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2日星期六

语言腐败导致人们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退化


文/张维迎

“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

腐败这个词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我们更经常谈的是官员腐败、政治腐败。我认为有一类腐败,它可能比其他的腐败更普遍、更严重。这就是我说的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什么含义?简单说就是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形成一些语言词汇,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就可以忽悠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打黑”。黑是什么意思?黑的一般定义就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么打黑当然我们都会拥护,没人说反对打黑。但是,语言腐败就意味着拿这个词过来之后,赋予了它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最后我们发现打黑就可能变成一个消灭异己的力量,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可以打击他。

语言腐败不是个新现象,从古到今就有。看我们历史上讲的话,看过去的儒家,其实儒家这个概念在传统社会有一定的腐败性。腐败在哪?就是在儒家的概念里塞进了好多法家的东西,王道里塞进去好多霸道。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汉宣帝刘询,他是比较残忍的一个皇帝。他儿子看不惯,给他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应该用儒生,也就是用儒家的稍微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手段。汉宣帝怎么回答的?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就是说我们汉家统治天下,实际上我们用的是霸王道杂之,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很实用主义。

当然,语言腐败在过去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到了20世纪之后,变得严重起来了,为什么?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最为集权的一些国家。这些最为集权的国家,它怎么去运行?它就必须借助于语言腐败的手段。好比希特勒,我们知道希特勒的纳粹,纳粹的意思是什么?叫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词,希特勒也借过来,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真正干的是什么。另一个我们知道,在苏联,在斯大林的这种集权体制下,语言腐败也是非常严重。

语言腐败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是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提出来的。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这本书就叫《1984》。在这本书里有好多语言腐败的经典例子。好比说这个社会政府专门负责造假新闻,这个部门叫什么部?叫真理部。专门负责秘密警察,负责逮捕人,迫害异己人士的部门叫什么?叫友爱部。专门负责发动战争的部门叫什么?叫和平部。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词和它实际干的事完全不一样。

这个现象在现实当中也很多。原来的东德,它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它叫什么?它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去年刚刚下台的突尼斯的总统阿里,它的执政党叫什么?叫做宪政民主党;埃及穆巴拉克的党叫什么?民族民主党。所以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国名和它的实际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们发现很有意思,世界上普遍存在一种专制型的组织,它们特喜欢用民主这样一个名字。

对我们中国来讲,我就觉得语言腐败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这意味着使用语言腐败的这些人和普通大众之间有一种冲突。每一种语言其实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含义。久而久之在历史当中形成的语言,在人们当中就有一个特定含义。如果你要做另外的事,与人们对是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相反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号召人做。所以你一定要借助人们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些善的语言,来表达你想做的可能是恶的东西。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好比我刚才讲的民主,人类的这种共同价值,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否定它,那怎么办?我们就要不断地修改含义。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或者还在更早之前有这种情况。谈民主,那么有人就会说,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首先就把民主的含义改掉。什么叫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它不专政你,你就是人民。人民和敌人的含义也就完全改变了。

再举一例,好比说革命。因为在我们长期的闹革命过程当中,革命就是褒义词,革命就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人和行为,我们都说它反革命,其实意思可能完全相反。我们说革命的含义是推翻一个旧的政权,改朝换代,这就是革命。本来他的行为是革命,但是在我们这变成了反革命,就是因为革命这个词它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那怎么办?就只好去修改它的本质内容。

还有就是说,我们人类判断好多事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亲身经历这些事物。那我们靠什么?靠语言传递。比如我们今天看新闻看报纸,在美国发生什么、欧洲发生什么。我们完全是靠语言给我们传递这种信息。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事情是什么。这时候也就给语言腐败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语言传递的东西你接受了,但是你看不到真实的现象,所以你就可能相信这些事,所以这种语言腐败就可能了。这个从学术来讲类似于信息不对称,就是他主张的这方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就容易来忽悠我们。

语言腐败为什么会发生?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语言里面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包含着道德判断。没有人敢公开地对这些善的好的行为进行直接地抵制,他就变相地用语言腐败来抵制它。

语言腐败使语言失去交流功能

语言腐败有什么后果?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有些语言腐败可能后果并不那么严重。但是我要讲,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语言腐败,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总的来讲,语言腐败大体有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语言失去了交流的功能。人类为什么需要语言,是要交流,所以我们编了一些词汇。这是马,那是牛,这是羊,那是狗,我们每指一件东西它都有特定含义。当我说我买了两只羊,你就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但是语言腐败之后,它就使得语言的这种交流的功能大大地丧失。

现在你看文件越来越厚,但里面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我们经常在我们开某一次会以后,出个什么文件,然后又组织好多人去辅导。按理说一般有文字阅读能力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应该能看明白,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看明白,就因为这文件里包含着好多的词汇,它与它本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与此相关,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些文件,甚至号称学术性的东西,就是因为语言腐败之后,语言的这种交流功能丧失了,然后使得大家就去喊口号,不进行逻辑论证。

长此以往下去会怎样?会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科学发展带来伤害,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当我们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分析能力的时候,科学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但在这样一种语言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就慢慢丧失了。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更为严重,就是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道德是什么?道德其实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诚实,就是我们说真话,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语言腐败是什么?语言腐败就是不诚实,实际上就是说假话。

当人们养成说假话的习惯之后,人们的道德底线其实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讲?这可能有一些心理学的原因,我本人没有能力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们说假话时,他受到的心理挑战,可能比人们干坏事时还要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到法庭上说某某犯罪,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敢干坏事,但是他居然不敢不承认他干了坏事,就是说我们仍然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西方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则,一个证人出庭作证,他可能指控了嫌疑犯什么事,如果对方的律师能够证明这个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他的证词就没有用了。如果我们国家要按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找不出几个证人来,几乎每一个证人你都可以证明他过去说过谎。

说谎,或者说语言腐败,它解除了人的道德约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还是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的东西。他说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伤害是无法计算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他思想的纯净,从而宣传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所以说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好多学生要出国申请留学,就请老师给写推荐信。本来推荐信应该只有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比较了解,而且他要说的是真话,这个学生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推荐信,不认识的人只要找一个关系,说谁谁谁的孩子,要出国你给写一个推荐信,那好多老师就给他写了。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在撒谎。当老师经常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们的学生要诚实守信?而且当这样的一个学生找过这样的老师,他知道老师帮他说了一大堆跟实际不符的好话的时候,他内心是不是对老师有真正的尊重?我想是没有的,在表面上可能是非常感谢,但在内心他并没有尊重。

比如大家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贪污犯,被抓起来了,好多人对他是同情的。在他原来这些朋友里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的,他只是觉得他运气不太好。大家都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被抓起来了,没有任何道德的谴责。还有普通老百姓,像几个月前的小悦悦事件,在广州发生的,那么多人路过之后熟视无睹,为什么?大家都冷漠了。这个社会由语言腐败导致的一系列的道德堕落非常得严重。

中国要真正解决道德堕落问题,反语言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家基本上不说假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了一个道德的底线,然后我们才可能完成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治理。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潜规则特别盛行。为什么潜规则盛行?当你语言腐败严重的时候,所有明的规则大家都知道那已经是废纸,只是说给人听的。我们实际的行为一定是按照潜规则来做。纸上说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不代表真实要做的东西,反过来,真实想做的东西,我们并不在纸上说。这就形成了潜规则大量的盛行。潜规则本身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言腐败使体制不可测

第三个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它使这个体制变得高度的不可预测。为什么?语言本身有一个信号的功能,你这人病了,那就表明你身体里面紊乱了,出问题了,那我们就去治它。但是如果病这个词本身被腐败以后,我们身体病了,你并不认为自己身体有毛病。语言腐败就类似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已经不能敏感地反映出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好比说你有病了,头也不发烧,哪儿都看不出来,就是类似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可能这人突然之间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有病我们并不知道。

制度也是这样,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这有好多的例子。你看突尼斯,它就是一个小商贩的一个事件,导致了整个政权的垮台。再往前,像20年前,苏东发生的事情,齐奥塞斯库从大家喊他万岁到喊打倒他,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体制的不可预测性,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它不可预测,任何事情,任何一个小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坍塌、崩溃。

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腐败的三个后果,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但语言腐败有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往前走,有时候也得用一点语言腐败。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经过十年文革之后,人们脑子里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政府想了好多办法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对知识分子进行公平的对待。阻力很大,怎么办?我们就修改定义,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不是臭老九了,就变成领导阶级了,因为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说语言腐败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长期来讲,任何语言腐败,导致的其实都是负面的后果,越到最后我们越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消灭一半语言腐败可消除80%官员腐败

语言腐败不能完全消灭,全世界都有语言腐败,我要强调一下美国。像美国政府在去年它要多发票子的时候,它不会说多发票子,它叫什么?量化宽松政策。这就是语言腐败。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就是印票子。

最后,我特别想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更正这个语言腐败?孔子早就讲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能不能解决语言腐败问题,其实涉及到我们能不能真正走一条对中华民族有利的正确的道路。怎么解决问题?解决语言腐败可能需要有一个思想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好多语言腐败其实就可以得到纠正。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掉一半的语言腐败,这一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腐败,那我们讲的官员腐败,我估计80%都可以消除。然后我们道德的建设就会逐步跟上来。当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真诚的,当我们的官员不胡言乱语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他的行为都会有一些改变。

现在确实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应该对语言腐败开战了!

“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文/群学书院

题图: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尼古拉二世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

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

沙皇以呻吟做答。


本文选自《帝国的技艺》第五章“俄罗斯帝国”第四节“俄罗斯化及其后果”,有删节。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而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

《帝国的技艺》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本书直击英、法、奥、俄罗四大帝国治理困境,指陈帝国统治利弊得失,四个帝国,虽则各自失败,但都并非被民族主义一击便摧枯拉朽式地瓦解。这四个帝国都进行了某种反抗,虽成效不一,但足以给后人留下历史教训。


俄罗斯化及其后果

文 | 郑非

来源 | 《帝国的技艺》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俄罗斯化及其局限

所谓俄罗斯化,有好几层含义。一层是使帝国传统上多样化的社会和行政秩序现代化、体系化与同质化。换句话说,向俄罗斯本部看齐。这是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另外一层指的是俄罗斯民族对帝国的“接管”,边境各族现在必须向俄罗斯民族表示尊敬,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于它。这指的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

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年在位)

俄罗斯化当然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有的,也不是连贯的和系统的,毋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起伏的、有矛盾的、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表现的过程。由于帝国管理机构的落后与低效,也由于帝国的王朝特色极为明显,我们也不应该对帝国民族政策的计划性与完整性过于高估。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俄罗斯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赋权式同化。帝国明显想把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变成俄罗斯人,但却要将犹太人排斥出去。在行政方面,其实也有相同的事情发生,比如对一些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帝国其实不希望将之在边疆实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本部地区进行了两项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一是司法改革,建立了陪审团制度;二是设立地方自治局(zestva),由“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在宪法的制约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成地方自治机构,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这是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一种半官方组织(一般由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地主担任领导),在省和地区一级各有设置,有一定独立性,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服务。但是,这两项改革(尤其是后一项)却并没有在西部边境地区(包括波罗的海、波兰和西部其他省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地实施。因为许多帝国官僚认为,虽然更多的政治代表性是可取的(允许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将在社会和政府之间搭起桥梁,也会减轻政府的各项负担),但是在边疆地区实施却有可能让这些组织被“不值得信任的地方人士”所掌握。

1898年3月,由于地方自治局在俄罗斯本部效用卓著,西部各省的省长举办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在该地区建立地方自治局的可能性。结果是,“省长们……认识到有必要改革当地的乡村管理,并承认地方自治局在俄罗斯其他省份的这方面已经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但是对波兰地主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同意不加修改地引入1890年的地方自治局法。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显然更多地基于模糊的怀疑和疑虑,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统计或事实数据。最后,谨慎和对波兰威胁的恐惧占了上风”。会议做出决定,在西部省份建立被阉割过的地方自治局,大幅度减少它的独立性与代表性(比如只在省级而非地区设立,自治局的委员由行政指定而非选举产生)。当时即使是带有相当自由派色彩的帝国首相维特伯爵(1903—1906年在位),也相当反对在西部省份引入地方自治局,认为“不难想象,这项举措将会对俄罗斯的事业,以及俄罗斯权力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根本利益造成伤害”。1901年,内政部长宣布,在西部引入任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局都是不成熟的。

简而言之,由于帝国官僚对赋权式同化抱有相当怀疑态度,所以帝国的俄罗斯化多半以剥夺的方式出现。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


波兰问题

对波兰,帝国政府的敌意与警惕一直维持到了王朝末期。1911年,帝国首相斯托雷平还在演讲中说:“我一直公开表示,我认为波兰文化是对人类事业的宝贵贡献。但我也知道,西方的这种文化在几个世纪里发动了一场针对另一种文化的战争,这种文化是我更亲近、更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因此,斯托雷平建议波兰人:“首先,接受我们的观点,承认成为一名俄罗斯公民对你们是最好的,像罗马公民曾经自称为一等公民一样,骄傲地承担这个头衔,你将获得一切权利。”

1878年,十一二岁的玛丽·斯科瓦多夫斯卡(即后来的居里夫人)及其同学受到过这样的对待,一名政府的巡视员命令他们用俄语背诵祈祷词,然后凭记忆列举出所有的俄国王室成员。玛丽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时,她就读的是一所移动大学( Flying University),这是波兰的爱国者主办的地下高等教育机构,在私宅中开设课程,经常改变地点,以防止帝国当局侦知、逮捕教师和学生。20世纪初期,这样的秘密教学大约涵盖了原波兰王国中三分之一的人口。

很显然,帝国在波兰的作为并没有赢得波兰的人心。1898年,华沙总督伊梅列金斯基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保持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渺茫的俄罗斯化趋势不够顺利的话,以政治上的必须性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同样也是很困难的。”1910年,一位俄罗斯议员在国家杜马会议中承认:“无论可能发生什么,波兰人永远都是俄罗斯国家思想的反对者,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者奖赏,你都不可能成功地收买他们。”另一位议员则说:“即使波兰人自己也拒绝承认这个国家是俄罗斯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当时俄罗斯人的主流认知。

历史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社会隔阂。这是因为,波兰文化在旧波兰-立陶宛王国内呈高阶姿态,使得波兰语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有点“内殖民主义”的味道。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的下层贵族与农民往往要受到波兰贵族与地主的支配,中上层贵族则波兰化了。1569年以后,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波兰士兵以及犹太人助手,大量乌克兰农民由此陷入赤贫之中。时人的抱怨是,“(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自 1648年兴起的哥萨克叛乱,则可以看成拥有军事武装的乌克兰底层贵族与农民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利(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剥夺)所表达的不满。赫梅尔尼茨基之所以率领哥萨克起义,最初的缘由就是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而他本人向波兰宫廷申诉未果。他之所以能获得大批人手,也是因为波兰贵族对土地的侵占导致大量农民逃向边境成为哥萨克。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在位)


乌克兰问题

波兰地主与乌克兰农民的分野在沙俄时代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文化隔阂日渐减少)。沙俄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社会隔阂加强对乌克兰人的吸纳,就像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打击德意志人,从而在一开始获得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一样。但是帝国政府明显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是受了波兰人的煽动,要严加打击。即使不是这样,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也被看作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因此,从语言到宗教都要俄罗斯化,消除本地特色。帝国内政部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1863年,沙俄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乌克兰语作品的出版。1876年,这一禁令又被埃姆斯法令所强化,使用乌克兰语的公共演讲、戏剧和歌曲表演都被禁止,教师被撤职,报纸也被关闭。

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族群 /民族其实看成一个亦可,说成两支也行。两者的差别在外人看来微小,在内部人看来却十分醒目。两族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咫尺”,还是“天涯”,要看具体的形势是怎么推动当时的人们去看待彼此的差别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开始是反波兰的,其早期领袖,如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Mikhail Yuzefovich),持所谓“小俄罗斯主义”,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盟友和忠诚子民。但是,随着帝国发布种种以乌克兰文化本身为目标的禁令,乌克兰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分裂,新生的一代逐渐激进化。比如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洛夫( Mykhailo Drahomanov),原本只是一个对文化领域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狭隘性和沙文主义也有相当批评。1875年,他被基辅大学开除,随后流亡至瑞士。在那里,他写下大批作品,宣讲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主张改革帝国建立联邦政体,成为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他的遭遇,其实是一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到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小俄罗斯主义”在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逐渐走向边缘。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帝国这种俄罗斯化举措本身突出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族群差别界限,使人加以关注,从而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添砖加瓦。

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问题

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原本的处境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差不多,需要面对自己区域中的优势族群(在这里是德意志人)。俄罗斯人一开始并不以压迫者的角色出现,所以,帝国在这里的形势原本也是颇为有利的。比如, 19世纪 40年代中期,利夫兰北部约有 65,000名爱沙尼亚人(约占该省爱沙尼亚总人口的 17%)皈依东正教,这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虽然没有事实依据,但在农民中流传着大量谣言,说如果他们接受正统教义(“沙皇的信仰”),他们将获得慷慨的土地分配,而不受贵族的控制。即使期望的利益没有实现,农民对沙皇的热情也几乎没有动摇,因为好沙皇神话的对立面是邪恶的城市贵族,也就是德意志人。

本地区无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识字率,都在帝国中首屈一指。里加以 52万人口的规模成为帝国第四大城市(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应付着帝国 30%的对外贸易(1913年,里加港的贸易量比圣彼得堡都多),这种形势使得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与帝国本部产生了紧密的经济联系。19世纪 70年代,俄国还在波罗的海进行了市政改革,增加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市镇的控制权。这些都是帝国的加分项。所以,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最初其实是欢迎帝国政策变革的,他们将俄罗斯视为他们对抗波罗的海德意志精英阶层斗争的盟友。

换言之,帝国的俄罗斯化政策中由于包含了去德意志化的内容,使之受到了欢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导人物在 19世纪 60年代到圣彼得堡寻求支持,成千上万的农民签署请愿书,要求进行改革,废除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特权。

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帝国就在积极推进本地区教育、语言和宗教的俄罗斯化。到了 19世纪 8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1882年,根据官方统计,在利夫兰地区(大部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1,085所新教学校中已经有 790所在教授俄语。1882年,内政部下定决心,要克服当地对俄语的抵制,所需要的只是“政府坚定的意志”。对帝国推行的政策,爱沙尼亚人内部曾经有一场辩论,一派认为这不会危及本民族文化,另一派则悲观地认为,(这是)“我们(爱沙尼亚)的谷物将被磨成俄罗斯面粉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后者是对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乌克兰差不多。安德烈斯( Andrejs Plakans )是研究波罗的海诸国(尤其是拉脱维亚)史的专家,他的看法是: “(对老一辈来说)在文化上的俄罗斯化有机会对拉脱维亚文化世界的变革产生影响之前,这个世界已经足够成熟,能够抵御对它的攻击,无论是有计划的还是无计划的。……所有这些俄罗斯化政策都来得太晚。”那么,接受俄语教育是否会对年轻一代产生影响呢?恐怕也不会。俄语教师的缺乏是一个问题,本地的家长也干脆规避学校教育(拉脱维亚历史学家使用的统计数字表明,小学入学人数从 1886年的 168,350人下降到 1911年的 113,300人)。有位经历过帝国晚期的拉脱维亚作家(Felikss Cieléns)回忆,他的同辈很少有被俄罗斯化的,尽管政府承诺给那些接受语言同化和东正教的人提供良好的机会。

托伊沃·劳恩( Toivo Raun)是研究爱沙尼亚历史的专家,他的看法是, 19世纪 80年代是爱沙尼亚人失去信心和充满无助感的十年,接下来则是对帝国好感逐渐衰落、民族主义兴起的十年(在这段时期内,沙皇官僚积极干预爱沙尼亚的乡村事务,以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趋势)。1905年,在波罗的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农村暴力事件,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组成民兵和帝国军队一起合作,对之进行了镇压。这导致了更多人的失望。

在第四届杜马会议时,一位拉脱维亚代表如此说:

我们视俄罗斯为祖国,认识到我们的福祉和生存的基础是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脱离俄罗斯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重要的过去,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而且由于他们的国土面积小,现在几乎没有动力追求自治……所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裂主义的流言、耳语和评论都是由不了解波罗的海地区生活状况的人所传播的,或许我们的前领主也有份参与,他们奴役了我们 600年,现在,由于我们的俄罗斯君主的高尚情操,我们得以摆脱压迫者的魔爪,但他们仍然设法把我们留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并向政府指认我们是分离主义者。我可以证明,波罗的海各省的土著居民的忠诚不亚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中没有人认同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但是,作为俄罗斯热诚之子,我们希望保存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正焦急地等待改革,这些改革正被波罗的海德意志地主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各种联系所阻碍。如果政府能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通过中间人来观察我们,那么政府就能够实现将波罗的海居民与伟大的俄罗斯国家统一起来的目标。

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并不成功,否则文化自治不会成为他们的诉求;二,这些人与帝国进行合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帝国需要对付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

托伊沃·劳恩认为:“从沙皇政权的立场来看,俄罗斯化政策适得其反。与其说爱沙尼亚人更接近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与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的接触导致了爱沙尼亚对沙皇传统忠诚的瓦解。此外,爱沙尼亚人远远没有转变为俄罗斯人,俄罗斯化的结果是提高了爱沙尼亚人的民族认同感。”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


德意志与芬兰问题

相比起前面这些族群,德意志人和芬兰人是帝国西部中的优势族群,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的遭遇。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在帝国中拥有特殊地位,他们构成了帝国官僚与技术专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地方上也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到了 19世纪 60年代,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盯上了德意志人。之前已经提到,萨马林和德意志学者卡尔·席伦之间有过一场论战,萨马林说:“在全世界,历史进步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特权的碎片,在这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也不例外。”

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也促使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地区可能的德意志化有所警惕和怀疑,帝国开始更多地介入本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务。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宣誓时,他故意没有再次确认德意志人在该地区的特权。1885年,俄语成为本地的官方语言之一。1892年,政府颁布了新版《帝国法典》,彻底摧毁了波罗的海的旧司法体系,波罗的海各省不再列为特别管辖区,今后将根据帝国的一般法律进行管理。不过,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尔策尔(Michael H. Haltzel)认为,帝国在波罗的海推行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特别严厉,无论市政、司法改革,还是大学自治,都是以尽可能柔和的方式进行的。官方对波罗的海新教徒的骚扰,相比起针对亚美尼亚人和立陶宛天主教徒、犹太人的暴行来说,并不算什么。哈尔策尔总结说:“尽管对德语的限制是对自豪感的侮辱,但与(帝国)对立陶宛、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强加的严重文化限制相比,这些限制显得微不足道。所有这些案例,对于一个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自治(相比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有更坚定的保障。”

总的来讲,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俄罗斯化在德意志人这里执行得并不坚决,德意志人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也没有太多的移民涌入,里加的德意志资本家还从国家支持的工业化中获利(更不要提德意志人在帝国官场中的前途),更可能是因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兴起对德意志人产生了政治上的挑战,所以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对俄罗斯化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反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相悖的,所以,在德意志人这里,俄罗斯化倒是发挥出了相当的威力和作用。1881年,波罗的海有 18万德意志人,到 1897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了 15万,因为大量的德意志/俄罗斯混血儿第二代、第三代现在选择了俄罗斯族身份。

芬兰人对俄罗斯化的抵抗就要猛烈得多。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芬兰人原来也对帝国有好感,“当地人作为一个整体绝对忠于他们的统治者,大量统治者的画像装饰着大多数农家的墙壁,革命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盲目恐慌从来未波及芬兰”。芬兰对帝国的友好是世人皆知的,在 19世纪 80年代爱沙尼亚人内部就俄罗斯化政策进行争辩的时候,亲俄派就以芬兰为例来论证帝国的无害性。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却开始质疑芬兰的忠诚。他写信给芬兰国务大臣,问道,到底是俄罗斯属于芬兰,还是芬兰属于俄罗斯?

帝国出台种种举措对芬兰加强管理的时机相对较晚,直到 19世纪 80年代以后才到来。相当多芬兰人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1885年,一些芬兰报纸甚至建议,假如俄罗斯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芬兰应该保持中立。这种观点反过来又引发了进一步的帝国压制。帝国总督与芬兰参议院、媒体以及民众的冲突日益明显。在 1890年的一场邮政风波中(当时帝国想要单方面整合芬兰的邮政系统),一些芬兰官员已经在思考这样一种问题:“如果沙皇侵犯或似乎侵犯了芬兰的宪法权利,参议院或任何其他机构是否可以合法地反对帝国意志?”

参议员科斯基宁( Yrj. Koskinen),芬兰政党的领袖,传统上持对帝国友好态度。他过去的主张是,在一个强权残酷统治的新时代里,对小民族来说唯一的救赎就是,“努力让自己被遗忘,这样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并吃掉它们”。1902年,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芬兰人在这个世纪中犯了一些错误,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过度膨胀的时候,他们过于强调自己的差异和独立性。对芬兰人来说,作为弱小的一方,与俄罗斯建立持久的和平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他认为,可以接受“大大减少我们的权利,只要还有可能维系民族文化生活和发展”。

1890年,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我们可能已经犯下了很多错误……斯拉夫党派……在他们完成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省份的任务后,无论如何都会扑向我们……当一方较弱时,他们总是错的一方。对狼来说,绵羊总是在搅浑水,即使它在下游[注:伊索寓言故事]……在芬兰发展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奠基在历史之上的,不会轻易动摇。毫无疑问,既然强权凌驾于正义之上,我们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可能会被搞得相当不快乐;但是,我们绝不让我们的生活被夺走,即,被俄罗斯化。……根据 M. 奥丁[一位俄国学者]的说法,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体制、语言,接受一个俄罗斯政府,它所有的雇员的优秀品质都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不要担心莫斯科日报写的那些东西,如果是这样,那斯拉夫机关的计划是怎么一步又一步被政府详细实施的呢?……他们要走多远?这场毁灭战役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什么?

芬兰人的抵制一开始是某种不合作态度。比如,帝国芬兰总督海登( Fyodor Logginovich van Heiden)举办的舞会遭到了赫尔辛基社会的抵制,唯一来的是那些因其官方职位不得不来的人,其他人都在找借口不出席。参议员勒彻( Lerche)出现在舞会上时,被主人问及为什么没有带上妻女,当勒彻回答说她们两人都感冒了时,总督显然很生气:“最近这个城市爆发了这么多感冒病例,真是不可思议。”勒彻平静地回答:“阁下,最近东边吹来了很大的冷风 !”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帝国对芬兰的压制继续。1898年,继任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将军(Nikolay Ivanovich Bobrikov)起草了一份芬兰计划书,内容包括:削弱芬兰国务大臣的角色,强化总督的权力;统一各武装部队;消除独立的关税、货币体系;将俄罗斯人引入参议院、民政当局和学校等。这位总督的思想和行动基于四个基本原则:完全服从绝对君主的意志;对俄罗斯无条件的热爱;对军队的忠诚;以及相信问题可以通过使用足够的武力来解决。可以想见的是,更多的芬兰人会逐渐相信,只有更激烈的行动乃至脱离帝国,才能保全自己。

1899年,博布里科夫说服沙皇发布了一份二月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沙皇下令,如果符合帝国的利益,可以否决芬兰的议会立法。芬兰人认为,这等同完全废除芬兰的自治地位。当时大众的反应之一是在参议院广场的亚历山大二世雕像下面献花。人民通过向确认并维护了芬兰自由的统治者致敬的方式,含蓄地谴责了剥夺这些权利的孙子。大众向圣彼得堡发起请愿,但没有得到回应。1900年,俄语成为芬兰的公务语言。1901年,芬兰军队解散。1903年,对教育的管制进一步加强。

这些举动都是有代价的,更多的骚动与不服从出现了,也有越来越多的芬兰人移民到了其他国家:1891年到 1898年的平均移民人数是 3,378人,到了 1899年后,每年的人数都会超过1万,规模越来越大。1902年,博布里科夫在给沙皇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哀叹,俄罗斯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代表在这里完全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信任。他怀疑有更多的分裂主义分子,有更严密的反叛组织,这些都需要加以打击。1903年,沙皇授予博布里科夫独裁权力,使他可以解雇政府官员、关闭报社。

1904年6月9日,一位年轻的政府雇员尤金·绍曼(他的父亲是俄罗斯军队的前将军,也是参议员)在参议员大楼里刺杀了博布里科夫后,举枪自杀,他还给沙皇留下遗书说,“这种方法很暴力,但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知道陛下心地善良,意图高尚,所以我恳求陛下去了解一下帝国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芬兰人已经被逼到了反叛和暴动的边缘。

沙皇暂时做出了让步,但在斯托雷平时期又卷土重来。于是,1912年4月,一位芬兰贵族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同胞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心态:“除了改变当前所有权力关系的重大欧洲或世界事件,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一旦有事,芬兰人就会行动起来。芬兰史专家伦纳德·伦丁( Leonard Lundin)叹道:

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芬兰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忠诚的民族被疏远了,芬兰民族意识被强化了,一个敌人被不必要地创造出来了。

以上是帝国西部各民族在俄罗斯化浪潮中的遭遇。帝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在这一地区最为顽固与持久,在其他地方则要松弛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帝国认为,它在西方受到的威胁最大(西方诸族通常都要比俄罗斯人先进),出于某种补偿心理,必须在帝国西部执行强硬得多的政策。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这可能就是此种心理的绝佳写照。

唯一可以与西部相媲美的俄罗斯化进程发生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语被排除在学校系统之外。1882年,甚至连“格鲁吉亚”这个词都不允许出现在印刷品中。亚美尼亚也有同样的遭遇。俄罗斯强行推行俄语教育,1895年以后,教会小学、福利组织和图书馆都被关闭。俄罗斯民族主义报刊发出激烈的谩骂,称亚美尼亚人像犹太人一样,是剥削者、寄生虫和不忠诚的叛徒。1903年,亚美尼亚教会的财产也被没收。相比较而言,帝国政府对两高加索地区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并不感兴趣,跟它在中亚也没有干涉当地人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帝国认为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强,不用警惕,也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人并不把这些亚洲穆斯林看成值得同化的对象。

沙皇保罗一世(1796-1801年在位)


俄罗斯化政策的失败

几乎在每一个族群里面,帝国的文化俄罗斯化政策都是徒劳无功的(行政俄罗斯化另当别论),或者说是起反作用的。原先处于消极状态中的各族群,由于其文化受到冲击,纷纷意识到发展出某种政治民族主义的好处。1905年革命发生后,帝国政府终于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了这点。1905年 4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容忍法令,在确认东正教的主要地位的同时,废除了对非东正教各教派的歧视,并同意东正教基督徒改宗其他教派。大多数针对非俄语言的禁令被取消(早在 1904年,一些俄罗斯化的措施,如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立陶宛语的禁令已经被废除了)。10月,政府发布了一项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即《十月诏书》),允许帝国内各族群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和集会。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则让各族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式走上政治讲坛。

从事后看,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发生了一些文化同化活动(同时期的法国和德国都有相似的作为),也成功了,但是俄罗斯帝国却有着一些内在缺陷,使它走向失败。

首先当然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东正教、专制主义与民族—完全没有吸引力。专制主义与民族就不说了,单就东正教而论,就完全不堪此任。当然,帝国在面临危机时,寻找一种普世宗教为自己加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长久以来,伊斯兰教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黏合剂之一,能让中东诸族群向奥斯曼称臣。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 Dominic Lieven)所敏锐地指出的,在俄罗斯,东正教根本就不是一种普世宗教,缺乏相应的感召力。金雁在《倒转红轮》中也辛辣地说道,“很多人都提到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讲‘官方东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灵’”。这是因为,俄罗斯在 17世纪中期发生的宗教改革同西欧的同类事件性质几乎截然相反:“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帝王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国家控制的教会很快就僵化死亡,而东正教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一边是受国家控制供养、活力全无的官方教会,另一边则是“持不同政见”、被迫害、四处躲藏的旧礼仪派。这样,由于俄罗斯东正教自身合法性的缺失,导致它的受众狭隘,无法成为帝国的连接器。

虽然俄罗斯的文化本身在19世纪明显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宾、鲍罗廷等伟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巨匠层出不穷,他们所创造的伟大文化也许有着吸引其他小族群的潜能,但是由于帝国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明显的恶劣关系和深刻对立,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对帝国内的其他族群来说,成为俄罗斯人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显然也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相当时间内,在很多领域中(比如兵役与税赋),俄罗斯人整体在帝国中都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在另外一些领域内(比如大学、省自治局和律师协会),19世纪末期的帝国又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一部分外族精英的进入,阻遏其社会流动(最显著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限额制)。因此,帝国政府所提供的同化选项,对于帝国边缘的很多人来说,并不像美国“大熔炉”所发生的那种打破隔离、消除歧视的正向社会平等运动,而是强迫认同而不付出任何好处。所以,这是一种异化的同化。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帝国的官僚、专家相当之少,这导致帝国的正式化程度太浅,基础性权力太小,帝国从根本上缺乏能力去推行一个有效的俄罗斯化政策。它可以发布命令,也可以去禁止一些事物在明面上的存在,但是它没有办法有效监督民众。就像被刺杀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从明面上讲是芬兰的太上皇,可是由于缺乏得力、忠诚,同时通晓俄语与芬兰语的下属,他不得不亲自书写自己的书信与命令,因为他连一个合适的抄写员都没有。这样一个武夫,不死在当地就太奇怪了。


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

“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

沙皇以呻吟做答。

蜀汉率先灭亡了,不是阿斗扶不起,而是一个被赋税兵役冗员抽干朽坏的社会只等风来


《资治通鉴•魏纪十》载,汉主遣太仆蒋显别敕姜维使降钟会,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于艾,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艾至成都城北,汉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馀人,面缚舆榇诣军门。

夷陵战败,昭烈皇帝托孤白帝城时,蜀汉已是国运衰微。丞相秉政,对内,严刑峻法,刚猛治国,吏不容奸,强不侵弱,人怀自厉,选贤任能,济之荣恩,道不拾遗,风化肃然;对外,谨记先主“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遗嘱,连年劳师远征,开启蜀汉北伐之旅。从诸葛到姜维,四十一年之间与魏国开战十六场次,其中,蜀汉北伐十五次,抵御曹爽入寇一次。

蜀汉,蕞尔小国,人口不过百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大县,军队十万,各级官吏四万,平均每2户百姓、6.6口人要供养1个士兵或官吏。而且,还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蜀汉的北伐,竭仓廪府库,奋全国之力,而曹魏那边仅以雍、凉二州的兵力对付蜀汉大军,更多的兵力部署在豫、扬,防御更具威胁的东吴。比较魏蜀两国国力,蜀汉北伐的坚定与执着,使人心生悲凉。好比,你真打,人家拿你当陪练,最后你撑不下去累趴下了。后来,邓艾凿山开路,附木攀崖,身裹毡毯赴摩天绝壁,穿越七百里阴平小道,数千疲惫之卒来到了成都城下,国家就这么灭亡了。

蜀汉国防开始皆实兵堵围,昭烈皇帝以魏延镇汉中,御敌于外,到后来姜维建议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听敌入平进入口袋,再谋取大利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国家已经被战争拖垮,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撑不起正常的国家防务了。

吴大鸿胪张俨看出了这个问题,在其作《述佐篇》中论蜀汉的北伐:“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吴大夫薛珝使蜀答礼,察觉到了蜀汉的败亡,“入其朝不闻直声,经其野民有菜色”,喟叹‘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不可否认,蜀汉时期的益州人民的幸福感是最低的。

当时的史家陈寿,还有后来的人喜欢质疑诸葛丞相的军事能力,认为丞相长于治民治军,统兵作战,智谋奇略,非其所长,以至无岁不征,却无尺土之功。类似说法,显然对诸葛评价太过于表面。做一个很直白的比较,魏国司马懿,除了害怕丞相本尊,奇兵奔袭新城诛孟达,长途跋涉稳扎稳打平辽东斩公孙渊,对当时所有人砍瓜切菜,在三国后期其军事能力是天花板级的。但是,面对诸葛,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占尽,选择一再龟缩,就连他的属下都看不下去,讥其“畏蜀如虎”。所以,不是丞相打仗不行,而是蜀汉坚持的国家战略方向性错误。光复汉室,这个正确的政治口号,适合先主创业时期,入川建立季汉政权后,一味重武备而不恤民力,显然不合时宜。

蜀汉立国四十二年,历二帝,最冤后主刘禅,空担“扶不起”的不名誉,为后人所诟。昭烈皇帝殂,阿斗遵行遗训,尊诸葛为相父,政事咸决于亮。诸葛殁,蒋琬继,蒋琬殁,费袆继,费袆死,姜维继,在后诸葛亮三十年里,将丞相安排的接班人一一用了个遍。后主在位四十年,相对魏吴,蜀汉国内政治稳定,没有出现权臣乱政欺主,没有出现宗族谋逆祸国,也没有枉杀滥杀大臣,刘禅不算英明神武,也是妥妥的守成之君,皇帝当到这个份上,放在两汉二十四帝中比较,稳居中游没问题。尤其,刘禅享年六十五岁,这一点在两汉皇帝中非常难得。兵临城下,不忍百姓遭受战乱,选择投降,那个叫仁,明智不可行果断不为,那个叫智,至于“此间乐,不思蜀”,那句千古名言,那是面对司马昭老狐狸而表现出顶级的生存智慧。

当时,魏国高平陵之变,曹爽既诛,讨蜀护军、右将军夏侯霸,为曹爽所厚,以为祸必相及,大惧,遂奔汉。史籍载,“及霸入蜀,禅与相见,释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儿子以示之:‘此夏侯氏之甥也’”。之前,霸以其父渊死于蜀,常切齿有报仇之志,而今势穷投蜀,初见汉主,踖踧之态可想而知。后主刘禅的一番言语,冰释夏侯霸心里的疙疙瘩瘩。意思是,当年令尊大人不幸遇难于行军打仗中,职业军人死于战场,也是死得其所,您看您还是我们家孩子的舅舅呢。这么会说话,情商爆表,真正的人精级的,哪里是阿斗?

蜀汉灭亡了,司马昭因灭蜀功勋,进晋公爵为王,司马氏受禅只剩一步。蜀汉怀帝刘禅从溽热的成都平原迁徙到中原洛阳,以安乐公的封号生活了八年,善终。北方的中央政府体恤益州遭受战乱,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五年,换了主公的益州人民迎来了暂时的休养。只是邓艾、钟会,这两个功狗,没有逃出被烹的历史规律。

蜀汉率先灭亡了,不是阿斗扶不起,而是一个被赋税、兵役、冗员重压下的社会,已经行将就木,坍塌只差轰然一声。

2025年7月11日星期五

当流浪猫第一次见喂食机


俄乌战争与日中战争:哪儿不同?

文/ELM

【1】

现在还有不少比较俄乌战争和日中战争的区别,我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比较过:《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是当年的日本侵华》,从战争目的、战争的国际环境、中国(当时)和乌克兰的应对措施、战争进程、欧美的参与程度来看,结论都很清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都是当年日本侵华的翻版。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等于支持当年的日本侵略中华,美化俄罗斯侵略者就等于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者。

其他版面有认为俄乌战争和日中战争的性质不同,仔细读了一下,其实还是那个“北约背信弃义东扩,俄罗斯为求自保所以出兵乌克兰”的简体中文圈地摊言论的翻版

当然,那篇文章的论证比较长,好像搞得很正式的样子,还来了个递进论证: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对比二战中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性质的不同可以根据下列因素看得更清楚:
1、北约是否为军事同盟?
2、北约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谁?
3、北约是否有东扩?
4、乌克兰是否愿意加入北约?
5、俄罗斯是否认为自身安全受到北约的影响?
6、二战中日本是否构成侵略中国?】

虽然很长,但实际上的逻辑就一句:北约是俄罗斯的敌人,北约在东扩,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俄罗斯自身安全受到强烈威胁。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所以俄罗斯为求自保抢先出兵占领乌克兰保证自己的安全。

从逻辑上,这是个典型的滑坡谬论。一开始就错,每一步都错,错到最后就是个大错(“我为了保证我的安全,首先要杀了你”——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前的逻辑)。

从事实上,这个套路更是典型的墙内简体中文圈的地摊套路,以讹传讹,颠倒黑白。错误的论据,只能堆砌出错误的结论。

【2】

这个递进论证的套路里,“北约东扩”是核心问题。所以,这里也就避免旁生枝节,直接就北约东扩这个问题说两句,看看俄罗斯有没有“我先砍你、是为了避免你砍我”的蛮横道理

首先,北约有没有承诺不向原苏联势力国家东扩?

答案很清楚:从来没有。

这个问题在墙内已经争议很久了,非常多的党媒和墙内自媒体都喜欢有意无意往这个上面靠。因为这是俄罗斯“师出有名”的最好证据,这也是俄粉们从根子上就歪曲的历史根据。

简体中文圈以讹传讹的“北约承诺不东扩”是这个图,是1991年3月6日的美、英、法、德高级外交官波恩会晤纪要,外交官们明确提及在两德统一“2+4”谈判期间,网传此为向当时的苏联承诺过北约不会延展到东德以东(苏联势力范围)的区域。

“北约承诺不向东德以东的区域扩张”是子虚乌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事人戈尔巴乔夫2014年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的扩张:“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说,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出这个问题,哪怕在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也没有。西方领导人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其次就是更直接的时间线问题:1991年3月波恩会议的时候,华约还在,要到当年7月的时候才正式解体。有谁能在3月的时候就预判到7月华约会解体?华约国家自己会主动跟北约沟通吗?华约不解体、又哪儿来的北约东扩的问题?

第二,北约有没有东扩?

既然北约没有承诺过不东扩,那么北约东扩就没有争议。而且北约是双向选择的俱乐部性质,加入自由,但也要现有成员共同接纳才行。所以北约先后有5轮成员扩张,从地缘看,越来越接近俄罗斯的外围。用经常在央视上做点评的俄粉军事评论员的话来说:缓冲地带越来越少。

俄粉挺能跟俄罗斯共情的,这其实就是大哥看着自己昔日的小弟改投门楣,怒火中烧要亲自上阵抢地抢人而已,俄粉不觉得这是侵略。

第三,北约东扩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了吗?

从北约本体来说,北约从未主动发起过对北约以外国家的军事行动(科索沃战争有争议,但也没有偏离北约维持秩序的出发点)。不管是从北约的战略出发点还是客观事实,都看不到北约对俄罗斯安全的实质威胁。

但俄粉很会共情俄罗斯,说北约【冷战时期:主要针对苏联与华约集团;冷战后:虽然官方称目标为“维护集体安全、反恐、危机应对”,但实际上仍以遏制俄罗斯为主要战略目标之一,特别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多次在东欧增兵部署。

这里就有一个被绝大多数俄粉和墙内的简体中文圈忽略的史实了: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借口之一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威胁到自身安全了。但是,2023年,与俄罗斯有1300多公里共同边境的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了,俄罗斯普京的表态却是:【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对俄构成直接威胁】。

(特意找了个新华网的截图)

俄粉战螂们多看几遍吧,读一读普京的最高指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不对俄构成直接威胁】。原样复制粘贴,只字未改。

换句话说: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并没有觉得是威胁。那么,为什么同样与俄罗斯接壤、且已经放弃核武器的乌克兰还没加入北约,就会被俄罗斯当成是威胁呢?这除了是入侵的借口,还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吗?

俄粉战螂强行共情俄罗斯:这是芬兰趁虚而入,俄罗斯饭要一口一口吃,(等收拾完乌克兰),【北约如果与俄发生冲突,芬兰大概率成为首先的风险中心】

俄罗斯如果知道会有这么忠诚的俄粉,大概都要笑醒了吧。都懒得再长篇大论了,放个历史事实就知道了:芬兰早在1994年就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了,1994年哦,当时俄罗斯总统还是叶利钦呢。——居然在30多年之后加入北约还被人说成是“看到了俄罗斯被困在乌克兰就趁虚而入”?!

这只能说明俄粉战螂们是真的无知者无畏啊!

【3】

最后点一句俄粉战螂们特别喜欢共情的“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所以俄罗斯要进入乌克兰,保障自己的安全”,回到主题,其实当年的日本也是这么说的:

当年的日本政府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停战和谈条件:

1)承认满洲独立;2)华北内蒙为特殊地区;3)对日赔偿;4)经济合作共同开发;5)在某些地区驻兵,中国接受日本顾问。

对比一下俄罗斯对乌克兰提出的停战和谈条件:

1)克里米亚属于俄国;2)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3)俄乌没有讨论赔偿问题;4)俄罗斯要求乌克兰“中立”;5)俄罗斯要求乌克兰“非军事化”。

任何一个清楚历史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当年日本对中国提出的和谈条件都比俄罗斯对乌克兰提出的要温和得多。就这样,日本对华战争也被定性为侵略,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呢?

怎么就会有奴性那么重的俄粉呢?

降杠杠

昨晚评论互动里提到,除了董事长猥亵幼女被抓进去坐牢的新城控股主动收缩经营外,别的民营房企几乎没有一个在冲顶之前主动降杠杆的。

然后评论席里就有读者给我提醒还是有特例的,比较典型的是李嘉诚和潘石屹。

呃,李嘉诚的情况之前在巴拿马运河事件的时候我就研究过了,比较特殊,他从中国大陆撤退是从 2013 年开始的,之后两年密集卖出,2013-2015 区间一共抛售套现了 900 亿港币。

我当时就分析过他的这个操作可能不是基于对房市判断做出的,因为彼时中国房市还处于牛市黄金期,离最后见顶还有六七年时间,涨幅空间也还有 30-50%。

我猜李嘉诚从大陆撤退有其它原因,但不方便讲,看起来 2013 年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和动机有关。

至于潘石屹,他确实非常精明,他在 2014-2017 年分批抛售 250 + 亿资产,之后几年陆陆续续减仓,总套现在 300 亿以上。潘石屹拿着这笔钱跑到美国买楼收租,并试图融入美国精英层,他们夫妻两给耶鲁、哈佛大学捐了 6 亿巨款,确保自己孩子能够入学。

结果 2020 年疫情爆发,潘石屹和 soho 没有公开捐款,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当时官媒还专门批评他缺乏社会责任感,但潘子一家早就打算从中国撤离,所以也不吃你道德绑架那一套。

然后精彩的来了,潘石屹 2021 年 6 月打算以 195 亿港币的价格清仓出售 soho 中国 6 成股权给黑石,当时正好是中国房地产最后的高潮,要是这笔交易做成了潘子就要封神了,历史级别的逃顶大师。但这笔交易被中国政府以反垄断进行调查,后面给否掉了。

潘石屹的最后一逃失败,痛失 195 亿套现良机,soho 中国的 6 成股权至今还烂在手里,跌的连 20 亿都不到了。

咱们抛开道德层面的争议,潘石屹这个商业判断确实很厉害,要是最后那一笔没被政府拦下来,让他做成了,现在就拿着 500 亿外汇在美国逍遥快活。当然,300 亿也够爽了。

……

其实除了上面这两家之外,还有其它优等生也扛过来了,比如目前 top10 房企里唯一的民营企业龙湖。

龙湖很明智的从 2022 年就开始降杠杆,负债率 51%,远低于同行的 80%+,银行政策上也帮了大忙,给龙湖批了很多低息经营性物业贷,置换了大量高息债,大幅缓解了财务压力。

另外龙湖和别的房企有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他们运营服务这一块特别强,龙湖天街商场全国火爆(110 亿商业租金),龙湖物业有口皆碑(物业 132 亿 + 长租公寓 26 亿),这几块营收贡献了龙湖去年 70% 的毛利润,否则它们也很难扛过来。

龙湖在拿地上也很精明,80% 以上都是在一二线城市拿地,三线以下城市的项目很少参与,恒大和碧桂园就是因为在低级城市的地拿的太多,熊市来了卖不掉,把自己撑死了。

总结就是降杠杆,保现金流,才是躲过熊市的唯一活路,这和炒股也没什么区别,那些在牛市高点还脑子发热,疯狂怼杠杆的都会死,一路跌下来迟早给你跌碎了。

相比之下炒股逃命的难度要低一点,一咬牙鼠标点几下就卖光了,而房地产从拿地到开发销售回款有好几年的周期,很多房企发现情况不对想跑已经没机会了。

很多房企大佬牛市的时候人五人六的,众星捧月的还真当自己是个人杰了,结果熊市一来直接变土鸡瓦狗,输的一败涂地,还要政府和社会帮着擦屁股。所以我一直觉得单一领域、单一周期里获得的成功主要靠运气,并不能说明一个人多有能力,你们真别太当回事。

什么样的成功值得关注和学习呢?一个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都获得成功,或者一个人在同一个行业穿越两个以上周期依然屹立不倒,这才是真正有能耐的高手。

一个人若是分不清能力和运气的边界,倒大霉是迟早的,没人能一辈子走狗屎运。

……

哦对了,补充一个数据,觉得蛮搞笑的,大概在 4 月份的时候英国《金融时报》有过报道,说是境外债权人从中国违约开发商处仅收回 0.6% 资金。

中国房企境外债券(主要为美元债)违约总额 1470 亿美元,但截至 2025 年 4 月,国际债权人通过债务重组仅收回约 9.17 亿美元,回收率只有 0.6%,英国人说这是商业信誉的崩塌。

哈哈哈,实惨,雷曼兄弟破产的时候回收率 10% 左右,中国房企教这群外国债主重新做人。

还有个事,2021 年的时候泰达公司,就是那个全球最大稳定币 usdt(1500 亿美元规模)的发行公司,曾经风传他们买了 150 亿美元的中国地产商票、债券,其中也有恒大的。这是当年币圈很出名的鬼故事,吓的 usdt 一度脱锚超过 5%。

泰达公司当时没有澄清,只是尽快抛售清仓了中国地产票据、债券,转而买入美国国债,险险逃过一劫。要是当年跑慢了,币圈的半壁江山都要给中国房企陪葬

来源:猫笔刀

最愚蠢的教育,就是杀死孩子的“鲨鱼特质”

文/千语妈妈

儿子16岁,已经休学4个月了。

这4个月,他整天躲房间玩游戏,刷短视频。一天只吃一顿饭,只要我们有人在家,他都不出房间,拒绝跟我们的任何交流。

这期间,我试过很多办法。

跟他讲道理他压根不听,制定规则也不遵守,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断掉家里的网络。

而这踩到他的痛处,那天,他尖叫着冲出房间,捏着拳头威胁我:“立刻!马上!开网!”

说实话,看到他这个气势,我真的有点怕他做出过激行为,最后只能妥协。

对他我实在没办法,只能绝望地等他哪天能自己醒悟。

那段时间,我愁得睡不着,更为自己的付出不值,觉得他就是一个基因就带着劣根性的孩子。

从小,我就把全部精力放在儿子身上,为了他能有个好身体,陪他跑步做运动。

可他每天都叫苦叫累,一点苦都吃不了,一让他下楼,就翘着嘴巴一脸不高兴。

即便这样,我也始终坚持。

在学习上,我更是付出一百分的努力。

他上课不认真,回家后我会根据他当天的作业情况,给他补足没学懂的知识点,再手把手带他复习。

到了高年级,他学的奥数很多我都不懂,但为了给他做个榜样,我都是自己在网上学懂,再辅导他。

学英语也是一样,他记的每个单词,我都同样记一遍,只为给他证明记单词很容易。

为了他,我牺牲了所有的休息时间,就连同事聚会,老同学聚餐,我都全部推掉。

可我含辛茹苦的教育,却始终改变不了他的劣根性。

他对学习始终是一副应付的态度,虽然我安排的任务他最后都会做,但做之前一定先谈条件,被拒绝了就发脾气乱做。

5年级前在我的严格管理下成绩还可以,但从6年级开始就不断下滑。

到初中后,因为住校他更是无法无天,作业乱做,上课走神。

成绩一次比一次差,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手机。

只要拿到手机,再想拿走就难如登天。

于是,我们之间开始频繁爆发争吵,他埋怨我总想控制他,我责备他没自控力没上进心。

亲子关系越来越糟糕,最后,初三因为开学考太差,我们吵了一架后,他就彻底摆烂拒绝上学,哪怕我把他送到校门口,他也挣脱我们的牵制逃跑。

最后,我们只能给他办理休学。

一步步地走到如今的地步,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我决定放弃他了!

——————       02       ——————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管他,直到有一天看看到“鲨鱼效应”,我才如被雷击般醒悟——儿子的躺平,不是他生来就甘于平庸堕落,而是我扼杀了他的“鲨鱼特质”!

什么是“鲨鱼效应”?

鲨鱼是海洋里唯一没有鱼鳔的鱼。其他鱼靠鱼鳔调节浮力,悠闲悬浮,而鲨鱼必须24小时游动才能呼吸。

但正是因为这种“缺陷”,让它练就了强健的肌肉、敏锐的感官,成为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而我在曾经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为追主流拼命为孩子人工植入“鱼鳔”,却因此杀死他的生存本能,从而让自主性与内驱力消亡。

在这里,我的教育起了3个负作用:

(1)窒息式陪伴:跑步必须同行,单词必须共背,奥数需我先学——看似付出,实则在向儿子宣告“你无法独立完成”;  

(2)条件反射驯化:学习前必谈条件、拒绝即乱做作业,将求知异化为交易,彻底扼杀学习的内驱力;  

(3)生存能力剥夺:如同给鲨鱼装上鱼鳔使其悬浮,我用“周全规划”让儿子失去在挫折中进化出诸如抗压能力、自主决策力等“强健肌肉”的机会。

事实上,所有被诊断为“劣根”的叛逆,都是未被识别的生存本能。

儿子捏拳威胁开网的攻击性,恰似鲨鱼撕咬渔网的本能——那是被禁锢者对自由的原始渴望;  

初中住校后的“失控”,实则是撤除人工鱼鳔后的必然溺水:从未学过自主游动的人,如何突然遨游?  

休学是身体最后的警告:当灵魂被钉在“理想模板”的标本架上,躺平是唯一的生存策略。

想明白这个道理,我非常后悔,但我必须振作起来,及时调整方法一定还来得及。

具体怎么做呢?

根据学到的方法和实践,我总结了3点经验。

——————       03       ——————

(1)紧急撤离与信任重建——拆除人工鱼鳔,停止窒息式陪伴

孩子才是他人生的主体,要改变他首先就要获得他的认可和配合,所以,我的第一步方案就是减少冲突,逐步缓和关系,让孩子不再敌对。

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放弃全面管控,即便短时间儿子的行为会更加放纵,但只要我们发展出信任基础,对后期的管理大有裨益。

于是,我赶紧调整状态。

儿子再日夜颠倒玩游戏,我虽然焦虑,但我知道管了只会增加矛盾,所以干脆放手。

一开始,儿子确实变得更放纵了,但同时,我们的冲突也极大减少了。

坚持了1个月,儿子再看到我时已经没那么抗拒了,我知道时机成熟,开始试着破冰。

偶尔他从房间出来,我会不经意跟他说说话:

    “你有没有衣服要洗?”

    “最近楼下新开了一家烤肉店,要不要去尝尝?”

    “我今天看了一个很搞笑的动画,要不要发给你!”

    ……

这时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谈学习,只说一些不会让孩子感受到攻击和约束的“废话”。

坚持了2周,儿子从一开始的冷漠,到后来逐渐回应,虽然我们之间的沟通依然很少,但至少打破了对抗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当儿子发现我不再铆足劲改造他,而是尊重他的兴趣甚至作息时,他也不再跟我较劲,偶尔甚至愿意跟我一起吃吃饭。

虽然仍然是边吃饭边玩手机,但他愿意走出房间,已经是了不起的改变了。

在持续坚持了4个月后,儿子愿意跟我正常交流,语气也平和了,即便跟他提一些要求,他也不会大发脾气。

这时,时机再次成熟,接下来我就要从“不管”过渡到“合理的管”。

(2)唤醒“鲨鱼感官”与微小动力——“引入活水,激发自主探索”

对于休学的孩子,找到他的热爱,激发他的主动性尤为重要。

这时,聚焦孩子的喜好和优点,尽可能发掘他特长并建立积极性。

我想起从6年级就对电脑很感兴趣,小学时也让他学过编程,被老师表扬了很多次。

并且,我仔细回忆他当时学习编程时的表现,很多地方非常专业,那些词我都搞不懂意思,但他搞不懂就会立马发消息请教老师,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求知欲。

也就是说,儿子虽然在文化科目的学习上消极,但在他感兴趣的问题上,他是愿意尝试和努力的,而这就是我所忽略的属于他自身的“鲨鱼特质”。

但上初中因为学习紧张,我也怕他借着学习的名义去玩,所以就换了密码并把电脑放公司去了。

所以,我现在只需要跟儿子确认,看看他的表现。

果然,当我把电脑拿回家的那天,他非常兴奋,一改往日高冷的气质冲过来问我:“这台电脑是要放家里吗?”

我点头,并非常真诚地对他说:“我回想你以前学电脑的时候,再难的问题你都愿意去搞懂,以前我逼着你学习,却忽略了可能这才是你的优势,所以今天我把电脑带回来了,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你愿不愿意继续学习编程?”

儿子一听,眼睛都亮了,坐下立马打开电脑并按照记忆写了一段编码。

我惊讶地给他竖起大拇指,接下来赶紧跟他商量方案,一是继续找老师学习,二是在家自学。

儿子果断选择在家自学,并跟我一起选了两本合适的书。

但这时,我需要跟他列一个规则:编程学习每天保持1小时,每天要给我展示学习的成功。

儿子没意见,我赶紧白纸黑字并让他签名,以防以后他不按规则执行。

(3)重构意义与赋能自主——打造“开放式海洋,支持自由航行”

但事实上,最后这份规则压根没用到,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儿子每天都会画至少3小时时间在编程学习上。

他不仅看书,还在网上找教程,最后还是让我在网上给他报了个课程。

我发现,只有在做这件事时,儿子是百分百自信且积极的,有天晚上,他编写出来的代码运行总是出问题,他从头到尾花了2个小时检查,最后终于找到了问题。

那天,看着他抱着电脑兴奋地跟我炫耀时,我特真诚地跟他道歉:“儿子,我必须真诚地跟你道歉,以前我总骂你不爱动脑筋不专注,但今天我看到你无比专注不服输的学习态度,只要有这种专研精神,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一番话说完,儿子竟然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我能感受到这些话他听进去了,并引以为傲。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儿子已经熟练掌握了编程的基本算法和语法。

因为给够儿子自主决定探索的权利,并积极看见他的进步,当他遇到瓶颈时不是一味说教,而是跟他一起想办法时,儿子开始朝着积极的一面发展了。

日夜颠倒的生活作息调整过来了,对手机也没那么依赖了,用他的话说“那些都是小儿科,傻子才玩,我要玩更高级的”。

当他从如此复杂的学科中找到自信后,儿子的思维也一下子通透了。

返校前10天,我还在纠结怎么跟他沟通,他却主动对我说:“我要回去上学了,再不回去估计你又要骂人了,你最近表现很好,我不为难你,但我不保证回去成绩就会上升。”

天知道我听了这些话时有多激动,当我盯着他的缺点去把他努力往优秀去靠,他却背道而驰摆烂躺平。

但是当我尊重他的特长并顺势而为后,竟然奇迹般地殊途同归。

返校3个月,儿子适应良好,他说“编程都能搞懂,这些认真点应该能搞定”。

于是,学习也积极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