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文/启之

一、思痛者：受难、受害与加害

1998年，韦君宜出了一本书——《思痛录》。其“缘起”说：“‘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写历史的，也有从1957年开始的，也有从胡风案开始的，想压也压不住。”

这段话，把“思痛文学”的宗旨、内容、体裁样式、作者状况以及其蓬勃发展之势都说到了。

纳粹的大屠杀、苏联的大清洗制造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其幸存者对这一灾难的记述成为“幸存者文学”。“思痛者”也是人道灾难的承受者，但是，“思痛者”与“幸存者”不同，中国特色的人道灾难赋予他们更多、更复杂的属性。北影文学部的离休干部，当年的右派陈瑞晴说得好：“我国的特征：大量的不是采取逮捕和人身消灭，而是精神的整肃——人人习惯了检讨、揭发、批判、认罪、告密、斗争会、彻底服罪……”（《只有云雀知道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页）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的政治运动，总是与大规模的人身迫害形影相随，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清洗队伍和改造思想，其主要方式是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人人过关、检查认罪。其结果是将被清洗者分不同等级予以处理。除了目的、方式和结果的不同之外，“思痛者”与“幸存者”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思痛者”常常集受害与加害于一身，作为“左毒”的信奉者，他们大多也曾施害于人。

二、思痛文学：非虚构与另类记忆

“思痛文学”不是虚构性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而是以回忆录和史传散文为主体的纪实文学。这是“思痛文学”在美学上的基本属性。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倾诉的愿望，蒙冤受屈者更需要通过倾诉以缓解压力。然而，对于“思痛者”来说，这种讲述是极其痛苦的。刘衡有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要写出自己20多年来不是人过的日子，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对于痛苦的反刍，是一场更大的痛苦。回忆一次等于撕心裂肺脱层皮，我的经历对我刻骨铭心，是一串串长在我心上的肉，摘下来一块就要流下一滩血。”（《直立行走的水》，自印书，第230页）这是所有“思痛者”在写作时的共同感受。

如果倾诉得到的不是心情的改善，而是痛苦的折磨，那么，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可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在无名无利，连国内出版都没有指望的情况下，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思痛者”的队伍。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他们，使之宁愿去重温那撕心裂肺之痛呢？

是留下真实的愿望。

如果说“幸存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真实地保存了人道灾难的记忆，那么，“思痛文学”则在保存这一记忆之外，还为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新闻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而文学家们呕心沥血构思的故事细节和人物心理在这类文字面前往往相形见绌。

童话给我们讲述了一位北京退休女医生的死——

当红卫兵涌进她的宅院时，她拦住他们问：“凭的是哪条哪款法律？”红卫兵一下子怒火万丈，挥着皮带命令她在廊前下跪。她丈夫乖乖跪下，被她盛怒下踢了一脚。她挺着脖子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红卫兵一阵暴打把她摁倒在地，她还大喊：“你们无法无天！”她是医生，平日既会保养又懂得锻炼，虽然六十多岁但身体相当健康，红卫兵边斗边打折腾了小半夜，其实并没有致命地伤着她。天明时，她从住宅里溜了出来，渗血的衣服贴在后背上，她想去大华影院旁的德昌厚食品店照常喝牛奶吃点心，但是刚跨进食品店就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追来的红卫兵也赶到了，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红卫兵一边打她一面向过路行人宣传她是怎样的坏人，于是过路行人也有上手打的。她死于米市大街路边。（《“坏人”之死——1966年纪事》，载《童话自选文集》自印书，2009年）

红卫兵来这里抄家打人，是因为这位医生的丈夫是前国民党官员。而她遭至毒打，是因为在美国受到的法治教育。她的道德意识不允许她向暴徒屈膝，盛怒之下，她踢了不争气的丈夫一脚。这一脚使一个刚烈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最令人惊异的是，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她居然还不愿暂时放弃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早餐喝牛奶吃点心，一大清早就穿着渗血的衣服去食品店。这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女性，就这样惨死于红卫兵和路人的拳脚之下。

沈蓉谈到这样一件事：1961年6月1日康生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倡演旧戏，尤其是《花田错》、《十八扯》一类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的戏）。康生的讲话被整理成文，作为学习的文件存在了电影局。到了1963年，毛的批示下来，康生马上变脸，1964年京剧汇演，康生在会上又大批旧戏、“三小戏”。作者的点晴之笔在下面——

司徒慧敏到电影局来，他说，1961年电影创作会议的档案材料千万不能拿出来！看不得！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那里面有康生提倡演旧戏、三小戏的讲话。奇怪的是我们大家，包括司徒在内，虽然都清清楚楚看到康生两面派的嘴脸，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敢于把他过去的那些话拿出来问他一问。（《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康生的投机在很多书里都写过，沈蓉的贡献在于党内的反应——司徒慧敏，这位老党员、老专家、老干部（时任电影局副局长），非但不向组织反映康生恶劣的政治道德，反而阻止人们去问、去想。而当时竟也没有一个党员、干部对这一作法提出质疑。这个细节说明很多问题。

司徒慧敏的表现让我想起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等人在毛泽东主持清洗罗瑞卿时的类似表现。《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作者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说：“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带四个将星的长征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引者注：指叶群）的脆弱的证词，……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成这样的诬陷。……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此后他们自己将被分而治之，在文革中受到公开抨击。”（台湾左岸版，2009，第44-45页）

史学家通过虚拟的假设来褒贬人物，“思痛者”通过真实的细节来反映时代。一虚一实都启人心智。

心理描写是虚构性文学的重要内容，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可信，是否生动，端赖于此。然而，真实感人的心理活动，往往不在于作家苦思冥想，而在于“思痛者”的亲历。

毛泽东死了之后，右派家属会怎么想，会做什么？戴为伟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母亲的所思所为——

快到国庆节了，妈本打算让我碰到商店卖排骨时买两斤回来，想了想又犹豫了：“别做什么肉了，那味一散，还不得有人说右派家属想翻天呐，毛主席去世了，你们还吃好的？！”妈自己去熟肉店称回半斤猪头肉，娘仨悄悄打了回牙祭。（《当年的追悼会》，载《记忆》2010年第10期）

女记者刘衡，在被打成右派的几十年间，她始终不接受这顶帽子。在干校的时候，好心人劝刘衡向邓小平看齐：“你看他多大的官，他都承认了是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答应了永不翻案。你干吗死不承认？”请看刘衡的内心活动——

我当然清楚，邓小平他们是聪明人，先保住脑袋再说。要是邓小平抗拒文革，拒不写永不翻案的检讨，他也许会像刘少奇一样。可我学不来，我和大家看电视，十分注意邓小平，观看他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有一次，我看见他低头在毛主席身边走过，忍不住一笑。使我感到，他是笑他把毛主席哄了。看见他的笑，我立刻想起三十多年前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一个学生的笑。那是在抢救运动中，有个学生坚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眼看就要挨打、挨吊了，他偏过头去偷偷一笑，转过脸来立刻承认自己是特务。邓小平的笑和那个学生的笑是那样相像，历史不会重演，却是那样相似。（刘衡《直立行走的水》，自印书，第192页）

谁能想象得到，一个顽固不化的女右派，会从电视中得到与官方意图完全相反的教育。不管邓小平那低头一笑是否真如作者理解的那样——为哄骗了毛泽东而沾沾自喜，上述文字都是对人心的一个真实记录。

还原历史是“思痛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和写作指南，而留下真实的愿望是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产物。它可能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在“宜粗不宜细”成为国策之后，新时期之前的历史要么成了禁忌，要么成了鬼画符。它可能来自于对过去的怨恨——如果不是反右我怎么会是这样，如果不是文革我何至于此。也可能来自于良知的回归——由于我的揭发，我的同学沦为贱民。由于我的激进，带人抄我的家，我姥姥被红卫兵赶回原藉，死在路上……

由多种原因造就的“思痛文学”具有了多种价值——它是对真相的披露，是对人生的总结，是对历史的另类诠释，是对自己误入歧途的辩白或反省。不管是什么，它都是对鼓励遗忘的拒绝，对“合理存在”的反抗。

三十年前，我翻译过一本英文小说《The Eight Moon》。作者是美国华裔作家，美国前驻华大使赫德的夫人包柏漪。此书是包的第一部作品。全书都是以第一人称——包的小妹三三的口吻讲述。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本情节简单，语言单调，平铺直叙的纪实文学会轰动美国，使包柏漪一举成名？为什么一个十六岁女孩身边的琐事会如此吸引人？以至所有读过中译本的朋友都说“应该拍成电视剧”。

这个疑问直到今天才找到答案——与幸存者文学一样，大部分“思痛文学”艺术水平差，缺乏技巧，语言不讲究。但是，它们拥有的读者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胜于虚构性的小说。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它以真为心，以实为体。它是文学之一种，但是它留给世界的不是文学之美，而是历史之真。它揭示给世人的，不是艺术，而是文化——它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受害与加害、羞辱与认罪、觉悟与启蒙。

三、受害与加害：从害人到害已

“思痛者”讲述最多的是如何遭受迫害——个人蒙难，家庭破碎，亲友株连等等。但是，让他们最痛苦的则是自己对别人的加害。韦君宜说：“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思痛录》第5页）这是“思痛文学”中最沉重的话题，这一话题铸就了它超乎文学的地位。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秀威信息科技，2008，第二、八、九章）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大力。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载《记忆》2009年第2期），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77--179页）。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4页）。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载《捍卫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第219页）。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台湾秀威信息资料，2010，第十一章，第一、二节）。

文革后，陆定一对于光远说过：“我们那些年的中宣部，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于光远《周扬和我》，香港时代国际，2005，第186页）陆定一说的整人，就是害人。他能够有这等不俗的认识，也是因为他曾为秦城冤客。被害的经历使他有了自己害过人的觉悟。周扬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同样来源于他的冤狱之灾。

人们常提到的夏衍的《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最后这两句是诗眼，也是对“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章立凡《书信中的整人史——〈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财经》杂志2009年第22期）这一中国特色的精彩注解。阿伦特说得好：“极权制度之下，没有一个道德完善之人。”如果说反右是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互害、自残的运动，那么，文革则是将无数加害者变成受害者的革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圈？

很多“思痛者”提到了因果报应。这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因为最大的加害者仍在颂歌中受人瞻仰，因为很多作恶多端者，比如说，运动中热衷于整人的“依靠对象”仍在颐养天年，毫无报应的迹象；因为无数没有加害任何人的无辜者，从四九年至今得到的唯有不义和不公。

据我看，根子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它以制造仇恨为能事，大洋国每天进行的“两分钟仇恨教育”（奥威尔：《一九八四》），在中国变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仇恨灌输。它使革命成了绞肉机，只有不断地吞噬“阶级敌人”，绞肉机才能运转，革命才能前进。于是，革命成了一种制造敌人的比赛（参见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北京之春》1996年第6期）。加害与受害的怪圈由此形成。

四、羞辱与认罪：从受虐到自虐

按照马格利特的定义，羞辱是“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进言之，“羞辱人就是不把人充分当作人或者根本不当人对待。”“不把人当人的方式有多种，一是把人当物品，二是把人当机器，三是把人当动物，四是把人当次等人（包括把成人当作儿童）”（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与公民认同》，新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第281-282页）据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思痛文学”都是被羞辱的文学。

但是，是否受到羞辱与个人的认识和感觉有关。如果“思痛者”认为，成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是荣誉而不是被物化，改造自己是应尽之责而非羞辱的话，那么，上述四种方式中，至少有两种对他们来说就不能算是羞辱。

“思痛者”所认为的羞辱，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系统，给组织写检查、检讨、交代、思想总结、悔改计划、自我批判、认罪书等书面材料是静态系统。归入异类，受审查，唱嚎歌、关牛棚、挂牌子挨斗，打扫厕所、五七干校、劳教劳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是动态系统。在这两个系统里面，静态系统最常见，最普及，也最源远流长。从延安抢救运动中大批“特务”的低头认罪，到周恩来的检查，朱德的检讨，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从地主、资本家承认自己剥削有罪，到农村的“四不清”干部的交代；从民盟领导章伯钧、罗隆基的登报自诬，到电影演员赵丹的思想交待；这种羞辱已经成为一种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现象。

检讨/交代与刑侦上的招供，天主教的忏悔有何不同？我请教了欧美的老外朋友和华裔学者，在所有的回答中贝苏尼最为详尽。她告诉我，刑侦中的confess（招供、坦白）提供的是材料和证据，并不是思想检查。天主教的confess（忏悔、告解）是匿名的，神父并不知道忏悔者是谁。中国的“检讨/检查”的目的在于迫使作者以自辱形式表达忠诚，与悔过和招供无关。

迫使人们向组织、向领袖悔过、认罪并非中国的独创，它是国际共运中的通则。斯大林的爱好之一，就是聆听列宁的战友们在党代会上“强忍屈辱，像神魂颠倒的教徒一样鞭笞自己。”（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368页）。但是，斯大林在羞辱人方面，永远赶不上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他更喜欢处决和劳改营，而毛则热爱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是羞辱人的最好方式，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低头弯腰才能更有效地摧残自尊。只有没完没了的悔过认罪，才能更彻底地摧毁自我意识。毛泽东的好学生江青深谙其中奥秘。她曾经这样吩咐新影厂的造反派：“陈荒煤、夏衍、肖望东……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要他们写材料交待罪行，每天交一份。”（《1967年2月1日江青、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讲话》，载《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自印书，第226页）。可以说，新中国继承了雍正羞辱“名教罪人”钱名世，谋反叛逆曾静的专制传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国际共运的这一法宝。

无论是写检讨，还是批判会，都是要通过内外两方面的丑化、恶化、动物化，妖魔化（牛鬼蛇神）来践踏你的自尊，摧毁你的自信，最后迫使你认同组织的结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羞辱是一个改变人性的系统工程，检讨/批斗是工程的基础，驯服是最终目的。认罪则是关键，是能否变化成奴才的转折点。

沙叶新有一篇专讲“检讨文化”的文章（《随笔》2001年第6期）。他所说的检讨的实质就是认罪。“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这个顺口溜说明，强迫人们做检讨，其实就是强迫认罪。因为只有成为罪人，你才能放弃自我，放弃思想，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

“思痛文学”告诉我们，“思痛者”大都是被羞辱者，因此也是认罪者和驯服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了半辈子的罪。赵丹从《武训传》批判之后，就开始写检讨，到了略感宽松的1962年，他请求周恩来发给他一个免斗牌。然而，关爱艺术家的周恩来，也不能让赵丹免于受辱——十年文革，他认了八年的罪。（李辉编的《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第88页）肃反时，杜高是23岁的青年，1955年5月，“组织”胁迫他承认自己是“小家族集团”骨干。反右时，他对肃反提出批评，又被打成极右分子，押送劳改。1960年，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他因为没有及时给伙房送回两个别人的窝窝头，受到了没完没了的批判，写了无数的检查。“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1969年，长期患病，身体极度虚弱，且精神已濒于崩溃的他，还不得不挣扎着为毛的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撰写心得，而这个心得其实就是另一种名目的认罪书：“我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一个右派分子来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加倍地感到只要加速改造重新做人，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宽大，得到新生的机会。我认清了当前的形势，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伟大正确，我不愿意再做人民的敌人，我要立即从反革命的阵营中跳出来，向人民低头，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清算过去所犯的罪错，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用自己改造的实际表现向人民证明自己真心悔改，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

从延安到文革，中国制造出来的这类罪人大约以亿万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检讨大国”（沙叶新语），不如说是“认罪大国”。

认罪之所以蔚为大国，源于“组织”的几个特异功能，首先，组织能使任何一个无辜者，包括对革命有功的人，把自己视为革命的罪人。其次，组织能使这些人上纲上线地作践自己，以至于把辱骂自己当作革命的表现。第三，组织能将认罪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办法是动员有罪无罪的人都来检举、揭发。对于无罪者，这是一个向组织表忠心的机会，对于有罪者，这是一个认罪、驯服的证明。

“思痛文学”给我们贡献了这方面的经典作品：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冯亦代的《悔余日录》，李辉编的《赵丹自述》，郭小川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杜高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

羞辱—认罪—驯服，这三部曲贯穿着受虐与自虐。显而易见，认罪是自诬。为什么自诬？一言以蔽之——恐惧。自诬是自虐之一种。自诬是痛苦的，费孝通在其选集的自序中说：“士不可以夺志，而我的志被夺走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年复一年对我过去所写的文章的批判，使我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起初不得不‘向人民伏罪’，随后也觉得‘毒草害人，罪该万死’，甚至也学会了用别人批判我的词汇和逻辑去批判别人。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从自诬到自虐，从希望重新做人到麻木沉沦，以至认同组织的最好表白。

1966年5月17日晚，邓拓在遗书中写道：“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袁鹰《玉碎》，《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卷3，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1975年3月，廖沫沙告诉专案组：“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个人事小，全局事大，牺牲这区区个人，而有利全局，有利于革命……我又何乐而不为？”（1975年3月《给专案组的信》，载《瓮中杂俎》）

这是自虐的极至。

当羞辱成为文化的时候，会引起什么后果呢？“思痛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答案：

羞辱人的社会是不正派的社会，羞辱文化践踏了普世价值和“习俗道德”（见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第十二章），是非、好坏、美丑、真假、善恶这些常识性的观念在“佞诌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的现实中被颠倒。虽然人们心中还保持着对常识的尊敬，但是，社会性的道德沦丧已经不可避免。

普遍的虚伪、跟风、随大流、投机主义、两面派、“双重思想”（奥威尔《一九八四》）弥漫于整个社会。而在羞辱活动中得逞的栽赃诬陷、卧底告密、打击报复成了常态。田汉对吴祖光的诬陷（董健《田汉传》），冯亦代的卧底、告密（冯亦代《悔余日录》）赵寻、蓝光夫妇对杜高的打击报复（杜高《一纸苍凉》）这类的例子在“思痛文学”中俯拾即是，一抓一大把。

不破不立，立在其中。羞辱文化建立起了新的道德风尚：向组织输诚交心成为义务，以组织的名义拆看私人信件，为了治罪，对信件、文章断章取义（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鼓励配偶与右派离婚，鼓励子女与打入另册者脱离关系，歧视有问题的人的子女和亲友等等。

有人问聂绀弩，国民党在现代史上有什么贡献？聂回答：国民党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共产党。如果有人问我，文革在当代史上有什么贡献。我的回答是，它将那些被羞辱者、认罪者和驯服者变成了觉悟者。

五、觉悟与启蒙：从反省到反思

阅读“思痛者”的作品，你会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内容都会与“上当受骗”有关。右派们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了组织；红卫兵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反修防修；走资派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说服自己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造反派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造反有理；知识分子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自己带有原罪；知青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上当受骗，用文革的语言就是“受蒙蔽”，“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是文革时流行的口号。“思痛者”就是“受蒙蔽”者，因此“思痛文学”既是“受蒙蔽”者上当受骗的文学，也是“受蒙蔽”者反省和反思的文学。“思痛者”反思的是蒙蔽他们的歪理邪说，是让这些歪理邪说纵横天下的制度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思痛者”就是觉悟者，“思痛文学”就是启蒙文学。

丁东在沈蓉的《红色记忆》的序中说：“沈老回忆生平经历的这些往事，其主旨不是作为光荣来炫耀，而是作为历史来反思。她所展示的，是青年时代忘我地投身革命，中年无可奈何地经历政治运动，晚年开始反思的心路历程。”

丁东所说的“青年——中年——老年”的三部曲，是所有的老年“思痛者”的共同经历。反思既是老一辈“思痛者”的思想升华，也是新生代“思痛者”的叙述主题。对自己盲从狂热的反省，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审视是“思痛文学”最有思想史价值的部分。

卢弘在《我的一件亏心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陈英，一位四十年代初就参加了抗日的杰出女性，因向领导如实地交待自己被国民党俘虏的经过，而被定为自首变节。开除党籍，反右期间她就此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从此沦为贱民。文革一来，她又被打成叛徒，赶到山西，七斗八斗。组织要求其夫与她离婚，赶她出门。在百般无奈之际，她到北京向自身难保的卢弘求援。卢弘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这位曾经亲如手足的难友从同情到厌恶，从亲近到逃避的变化过程。然而，他无法逃避良知的叩问。30多年后，作者写道——

我国有句谚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却不能坦然地这么说。因为我做过亏心事，并且关乎一条人命！

她是我的一个女战友，一个也曾年轻又才貌双全的好大姐，与我亲密得如同一对非血缘的姐弟。然而，我在她最需要帮助和救援时，却切断了与她的一切联系，致使她如今是死（按照当时情况，这几乎是必然的）是活（若还在世她已过80高龄了），我都概不知情。

我的记忆琴弦一旦触碰到她，就会如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似地震撼着我，冲击着我，使我永难安宁……（《记忆》2010年第9期）

《炎黄春秋》有一个专栏，叫“忏悔录”。那里的文字都是反省的结果。文革初，偷看同学宋尔仁的日记，并把它交给组织的马波（老鬼），坦诚“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载《炎黄春秋》2009第9期）1967年8月5日在北京粮食学校的武斗中打死了同学的王冀豫在四十四年后这样告诉自己：“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那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背负杀人的罪责》，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当年的人大学生，现在的高校教授赵遐秋为自己当年跟风整人，使同学邢志恒自杀而懊悔（《跟风整人的懊悔》，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在反右时服从组织，撰文批判黄秋耘则使韦君宜悔恨终生。（《思痛录》第42页）

反省内心需要道德勇气，反思外因需要才学识胆。叶维丽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有这样几段话，催人长思——

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我是这代人的一员，说这些话绝不仅仅是站在外面或高处去指责别人，它还包含着深深的自责。看胡杰的电影时我感到无地自容。第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时，我给他写了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这是心里话。（《记忆》2010年第7期，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在这种文字面前，无论是非虚构性的“幸存者”文学，还是虚构性的“伤痕”文学都黯然失色。正是对内的反省与对外的反思赋予了“思痛文学”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它在主流之外，挺起脊梁向世人宣布：在当代史云遮雾障之际，还有一种文学以真实为平台，以“史鉴”为号召。绍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默默无闻之中开辟了朱厚泽所说的“新启蒙”。

结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类纪实文学的兴盛，先后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革命母亲夏娘娘》、《不死的王孝和》等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一章：散文，第五节：回忆录与史传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编写）、《星火燎原》（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编写）、《志愿军一日》等革命回忆录，感动、教育了无数人。这其中包括革命者的后代，也包括非革命者的后代。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今，《上海生死劫》（1988）、《牛鬼蛇神录》（199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1998），《思痛录》（1998）、《往事并不如烟》（2004）感动、教育了更多的人，这其中包括革命者后代的后代，也包括革命者本人。

第一次纪实文学的创作，由国家机器组织作家生产，共青团中央等部门推荐、号召阅读，直到文革前夕才消歇。（见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编第十一章第三节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二次纪实文学的创作，发自民间，由受难者和受害者自己撰写，大量作品只能通过海外、自印、互联网等渠道艰难问世。这一思痛文学之潮，从新时期至今三十多年，仍旧蓬勃，不见尽头。

然而，第一次纪实文学荣列文学史。高玉宝、吴运铎、黄钢、柯蓝在一片赞扬声中青史留名。第二次纪实文学被学界长久冷落。郑念、杨曦光、戴煌、韦君宜、章怡和从来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同。

这两次纪实文学都是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不同的是，前者的真实是革命需要的流血和牺牲，后者的真实是革命造成的恐惧、苦难与毒害。

《记忆》201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