日）说，欢迎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与莫斯科进行对话。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席经济特使与德国选择党领导层已开始筹备明年的会晤，商讨重启俄罗斯对德天然气供应事宜。
德国选择党本月在东部的两场州选举中拔得头筹，并在全国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



【21】韩媒：两名参加日本亚运会的朝鲜人寻求庇护
据韩国媒体9月22日报道，两名参加日本亚运会的朝鲜代表团成员表示不愿返回朝鲜，有意向日本寻求庇护。
韩国《月刊朝鲜》22日独家报道指出，参加此次亚运会的180人朝鲜代表团中，已有两人提出，希望能在日本而非韩国寻求政治庇护，目前正在探讨相关可能性。
报道称，这一消息是从与日本情报机构合作的消息人士处获得的，该人士与亲平壤的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有关联。
目前尚不清楚两人的具体身份及其在代表团中的职位，也不清楚两人在咨询庇护申请之后是否正式提交了申请，日本政府方面暂未回应。



【22】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两人的首次会面。



【23】戴安娜王妃回忆录畅销 王室片段引发热议
这本名为《天鹅之歌：我的姐姐戴安娜》（Swan Song: Diana, My Sister）的书于星期二在英国发行。此书由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撰写，他在书中提出的指控引发广泛关注。
书中提到，在戴安娜的死讯确认后不久，斯宾塞曾与查尔斯通电话。根据预先发布的摘录，他写道：“与其他致电者不同——他们当时都惊愕不已，几乎无法组织言辞来表达哀悼或提供帮助——查尔斯听起来却欣喜若狂；我当时心想，他就像个中了彩票的人。”
“如今回首往事，我推测他的第一反应，恐怕更多是想到这或许能让他重获自由，去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而不是为失去那个他不爱的人而感到惋惜。”
白金汉宫随即予以回击，称国王“深知痛失手足之情可能会蒙蔽理智、判断力和记忆”。



【24】#扎克伯格称Muse不靠收费赚钱#，#Muse登顶美国应用榜#
截至当地时间9月21日，Meta新推的个人AI智能体Muse上线不到两周，已同时登顶美国App Store和Google Play免费应用榜。
Meta当天大涨超11%，这推动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预估净资产单日增加约250亿美元，升至2536亿美元。福布斯称，此次上涨主要受富国银行上调Meta目标股价以及投资者对Meta新款自主AI助手Muse的信心推动。富国银行当天将Meta目标股价从640美元/股上调至796美元/股，并维持“增持”评级。
Muse的核心能力是代替用户直接“办事”。不过，在实际测试中，用户发现该智能体能整理和发送邮件、搜索和购买商品、打电话，但在跨网站登录、支付以及涉及多个步骤的复杂任务中，它仍会频繁卡住。
虽然Muse有付费会员等级，但扎克伯格似乎并不想靠此盈利。“我们希望它完全免费。我们坚信，这个产品实际上会帮你赚钱、省钱，这就是它实现自身盈利的方式。”他说。
这一爆火的个人AI助手也直接“引爆”半导体板块，其中，AMD的市值首次突破万亿美元。AMD表示，从聊天机器人向AI智能体的转变，不仅意味着CPU需求可能增加，而且还需要新增专门用于智能体任务的CPU服务器机架。



【25】AA竞技场迎来新一轮神仙打架：
- Claude Opus 5.5再次大幅度拉卡头部模型的差距，比GPT-6 Astra高了足足5分；
- GPT-6家族的中档模型Sol和低档模型Luna在跑分上表现并不好，和5.6版本接近；
- 小米的MiMo-V2.6-Pro成了国产模型的新王，胜过了Qwen、GLM、Kimi和DeepSeek。



【26】疫情来了，战争来了，川普来了，美股依然新高。老美的经济和股市 咋这么经得住折腾泥



【27】@鲁镇的柜台
俄真是个现成的失败国家，别的国家都在发展科技，搞AI，发展经济，俄在打仗，抢领土，放弃未来，向着失败的过去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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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入里。
尤其最后一句。有末世感。



【28】《人间失格》（价格的格）



感谢来源：喷嚏网 综合编辑，有增改

川普为啥非要拿下格陵兰岛

北极一直以来就是人类历史上最神秘的地区。

但直到今天，大多数人对北极的印象仍停留在冰天雪地、破冰船、极光、考察站和可口可乐的北极熊。

我们今天要讲未来学，就绕不开北极，这里未来会是人类最重要的地区。

而 2026 年，我称之为 “北极大开发元年”。

为啥这么说呢？标志就是从特朗普在北极争夺格陵兰开始。

这个年初的新闻大家肯定都关注到了。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是想效仿美太宗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扩大版图，在历史上留个名，最终登上总统山。

但我看事情远没这么简单。格陵兰岛真正的未来价值并不只是面积大，而是因为它身处北极圈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个新词：powered land

Powered land

Powered land 这个词的意思是 “带电的土地”，特指已经拿到电网许可并接入容量的土地。

这个词是这一两年开始在全球投资圈火起来的，这种土地的作用也非常简单，那就是建大型 AI 数据中心。

全世界最权威的不动产服务机构，高力国际今年 3 月就分析了，powered land 现在的成交价最高能到普通工业用地的 2.5 倍，在美国的一些热门地区比如加州超过 3 倍。

现在全世界的钱都在抢 powered land，跟 2008 年抢北京三环商品房差不多。在美国申请并网，现在至少得排三到七年的队。

“电” 才是 AI 时代最稀缺的资源，甚至比英伟达芯片还重要。

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第四次给土地定价。土地的价格从来不由土地决定，而是由所处时代决定的。

如果你观察一下会发现，人类历史上每次技术换代，都会迎来一次地价洗牌。

在农业时代，靠近水源是最重要的，因此只有靠近河流的地方才能诞生文明。到了工业时代，土地的价值变成了矿藏和航运，无论是曼彻斯特、鲁尔区还是匹兹堡，这时候土壤肥不肥沃已经并不重要了。到了信息时代又变了，定价权变成了人口密度，人口越密的地方越值钱。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北京中关村一个两平米的厕所，能换你老家一套房。

这都是最简单的社会生产力决定的。

进入 AI 时代后决定土地价值的，就是土地上的电力。

现在最火的几个 powered land，全在美国。

排第一的是西德州的阿比林，这里是 OpenAI 牵头的 “星际之门” 项目所在地，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AI 基础设施项目，号称要四年砸 5000 亿美元，建设五到十个园区，可以支撑两百多万块 AI 芯片的运行。

现在整个德州在建的数据中心容量，比欧洲、中东、非洲加起来还多。今年 4 月，德州排队接电的项目里，数据中心占了七成三，而全部排队量加起来，比全美国用电最高峰时的一半还多。

但是话又说回来，从自然条件看，德州其实并不是最适合建造数据中心的地方。于是今年 “数据中心” 成了德州最烫手的政治议题，直接引发了社区矛盾。

我们只要稍微联想一下就能知道，北极才是最适合建造数据中心的地方。

数据中心 basically 就是个巨型电脑机箱，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因此 “散热” 成了数据中心最大的一笔开销。

过去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办法，现在主流的做法是利用水冷降温，但是缺点就是耗水量巨大，在德州这种水资源不丰富的地区矛盾非常突出。

但是如果将这一切放在北极，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北极的气温会把最大的散热成本给抹掉，直接把窗户打开，让机器感受零下三十度的微风拂面。在别地方要花几亿美金建的散热系统，在这儿全是大自然的恩赐，totally free。

而且在这里用地成本极低，几百公里荒无人烟，非常适合建造这种工作人员不多的大型设施。

刚才也说了，“电” 是数据中心最重要的条件，北极的电有一个优势就是非常干净。挪威和瑞典九成以上的电来自水电，量大管饱，甚至还有效减少了未来的碳排放成本，就算是欧洲碳排放战士来了都得鼓掌。

现在北极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还不完善，电网不够密，建造成本太高。但这一切也只是时间问题，随着气候变暖，人类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向北迁移，现在这么多数据中心项目在北极圈内立项，就将是北极圈大基建的开始。

OpenAI 去年就宣布在挪威建它在欧洲的第一个数据中心，代号 Stargate Norway，将 10 万块 GPU 存放于此，微软随后跟进。

现在整个北欧现在有 50 多座数据中心在建或即将开工，几乎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

而这还只是在北欧，真正大头还没动呢。

算力租界

Powered land 的关键说到底还是 “电”，有了 “电” 才能有未来想象的一切。

格陵兰岛是未来 “北极大开发” 中最值得关注的地区，它会是人类最重要的发电中心。

如果做一点大胆的推论，格陵兰岛甚至会成为一个靠卖电立国的国家。

很多人对格陵兰的印象就是一块大冰啥也没有，所以觉得特朗普要这地方纯属占便宜。但格陵兰的发电潜力，其实大到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格陵兰冰盖，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块未开发水电。

早在 1978 年就有科学家计算过：格陵兰每年夏天有多达 3600 亿立方米的融水，从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地方直接落到海边，理论发电量是 4600 亿到 8000 亿度。和当时所有西欧国家一年的发电量加起来差不多。

2021 年，丹麦政府又重新做了一次正式评估，结果发现，由于气候变暖，格陵兰现在的水电发电潜力甚至可以上调多达 50%。随着全球变暖，格陵兰的水电潜力还会一年比一年增加。

而且，格陵兰冰盖总共 290 万立方公里，相当于 7.2 米的海平面，以现在每年 2600 亿吨的消耗量融化，可以继续融化一万年。就算未来极端气候消耗量翻倍，也依然可以融化数千年。

对任何一笔三十年的投资来说，这都是一座取之不尽、甚至产量还在不断上升的金矿。

2025 年 6 月，格陵兰自治政府批了史上最大的水电项目，Buksefjord 扩建 76 兆瓦。同年 12 月，格陵兰工业部长也公开说，数据中心会是格陵兰的下一个增长点。

Buksefjord 水电站 1994 年纪念邮票

一个 5.7 万人的国家，如果真建起一个吉瓦级的算力园区，那真是拿了迪拜剧本了，人均 GDP 能直接冲进世界前列。

这样一个坐拥 “未来油田” 的地方，还有人天真到以为特朗普惦记它，只是因为它真的很大吗？

可以说，以后衡量国家国力的单位，都将直接变成 “发电量”，因为 “瓦特” 和 “电” 可以决定一切。

正如农业时代的国力等于人口，钢铁时代的国力等于钢产量一样，AI 时代的所有资源都将与算力和电有关，电这个资源将会被所有人重视。

等数据中心这项产业在北极完整落地后，还会出现另一个新词：“算力租界”。

试想一下，将来美国 AI 巨头们的吉瓦级数据园区在北极落成，这个园区里自带水电站、港口、海底光缆，甚至还有自己的安保和机器人运输队，这将是一片在主权地区里完全独立的 “算力租界”。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20 世纪的巴拿马运河区。从 1903 年开始，美国公司在这里就拥有 “如同主权者一般” 的权利，永久有效。这里独立的美国法院、警察、邮局一直存续到 1999 年。

包括格陵兰岛和其他北约盟友在内的北极国家，之后大概率就会走这条路。

顺着这条线往下想，以后人们对气候变暖的态度都可能会 360 度大转变，这将是人类社会一个重大的变化。

现在全球关于气候变暖的这场战争，主要就来自于石油利益集团和环保利益集团的对抗。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看见了《后天》，看见了《地球脉动》和《我们的星球》，知道了我们应该保护环境，要减缓变暖，北极熊站在最后一块浮冰上很可怜。

但不管大家承不承认，普通人的观念是很好塑造的。新的生产力资源出现时，这一切一定会重新洗牌。

因为将来会有一批人，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跟冰盖的退缩速度和我们说的 “北极大开发” 直接挂钩。冰化得越多，融水越多，发电量越大。丹麦政府自己的报告也都写着，气候变暖让格陵兰的水电潜力上调了 50%。

这些用着百分之百清洁能源的算力企业，或许将会替代旧的石油集团，与新的环保减排利益集团进行新的地球降温之战。

说到底，这一切都还是关于电。

人类文明每一次跃迁，本质上都是一次能量获取方式的跃迁。而为了拿到能量，人类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为了获得 power，有的是人去抢北极最好的 powered land。

来源：X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