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有进者，笔者读史、教史、著史数十年，劳者自歌，亦每以千虑一得，自作主张，对四千年国史之诠释，一以贯之。斯即数十年来初未离口之拙论，所谓“三大阶段，与两次转型”也。愚意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记录可征之国史，凡四千余年（公元前二二〇〇～公元二〇〇〇年）。四千年中，如按我民族所特有之社会型态发展之程序（typological approach to societal development）而分析之，则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从帝制转民冶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笔者鄙见认为此一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难见肤功也。换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之中期，方可略见松动。此不学所谓两大转型也。
今日尚主宰大陆史学界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根据马克思主义之教条，则分国史为五段，亦即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包括所谓“最后阶段”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也。今因大陆上两制之推行及苏联之解体，社会主义已成过街老鼠，鲜有衷心信服者矣。然不疑之处原亦有其可疑余地也。纵观近百余年来之名家史学，马派之社会发展阶段论之科学性，原未可厚非也。只是日耳曼学人太武断，每好以偏概全；而我国五四以后之启蒙文人，崇洋过当，在学术转型期中食洋不化。致将错就错。盖人类社会之发展虽有其通性，然各大民族之社会发展亦各有其特性，二者交互影响乃形成各民族史之不同型态与不同阶段也。在欧亚大陆上，我华夏民族社会发展之经验足与白种民族[包括闪米特族（Semitic Peoples）]相颉颃。马派史学所总结者，实为白种民族之现象，持之以解释我民族之发展，凿柄就大不相投矣。榫头卯眼大小不同而硬接之，就死人亿万了。思之可悲！
没奴隶社会也没资本主义
我国古代中有奴隶（slaves），而无奴隶制（slavery），笔者在不同的拙著内曾力证之，国际汉学界亦有公论。[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 30 volumes）一九七七年版．第十六册．页八五八]既无奴隶社会阶段，则我国史上之封建制，实自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直接演变而来。其实马派史学所谓之原始公社者，即初民之部落生活（tribal life）也。盖初民生活原与猴马牛羊等群居动物（尤其是猿猴一类）之社会行为，颇有相似之处。群居动物，居不离群。初民生活亦必以部落为单位，而部落生活必有其自然形成之酋长，有其长幼强弱之分歧，亦有其部落间之交往，及彼此间之竞争与斗争。甚至守土之习惯与夫疆界之划分。亦为与生俱生者。近年生物学家曾发现非洲之黑猩猩（chimpanzee），各群之间亦每为争夺疆土而发生群斗，其情况竟如初民之间的部落战争。若辈虽无武器可用，然既抓且咬，爪牙并用，为族群之保疆卫土，亦每至死伤枕藉，有时甚至阖族同殉，其惨烈亦不下于我国共相残之内战也。猿猴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以故初民社会之属土习惯，及长幼强弱阶层之自然形成，实即封建之雏形也。随之，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千年演变与进化之结果，乃形成西周时代之高级封建王朝矣。曩昔余读美洲红人史，每惊其与我国三代史之酷似也。近读十七世纪前后在美国维吉尼亚洲建国之印地安“帝国”史，尤信封建制出于部落生活之非虚。盖此邦盛时所拥疆土约为台湾之一倍，其君主保哈坦(Powhatan)属下有大小诸侯三十家。每家各有其大小不同之疆土；每家亦各拥有勇士自二十人至三百人不等也。他们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利义务亦均约定俗成，颇有可观。保哈坦有女甚美，后来下嫁与英人，颇有贤名。闲读此书，几疑其为《左传》之英译也。(见Helen C. Rountree，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9. pp. 114─125.)
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这一东方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之末，可说已登峰造极。唯物极必反，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之后，它就开始滑坡以至崩溃了。能把这一从滑坡、崩溃到改制的经过，说得最简单明了的古代记述，实莫过于《汉书•地理志》里的一段记载。且抄录如下：
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纵连衡，经数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孓遗者矣。(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六册，页一五四二。)
《汉书》中这节记载，历史家要在鸡蛋里找骨头，那也是找不尽的。可是作者叙述的封建崩溃的程序，那大体是言之成理的。可是郡县制之出现却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经过数百年慢慢转变出来的。大体说来封建崩溃之开始是，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而不封，县而不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个政治制度了。
把郡县或州县的“县”解释成“悬”字，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在他的名著《说文解字注》中也说是“县者县(悬)也”；不过他接着说是“县(悬)于郡也”，那就说错了。(见该书万有文库版第三册三十四页)笔者青年期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就读时，随顾诘刚师治商周史便曾指出段氏之误释，认为是“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而非“县于郡者也”。撰成《我国郡县起源考》之期终作业，嗣并收为《毕业论文》之前篇，颇承业师过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益觉青年期判断之非谬。盖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古日本及若干印欧民族国家亦有之，只是其结果不若中国竟发展成独特的郡县文官制(civilservice)之重要而已。
郡县制之兴起与发展实为我国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第一次大转型之关键所在。一转百转，迨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由封建制转入郡县制，全国人民生活方式(lifeways)便无一不转。“废井田，开阡陌”亦是必然之事。所谓“废井田，开阡陌”者，即是开放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民私自耕种，以增加生产也。笔者撰拙篇于抗战中期，初不知历史会重演，其后竟有废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等之现代化的“废井田，开阡陌”也。以故笔者不揣浅薄，亦将五十余年前之青年期旧作收入本编，以就教于方家也。
回忆五○年代中期，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之时，曾在该校之“中国历史研究部”作编译。斯时学部主持人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1896─1988)教授之巨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正在杀青阶段(此书于一九五七年由耶鲁大学出版，近年曾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译成汉文出版)，魏氏嘱余校订全稿并笺注拙见。不才曾叹其功力惊人，而其结论则因果倒置。盖魏氏修正马克思末竟之学说，所谓“亚洲式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并创立其一己之理论，认为“亚洲式社会”实为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而兴建规模宏大之水利工程，乃导致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逐渐建立起极权专制之国家机器来。其语甚辩，而鄙意则适得其反。盖我国国家机器之完成，实在始皇帝“废封建，立郡县”，建立“职业官僚体制”(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之后也。我国政治制度之发展，实是郡县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于先，而大规模之工程(如都江堰、长城及运河等等)则建设于后也。建立都江堰这样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李冰，便是秦王国的“蜀郡太守”(今日大陆上叫做“四川省委书记”)。李冰若不是利用他省委书记的权力，他的都江堰工程(约同于今日李鹏主持的三峡水坝工程)，是无法施工的。以故笔者数十年来所笃信之我国“国家强于社会”之传统(始自郡县文官制之出现)，为我国政治制度之最大的特点之拙见，与魏氏之说，表面上似颇为接近，而本质上固有其本末先后之异也。
百代犹行秦法政
这一记从秦国开始的我国史上的第一次社会政治大转型(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发自商鞅(公元前三九○～前三三八年)，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二二一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一四○～前八七年在位)。汉初诸吕乱后，非刘不王，曾一度郡国并存，搞一国两制。迨吴楚等七国乱后(公元前一五四年)，封建之“国”名存实亡，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政制转型始正式落幕，至今未变。其它相关的转变，如重农轻商的经济制度、独崇儒术的职业官僚制、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婚丧礼俗的日常生活等等，一转百转走向定型。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自秦汉以后，晋、隋、唐、宋、元、明、清，甚至民国时期之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均不断加强之。迨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毛氏当国对此一中央集权的三级文官制之传统，可说更是情有独钟。在他与郭沫若往来的诗词中，便颇能闻其心声。今且抄他一首七律全文如下：
《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神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此诗作于何年，论者不一。但在九一三事变之后，毛为四人帮批林批孔助阵时，重提此诗，可知其念念不忘也。总之毛氏对马列主义之了解，自始至终未脱离标语阶段，而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复，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谨序于北美洲
（摘自《晚清七十年》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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