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Lewisian Turning Point/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定义】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拐点”。

根据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着；按照发展的逻辑，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实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拐点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和分析，认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会伴随着几种显著的变化：一是工业实际工资水平第一次显著上升，工业出现资本深化现象；二是农业部门商业化；三是恩格尔系数发生变化，人们花费在食物中的比例显著下降；四是人口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

【与“刘易斯拐点”相关的论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经济开始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便是按新古典学派的方法确定的均衡的实际工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1972年，刘易斯又发表了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第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开始到来，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开始到来。显然，“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与“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内涵是不同的，都具有标志性的象征意义，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后者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对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的三阶段划分，该模型中从第一阶段转化到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该模型中从第二阶段转化到第三阶段的过渡点即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刘易斯拐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效力】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至今。他曾就我国就业政策问题指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民生。从2006年开始，最先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沿海其他一些地区，我国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原来劳动力被认为是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但突然间一些企业面临了“招不到工”问题，这是我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经济现象。为此，蔡昉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后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进而得出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的转型的结论。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不同的争议。

【其他国家刘易斯拐点的实证研究】

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转折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真实工资在任何部门都不会明显上涨。只有在“刘易斯拐点”到来时，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进人“刘易斯拐点”时基本上人均GDP都在300～500美元之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0％～50％，工人工资开始有一个较明显的上涨。

但是，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目前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由于中国存在过多的干扰因素（例如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始终没有得到突破的户籍制度改革（和由此引发的农民工定位问题）、其他偶发因素（例如，民工荒也许更多是由于工厂搬迁而非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而民工的工资提高也许只是因为基数过低）等等），所以，尽管在理论和逻辑上，“刘易斯拐点”具有充分的自洽性，但是在实证上，目前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加以验证。

【刘易斯拐点对投资的启示】

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仍然要关注刘易斯拐点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如果可以有足够的证据判定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那么，可能在这个时期，就会有以下事情发生：

1、产业政策转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由于劳动力工资上升，在资本和劳动投入成本比例出现拐点变动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将逐渐加大比例，所以，或者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步增加比重，或者在同一产业的投入中，资本的比例会逐渐增大。

2、劳动者报酬提高，可能会加大消费力度，从而催生消费类行业的发展，具有明显消费性质的行业（如百货、零售、商超、医药医保等）可能因此而受益。

3、劳动者报酬提高，可能会促使劳动者的职业素质提高。这与前述增加资本投入相互呼应。

4、如果有良好的法律和宪政背景，刘易斯拐点可能会成为劳资关系的拐点。但这更多将取决于相关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环节的执行。

5、从一般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应该促进中国的户籍改革，以解决劳动力日益缺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