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朝笑笑生
早在五月一号的时候，蒋介石就发了电报，要求杜聿明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尽快回到国内。蒋介石的电报转到史迪威、罗卓英那里，是五月四号；罗卓英当天就把电报转给了杜聿明，第二天他觉得不妥，同史迪威商量后，让杜聿明改道向西去印度；五月六号，杜聿明回复罗卓英，他要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继续去密支那。五月七号，蒋介石也给杜聿明发了电报，要他按自己的指挥，从密支那回国。
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七号，杜聿明的大军仿佛象乌龟一般，慢吞吞地挤在去密支那的路上，身后是如狼似虎的日军不停追赶。杜司令认为，行军速度太慢是因为没有火车；但是罗卓英却说，他准备好了火车，只是大军总也不到，等后面再要火车的时候，英国人管理的司机都先逃了，想走也走不快了。
杜聿明为什么行动如此迟缓，或许从孙立人的回忆里，可以看出一些原因。
国军是跟在英国人后面撤退的。英国人逃的时候，个个都是保命为先，什么物资也不顾；加上当地老百姓怕受牵连，也都奉行舍财不舍命的原则，丢下财物跟着英军逃命。国军赶到之后，面对满街店铺目眩神迷，纷纷找来十字镐、铁铲等工具，翻箱倒柜找值钱的东西。结果车站明明有火车，公路上还有几百辆汽车，几个师的官兵都红了眼跟疯子一样，在空旷的城市里四处发财，行动自然慢如蜗牛。
负责殿后的孙立人，没有加入这场用生命赌注的游戏里面，因为他很清楚，命比钱重要。在友军纷纷大包小包地捞东西时，他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人包括他在内，只许携带粮弹，不许带财物，违者一律枪毙。面对部下质疑的目光，他只说了一句通俗的话：现在贪财，将来说不定连裤子也带不走了！
事实证明，孙立人是很有眼光的。在后来关键的几天时间里，他的部队始终轻装迅捷，而其他友军却是步行如龟；终于在五月八号，日军提前占领了密支那，第二天，杜聿明来到一个叫印道的地方。
印道，还在通往密支那的路上。
正是在五月九号，杜聿明得到情报，前方的密支那已经被鬼子占领。此时的他有三个选择，要么攻下密支那继续前进，要么转向去印度，要么绕道走野人山回国。
如此重大的决择，杜聿明实在不敢自行决定，只好在五月十号召开印道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考虑到日军兵力不详，强攻密支那未必有胜算；转向去印度，又会违反蒋介石的命令；最后得出的意见，是大军转向，走野人山、孟关回国。
这是一个关键的会议，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亡决定。虽然军队自古就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远征军没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医药准备极度贫乏，更重要的是，国军的后勤机制和能力极为原始，穿过野人山几乎就等于自杀。然而一切也是明摆的，由于前几天的耽搁，他们已经误了大事，如果再把部队带去印度，将来难免受到追究。于是官僚军人们明知危险，还是下了命令，叫几万部下撤进原始森林。
为了推卸责任，杜聿明在后来的记录里，故意把会议日期改成了五月八日。
匆匆看过历史记载，不会明白这里面的奥秘，但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杜司令打的算盘实在精明。八号大军还没有得到密支那失陷的消息，因此撤回国境属于遵守命令，后来过野人山，无非是根据情况变化临时变动线路，主要责任都是蒋介石瞎指挥造成的。如果承认十号才开会，那么大军强行进入野人山的责任，就要杜司令和他的一帮幕僚背了。
在国民党的军官里，杜聿明大概是属于精明的那一类型，因为随后几十年时间里，他都在史料中若有若无地抹去不同的色彩，把自己修饰成一个严格遵守命令的悲剧军人。但是罗卓英、孙立人等当事人的记录是抹不掉的，大军行动路线和具体日期，也是黑纸白字写在那里，所以看过不同的记录，我隐约明白了真实的远征军。
既然领导出于各种考虑，做出了强穿原始森林的决定，那剩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执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成千上万的远征军士兵只能付诸行动，死在服从命令四个字上。
第一批爬野人山的，是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军直属部队。
没有人烟的雨林里蚊虫肆虐，到处是瘴气毒雾，官兵大片大片地倒下，而且还迷失了方向。幸好最后关头有架美国飞机发现了他们，空投了一批粮食和药品、电台，这才把杜聿明等人救出来；但是鬼子已经封锁了中缅边境，杜司令走投无路，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印度。
另一路撤退的是第二百师，从南盘江、梅苗、南坎回国，路上遇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重伤，五月二十六号逝世，只有不到一半人冲出包围圈；只有九十六师比较顺利，经过孟拱、孟关、高黎贡山回到中国。整个中路部队，有三万多人死在缅甸的原始森林，远远超出同鬼子作战的伤亡，全军女兵只剩下一个幸存者，其他人都倒在了路上，那个幸运的女兵是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护士，叫刘桂英。
在杜司令指挥下，中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唯一保全的只有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倒不是孙师长有孙悟空翻筋斗云过山的本事，而是他比杜聿明机灵，看到情况不对，根本不管二百五上司的指示，直接把没有财物拖累的轻装部队拉到了印度，几乎没有任何伤亡。唯一的问题是到了印度之后，英国东方警备军的军团长艾尔文脑子不对路，竟然借口孙立人的“溃兵”可能扰乱地方秩序，想缴孙师长的枪，幸亏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和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将军知道得早，及时劝他打消了这种危险的念头。
艾尔文实在是幸运的。他不知道孙立人天不怕地不怕，连自己的军长都敢顶撞，要是硬凭手上豆腐渣一般的英军跑去火拼，吃亏的真不知道是谁。
有着优势的兵员和物资，却被打得连连败退；明明定了撤退计划，部下却自行其事，最后还跑进了原始森林，史迪威只能哭笑不得。作为官阶最高的负责人，史老头明白自已肩上担子的份量，却怎么也不明白，手下那帮英国人和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硬生生把仗打成了这种烂摊子？！
打败仗的后果是严重的。对史迪威来说，输了无非是名声不好而已，对委员长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接回杜聿明之后，不少人的第一个念头，是追究责任。
同样是过野人山，日军准备齐全、伤亡极微，国军却是狼狈至极，连司令都要飞机接应才能跑出来。十万精兵只有四万多人生还，滇缅公路横遭切断，丧师失地，堕军威于异国，怎么看都是该枪毙的罪过。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杜聿明没有多做辩解，只是一再拿出蒋介石的电文，说自己是执行命令。
皮球踢到高层领导身上，蒋介石很头疼。委员长也想毙了这个没用的学生，可是仔细考虑之后，他才发现，事情真不是一粒子弹这么简单。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把杜聿明军法从事，无非是损失五六万人之后，再少一个领工资的手下而已，可是政治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因为杜聿明反复声明的含义，是既然校长有命令要把部队撤回国，身为黄埔军人当然应该尽力执行，哪怕前面有刀山火海、哪怕把自己和弟兄们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很清楚，虽然他没叫杜聿明走野人山，可是部队撤回国的命令确实发出去过。现在杜聿明口口声声说，自己只忠于领袖命令、完全不保存实力，如果这样“忠心”的手下也要受重罚，以后大家在保存实力相互倾轧时，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征询过几方意见、百般考虑之后，蒋介石只能捏着鼻子承认，政治正确大过天，不光赦免了杜聿明的所有责任，还把他树成了黄埔军人服从命令的模范典型。
早在五月一号的时候，蒋介石就发了电报，要求杜聿明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尽快回到国内。蒋介石的电报转到史迪威、罗卓英那里，是五月四号；罗卓英当天就把电报转给了杜聿明，第二天他觉得不妥，同史迪威商量后，让杜聿明改道向西去印度；五月六号，杜聿明回复罗卓英，他要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继续去密支那。五月七号，蒋介石也给杜聿明发了电报，要他按自己的指挥，从密支那回国。
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七号，杜聿明的大军仿佛象乌龟一般，慢吞吞地挤在去密支那的路上，身后是如狼似虎的日军不停追赶。杜司令认为，行军速度太慢是因为没有火车；但是罗卓英却说，他准备好了火车，只是大军总也不到，等后面再要火车的时候，英国人管理的司机都先逃了，想走也走不快了。
杜聿明为什么行动如此迟缓，或许从孙立人的回忆里，可以看出一些原因。
国军是跟在英国人后面撤退的。英国人逃的时候，个个都是保命为先，什么物资也不顾；加上当地老百姓怕受牵连，也都奉行舍财不舍命的原则，丢下财物跟着英军逃命。国军赶到之后，面对满街店铺目眩神迷，纷纷找来十字镐、铁铲等工具，翻箱倒柜找值钱的东西。结果车站明明有火车，公路上还有几百辆汽车，几个师的官兵都红了眼跟疯子一样，在空旷的城市里四处发财，行动自然慢如蜗牛。
负责殿后的孙立人，没有加入这场用生命赌注的游戏里面，因为他很清楚，命比钱重要。在友军纷纷大包小包地捞东西时，他下了一道命令，所有人包括他在内，只许携带粮弹，不许带财物，违者一律枪毙。面对部下质疑的目光，他只说了一句通俗的话：现在贪财，将来说不定连裤子也带不走了！
事实证明，孙立人是很有眼光的。在后来关键的几天时间里，他的部队始终轻装迅捷，而其他友军却是步行如龟；终于在五月八号，日军提前占领了密支那，第二天，杜聿明来到一个叫印道的地方。
印道，还在通往密支那的路上。
正是在五月九号，杜聿明得到情报，前方的密支那已经被鬼子占领。此时的他有三个选择，要么攻下密支那继续前进，要么转向去印度，要么绕道走野人山回国。
如此重大的决择，杜聿明实在不敢自行决定，只好在五月十号召开印道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考虑到日军兵力不详，强攻密支那未必有胜算；转向去印度，又会违反蒋介石的命令；最后得出的意见，是大军转向，走野人山、孟关回国。
这是一个关键的会议，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亡决定。虽然军队自古就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但远征军没有充足的物资保障，医药准备极度贫乏，更重要的是，国军的后勤机制和能力极为原始，穿过野人山几乎就等于自杀。然而一切也是明摆的，由于前几天的耽搁，他们已经误了大事，如果再把部队带去印度，将来难免受到追究。于是官僚军人们明知危险，还是下了命令，叫几万部下撤进原始森林。
为了推卸责任，杜聿明在后来的记录里，故意把会议日期改成了五月八日。
匆匆看过历史记载，不会明白这里面的奥秘，但是仔细探究就会发现，杜司令打的算盘实在精明。八号大军还没有得到密支那失陷的消息，因此撤回国境属于遵守命令，后来过野人山，无非是根据情况变化临时变动线路，主要责任都是蒋介石瞎指挥造成的。如果承认十号才开会，那么大军强行进入野人山的责任，就要杜司令和他的一帮幕僚背了。
在国民党的军官里，杜聿明大概是属于精明的那一类型，因为随后几十年时间里，他都在史料中若有若无地抹去不同的色彩，把自己修饰成一个严格遵守命令的悲剧军人。但是罗卓英、孙立人等当事人的记录是抹不掉的，大军行动路线和具体日期，也是黑纸白字写在那里，所以看过不同的记录，我隐约明白了真实的远征军。
既然领导出于各种考虑，做出了强穿原始森林的决定，那剩下来的事情自然是执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成千上万的远征军士兵只能付诸行动，死在服从命令四个字上。
第一批爬野人山的，是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军直属部队。
没有人烟的雨林里蚊虫肆虐，到处是瘴气毒雾，官兵大片大片地倒下，而且还迷失了方向。幸好最后关头有架美国飞机发现了他们，空投了一批粮食和药品、电台，这才把杜聿明等人救出来；但是鬼子已经封锁了中缅边境，杜司令走投无路，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印度。
另一路撤退的是第二百师，从南盘江、梅苗、南坎回国，路上遇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重伤，五月二十六号逝世，只有不到一半人冲出包围圈；只有九十六师比较顺利，经过孟拱、孟关、高黎贡山回到中国。整个中路部队，有三万多人死在缅甸的原始森林，远远超出同鬼子作战的伤亡，全军女兵只剩下一个幸存者，其他人都倒在了路上，那个幸运的女兵是第五军新编二十二师护士，叫刘桂英。
在杜司令指挥下，中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唯一保全的只有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倒不是孙师长有孙悟空翻筋斗云过山的本事，而是他比杜聿明机灵，看到情况不对，根本不管二百五上司的指示，直接把没有财物拖累的轻装部队拉到了印度，几乎没有任何伤亡。唯一的问题是到了印度之后，英国东方警备军的军团长艾尔文脑子不对路，竟然借口孙立人的“溃兵”可能扰乱地方秩序，想缴孙师长的枪，幸亏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和第一军团长史莱姆将军知道得早，及时劝他打消了这种危险的念头。
艾尔文实在是幸运的。他不知道孙立人天不怕地不怕，连自己的军长都敢顶撞，要是硬凭手上豆腐渣一般的英军跑去火拼，吃亏的真不知道是谁。
有着优势的兵员和物资，却被打得连连败退；明明定了撤退计划，部下却自行其事，最后还跑进了原始森林，史迪威只能哭笑不得。作为官阶最高的负责人，史老头明白自已肩上担子的份量，却怎么也不明白，手下那帮英国人和中国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硬生生把仗打成了这种烂摊子？！
打败仗的后果是严重的。对史迪威来说，输了无非是名声不好而已，对委员长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接回杜聿明之后，不少人的第一个念头，是追究责任。
同样是过野人山，日军准备齐全、伤亡极微，国军却是狼狈至极，连司令都要飞机接应才能跑出来。十万精兵只有四万多人生还，滇缅公路横遭切断，丧师失地，堕军威于异国，怎么看都是该枪毙的罪过。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杜聿明没有多做辩解，只是一再拿出蒋介石的电文，说自己是执行命令。
皮球踢到高层领导身上，蒋介石很头疼。委员长也想毙了这个没用的学生，可是仔细考虑之后，他才发现，事情真不是一粒子弹这么简单。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他把杜聿明军法从事，无非是损失五六万人之后，再少一个领工资的手下而已，可是政治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因为杜聿明反复声明的含义，是既然校长有命令要把部队撤回国，身为黄埔军人当然应该尽力执行，哪怕前面有刀山火海、哪怕把自己和弟兄们都搭进去，也在所不惜。
蒋介石很清楚，虽然他没叫杜聿明走野人山，可是部队撤回国的命令确实发出去过。现在杜聿明口口声声说，自己只忠于领袖命令、完全不保存实力，如果这样“忠心”的手下也要受重罚，以后大家在保存实力相互倾轧时，就更加理直气壮了。征询过几方意见、百般考虑之后，蒋介石只能捏着鼻子承认，政治正确大过天，不光赦免了杜聿明的所有责任，还把他树成了黄埔军人服从命令的模范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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