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于是陈独秀只能天天受夹板气，找不到诉冤的地方。他天天组织工会农会，只要一闹罢工抗租，国民党部队马上军心不稳（那年头读得起书的军官很少出身穷人），出手干涉又不能对抗，共产党不高兴，国民党也很头痛，都骂陈总书记不干好事。
共产党人少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在共产国际大力主张下，共产党开始迅速扩展队伍，已经到了井喷的速度，一九二五年初中共党员一共才九百多（加上毛泽东发展的三十二个），九个月后已经达到两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足翻了两倍。
看到盟友发展如此迅猛，国民党心中非常不淡定。
国民党是公开团体，有多少党员共产党都清清楚楚，共产党却是秘密团体，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多少人，国民党根本不知道，也不清楚共产党下一步打算什么，只知道他们天天摩拳擦掌，准备将来革命成功后调头革自已的命。
如此“和谐”的合作要能让人放心，那真是见了鬼。
面对内部的巨大裂痕，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心里有数，但奇怪的是，这两位仁兄并没有特别的反应。
汪精卫没有反应比较正常，因为他这时正依靠共产国际打击反对派；蒋介石也是口口声声阶级革命，宣称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版本，同他后来的立场判若两人。其实这种情况也好理解，国民革命军能保持高水准的军纪士气，共产党员在里面起着很大作用，蒋介石不是忘本的人，对比先前乱七八糟的军阀部队，总司令心里是有数的。
但是除了政治理念没有根本冲突之外，汪精卫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淡定，还是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另一件事，没有多余的心思放在内耗上面。
从孙中山时代起，北伐统一就成了国民党的不二理念，谁敢反对北伐谁就是叛徒，即使象陈炯明这种患难重臣也不例外。汪总裁身为国民党老大、继承“总理遗志”的正统接班人，自然更应该北伐，替孙中山完成遗愿，为党国占领全部地盘。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明白，内斗是没有出息的，即使压服了陈独秀、吵赢了西山那帮遗老，他们也不过是边远省份的非主流军阀，只有挥师北上扩大地盘、把胜利的旗帜插满全中国，才能让全国人民心悦诚服地追随自已，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大团结。
经过一年多胜利征战，汪精卫手下的国民革命军获得了飞速发展，其中蒋介石的黄埔骨干已经扩充为第一军，由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任副军长，此外还有谭延闿的湘军（第二军）、朱培德的滇军（第三军）、粤军（第四、第五军）都是孙中山留下来的家底，其余部队象李宗仁的桂军也即将加入，总兵力达到十万之众。而共产党虽然没有军队，却在国军里面大量充当政治军官，起到支柱性的作用，例如后来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就有叶挺在内的大量共产党员，以至于十几年后叶挺复出抗日，蒋介石给他的番号就是新编第四军，作为当年北伐的纪念。
风风雨雨闹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
这次大会不能算是团结的大会，也不是和谐的大会，如果实在要给加点形容词的话，只能说它是继往不开来的大会，因为前面开过一次会，后面两个党就再没坐一起过。
和国民党的大多数大会一样，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朝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聆听总理遗嘱。
搞完传统仪式，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意气风发地站了出来。作为汪精卫的亲信，毛代部长是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大佬之一，座位排在第十三号，地位着实不简单。毛委员毫不客气地批了西山会议分子一顿，然后汪精卫宣布，严厉惩办会议分子，打头的几个开除党籍，从此和他们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清算完派系分子，下面开始搞团结。
其实国民党同共产党虽然天天吵架，但毕竟说不上死仇，只要场面上撑得下去，大家还是很希望能一块过日子的。黄埔军校代表（注意他的身份）袁同畴提出，两个党老是闹意见，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面搞秘密活动，以后只要公开这些活动，就不会有问题。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样的要求好象很合理；但对共产党人来说，两家如何共处的规矩，当初早就当着赞助商苏联的面说得清清楚楚，如今国民党钱也拿了，翅膀也硬了，想改事先说好的协议，自然是比较困难的事。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毫不犹豫地驳了袁同畴一顿，提案没有通过。
对袁同畴的提案，国民党总裁汪精卫非常淡定，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也很淡定，因为他们早就预料到事情的结果。一开始他们就在和稀泥，希望袁同学不要把分歧拿到大会上说事，没想到基层意见实在太大，明知是钉子也要往上碰，活该被驳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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