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孙中山很担心，是因为他很上心。
从开张庆典选在六月十六号可以看出来，孙中山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值是相当的高。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日子，陈炯明的粤军发动政变，把他赶出广州，廖仲恺也被抓起来关进大牢，险些命丧黄泉。孙中山在一年后的六月十六号成立军校，那是摆明了要用枪杆子洗去自已的耻辱，决心在未来建立一支俄国红军式的无敌强军，横扫一切胆敢挡路的牛鬼蛇神。但无情的事实证明，后来中国确实出了这么一支军队，创始人却不是他或蒋介石，而是此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秘书、文书科主任毛泽东。
蒋介石跑到黄埔岛喂蚊子的时候，毛泽东正过得春风得意，开完一大后孙中山把他分到了上海，让他去十里洋场工作。应该说这份新工作的起点不低，因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是一般的地方，整个执行部统辖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上海等要害区域，地位仅次于广东本部，国民党元老象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伦等都在那里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在上海分舵既有钱又有地位，还能认识不少重量级大哥，人脉极其广泛，职业前景可谓无限光明。
虽然跟在孙中山身边进步机会更多，毛泽东却不能不走，因为他还代理着共产党的中央局秘书，而共产党总部已经搬回了上海。
正所谓好日子总是过不长，来到十里洋场的毛泽东很快发现，上海真不是容易混日子的地方。中央要求的是统一战线，他又顶着国民党的头衔，给国民党办事也是本份，按照埋头办事的原则，毛泽东拿出从前办小报编辑时的劲头，闷头干活。
一心办事的毛泽东想不到自己努力工作，却干出了反效果。共产党这边固然很不舒服，风言风语地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胡汉民反共最积极），而国民党也不当他是自已人，拚命排挤他。
不努力干活，是不听党的命令，要被整；努力干活，就是脚踩两只船，还要被整。可怜的毛泽东在上海累得半死，两头不讨好，弄得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在上海天天受委屈，毛泽东很是气闷，十一月孙中山路过上海，毛泽东便向他诉委屈，还交了一份联名诉状，要孙总统主持公道。可惜孙中山身体不太好，手上事情又多，没有时间处理地方办事处的恩怨，听完毛泽东的控诉后只是答应了几句，事情又拖了下来。
领导不发话，毛大秘的日子就更不好过，很快就在上海呆不下去，只好悻悻地回湖南“养病”。等到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名单里一并消失了。
明明没有贰心，明明好好干活，却被两边同时排挤，毛泽东十分恼火。这一年唯一让他高兴的事，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彭湃。
毛泽东有很多朋友，彭湃的特别之处在于喜欢跟农民打成一片，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四处组织农会，很快成为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喜欢农民的彭湃和毛泽东很谈得来，因为他们的出身差不多（地主），对农村的情形知道得也多，用今天的话来讲，叫有共同语言。
当毛泽东从上海灰头土脸地回到湖南农村时，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孙大元帅和商团在广东闹翻了。
所谓商团，是广东省商人在一九一二年，经民国政府批准设立的武装治安队。商人的本份是做生意，可民国太乱，要军阀政府提供治安服务也比较难，商人们就创造性地搞出了自已的治安队，防范土匪小偷。
事实证明，广东商人不光做生意在行，搞保安也有一套。民国天天都不消停，今天滇军打过来，明天陈炯明打过去，广东的民间治安却始比较安稳，商人们做生意攒得到钱，军阀们也能顺便抽个税，多年来一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直到孙中山的到来。
广东人不喜欢孙中山。
孙大炮赶走过陈炯明，引来了滇军和桂军，这两支军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四处敲诈勒索、开烟馆赌场，把广东闹得乌烟瘴气。老百姓不理解什么是革命理论，却看得见孙中山把一切闹得一塌糊涂，比什么军阀都差劲。
滇军和桂军在广东无法无天，治安当然是急剧恶化，商团也就跟着强力扩张，成了地方治安的顶梁柱。滇军和桂军天天乱收税费，同民间关系已经紧张得不行，孙中山的“总统府”一面要发工资，一面又要准备北伐，也没有忘记这个小小的财源，经常是动不动就要商人们立即缴一大笔钱应急，商团当然更是苦不堪言。
明明是我们辛苦攒来的钱，为什么要任孙大炮勒索呢，手上有枪的商团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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