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把队伍收拢住，朱德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
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敌军，他需要找一块地方给几百残兵休整，并保证他们吃饭穿衣。枪支需要修理，弹药需要补给，他还要东山再起，迎来革命的新曙光。正在四顾绝望的时候，又一位老同学向他伸出手，把他从绝境中拉出来。
向朱德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他在滇军的老同学范石生。
范石生，滇军军阀。
同朱培德不一样，范石生属于那种劣迹斑斑的军阀。在广东的时候，四处胡作非为、欺行霸市的滇军就有他，拚命刁难黄埔军校的也有他。范军长不仅个人品德不好，经常吸大烟（鸦片），而且还特别嚣张跋扈，曾经当众打过蒋介石的耳光！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看，范石生都属于那种典型的坏人。但不管范同学有多坏，他还是讲交情的，对范石生来说，同蒋介石搞好关系固然很重要，但义气更重要，如果老同学朱德需要帮忙，冒险得罪一下领导也无所谓。
朱德没敢找范石生帮忙，范石生却主动找到了朱德。面对老同学的困境和蒋介石的封赏，范石生做出了毫不犹豫的选择：他让朱德改名王楷，然后把部队全部“收编”成“手下”，配上一块安置的地盘，再不惜血本地给朱德装备大批弹药（每支步枪两百发、机枪一千发子弹），又送来大洋、军装，让朱德好好休整。
朱德快乐地在范石生的地盘住了下来。两个月后，范石生的教导团团长向蒋介石告密，在南京的巨大压力下，范石生向朱德通报了消息，又送上一大笔军饷，让朱德火速离开。
不管从哪个角度，范石生的选择都是绝对的赔本买卖。他亏了好几万大洋和大批枪弹，还严重开罪了蒋介石，但范石生没有丝毫后悔。同朱培德一样，他没有违背讲武堂留下来的那份义气。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带着休整扩充的两千多人，带着范石生补充的大批枪弹、大洋，伪装成“国军”（衣服都是现成的）来到湖南宜章。
宜章县城对“国军”大部队自然不敢怠慢，赶紧组织酒宴，为官长们接风洗尘。酒过三巡，这伙国军突然亮出枪，顶在所有人脑门上，然后亮出自已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宜章城就此轻松拿下，成为湘南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点。
南京对这伙“共党”当然不会放过，马上派出大部队围剿。朱德虽然能征擅战，却拚不过蒋介石的大军，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又面临被围攻的境地，只好继续撤退。此时没有范石生那样的同学再仗义了，朱德的唯一选择，是毛泽东的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那一头，毛泽东已经想了朱德很长时间。
早在二七年十月初，他就派何长工去湖南找省委，并要他打听南昌起义的部队下落。何长工费尽千辛万苦，险些被民团绑起来杀掉，终于赶到长沙接上线，然后在兵荒马乱里赶往广州，找朱德碰头。
倒霉的何长工好不容易来到广州，才知道起义军已经走了，一番折腾，何长工又去韶关，从范石生的部队那里打听到风声，终于找到朱德，最后带着朱德的口信，何长工又奔回井冈山给毛泽东传话。
二八年四月，下山的毛泽东和在湖南一路败退的朱德终于要会师了。
从理论上讲，朱德的做法，其实是违反党中央命令的。按湘南特委的指示，朱德应当率领暴动农民，在湖南来个中心开花，把南京的政府军打个落花流水，迎来革命的新高潮。
朱德手上能打的部队，只有几个团，蒋介石派来对付朱德的部队，是九个师外加一个教导团；而湘南特委的指示是硬拚，希望能拚出革命的奇迹。
同毛泽东一样，朱德也缺少为革命做糊涂鬼的觉悟。他和陈毅兵分两路，边打边撤，渐渐带着部队撤出了湘南，两批人马同毛泽东越来越靠近，却一直没有碰上面：没有电报联系，又不能打广告，大家只能在重重敌军中摸索。
范石生是孙中山亲自封的上将，因为剿共不力，被蒋介石撸成少将，最后一撸到底，只能去当医生。老范实在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当将军时义气讲得惊世骇俗，不惜血本地给朱德送去了几千人的装备和上万银元（注意这个数字），任由朱德挖自己的墙角拉走人马，不然朱德也拉不起湖南大暴动来，号称“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后来带兵带不下去了，改行做医生竟然做得风声水起，能治疗霍乱病，还治好过宋子文等人的风湿，不知是从哪学的本事。
可惜他的结局实在凄惨，不明不白地被人行刺，死在昆明街头。解放后胞弟被政府冤杀，妻子被抓去劳教，弟媳、女儿都受牵连，生活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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