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

[读书]孙皓晖:《大秦帝国·第六部 帝国烽烟》


第五部读完之后,歇了蛮久才开始读第六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对秦文明充满称颂,认为这是充满了贵族精神的文明体制。秦国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更重要的是,秦帝国开创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法制一直持续影响到后世,可以说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之前的历史,其实都是在走秦国的路,只不过换了不同的家姓而已。这样一个巨型国家的倒下,令人唏嘘。

但情绪归情绪,总归要承认历史。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提出一个观点:任何朝代在成立初期都会遇到一个瓶颈期。这个说法本身显得有点流于表面,秦国没有安然渡过这个瓶颈期,一定有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或者,换句话说,秦国虽然倒下了,秦制并没有倒下,而相反,反而还绵延存在了近两千年。

本书可以和《李斯沙丘变节的真正原因》相互参考,思考中央集权国家的症结所在。

全书作为整套《大秦帝国》的收官作,在文笔和剪裁上更加成熟,但作者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观的多重标准。作者试图证明:秦文明非常伟大,且是中华文明的原生文明,却在后世遭到了令人遗憾的抹黑。如果仅仅是这一点,那没有问题,但作者又拘泥于集权体制的各种阴暗面而无法自拔,虽然提到了“集权体制的孱弱”,但又拼命找寻各种借口来洗白秦帝国的黑暗面,反复混淆“体制”和“文明”,结果就首尾不能相顾,造成了文中多处出现的双重标准。

譬如,为了抬高秦帝国的文明,作者把秦文明等同于华夏文明,这就必然带来了一个华夷之辨的问题,但华夷之辨这个口子一开,就不好收了。毕竟推翻秦帝国的楚军(项羽)在当时可不算严格的中原(中华)文明,而且驻守广西岭南的秦军队为何不回防华夏文明,这都很难解释(所以也就在书里没有解释)。

又如,作者为了合理化李斯和当时秦国执政者的行为,拘泥于“维护秦法不可变”(这一理念本身就违反他曾经褒扬过的商鞅的价值观),也可能是把秦法视为秦文明的化身,但这一具象化显然是失败的。商鞅尚且知道“世无常法”,而褒扬商鞅的作者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个自己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就导致作者在捍卫秦文明的时候显得很尴尬。

再如,作者虽然维护秦法,但对法律的理解似乎只局限于执法,而忽视了立法。但立法和执法是一体两面的,倘若立法就已经走偏,执法再严厉也只能起反作用。片面称颂秦帝国执法效率,于事无补。再说,商鞅所立的法律,是一个局域性的战时状态的立法,这个法律是否应该在和平时期的全局继续执行,本身就是个原则问题。

就全书来看,作者的论点和论体一直在不自觉地转移,一会儿说秦,一会儿说秦制,一会儿又上升到华夏文明的高度,但是这几个名词代表的含义是不同的。强行在不同的名词之间划等号,把秦文明视之为华夏文明的替身,让作者的价值观游移不定,是明显的多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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