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但是对蒋介石来说，前途远非一帆风顺，他马上就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就是国民党的一大。这次大会开得隆重无比，又通过了详细的制度章程，选出四十一个属于核心权力圈的中央委员，作为追随孙中山十几年的老臣，蒋介石相信领导一定不会忘了自已，结果大会却跟他毫无关系，连入场劵都没给一张。
蒋介石的职场经历充分说明，碰到困难就撂挑子，这种人是得不到领导赏识的。
三十七岁的蒋介石对权力还没有概念，但至少对面子还是在意的。那些青年学生凭着共产党员身份纷纷当部长做委员，自已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竟然要低那帮小年轻一头，实在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老大不看重，从苏联回来后又被晾在一边，党内大小事务都由鲍罗廷一手包办，自已满肚子心得却没有地方发挥，蒋介石很失望，后果很不严重。开完一大后，他的不满终于到了顶峰，干脆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抱怨老大光顾着重用新人和外国人，却忘了从前的老部下，并提出希望能承担独当一面的工作，一定可以“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请领导多加考虑，予以重用。
在长期革命生涯里，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不怎么看重的，连蒋介石自已也承认，“先总理”（指孙中山）平时都很忙，连跟他单独讲话的时间都不多。倒不是孙大总统摆架子，事实上孙中山给过他很多机会，可蒋小弟大都是不了了之，有一点困难就回老家去生闷气，把烂摊子扔给领导收拾，这种属下既不能办事，又不能服众，实在没有重用的理由。
所以这次看到蒋介石又来发牢骚，孙中山同往常一样毫无反应，只是挥挥手，让他赶紧去盖房子。蒋介石终于从不满转向了愤懑，气乎乎地给他的党代表又写了一封信，痛骂苏联不是东西，不仅占着外蒙古不还中国，而且在内部权力斗争上比帝国主义国家还要狠，他们的制度同三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能在中国实行云云。
蒋介石对廖仲恺发脾气，是因为廖仲恺有挨骂的理由。
作为名义上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在内政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搞抹稀泥那一套倒也罢了，关键是他用人乱七八糟，竟然把财政大权交给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办理。虽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可是孙公子毕竟缺少政务经验，很快就把工作弄得一塌糊涂。
抹稀泥的廖仲恺当了广东省长，嘴上没毛的孙科做了广州市长，满腔抱负的蒋介石却怀才不遇，只弄到一个筹备校长，反差实在太大，又不能点名攻击党内同仁，只好拿党外的俄国同仁出气。
这是一封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书信，广大蒋粉纷纷用它得出蒋公英武雄奇、早就看出苏俄不是好东西之类观点。但收到蒋介石的反动信件之后，廖仲恺也一样毫无反应，只是笑笑放到一边，既不反驳蒋小弟的牢骚，也没有跑去跟孙中山告状。因为他跟蒋介石共事多年，早就习惯了这位小弟时而矫情的作风，当面争起来肯定没完没了，说不定会恨你一辈子，但只要由着他生几天闷气，自然是雨过天晴，该干嘛干嘛。
蒋介石的反应果然不出廖仲恺所料，生完气后又恢复了原状，同廖仲恺一道筹办军校。在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面前，壮志凌云、立志解救全天下的蒋介石束手无策，只能再次赌气跑回老家，在他眼中只会抹稀泥的廖仲恺却挑起了大梁，以空手套白狼的精神跟军阀们讲交情、拉关系，用尽一切手段弄来赞助，在蚊蝇丛生的黄埔荒岛上搭竹棚、建砖屋，一点点凑齐军校的建设费用，然后在一切就绪的情况下让孙中山发去电报，请比自已小十岁的蒋小弟回来当自己的上司。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号，黄埔军校正式开张了。
经过几年时间筹划，才张罗起一家小军校，孙中山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非常骨感。此时的黄埔军校一切从俭，主席台都不过是几根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几百号学生们的伙食费更是有一天没一天，全靠廖仲恺持续不停地四处化缘，才保证了食堂天天有米开饭。对廖仲恺的贡献，孙中山同上上下下所有人心里都很有数，但大家更清楚一点，军校靠化缘是不行的，廖仲恺本事再强也只能保证锅里有饭盛，其他教学管理之类业务工作还得指望蒋介石。对蒋校长动不动撂挑子的做法，孙中山很有一点担心：小弟你可千万别再跑路了，大哥我可是天天要开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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