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 Zion 513
经济金融人文群博客:https://cinacn.blogspot.com/
2025年11月9日星期日
为什么我们活得这么累?人类学家项飙的5个颠覆性洞察
著名人类学家项飙曾在个人简介中坦诚地回顾,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为得到国际主流学术圈的承认,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苦闷挣扎。他回忆道:“为了确立自己作为人类学家的地位,我追求在最新的Anglo-Saxon文献中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并渴望像这个领域中的顶尖学者那样发声。我失败了……更糟糕的是,我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对真正重要问题的把握。我变得对自己陌生,对世界也陌生。”
这段自白,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人普遍的困境:我们似乎都困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跑步机上,拼命“证明自己”,却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与自我、与世界渐行渐远。这种无休止的证明,正在耗尽我们的生命力。
项飙的这段经历和他后来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有力的分析框架,揭示了我们集体疲惫的根源。本文将为你提炼出他提出的5个核心洞察,它们不仅解释了我们为何如此心力交瘁,更为我们重新思考自身价值与人际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其核心,在于项飙提出的两种不同的承认模式:“认得”(Rende)与“认可”(Renke)。理解它们的区别,是理解我们当下困境的第一步。
1. 你混淆了“被认可”与“被认得”,这是痛苦的开始
项飙首先区分了两种我们获得“被看见”的方式,而我们痛苦的根源,恰恰在于混淆了这两者。
认可 (Renke): 这是一种“作为批准的承认”(recognition-as-approval)。它来自一个系统、一种权威或一套外在标准的评判与肯定。比如,获得奖项、得到晋升、考取高分。这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评判,具有很强的等级性。
认得 (Rende): 这是一种“作为理解的承认”(recognition-as-understanding)。它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是来自朋友、同伴的理解与共情。它的核心不是“你很棒”,而是“我理解你”。它是一种沟通,贴近我们最根本的心理需求。不同于被动、中性的“认识”(知道你是谁),“认得”是一个主动且积极的过程,需要我们投入努力去凝视和反思,最终真正理解对方。
那么,为什么这个区分如此重要?因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我们允许“认可”成为了获得价值感的唯一路径,而更基础、更根本的“认得”需求,却被严重边缘化了。我们拼命追求系统的认可,仅仅是希望最终能换取他人(甚至是亲人)对自己最基本的理解和看见。
“……认可成为认得的基础,认得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发挥,在生活里变得太不重要。”
2. “你潜力无限”的自由主义假设,恰恰是焦虑的根源
现代社会一方面激励我们,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套上了枷锁。项飙指出了这种自由主义假设背后隐藏的悖论。
首先,它告诉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内在价值是绝对的,潜力是无限的,任何人都无权评判你。这听起来非常鼓舞人心。
然而,它紧接着又要求: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一个位置(一份工作、一个伴侣),你又必须通过外在的、可量化的标准来证明你的价值。
这种内在与外在的巨大矛盾,造成了极度的心理紧张。你那“无限的潜在价值”被高高挂起,而你的“实际价值”却完全依赖于你能证明什么。项飙认为,这与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同加尔文教徒无法确知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只能通过禁欲式地疯狂工作来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一样,现代人也必须通过不断地外在成就,来证明那个不可知的、“潜力无限”的内在自我。
学术圈残酷的“非升即走”制度就是绝佳的例子:学校会说,我们并非否定你这个人,只是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证明自己。但对于当事人而言,这感觉就像是对他整个存在价值的终极审判,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3. 爱变得有条件:“你先成功,我再爱你”
这种结构性扭曲最致命的伤害,发生在它侵入家庭等亲密关系之时——当“认可”成为“认得”的前提条件。
在许多亲子关系中,父母往往通过社会成功(认可)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关爱(认得)。他们把对孩子的担忧和爱,转化成对成绩、工作和地位的要求。项飙敏锐地指出,这种扭曲体现在:如果孩子成绩优异(被认可),那么他的小脾气会被父母解读为“有个性”;反之,如果孩子成绩不好,同样的行为则会被病理化,父母会从他的态度、情绪中寻找他失败的原因。
这对孩子造成的后果是极其痛苦的:他们感到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们必须首先获得优异的成绩或体面的工作(被认可),才能换来父母的理解与接纳(被认得)。他们拼命追求外界的肯定,最终渴望的,其实只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被父母看见。
她妈妈说:“如果你拿一个诺奖(指诺贝尔奖)回来,我就不催你。”
这个例子令人心碎,却又无比真实。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当至亲的“认得”都需要用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认可”来交换时,这种关系已经变得多么沉重和扭曲。
4. 我们不再“佩服”他人,只剩下“羡慕”
这种扭曲的社会性后果之一,是项飙观察到的一个重要变化:人们之间“佩服”的情感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羡慕”。
他讲述了一位中学老师的故事。这位老师感慨,过去校园里总有几个受人尊敬的“刺头教师”,他们业务精湛,但总爱和领导“唱对台戏”。同事们私下里都由衷地“佩服”他们,因为他们说出了大家不敢说的话,守护了某些重要的价值。这种佩服,就是一种经典的“认得”。它是一种无私的欣赏,你看到另一个人身上体现了某种你极为珍视的品质,即使你自己做不到,你依然由衷地为这种品质的存在而感到高兴。
佩服能在人与人之间创造出一种健康的“间隔”(interval)。它让你能够欣赏他人的不同,而不会因此感到自卑或被贬低。你感谢他的存在,因为他让你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但如今,这位老师说,“刺头”消失了,因为他们再也感受不到年轻同事们的佩服,反而让大家觉得尴尬。
与“佩服”相反,“羡慕”(xiànmù)则与“认可”牢牢绑定。它指向结果(金钱、名望、地位),本质上是关于“占有”。羡慕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制造出一种纵向的“落差”(gap),让你在比较中感到自己的匮乏与无力。
“羡慕是有落差、没间隔;佩服是有间隔、没落差。”
当整个社会不再推崇因品质而生的“佩服”,转而以结果为导向的“羡慕”作为驱动力时,证明自己的文化就获得了最强大的燃料,每个人都被卷入了这场零和博弈。
5. 追求认可的终局:丧失“本真性”与“爱的能力”
当生活完全被追求“认可”所主导,最终会带来两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本真性的缺失”。当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指向外部评价时,一种“装”的文化便开始盛行。这里的“装”并非简单的个人伪装。项飙指出,问题更深层:当一个人在百分之百真诚地追求认可时(比如在相亲时坦率地亮出房产和学历),这种行为本身虽然是真诚的,却可能堵住了通往“认得”的道路。当人人都忙于表演和证明时,即使没有人刻意说谎,生活整体也会变得失真,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通道被关闭了。
第二,是我们“认得”他人能力的下降。当我们习惯于用一套绩效指标来衡量自己和他人时,我们感受和理解他人复杂内在世界的能力便会萎缩。项飙称之为“爱无能”:一位获得无数奖项的优秀学生,却无法确定伴侣爱的究竟是她本人,还是她身上那些“被认可”的光环。这种由过度追求认可而导致的“不配得感”,最终让她丧失了信任爱的能力。
“认可最大的扭曲就是,它会导致认得能力的缺失。”
Conclusion: 如何找回“认得”的力量?
总而言之,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焦虑,源于对系统性“认可”的过度依赖和病态追求,而这种追求恰恰以牺牲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认得”为代价。
解决方案并非要我们彻底抛弃“认可”,而是在于重建平衡,让“认得”重新成为我们价值感的基石。项飙给出的建议并非宏大的社会改造方案,而是回归微观和附近。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练习“认得”:努力去理解身边人的处境和感受,而不是仅仅评判他的成就;勇敢地分享自己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展示最后光鲜的结果。
更进一步,项飙提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认得”变为“认可”的基础呢?想象一下,在工作坊里,我们基于对彼此贡献过程的理解(认得)来进行民主评议(认可);在学术评价中,我们更看重研究者将自己探索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的能力(认得),而不是只看最终发表期刊的等级(认可)。通过在具体的微观互动中重建“认得”的优先性,我们或许能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出一个更真实、更温暖的生存空间。
那么,不妨从一个小小的问题开始反思: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你能有意识地做一件小事,去‘认得’某个人(理解他的处境和感受),而不是‘认可’他(评判他的成就)吗?”
2025年11月8日星期六
各省普涨最低工资,能让打工人的日子更宽裕么?
打工人最想听的好消息,莫过于 “涨工资”。
今年以来,国家文件频繁提及 “涨工资”“增加收入”,各省市也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网上给出了各省的数据:
部分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图 / 网络)
那么,提高最低工资能让打工人的日子更宽裕吗?这个问题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
一
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能否给打工人 “涨工资”,是入门级的经济学应用。各门各派的基本结论都差不多:直接作用有限。
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市场真实水平,并不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这很容易理解,无需多做解释。
当法定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市场真实水平时,“涨工资” 就有盼头了。“法定” 意味着强制,只要严格执行,企业就必须遵守。然而,这样的 “强制涨工资” 并非没有代价。代价就是 “降本增效”。
“有形之手” 能强制企业涨工资,却不能强制增加企业利润。工资标准的 “人头费” 增加了,企业就会减 “人头”,减少招聘、增加裁员,此乃 “降本”。“增效” 则是用足 “人头”,增加在岗员工的工作量。
也就是说,结果是在职者的名义收入提高了,但是收入的 “性价比” 下降了。求职者则要面对就业岗位机会成本上涨,失业期延长、求职门槛提高,等等。如果 “降本增效” 还不能让企业盈利,那么企业就会 “跑路”、关门。
“有形之手” 也不能强制企业经营。2004 年推行最低工资制时,就因标准过高,很多企业难以承受,选择了退出市场。
显然,用提高法定最低收入的方式强制涨工资,即便能够做到,结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因此,这次各省市提高最低工资是很谨慎的。中西部地区的增加幅度相对较大,是因为多年没调整的 “补课” 因素。东部地区的调整幅度更小,则是因为此前都是 “小步快跑”,上调的空间有限。
尽管各省的调准幅度存在地区差异,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偏低,低于市场真实水平。
而且,“纸面作业” 给出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市场实际工资水平相差甚远,连市场参考价值都没有。比如,2024 年各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限在 8.5 万元以上,下限为 3 万元左右,相差 2.8 倍。
而最新的最低工资标准的下限青海省为每月 1880 元,最高的是上海市为 2690 元,相差 1.43 倍。上海和青海的收入差距就这么点吗?上海企业开价每月 2690 元,能招到正式员工吗?
当然,也不能说这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定是 “无用功”。有经济学理论认为,即便法定最低工资的标准低于市场实际水平,提高标准还是会产生 “灯塔效应” 的心理作用。提升大众的涨薪预期,总归会对消费有一定的促进。这一理论的有效性,有待现实的检验。至少目前看来,预期有限,效果并不明显。
其实,对消费意愿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并不是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 “纸面标准”,而是可支配收入。落袋为安的收入才是消费的底气。如何提高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工资收入的 “可支配” 部分偏低,才是中国打工人薪资体系的症结所在。
二
名义上,中国打工人的收入并不算低。国际劳工组织(ILO)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者报酬 GDP 占比为 52%,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仅比日本低 2%,与欧盟的 57.2%、美国的 56.2% 也没有断崖式的差距。
但是,可支配收入是另一回事了。2024 年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1 万美元,占人均 GDP 的 59.6%。而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13 万元,仅占人均 GDP 的 43.2%。差距高达 16.4%。
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GDP 的占比高于劳动报酬在 GDP 的占比,是因为还有占比颇高的投资性收入。2023 年数据显示,62% 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美国家庭财富中约 41.6% 的金融资产与股市挂钩。
而中国家庭财产的结构是房产为主,占比约 70%,其次是存款。房产更多地对应了债务支出,而不是收入。存款的利息…… 不提也罢。
美国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除了工资,还有投资收益。而中国打工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工资。此消彼长,就差了一截。
中国打工人没有投资收益的 “偏财” 也就罢了,名义收入的劳动报酬和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还差了一大截。前者占 GDP 的比重为 52%,后者仅为 43.2%,相差近 10%。这消失的 “10%” 去了哪儿?去了社保。
社保缴纳金额年年涨,雷打不动。社保缴纳基数不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也不是按照实际收入增长计算的,而是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工资计算的。以深圳为例,2024 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 4492 元,2025 年调整为每月 4775 元,涨了 283 元。
这个算法很有意思。由于社保缴费基数雷打不动每年上涨,所以全口径的劳动报酬也是每年都涨,保证了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占比数据。但是,劳动报酬的名义收入上涨,大头甚至全部进了社保缴费,可支配收入原地踏步,甚至下降。
这也造成了企业和员工 “两头怨”,企业的人力成本年年涨,企业赚不赚钱都要涨。员工看自家的工资单,如看发际线,看自己老板的心情能好到哪儿去?
企业人力成本刚性上涨,钱是出了。但是员工拿不到,能不怨吗?那么企业社保缴费的刚性支出去了哪儿?
每年退休金上涨,就是从这块社保增来的。2025 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涨幅为 2%,现在的养老金是全国统筹、即收即支的。这个 2% 的涨幅,是羊毛出在狗身上,在职员工的社保金给退休人员加工资。
也就是说,企业增加的人力成本,并没有用于激励在职员工,而是拿去 “激励” 退休老人。这是激励打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还是激励打工人早日退休呢?
与养老金每年 2% 以上的稳定增长相比,最低工资标准年均不到 1% 的不稳定增长,多少显得有些荒谬而苦涩。再看劳动报酬和可支配收入在 GDP 中占比 10% 的落差,心情很难美好。
三
综上所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或许有一定的 “风向标” 作用,但是对打工人实际薪酬增长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劳动者的收入 “体感” 不佳,问题出在了收入结构,和最低工资标准真的没啥关系。
名义收入的劳动报酬因社保缴费基数的刚性增加每年都在涨,同样水涨船高的还有企业的人力成本。然而,这种名义收入的刚性上涨,并没有增加可支配收入。
与此同时,中国打工人除了 “死工资” 外,缺少投资性收入,也影响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也不难理解,人工成本是企业主要成本支出之一,每年的 “刚性增加”,挤占了利润增长,无疑会影响投资收益。这就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 “死循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即便对打破这一困境有所帮助,作用也不会很大。
要让打工人的日子过得宽裕,还是得另想办法。对社保的缴纳标准、养老金缺口的来源,都要作出符合实际的结构性调整。为企业解套,为打工人松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作者:关不羽
2025年11月7日星期五
通臂拳给打成了七伤拳了
文/六神磊磊
一
通臂拳,一夜之间给打成七伤拳了,并且是只伤己、不伤敌的那种。
写完这篇,搞不好我要被约架了。之前偶尔邂逅传武圈人士,对方还可能给点面子,叫一声六老师,以后可能是六贼了。但事关武林,还是得写写。
最近这场比赛震惊武林,“通臂拳大师”鸽武缘的大弟子赵鸿刚去参加扇巴掌比赛,注意是个正规比赛,结果惨被KO,结果让人极为揪心痛切。说被KO已经算好听的,看图,几乎接近《功夫》里说的,打到妈都不认识。金庸小说里俞莲舟打宋青书,纯只说场面,一记“双风贯耳”呼到脑袋上,大概也近似这个感觉了。
有人或许说,输了怎么还讲风凉话,一点不尊重赵鸿刚选手?对不住,我认为现在说什么“不放弃”“永不言败”“毅力写就武者精神”,那真的只能像是讽刺。有些事首先是专业精神,光有胆子不顶用,当初马保国老师也有胆子,没胆子谁会上擂台呢。你说尊重,我觉得最大的尊重,就是让赵选手人身安全,而不是现在来假惺惺。要怪,你得怪之前一味瞎教、瞎练、瞎捧的,让赵选手陷入信息茧房,在完全不知天高地厚的情况下面临巨大危险,付出健康代价,这才是对人家的最大不尊重。
二
比赛看完就是一个明显感受,师徒就俩字:无知,对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对抗程度、真实风险,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
就说风险吧,赵选手赛前采访,说“扇巴掌大赛是我参加的最容易的项目了”,好单纯,好中二。但凡现代运动,无论从事什么,至少都会事先知道对手大概什么水平,比赛有什么风险。好比打篮球的,肯定知道膝盖负荷大就容易受伤磨损,落地踩别人脚就容易崴,对手动作大可能肘歪你鼻子,空中被人推容易受伤等等,这算基本常识。可是赵鸿刚师徒完全不知道,也几乎没有专业训练,大家忙着拍那么多引流视频,真到了比赛,对手第一巴掌过后,其实赵鸿刚就已经被打懵了,震惊了,卧槽咋这么大力道,这哥们拎锤了?师父你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啊!
等到自己打别人时,几乎像小孩打大人,破防都破不了,衬托得对手活像九阳神功护体。后来坚持咬牙(挨)打完,勇气可嘉,却看得人胆战心惊,真实感觉眼珠都会被打飞出来。
再说师父,对这个比赛也基本完全无知。对手最后一击前提出换左手打,师父竟然说好好好,这下赢定了——他还以为人家左手没劲儿呢,也就是说,连比赛的基本训练方式、训练水平也不知道,一个“武学大师”,幻想对手左手没劲儿,这什么认知啊。难怪不少网民说,按照江湖规矩,徒弟挨打,师父应该出来,否则门派就混不下去了,师父快出手。奈何打完后,师父鸽武缘火速改了签名,从通臂拳传人改成信鸽爱好者了,网上调侃说把鸽武缘打成了和平鸽。
三
然而我今天最想说的,倒还不是这些,不是“输了”本身,而是“输了”之后人们找的种种借口,简直是各种借口的花式大赏:
一是“犯规派”。对方是“犯规崽”,被打的时候缩了脖子了,晃了脑袋了,卸了力了;对方打人的时候脚后跟离地了,占便宜了;对方的手打得太靠下了,偷偷切了我方颈动脉了;对方是先手打,我们后手打,吃亏了;对方会利用规则,赵鸿刚不熟悉规则,被暗算了;中国人为什么去参加西方制定规则的比赛,中圈套了。
二是“有种派”。比如对方有种别扇耳光,和我们放开打一架试试;“扇耳光”压根不是通臂拳特长,通臂拳适合“缩小绵软巧”,对方有种和我们比暗劲试试;通臂拳的发力只适合从上往下竖着打,而不是横着扇巴掌,对方有种躺菜板上让赵鸿刚竖着锤一下试试;功夫是杀人技,不是用来比赛的,对方有种让我们杀一个人试试;对手有种试试我们大成拳的“栽锤”,有种试试我们的刁手、钻劲,一个刁手戳他太阳穴就可以他你去死……
三是“不代表派”。赵鸿刚只是弟子,根本就不能代表鸽武缘;鸽武缘只是网红,根本不能代表通臂拳;通臂拳真正的宗师是“陈某师傅”,人家术高莫用,压根不会出场;通臂拳根本不代表传统武术,传统武术深不可测;传统武术的精髓根本就不是打架,而是杀人技,咦怎么又绕回来了,好吧有种你给我杀一下试试。
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大胡子派”,说外国选手都留大胡子,起到了缓冲作用,所以我们没打动。别笑,这样说的还不只一个,不是反串,真心的。
四
咱当然没有工夫去逐一对线这些借口,而只是想回答一个问题:
对于显而易见的真相,类似皇帝到底穿没穿衣服,为什么那么多人一定要视而不见、狡辩到底呢?为啥就死活不肯面对现实呢?明明光着屁股的皇帝,为啥非要说穿了裤里丝呢?
对比别的领域,人类下围棋下不过ai,大家都坦然接受,基本不会有人狡辩说,深山老林里还有围棋高手,能秒杀ai;抛开输赢不谈,ai根本下不过人类,因为围棋是“道”,ai只懂赢棋;棋盘只有纵横十九道,限制了人类,如果棋盘有一万道,ai必输;围棋规则用了韩国的,人类吃亏了,如果用中国规则,人类绝对灭了ai……
这些基本不会有。为什么一到了传统武术这,就胡搅蛮缠呢?
我打个比方加以说明:好比大家银行账户里都没什么钱,整天节衣缩食,然而却被告知:咱们有一个公共账户,叫“自豪”,里面的钱海了去了,都是大家的,咱都富极啦。
这个“公共账户”其实是只能存、不能取的,欢迎人人随时存,但谁也别想从里面取出一毛来用。但问题是它有精神安慰啊,所以人人都玩命存,你存一点自豪,说老外的科技全靠抄《永乐大典》,我存一点自豪,说贝多芬抄袭中国古代音乐,他存一点自豪,说古希腊古罗马其实都是伪造的,存来存去,这个公共账户金额巨大,人人都觉得自己好富有,在网上都像亿万富翁。
然后通臂拳真去比赛,惨败。这就炸锅了,好好的自豪账户,你非要现场审计?非要验资?你动了大家的核心资产了,这还不炸了锅?
大家当然要教训你。批评你不懂长线投资,恶意做空自豪账户,这都算文明的,甚至可能还要你家的地址,打不赢擂台还打不赢你吗,你敢不敢被蛇形刁手刁一下太阳穴试试?
五
明白了这个道理,网上网下很多事就都知道原因了。许多的事,看似是武术的事,其实是文化的事;看似是文化的事,其实是政治的事;看似是政治的事,其实是经济的事,说白了,就是你动了那么多人的“虚拟自豪公共账户”,导致意念中的财富缩水了。
好比前不久,一位殷商领域的考古大家说,古希腊古罗马真不是伪造的,人家的文物基本是真的,结果被围攻。有人对此不理解,这位老师以前做了那么多贡献,发掘了咱们那么多古代历史,让那么多人自豪过,怎么还被围攻?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在许多用户眼里,那个公共账户,你往里存是应该的,但做空是绝不应该的;给他们存自豪的时候,视为是一千块一千块存的,结果取这一下,却一百万一百万地取。不围攻你围攻谁,所以看你就像扳手,吃我一记通臂拳!
网图,《应该这样打才正规》
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体制内的人都不发朋友圈
微信公众号:根号叁
最近有个朋友问我: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学和朋友,朋友圈要么是三天可见,要么干脆一片空白,他们是不是把我们都屏蔽了。
我仔细一想还真是。
翻看我的微信好友,那些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朋友,他们几乎不发朋友圈,偶尔发一条,不是单位宣传稿,就是会议新闻,几乎看不到他们的个人生活。
这让我想起去年某企业单位一位朋友的经历,他在周末晒了张喝奶茶的照片,配文是周末加班,犒劳自己一杯波波奶茶,没想到周一就被领导叫去谈话,委婉地提醒他“要注意形象,奶茶这种饮品容易让人联想到享乐主义”。
一杯奶茶,上升到了享乐主义的高度,听起来荒谬,却是真实发生的事。
体制内的人为什么不愿发朋友圈了?
其实,这是一场关于自我保护的集体沉默。
在体制内工作,你的每一个生活片段,都可能被不同的人用放大镜解读。
你发张旅游照片,可能有人质疑:“工作时间怎么有空旅游?是不是翘班了?”
你发句心情感慨,可能被猜测:“是不是对工作不满?情绪不稳定?”
就连转发一篇文章,都可能被贴上“立场有问题”的标签。
某单位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干部在看完《战狼2》后心情激动,发了条朋友圈:“为中国崛起而热血沸腾!”结果下面有同事评论:“战狼是虚构的,不要把虚构的电影与现实混淆。”这条本来爱国情怀满满的朋友圈,竟成了“缺乏判断力”的证据。
在如此严苛的审视环境下,沉默自然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体制内的朋友圈,早已不是私人空间,而是职场延伸。
很多人以为微信是私人社交平台,但在体制内,微信早就是半工作工具了。你的好友列表里,不仅有家人朋友,还有领导、同事和各种工作关系的人。
当你发出一条朋友圈,你无法控制它的传播范围,也无法掌控它的解读方向。
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位公务员发了张家庭聚餐照,图中恰巧有一瓶高档酒。后来被人截图举报公款消费,尽管那只是家人自费聚会,虽然最后查清事实,但过程中的精神压力和负面影响已无法挽回。
体制内的朋友圈变成了一面放大镜,你的每个细节都可能被放大检视:
穿什么牌子的衣服?背什么价位的包?住什么档次的酒店?
这些看似私人的生活选择,在体制内都可能成为问题。
我有个朋友就深有体会,他家条件不错,妻子经营一家小公司,结婚时买了块两万元的手表。有次参加单位活动拍了张合影,手腕上的表被拍得很清晰。这张照片被同事发到朋友圈后,竟引来纪检部门的关注,要求他说明购买手表的资金来源。
从此,他在任何公开场合都不再佩戴那块手表,朋友圈更是再也不发任何可能展现个人生活的内容。他说:“我不想惹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发。”
这种什么都不发的策略,在体制内已成为一种生存智慧。
对体制内的人而言,朋友圈的沉默只是表象,背后是一整套行为方式的调整。
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发小告诉我,他们单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发个人观点、不晒私人生活、不传工作内容、不评论时政。这就是他们单位的“四不原则”。
体制内的这种沉默文化,不仅体现在朋友圈,还渗透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说话要留三分,不能把话说满;
表态要随大流,不能太有个性;
行为要中规中矩,不能太出挑。
这种文化固然保护了很多人不犯错误,但也磨平了棱角,消解了个性。
最后留在朋友圈里的,只剩下那些最安全、最无趣、最格式化的内容:单位新闻稿、政策解读、会议照片......
这些内容与其说是分享,不如说是任务。
现在,更可怕的是,这种沉默文化正在从体制内向整个社会蔓延。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职场压力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我审查,即使在私人社交平台上也变得谨言慎行。
企业员工不敢抱怨工作,怕被老板看到;老师不敢发表观点,怕家长有意见;连大学生都开始注意形象,担心影响将来就业,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交时代。
体制内的朋友圈现象,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信任缺失的缩影。
当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当每个言论都可能被恶意解读,沉默就成了自然选择。
但反过来想,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共领域沉默,我们的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容得下奶茶、看得了一部电影、理解每个人都需要适当的休闲。
为什么体制内的人都不发朋友圈?
答案已经很明显,不是他们无话可说,而是有太多话不敢说;不是他们没有生活,而是有太多生活不能展示。
这种沉默,既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悲哀。
毕竟,一个连一杯奶茶都容不下的环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