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

[五毛智商集]竟然敢说中共史料是造谣?五毛证明了自己是个傻逼

讨论“中共初期的经费全部来自苏俄”的时候,
曾断言【穷人不交税是事实】的五毛 +红火树 坚持说
那些来自中共自己的党史资料的文献都是在造谣,
凡是传播这样的文献都是傻逼

——这个五毛的这句话就很搞笑了:
资料来自中共党史,如果中共党史资料是假的,中共在造谣,
那么作为中共的奴才,五毛 +红火树 岂不是个只会造谣的傻逼?
而如果来自中共党史的资料是真的,
那么闭着眼睛否定中共史料的五毛 +红火树 岂不更是个大傻逼?
哈哈哈哈哈
五毛啊五毛,真是可怜啊,里外不是人,整个一个大傻逼!

看图不说话0220:权力的游戏第七季之皮皮虾我们走

手贱p了一张权力的游戏第七季海报。。。(@苦逼老湿)
 
Elon Musk的火箭第三次成功着陆
 
 啊,什么,已经周一了?

胆子不小
 
 选择

女性专用车厢
 
 当你和满岛光留着一样的发型……


哥们,帮个忙 ​​​​,帮我拿下AK我绑鞋带
 

不要命
 

 小区名字就已经很好玩了

 
 
 好贱的企鹅

 
嫌弃脸

 约你去唱歌?

 中国妹子打乒乓


[五毛丑态录]“狗咬吕洞宾,给脸不要脸,甘愿当汉奸”的下贱五毛

碰到这么个奇葩的五毛货色 @Song Li
https://plus.google.com/110803130857215141648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一口咬定我是个五毛(呵呵呵,笑死我了)
excuse me?
像我这样成天摆事实讲道理戳破中共假面具的,居然也成了五毛?
这位奇葩哥是想要骂人但找不到词吗?
还是习惯性地把自己的狗屎帽子扣给别人(这倒是五毛的习惯)?


而且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傻逼经常毫无来由地就跑到我这里来滚地撒泼
留言只有一个内容:全是污言秽语

好吧,那我就很客气地问:
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 
有哪些摆事实讲道理的地方你看不懂的,
你拿出来,我重新诲人不倦,免费教育教育你。 
省得我沦落到你这种只会出口成脏满地撒泼打滚耍无赖的程度。如何? 
呐,做到这一步,算我仁至义尽了,
如果你再出口成脏跳出来滚地撒泼,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意料之中的,这句话一说
傻逼贱货 @Song Li 根本不接这话茬
也不说我发的帖子有哪些是值得商榷之处
还是在继续各种污言秽语
而且只有污言秽语
那这个结论就很清楚了
如果真是想来讨论问题的
那么,
我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绝对保证你说话的权利
如果认为事实有误,那么可以摆出你发现的事实
如果不同意推理逻辑,那么可以证伪或者驳斥
这些摆事实讲道理,都完全可以接受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如果是像这位奇葩一样
纯粹是来滚地撒泼大骂粗口的
那我只能呵呵呵了
因为这样的泼妇型五毛选手,是听不懂人话的
它能听懂的,只有它嘴里那些污言秽语

更何况,这个奇葩五毛明明白白地表示:
它是对人不对事的,就是要跳出来污言秽语
而且就是针对我的


呵呵呵,这就很搞笑了
我只针对中共
这个傻逼@Song Li跳出来专门针对我
对五毛党的忠贞,被这位奇葩哥转化成对他人的人身攻击
啧啧,这素质,呵呵呵

说到对五毛党的忠贞,也是有事实有道理的:
曾有五毛 @秋夜明 破口大骂这个奇葩 @Song Li 是个汉奸


我当然是笑吟吟地在旁边看这种狗咬狗的好戏:


正常的逻辑,如果是生性粗鲁的,大概要马上回骂了吧?
没想到,不是哦!
@Song Li 对五毛党 @秋夜明 高举低放,
简直是温柔贤惠,低声细语的小媳妇一样温顺啊


瞧这话小心翼翼的样子:“你就别出来乱喷了”

啧啧,如此委屈求全小媳妇的模样
全然看不到之前气势汹汹的泼妇样子
看来果然是对人不对事啊
五毛对五毛和对正常人,真是不一样啊

甚至还主动表态:
汉奸又如何?


而且在别人都在怼它的五毛上级 @秋夜明的时候,
@Song Li主动跳出来为 @秋夜明站台撑腰
卑躬屈膝
真不愧是奴才的奴才!

哈哈哈哈
@秋夜明 一定是 @Song Li 的上级五毛
否则为什么 @Song Li 能如此奴颜卑膝地委曲求全?
五毛层层跪舔的层级
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太监和奴才的培养途径也是让大家开了眼了

正常人能理解的话我都说完了
很正常
@Song Li 仍然只会跳出来满嘴污言秽语




呵呵,果然是
你的五毛同事骂你是汉奸你笑嘻嘻,我说你是个傻逼你要发脾气】的贱种
真够下贱的!
而且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五毛屎帽子扣给别人
看来这还真是五毛的通病啊
摆事实讲道理,五毛是听不懂的
只能骂这个奇葩是个汉奸,它才会笑嘻嘻地答应
这个贱货,只会滚地撒泼满嘴粗口
不被骂不舒服
果然是天生五毛的死贱种
奴性入骨

当然,看这位贱五毛的发帖,发现了两个很有趣的帖子:

不知道这位五毛的用意何在
不过能为“免费VPN要被清洗”而欢呼的
想来大概也不会离党太远吧?
呵呵呵

长征故事:中共靠鸦片渡过金沙江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
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微语录精选0220:每天都在上演的三件事

成语解释:夜不闭户,古代用来形容性工作者生意极好的说法。现在也衍生出男子或女子性能力很强的意思。例句:1:小红长得很漂亮,所以整个桑拿就她最~。2:小英自从离了婚,就过上了~的生活。3:这个村子~,在当地风评很差。

想把照片放电脑上,就直接用qq发到我的电脑了。 。。。。。。。。然后那个“我的电脑”是个同学群。 群头像好像还他妈是我改的 已经无法撤回了我操 ​​​​(@Azusa_已破产)

@编剧李取闹:编剧朋友们,你们一般是如何形容男人那方面功能厉害的?请赐教。 ​//@南派三叔: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群里有人问:“我想用一个比喻描写一个强者的眼睛,想表达他性格凶悍,又微微透着漠然和寂寞,还有一点举世皆浊的无奈。“鹰隼般的”和“孤狼般的”太俗滥了,有没有一个新鲜又简练的比喻,完美地传达出这层意思?大家给了很多建议,最终胜出的是“他有着一双哈士奇发现食盆空空如也时的双眼” ​(@马伯庸)

生活太无聊了,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有些理解为什么富士康的员工选择狗带了,确实没意思,特别是穷,更没意思。

杜蕾斯以179亿美元收购美赞臣,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买下了最大的奶粉制造商,赤裸裸地诠释什么是风险对冲。你要么今天用他们的套,要么十个月后用他们的奶,横竖他们都赚,套路太深 @机工战略

@kgreload “金正男死于越南和印尼杀手反映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服务外包向东南亚倾斜的大趋势”,好像无法反驳。

说到甘道夫,我想起《冰与火之歌》作者乔治啊啊马丁接受采访时回忆的往事:他说托尔金对他影响很大。说他小时候读《指环王》看到甘道夫死掉极为震惊“连甘道夫都能死,那还有谁不能死?”等读到博罗米尔领便当时再次震惊"果然所有角色都是可以死的啊!"然后幼年马丁开始期盼托尔金把主角一个个写死… ​(@谷大白话)

@latexwrap 北京今儿这天真蓝啊,跟windows死机似的

@LeslieZhang_ :我现在怀疑12年12月21号真的是世界末日了,之后过的都是假时间,或者说这个世界没有时间了。日子嗖一下就是五年,怎么感觉只过了五天。细想一下,天上一天地上一年,末日那天我们都死了可能。这样推理一遍,大家每天活得像个死人倒说得通了。

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异地恋的小李收到女朋友发来的裸照
他看着看着就哭了问:你是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女孩子?
女朋友纳闷:为什么这么说?
小李说:我看见你奶子上有新浪微博的水印。 ​​​​

每天都在上演的三件事: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后悔昨天睡的太晚。

如何認清自己:
1. 找十張自己的自拍照,從中挑出一張最滿意的。
2. 請把它刪除。
剩下九張醜的就是別人大部分時候看到你的形象。

金正男遇刺,本国大量29岁中年女子或成最大输家。

性别就像双子塔:过去是两个,现在是敏感不便讨论的话题。 ​​​​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文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本文是周其仁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听越多的跌宕起伏越无话可说

文/陈晓楠,《冷暖人生》主持人。本文是陈晓楠在《一席》节目演讲的文字版。

没有什么准确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描述出人生的况味。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面前,其实所谓的人生,所谓的命运,所谓的人,何其之大,又何其之小。

本故事纯属非虚构
陈晓楠


各位好,我是陈晓楠。

在过去的14年里,我一直在做一个有关人、人生或者命运的一档节目。刚刚那位讲者提到了一句鲁迅的话,我觉得特别好: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这14年来其实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我算了一下,从2003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做了将近800个人物。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你听越多的故事,听越多的跌宕起伏,等到这个故事讲完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来越无话可说。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准确的语言可以为我们描述出人生的况味。而且在这种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面前,其实所谓的人生,所谓的命运,所谓的人,何其之大,又何其之小。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可以放开自己天马行空地想象,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你的灵感,你的天才,但最终发现,你写的剧本还是敌不过命运这个大导演为很多人所写下的剧本。所以今天在这儿,我就想给各位说几个被命运之手写好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人生剧本。

好多电影或者电视剧,开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黑屏,上面写着“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是今天我在这儿要讲的这几个故事,我想前面一定要加上这样一句话:本故事纯属非虚构。

40年,4块钱,太贵了

第一个故事,我们叫它“四块钱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个小豆腐块的文章,《多年黑户终得身份证》,说有一个老人,在上海住,四十多年一直没有户口身份,后来终于补发,他激动不已,说恨不得把身份证裱起来挂在墙上。以我们的直觉觉得这事听起来挺奇怪的,就想探探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见面发现是个一口上海话很瘦小的老人,叫曹瑞华。

十六岁的时候,工厂派他到外地出差买扳手,12个扳手,每个八块钱,剩四块钱。回到工厂,正赶上吃完饭,有个工友没饭票了,就问他,能借几块钱不。他一想,反正会计也下班了,先把钱借人吧,明天还了再去报销。然后一切如常,钱也还了,销也报了。

但是几天后,工厂里突然来了一队民兵,当着众人宣布,“曹瑞华挪用公款,贪污,立即逮捕,劳动教养!”众目睽睽之下,曹瑞华被带走了。十五岁,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贪污这个词儿,走出那个门儿整个人都是懵的。

后来就一直在农场干活,一干就是六年,1968年, 农场开大会,(那个时候文革,有一段时间流行在人民群众中抓特务集团。)领导说:“现在有个反革命集团,叫反共护国军, 他们的司令已经被抓了,经人检举,还有个头子就在我们这儿!”

曹瑞华一听,觉得挺稀奇啊,他还有点兴奋,左看右看,谁啊谁啊,这时候,领导怒吼,“反共护国军上尉连长,曹瑞华,来了没有,站起来!“ 曹瑞华傻了,呆呆立在那儿,耳边响起震耳欲聋的喊声。

这一次和贪污被抓那一刻,他用的形容词都一样,整个人都是懵的,那种表情像是在开自己的玩笑。

后来继续劳动改造,他被发配去养猪,勤勤恳恳地喂猪,猪喂得也不错,几年以后了,有一次领导来视察他就赶快跑过去问领导,领导说你早就被平反了,你不知道吗?

但还是没有什么理由放了他。就这么二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都挺同情他,周围的人也觉得他怪可怜的,有个军代表就说,我放你走吧,偷偷走,但是没有地方接收你,你就没有身份了。于是曹瑞华终于回了家。但也就此成为了一个黑户。

那个年代在上海,没有户口身份意味着没有工作,没有粮油,没有房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好人。隔三差五他就成为公安局嫌疑对象,周围的孩子们也特别怕他,觉得他是带点神秘色彩的坏人。

他找不了工作,就去给人推桥头,就是在小桥边,有车子上不去,他推一把,一次五毛钱。有一次,推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学同学,人家回头看他,他无地自容。

他结了两次婚,但仍然家徒四壁,因为所有家产,尤其房子不能写他的名字。到五十岁的时候,曹瑞华还是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家当,没有房子,没有身份,是彻彻底底的一无所有。

但是有一次,曹瑞华遇到了严重的车祸,没有了呼吸,人们给他送到了火葬场,马上就要烧的时候,发现他没有身份证。于是,躺了几个小时之后,他醒过来了。醒了之后,曹瑞华仰天狂笑。命运啊!

2001年,59岁的时候,他终于拿到了一纸身份证。他有一番话让人哭笑不得:

“我现在看见人有时候把身份证乱放,我就急啊,身份证怎么能乱丢呢,那是命根子啊,命根子,那是灵魂啊,我今天终于有了灵魂了!”

这就是曹瑞华,给大家看看。
真的,他用了“灵魂”两个字。

但实际上你看曹瑞华,上海老人,一口上海话。实际上在采访时候,他真正扯到灵魂这个高度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绝无仅有。怎么说,其实那是一个让我头疼欲裂的非常非常艰苦的采访。他可能会把我们当成是所谓《生活广角》这样的记者,所以不断地给我们倾诉他现实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没有医保啊,我的公交卡还能不能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不断地在现实和过往回忆当中,跟他进行一个非常艰苦的拉锯战。

比如我说你讲讲当年那个抓特务大会是怎么让你站起来的,他讲没两句就来句陈小姐,你看我这个公交卡应该怎么办?当时非常痛苦,非常崩溃,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才是他,这就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就是被时代的巨大烟尘给裹胁在一起的一粒小沙子,拍到一处,还没站稳,又给拍到一处。

当时我们在节目里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是谁的小拇指动了一动,他的人生就离自己的原点十万八千里了。

这就是曹瑞华,小人物的故事。他最后怎么总结自己的人生呢,他说:

“陈小姐啊,4块钱,40年,太贵了哈。”

我是混在人民群众里的台湾特务

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住在上海,但是住在上海一个特别特别偏远的郊区,据说那是上海外来务工人员聚居的地方。但是有一次,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就收到了一封来自这里的信。

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他觉得自己是在大陆唯一公开身份的台湾间谍。他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联系台湾政府。这事听起来我们也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们就到了上海,采访了这个叫阚中干的老人。

阚中干还真是一个台湾间谍,而且不是外围的小间谍,他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加入了台湾的军情局,作为顶尖的人才接受特殊训练,他最终被委派的任务,是到大陆去执行爆破和刺杀军政首长的任务。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间谍可以干的事。所以可见阚中干应该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天分的。

那个时候他20出头,是热血青年,一心想着打到大陆去拯救水生火热中的人民,他的父母也在大陆,他也希望能团圆,意气风发到了香港中转待命,等待时机进入大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事。他恋爱了。而且爱上的是一个有夫之妇。那时候阚中干22岁,迎来了他的初恋,一下子爱得昏天黑地。因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和父母分离,从小长在一个非常冷酷的环境下,又进行这样非常冷酷的间谍训练,突然而至的温情让他如痴如醉。两个人真的也是爱得如痴如醉。

但很快就被发现了。上级警告他如果不马上停止,就把他遣送回台湾接受处理。阚中干完全没有想过割舍感情,他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私奔!先到大陆执行完任务再回台湾戴罪立功。

阚中干跟他的恋人小珍一说,两个人一拍即合,欢欢喜喜拉着手就过了罗湖,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十个小时。到了大陆以后没多久,啥也没干就被逮捕了。其实他早就被盯上了。

两个人都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他被判22年,小珍被判5年。分开的时候,没来得及说一句话。有一次他在窗户里看见小珍在楼下放风,脸色很白,他说,也不敢叫,心都要跳出来了。

22年,他每天都像做功课一样想她,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死在监狱里,但是小珍又像是他生命里很微弱的一盏灯火,一直没有熄灭。

22岁入狱,44岁出来,他连马路都不会过了。小珍出狱后一直在农场改造,于是他走了好几个农场去找她。他说到那一幕,完全是电影一般的画面,

“几十里的路,鹅毛大雪,公交车也没有了,站在冰天雪地里拦车,孤零零的,内心说出不是激动还是恐惧”。

最后总算拦到一个拖拉机,但是到了农场,小珍没有在那里。当地人说,你怎么不早来呢,她一直在这等你,等了十七年,五年前,她得了一场重病,差点死了,实在熬不住,嫁给一个老右派,回上海了。

于是他又赶回上海反复打听,终于在一个单位的办公室把小珍给找到了。他一推门,小珍一回头,两个人谁都没认出对方来。定定神,44岁的阚中干,50岁的小珍,互相认出了彼此。然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一句话都没说。

其实照片和他现实生活中还稍稍有一点出入。在现实生活当中,阚中干瘦小枯干,谦卑局促。所以如果不是他至今能倒背出小珍给他写的几十封情书的每一个字,如果不是他讲到这段爱情时眼中放出的那种让人非常讶异的光芒,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凄清的、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会发生在这样一个躲在上海偏远郊区楼群里的瘦小老人身上。

我们去见阚中干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出一封信,信上面的字体特别娟秀,字里行间完全像是言情小说。这个信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他弟弟的。大意就是说我和老阚见面太痛苦了,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这就是小珍给他写的这封信。他天天揣在身上,想看又不敢看,每次看又觉得特别特别地痛苦。

其实我们去找阚中干他特别特别紧张,因为他非常怕别人对他好奇。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别人对他好奇。

他住在这个楼群里,周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是谁。我们搬摄影器材都把他吓得够呛,“小点声,小点声。”

他非常怕邻居们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他一直还保持着一个老特务的习惯:他随身带一个小本,记录着楼上楼下每天干了什么。他每天最大的一个生活内容就是去社区的图书馆,最喜欢看的还是两岸关系。

其实我们采访完了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仍旧在给我们写信,就是想让我们把他的信通过什么渠道转给台湾政府。但是我知道这非常非常难,因为他的信都是杳无音信。实际上在他当年被捕之后,据说台湾政府已经宣布他死亡了。

最后阚中干是怎么总结他的人生呢?他说:

“陈小姐,大概我这个个性不太适合当间谍吧。”

但是有一件事他说得特别理直气壮。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住在上海吗,这里这么贵——

“我知道小珍在哪儿。我知道她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她有高血压。我知道她儿子在哪儿上大学。我现在人生剩下来唯一的任务就是等着她的先生死。”

我们曾经在节目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试图联系他,但是已经失去联络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有没有最终等来他和小珍的一个爱情的大结局。

八十岁了,我终于敢说我是“王成”

阚中干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但还有一个人,我们找了他很多次,等他同意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82岁了。

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电影叫《英雄儿女》,那里面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英雄王成在一片炮火当中,向自己的战友呐喊“向我开炮”。然后他牺牲在了“向我开炮”的那一刻。

这就是英雄王成的原型,他叫蒋庆泉。

不过,现实中,他没有牺牲在那英雄的一刻,不仅如此,他并不英雄的命运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因为他没有死。而且生活总是比电影还要离奇吊诡,事实是,当他喊出“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炮弹向他袭来,因为,我军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炮弹了。

蒋庆泉晕过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正在踢他的身体,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办,我没有死!

他成了战俘,他在战俘营待了几年的时间,后来被关到了韩国战俘营,终于九死一生回到祖国。当年在战俘营经历了非常血淋淋的一场甄别,最终选择回到大陆的,都是冒着极大的生命代价。后来他背了一个处分,复员回了家乡。

50年代村子里放露天电影《英雄儿女》,他一看,那个人不是我么?他抱着孩子,把头抵在孩子的后背偷偷的哭。回到家,被窝里偷偷哭,他说,哭了一两个月这个事才过去。

实际上不仅是那一刻,这之后的三十几年,还是没有人知道蒋庆泉和王成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周围的人,也没跟自己的儿子孙子说过他在朝鲜战场上打过仗,更别提是英雄了。只要提打过仗,他觉得别人必会想起“战俘”这一个他自己认为巨大的耻辱标签。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王成。就是当年写那篇战地通讯的记者洪炉。蒋庆泉当时是一个步话兵,当他喊出“向我开炮”的那一刻,步话机那头听到他喊这个话的人叫陆洪坤,陆洪坤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战地记者洪炉,洪炉马上写了一篇通讯。这个通讯大家都觉得特别感人、特别好。但是就在马上要发表的时候,上级就获知了蒋庆泉被俘的消息,通讯马上被撤下来了。但是这个故事后来还是被改编成电影。

其实后来几十年间,洪炉一直在想着,我知道这个人是蒋庆泉啊,他去哪了呢,还在世吗,他知道自己是英雄吗,如果不知道,该多么遗憾,所以这几十年,他一直在找他。

直到2001年的一天,《电影传奇》播出了一个对《英雄儿女》的采访,其中就采访了洪炉。洪炉接受了《电影传奇》的采访,专门提到了呼唤王成蒋庆泉,这个节目恰好被蒋庆泉村里的乡亲们看见了,就告诉他儿子说好像电视上说你爸的名字呢。儿子赶快跑来问他,他还是不敢承认,蒋庆泉说,“重名重姓的人多了,肯定不是我。”

直到又过了很多年,洪炉带着另外一位老人来到了辽西的这个小山村,找到了蒋庆泉。蒋庆泉一看来人,扑上去抱头痛哭。然后喊着:“你来了,我就有证明了。”

这个人就是当年步话机那一头的陆洪坤。陆洪坤的出现才让蒋庆泉敢于承认他就是王成。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刚刚承认这个事情不久。我们来看看82岁的蒋庆泉是什么样子——

蒋庆泉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82岁了,但是声如洪钟,腰杆挺直,还像一个战士。而且让我特别惊讶的是,他有三十多年,从来没跟人说过他打仗的经历,人家问他,是不是去过朝鲜啊他,他就说,我给你唱首歌吧,混过去。可是三十多年没讲过,他对所有的细节记得一清二楚,一气呵成。完全不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的记忆。

他很朴实。他说他原来是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觉得太小就跑了。跑的路上又被共产党的军队看见了,说小鬼,你留下来吧。我说你这回怎么没跑呢,还是那么苦。他说我班长对我特别好,他天天给我洗脚。就是最朴素的一个概念让他爱上这支队伍,爱上这些人,然后从此认为自己就是应该无比忠诚。

讲到打仗讲到战俘营,所有的那些都像讲别的人的事情似的,经常就是放声大笑。

他讲到当年那场惨烈的战役,狮岩洞北山,他说天上一个蓝亮一个蓝亮的,地上掉一根针都能看得见,身边是噗噗噗战友倒下的声音。160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20人了,所有排级以上的干部全部阵亡。上级就说你步话兵现在就是阵地的司令。他把战友的尸体摞在一起,坐在上边死守。看见敌人越来越近,40米。20米,10米,他冲着步话机高喊:

“向我开炮。”

步话机那头喊,那太危险了,他说,少废话!

就在他晕过去之前,他说他看到天上一抹血红,身边的战友都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挣扎着摸手榴弹。讲到这一刻的时候,他突然一拍我的大腿,说:

“大侄女儿,你看,我都把你说哭了。谢谢你。”
然后,放声大哭,哭了很久。这么多年,他发现终于有人听他讲话,竟然还被他说哭了,他就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哭了。

蒋庆泉私下还告诉我一个小秘密,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炮兵。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那个炮为什么没炮了,为什么没有把他炸死。他说甚至很多年以后去参观一个军事博物馆,他到了炮兵的橱窗前面,差点给人家砸了。就是因为没炮,他觉得让他过了截然不同的一个人生。

我就是陪他们哭一场

我们也不是都采访中老年男性,老大爷,也有老大娘的故事。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个老大娘的故事。

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人叫文香嫂。她在海边开了一个特别小的小旅馆,只有十几间房。二十多年了,这个小旅馆还是这么大规模。可是她在当地特别特别有名,为什么呢?

文香嫂有一个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到海边去溜达,专门去看那些神色有点不一样的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海边捡回来100多个自杀的人。

二十多年前,她看到一个逃婚的姑娘陷入人生的绝境,想要自杀。她就把她请到自己的小旅馆里,然后陪着她,最终送她重新回了家。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这20多年里,她捡回的这100多个自杀的人,有外遇的,有被强奸的,有破产的,有找不到工作的,有打游戏离家出走的,有传销的,有得了绝症的,等等等等。

我问她说你有什么特异功能啊,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形形色色的陷入人生绝境的人都拉回来。她说我有什么,我一农村老大娘。我又没文化,我有什么特异功能,我有什么绝招啊。

“我就是给他们煮碗热汤面,陪他们哭一场。然后再给煮碗热汤面,再哭一场。”

她给他们专门准备的旅馆的房间一定是有两张床的,一张想自杀的人住,一张她住,整晚上都不敢合眼。我也问她为什么呢。她就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话:

“我不能撒手啊。我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不能撒手啊。”
但实际上,当她把这些人重新送回原来的生活之后,她撒手撒得是非常彻底的。回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人,很多人给她写信、给她打电话等等各种方式找她。她都从来不回。因为她觉得这些人是死过一回的人,他们肯定不会愿意再想到这一刻。她也不希望他们能记得这一刻,记得她。所以我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她也是坚决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一个她曾经救过的人的联系方式。

其实文香嫂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可是我觉得特别奇妙。确实也有一些导演看了来找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本子了。因为文香嫂她的这间小旅馆,想想看,特别像一个大戏台。迎来送往,世态炎凉,悲欢离合。是各种各样陷入到人生极致状态的人和她在这里相逢,她看到各种各样人生的样本。

而且在过去的这20年当中,可能这些人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极致的悲欢离合在她的这个大戏台上,或者在她的这个万花筒当中一一上演。你甚至可以看到时代变迁最真实的一个缩影。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也挺像文香嫂。我们其实也是和文香嫂一样,在人生的海边不断地溜达,不断地逡巡。然后非常有幸地捡到了一个又一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们。

每次想到这些,会觉得特别谢谢这些讲故事给我们的人。我们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和他们相逢,然后坐下来有几个小时非常深入的交谈。他们给我们放了一场自己人生的电影,然后互道珍重,再各奔西东。

其实你可以看看,曹瑞华,阚中干,蒋庆泉,文香嫂。没有哪个人长得特别像一场电影的男一号女一号,没有哪个人特别像是一个真的非常光鲜的电影的主人公。可是他们的故事在我们心里有了那么多的触动。

有时候我会想,可能随便你走在街上,擦身而过的可能就是他们。也许这些故事就会发生在现场在座的你,我和他的身上。可能还是刚才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们有关。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是每个人长得都像电影的主人公,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像电影的男主角女主角,可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又有谁是配角呢?每个人都是这场人生的主人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