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吃饭问题好解决，但比吃饭高一层次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办了。延安本来是个小县城，说句不好听的话，象样的街道都没几条，偌大的边区政府挤在里面，党政军机关都要找地方办公，加上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涌入的抗日青年，那些人背景五花八门，还混杂着大量国民党的探子特务，随时随地会出乱子。
从当事人的角度看，正是几万年青人，使延安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成为全国思想最自由、最奔放的地方；但从管理的角度看，延安城里几万年青人，有时也象不折不扣的火药桶。从三七年起，爱国青年源源不断地奔向延安，在那里可以言辞激进、畅谈民主，抨击一切不公和不平等，大家激情四射，恋爱自由，甚至随时产生感情乃至发生关系，是一片战乱中，难得的乐土与家园。
所有的欢乐，终究还是在两年后结束了，亲手毁灭它们的人，叫康生。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们都在延安稳定下来，由组织部代表党进行照顾与监视，反复审查。他们来的时候，各大办事处都承诺边区来去自由；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通往国统区的交通很快被封闭，除非上级派遣，延安的干部已经不能随意离开，所有吃穿住行都由组织部统一包办，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毛泽东雷厉风行地裁掉了大量刊物，然后隆重推出新的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接手控制党内的宣传工作。此时他已经成为党内地位最重要的人，但毛泽东很清楚，他的地位仍然不稳，虽然所有权力都抓在手上，却少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理论解释权。
解释权是个很玄妙的东西，通俗地讲，就是解释共产主义理论的权力，或者说，解释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权力。从共产党成立到此时，所有理论还都是从共产国际搬来的剩饭，共产国际说怎样对，怎样就对；说怎样错，怎样就错；共产国际说谁该当书记，谁就能当总书记。
毛泽东能抓住权力，一方面是因为会打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稼祥传达过莫斯科的指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点过头，说毛泽东是个好同志。
老吃莫斯科的剩面包，显然不是办法。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有变故，万一季老爷子又看中了王明或另外某个人，来一句“毛泽东搞的不是共产主义”，党内立马又要分裂成几派；即使不立刻出现党内反叛，至少大家也是疑心大增，再要他们跟着自已闯天下，难度要大出许多。
好几年来，毛泽东一直都隐忍不发，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架式，隐蔽地接近那个核心权力。现在军权、政权已经控制到手，莫斯科又忙着同德国打仗，正是获得解释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决定，要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搞的才是正宗共产主义，别人解释都不算，共产国际也不行！
想处理解释权问题，必须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直接在延安大街上贴告示显然是不行的，大家只会把它当笑话看。这种事情看上去只是理论研究，实际上极度敏感，平时写文件、做报告，字里行间都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只要走错一步被抓把柄，马上就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为了让全党不再吃莫斯科牌剩面包，改啃自已的热馒头，毛泽东煞费苦心，施出了一连串走钢丝的手段，十分曲折地迂回目标。
毛泽东的第一步棋，是清算苏区时的旧帐。当然，名义上不能说算帐，而是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
从四一年九月十号到十月二十二号，中国共产党开了一个秘密的长会，叫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叫九月会议。
这是一次极其神秘的会议，内容保密了整整四十年，直到了八十年代才一点点公开。在战事繁忙的抗日岁月里，这个会只碰头开过五回，前后却拉了一个多月，中心内容不是讨论如何抗日，而是研究三二年到三五年的路线错误问题，并且拉上王明一起讨论，逼他承认错误。
平心而论，当年的中央苏区确实搞得一塌糊涂，但王明很清楚，路线错误这种东西，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一旦背上罪名，就成了压着石头的乌龟，永世翻不了身。他奉有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当然是死不认错，嘴硬到底。
王明不肯松口，共产国际背景的其他人却不象他那样嘴硬，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纷纷指责有加。看到大家群起而攻的架势，王明急得攀咬当年的亲密战友博古，说他当年曾经想另立中央搞分裂；最后逼得没办法，干脆威胁要去共产国际打官司，请斯大林来当裁判。
其实王明很清楚，自已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联络电码一直是毛泽东扣在手上，连机要局局长也不让碰，所有电报的编码、翻译，只有大内总管任弼时的秘书师哲等几个人经手，甚至有时只有任弼时一个人处理，往来文件全都秘而不宣。但王明也有自已的杀招，就是苏联在延安放了一个联络小组，把他逼急了的话，可以通过联络组的关系，把官司打到莫斯科，且看谁赢谁输。
王明这一招算是狠棋。毛泽东不能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只好宣布历史问题先不谈，改谈另一个现实话题：王明抗战时的错误。
作为长江局领导，王明抗战时自我负责跟国民党打交道，两家关系还算正常；现在国共合作破裂了，当年的友好措施自然也不算数，成了丧失立场的原则问题。由于皖南事变太过惨烈，大家对国民党都没有好感，毛泽东的话题立刻引起大家的共鸣，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认定他右倾，对国民党采取了投降主义的路线。
绕了半天王明才发现，原来掉进了陷阱里，开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他。实在扯不清头绪，王明只好表示自己生了重病，什么病不管，总之不能开会。
吃饭问题好解决，但比吃饭高一层次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办了。延安本来是个小县城，说句不好听的话，象样的街道都没几条，偌大的边区政府挤在里面，党政军机关都要找地方办公，加上全国各地源源不断涌入的抗日青年，那些人背景五花八门，还混杂着大量国民党的探子特务，随时随地会出乱子。
从当事人的角度看，正是几万年青人，使延安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成为全国思想最自由、最奔放的地方；但从管理的角度看，延安城里几万年青人，有时也象不折不扣的火药桶。从三七年起，爱国青年源源不断地奔向延安，在那里可以言辞激进、畅谈民主，抨击一切不公和不平等，大家激情四射，恋爱自由，甚至随时产生感情乃至发生关系，是一片战乱中，难得的乐土与家园。
所有的欢乐，终究还是在两年后结束了，亲手毁灭它们的人，叫康生。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们都在延安稳定下来，由组织部代表党进行照顾与监视，反复审查。他们来的时候，各大办事处都承诺边区来去自由；随着国共关系的破裂，通往国统区的交通很快被封闭，除非上级派遣，延安的干部已经不能随意离开，所有吃穿住行都由组织部统一包办，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毛泽东雷厉风行地裁掉了大量刊物，然后隆重推出新的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接手控制党内的宣传工作。此时他已经成为党内地位最重要的人，但毛泽东很清楚，他的地位仍然不稳，虽然所有权力都抓在手上，却少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理论解释权。
解释权是个很玄妙的东西，通俗地讲，就是解释共产主义理论的权力，或者说，解释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权力。从共产党成立到此时，所有理论还都是从共产国际搬来的剩饭，共产国际说怎样对，怎样就对；说怎样错，怎样就错；共产国际说谁该当书记，谁就能当总书记。
毛泽东能抓住权力，一方面是因为会打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稼祥传达过莫斯科的指示，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点过头，说毛泽东是个好同志。
老吃莫斯科的剩面包，显然不是办法。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有变故，万一季老爷子又看中了王明或另外某个人，来一句“毛泽东搞的不是共产主义”，党内立马又要分裂成几派；即使不立刻出现党内反叛，至少大家也是疑心大增，再要他们跟着自已闯天下，难度要大出许多。
好几年来，毛泽东一直都隐忍不发，摆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架式，隐蔽地接近那个核心权力。现在军权、政权已经控制到手，莫斯科又忙着同德国打仗，正是获得解释权的大好时机。毛泽东决定，要让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搞的才是正宗共产主义，别人解释都不算，共产国际也不行！
想处理解释权问题，必须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直接在延安大街上贴告示显然是不行的，大家只会把它当笑话看。这种事情看上去只是理论研究，实际上极度敏感，平时写文件、做报告，字里行间都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只要走错一步被抓把柄，马上就会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为了让全党不再吃莫斯科牌剩面包，改啃自已的热馒头，毛泽东煞费苦心，施出了一连串走钢丝的手段，十分曲折地迂回目标。
毛泽东的第一步棋，是清算苏区时的旧帐。当然，名义上不能说算帐，而是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联系起来。
从四一年九月十号到十月二十二号，中国共产党开了一个秘密的长会，叫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叫九月会议。
这是一次极其神秘的会议，内容保密了整整四十年，直到了八十年代才一点点公开。在战事繁忙的抗日岁月里，这个会只碰头开过五回，前后却拉了一个多月，中心内容不是讨论如何抗日，而是研究三二年到三五年的路线错误问题，并且拉上王明一起讨论，逼他承认错误。
平心而论，当年的中央苏区确实搞得一塌糊涂，但王明很清楚，路线错误这种东西，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的，一旦背上罪名，就成了压着石头的乌龟，永世翻不了身。他奉有共产国际的金字招牌，当然是死不认错，嘴硬到底。
王明不肯松口，共产国际背景的其他人却不象他那样嘴硬，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纷纷指责有加。看到大家群起而攻的架势，王明急得攀咬当年的亲密战友博古，说他当年曾经想另立中央搞分裂；最后逼得没办法，干脆威胁要去共产国际打官司，请斯大林来当裁判。
其实王明很清楚，自已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联络电码一直是毛泽东扣在手上，连机要局局长也不让碰，所有电报的编码、翻译，只有大内总管任弼时的秘书师哲等几个人经手，甚至有时只有任弼时一个人处理，往来文件全都秘而不宣。但王明也有自已的杀招，就是苏联在延安放了一个联络小组，把他逼急了的话，可以通过联络组的关系，把官司打到莫斯科，且看谁赢谁输。
王明这一招算是狠棋。毛泽东不能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只好宣布历史问题先不谈，改谈另一个现实话题：王明抗战时的错误。
作为长江局领导，王明抗战时自我负责跟国民党打交道，两家关系还算正常；现在国共合作破裂了，当年的友好措施自然也不算数，成了丧失立场的原则问题。由于皖南事变太过惨烈，大家对国民党都没有好感，毛泽东的话题立刻引起大家的共鸣，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认定他右倾，对国民党采取了投降主义的路线。
绕了半天王明才发现，原来掉进了陷阱里，开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他。实在扯不清头绪，王明只好表示自己生了重病，什么病不管，总之不能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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