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是选出来的吗？
毛氏骂国民党不民主骂了一辈子。但到他老人家自己晚年的时候，却对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的“选举”，提出了公开的否定（早年的毛泽东因为声威未定，心里敢想，口不敢言）。在文革后期毛氏一再的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见毛主席“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氏又说他认为周恩来当总理是“中央派的”。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所规定的选举这，选举那，都是空话。但是毛主席不是选举出来的吗？如果毛主席不是选举的而是自己派的，那又何必假惺惺地搞一套“人大”“党大”的假选举呢？既然搞了又何必当众戮穿呢？
这一点，事实上共产党就比国民党憨直可爱！到今天（本文发表于1976年——编注）的“台湾有三害，立监国大代”还不是厚着脸皮硬说自己是国民公选的吗？
毛氏分明知道“选举”是假的，而他自己又有勇气加以拆穿，但在他统治下的人民中国却一选再选又是什么道理呢？这个毛泽东思想中的结，毛氏自己一直未解开，其实，其中并无什么深文大义。“选举”这个东西自古希腊贝壳投票开始，到今日大美帝国二百周年大选，一直就是都市小资产阶级所搞出来的“上层建筑”，它与无产阶级本无亲戚关系。倒霉的无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不幸地被都市小资产阶级洗了脑而不自觉，因而也搞起选举来。选举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直如乡下哥哥学文化，脱下草鞋穿皮鞋，打领带，结果周身不舒服。毛泽东之所以比列宁伟大，就是毛老大箍上了林语堂所谓的“狗领”的领带，不舒服时还敢公开否定，而列宁这个乡下哥哥，虽然当众出丑，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选举”这个“文明字眼”，不过是诸端之一耳！其他都市小资产阶级的“文明字眼”被无产阶级仁兄们借去佩带的可多着呢！文革以后，知青下放者，一千二百余万人。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向贫下中农学习，抓革命，捉生产，本是革命青年的本份。但是下放久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知青，个个都感到无“前途”，感到“苦闷”，而满腹“牢骚”蠢蠢然有泅水之志焉。试问“前途”，“苦闷”，“牢骚”等等“文明字眼”，又岂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朋友！“前途”这个概念，和“苦闷”、“牢骚”等诸种心理状态一样是“凡知识分子皆有之”的通性，它们也是和小资产阶级分不开的！试看社会主义革命中，最革命最前进的贫下中农就不想什么“前途”，不感觉任何“苦闷”，也不发什么“牢骚”，所以毛主席称之为“倚靠阶级”！那些被集体下放的“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人，一个吃草”的东西，就有点“靠”不住了！
无产阶级的升华
一言以蔽之，“无产阶级”——包括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non-propertiedclass ）——不能有“知识”。一有知识，它就要发生升华作用，不论“有产”（propertied）或“无产”（non-propertied），都会转化为“中间阶级”（middle class ）。中间阶级自有其中间阶级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但要自由，要平等，还要食有鱼，出有车。而推动这一升华作用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经济”重于“文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是跟着经济上升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适得其反。因为教育起飞究竟比工业起飞要容易得多了。不说两者同时起飞，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二者之中有一个一飞冲天，则马克思主义，就要不“修”自“修”了。
列宁这个未坐过飞机的北欧老毛子就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他体验到共产主义在英国搞不起来，乃喟然叹曰：“英国的工人，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不是。英国工人并不是被资本家收买了，不革命了。而是英国因为各种因素的驱策（包括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削）而经济起飞了。资本家固然赚大钱，工人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也同时提高了。一次大战前后的英国工人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普罗阶级”，而是具有中产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了。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口号失去兴趣，而转向“巴厘满”立法的和平转变。这便是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执政的社会背景。到七十年代的今日，英国共产党亦已摒弃莫斯科而走工党路线，其道理亦在此。
这一无产阶级的升华现象在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尤其显著。今日美国总人口约两亿，而美国工联和产业职工总会（AFL -CIO ）的会员总数约合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如加上会员的家属则是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人民是美国“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的正规军。要搞“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proletariat）那应该是他们专政了。相反的，美国的第一大工会的AFL -CIO 是如众所周知的相当反动的团体。搞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以血汗工资接济的在大学里读书的儿女。而最反对他们的，正是他们自己的左倾的下一代。
越战期间，美国民意测验表示得最清楚。凡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往往是最“反动”的地区。那些资本家和“高级知份”所住的地区，则反而较为“进步”。这一现象其实并不费解，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美国产业工人早已不是马、恩、列、史、毛所想象的普罗。他们和英国工人一样，早已由普罗阶级升华为小资产阶级了，他们除每周三十五小时的工作之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早已中产阶级化了。
朋友！你能说那赚两万美金一年的通用汽车厂内的产业工人是普罗阶级吗？
他们有洋房有汽车，冬有水汀，夏有冷气，看的有彩色电视，玩的有卷毛洋狗。
纵使有点“剩余价值”给人家“剥削”了，也就算了。去斗争，去专政，实在犯不着了。
美国工人固然得天独厚，其实西欧的工人的中产阶级化也只是程度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是中产阶级，所以大家也就搞搞中产阶级的巴厘满衙门的政治也就够了。什么“暴力”，什么“专政”，还是让那些国际“毛派”（Maoists）去搞算了。
君不见拥有党员数百万的法共和意共乎？他们要搞议会政治了，反对俄共的“剥削人权”。他们主张“信仰自由”“文艺自由”。人数较少的西共，对这些“文明字眼”也大有兴趣。他们认为他们邻家的葡共所以搞糟了，就是葡共盲目走莫斯科路线，搞一党专政，弄得众叛亲离，全国喊打的结果。
须知葡萄牙这个小国是西欧最落后的国家，人口至今尚有三分之二是文盲。
这样落后的国家莫斯科路线尚且走不通，如走北京路线那就更是缘木求鱼了。
对这种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升华之道，一无“实践的知识”的我们伟大的毛主席，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发展，难免就傻了眼了。毛泽东思想本有其正确性。毛氏反对书本子知识，认为只有实践的知识才是知识，基本上也不能算错。可是毛氏也有他自己的《矛盾论》里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因为七十年代里世界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实在太复杂了。那个垂钓于中南海的八十老翁是无法“实践”的。不能实践，他也就只有靠书本知识了。
更不幸的是毛公那个偌大的书房之内的书本子所能提供的“知识”，实在也很有限。那一部据说毛氏真的一本一本地读完了的，八百本的线装二十四史内的英雄人物们，就没有一个是属于汽车阶级的。
那一堆据说毛公读后曾与苏联权威理论家由定（P. F. Yudin ）有过长期切磋和辩难的汉译洋书，也只是一些结论完全相同的一家之言。就凭这点点脱离实践的“书本子知识”而盱衡世界革命，慨叹人心不古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已经有一半以上不相信马列主义了。”那就有点以偏概全，脱离现实了。
试问那些法共意共西共英共，乃至美共加共和拉共（拉丁美洲）就完全忘却阶级仇恨不想搞无产阶级专政了吗？
非也！他们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们底党在部分地战胜了资本家之后，党本身也早已中产阶级化了。关于阶级斗争等等传统的老把戏，他们贵党，既不能搞，也不想搞，更不必搞了。
我们“斗志昂扬”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斗士们，不去实践地了解人家的底牌，光是坐在井底讪笑他们，那难免就如林姑娘所说的“不怪自家无见识，翻将丑语诋他人”了。
人民内部的恶性循环
不过话分两头，以上所说的无产阶级升华的现象，在目前是只能发生在经济和文化双重起飞的工业化的社会里——也就是所谓“先进的国家”底社会里。至于那些今日仍是文盲遍地的“落后地区”或“第三世界”里的情形，自当别论。
七十年代里的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事实上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也就是说既非先进，也非落后；既是先进，也是落后。近三十年来由于国共两党努力普及教育的结果，知识分子在全国人口比率上激剧上升，而在同一时期里，工业化在国民经济中的百分比则上升得有限。换言之即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大陆）在今日仍是个农业国家，它那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还不足以负荷那个有高度中间阶级意识、并且日益壮大的青年知识阶级。
这个万分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限底工商业的都市社会无法消化的情况之下，就只好由党和政府强制“下放”。但是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仍是很原始的。那些满腹“代数”“几何”和“政治经济学”的知识青年，一经“下放”则除了向贫下中农学习些体力劳动之外，满肚皮的“知识”却一无所用。因而近十几年来的大陆就发生了一种怪现象。政府和党一面大力普及教育，大量制造“知识分子”，而另一面则大量浪费“知识”。
同时正因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是和“小资产阶级”分不开的，因而大陆上还有一种更严重的矛盾现象，那便是共产党一面正冷酷无情地打击和消灭小资产阶级，另一面却在大量制造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个辩证唯物主义对立和统一的领域之内，很难解决的恶性循环。
林彪这个叛徒，口不择言地说知青下放是“变相的劳改”。知道解放前中国社会情况的老顽固们至少也可以说那是“学非所用”。既然“非所用”，那又何必要“学”呢？一学就学出了问题，因而要把他们送到农村去由贫下中农来加以“再教育”，这岂不多此一举了吗？青年人一生下地就干脆不受教育，直接去做革命的贫下中农，岂不省事？
从“省事”这一点来着想，我们不禁感觉到我国古代的秦皇汉武实在是聪明。
秦始皇认为最“省事”的办法，便是“以愚黔首”。秦始皇之道虽被汉武帝“修正”了很多，但这“以愚黔首”的原则是基本上被继承了。终我国帝王两千年之治，“黔首”是被他们“愚”得够惨了。
有一位美籍华人教授，读了蒋总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遗墨而大不以为然。他认为那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比蒋氏高明多了。其实教授有所不知，顾炎武所说的“匹夫”并不是贫下中农！顾氏所说的“匹夫”正是你们大学教授那一层唧唧喳喳的匹夫呢？与市井小民何有？
老实说两千年来真想搞“匹夫有责”的还是刚刚去世的毛主席。他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匹夫全都搞掉，然后再从贫下中农的阶层内培养出一批新的匹夫来。可是他老人家搞了二十多年，还是搞不通，现在也不能搞了。
文法科大学不必办了吗
文革以后，毛主席不是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言之就是“文法科大学大可不必办了。”纵使为着贫下中农的子弟，文法科的大学为什么不必办了呢？其理甚明。秦始皇焚书，所“焚”的也只是文法科大学的“书”，理工科大学之书，也不在被焚之列。
不幸的是我们的毛主席并不相信美国那个反对工业化、主张小农制的桀符生，而相信德国的马克思。他要搞大农制和工业化。这样，则“老农”和“老圃”的知识就不够用了。所以他还是要办“理工科大学”。中学呢？当然是要办了，因为中小学是国民基本教授，岂可不办？如此，则毛氏便吃了近三百年来洋框框里发展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形式主义的亏而不自觉。他根本不了解普及的自由教育是什么回事。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总结三百年来西方自由教育的经验而提出“教育除教育本身以外无目的”的口号。中国传统教育的宗旨原来也是一样的。在理论上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读书知礼”，并不为着发财吃饭。
西欧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后的教育，也是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并不等于“职业训练”。可是在西欧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的各项职业开始专业化。
因而专业化的职业训练，也渐渐侵入教育界，变成教育的一部分，甚至转而喧宾夺主。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机构反而沦为国民基本教育的中小学，所谓“高等教育”便逐渐被专业化训练科目所独占了。大学变成了专业化的职业训练班。那原是最下乘的开火车头的火夫们（engineer）的知识，也居然变成大学里的专修科了。那些打算盘搞买卖的生意人和衙役皂隶的知识不用说也挤入大学校园之内变成了条理分明的学问。
学究老夫子如杜威者流，面对这一发展，逐渐看不顺眼了，慨叹人心不古之余，他们要抢救被科学和机器所糟蹋了的人类文明，因而提出他那有名的“杜威教育哲学”来。经杜威这一呼吁，西欧北美东亚甚至苏联的教育均大受影响，所谓“自由教育”和“人文学科”（liberal arts ）在高等教育总算保持了一部分。今日欧美大学本科低年级学生不急于选择专修科系，便是为教育而教育的中小学教育之延长。受足了国民所应有的人文教育再进而接受专业化的职业训练。
所以中小学和大学里的低级班，在今日西方是纯粹为教育而教育的人文学科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大学高班和研究院则是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训练。理工科高度专业化；文法科也是一样高度专业化。“隔行如隔山”，“一行不到一行黑”。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无论哪项建设——如“五年计划”，都市设计，环境污染之处理等等——都是千百个各行各业专家通力合作的心血总结晶。在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叫做“通人”的。
中国古人说“不读三通何以为通人？”在今日高度分工的社会里，你熟读“十通”，可能仍然是“一窍不通”。因为高等常识，并不能代替“一技之长”。无“一技”之长在一个分工极细的社会里是很难插足的。因为有“综合之才”的行政管理人员，也是“专才”，不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试看亨利•福特以后工业界沿用未变的“流水作业制”（assembly line ）在当初这一制度简直被认为是“工业学大庆”的不二法门。但这一制度在超工业化的国家里已渐被废弃，其主要原因便是在这一制度内，工人都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
但人毕究是人，他还有究竟与机器不同的部分。这一部分如不开刀割除，则人与机器完全混合为一（如卓别林的名剧“摩登时代”中所表演的），终难全部协调。
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之后而经济文化双重起飞的社会内，“人”的“知识”被提高了之后，这一个把人当机器零件使用的制度，就开始出毛病。现在造小汽车驰名的瑞典的乌乌汽车厂（Volvo）就正在试用一种新制度来代替效能递减的流水作业制。而这一新工作制之试行则有赖于各种工程师，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工商管理专材，生理学家，医护人员，乃至文学艺术家等等之通力合作、分析与设计。
一个小小工作制度之改进，其牵涉各种专业人员之广泛有如是者。若谈涉及范围之大，牵涉之广，影响社会人生之深远如中国之“五年计划”者，则又当何如？如果吾人对已发展与超发展的社会型态，毫无所知，而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前途只是理工科大学而已，这种概念在稍有深度的学术圈子内，听者之间相视一笑而已，因为它不值得一驳。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毛氏似乎主张大办国民教育的中、小学教育是个什么东西呢？中、小学教育是国民常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是杜威的“教育就是教育的目的”；是孔老二的“有教无类”。在今日中国也可说是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常识教育。
须知在杜威哲学之下成长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只是为训练中学师资而设的。杜威还有杜威的另一面，他绝无反对“专业训练”的意图。而今日中国，只搞常识教育，专业训练则只限于“理、工”。“文、法”似乎无“专业训练”之必要。这就变成了“半部杜威”了。
想不到有指导“超西方”（post -western）工业化社会发展潜力的毛泽东思想，在教育上所承继的只是“半部杜威”和“半部论语”，能不令流落在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泄气！
再者这些奇谈怪论出之于毛主席之口是情有可原的。他老人家是住山洞出身的第一代革命领袖，有其朴素的革命传统。老实人说真心话，这是朴素的伟大革命者，可敬和可爱的一面。他们不像一般政客的搔首弄姿，装腔作势。但是他底朴素言词，第二代接班的领袖们如果竟愚昧到信以为真的程度，那八万万炎黄子孙就要开始养辫子来革命了！
何以“知识分子最无知识”
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句最动听的口头禅：“知识分子最无知识！”
这我们也相信是他老人家的真心话。不是受了知识分子的气，咬着牙齿说出的愤激之词。因为毛氏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现象的“实践知识”还停滞在“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ization ）时期，而没有跟着时代进步。
心理学家知道，一个人未跟着时代发展的少年时期的经验往往下意识地支配着他老年时代的思想和社会行为。这一心理现象，在中国近代旧式家庭里，顽固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们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抗战胜利之初，我们那孝思不匮的蒋主席回到奉化之后所料理的第一件私事便是重修蒋氏宗祠。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偃，所有国代、立委自然更搞得全国家庙林立了。可是委座有所不知，宗祠、族谱这些东西原都是社会流动性极小的农业社会里搞的“五世同堂”的产物。在高度工业化以后的“三民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延续的。
蒋公过世，经国先生为念先帝之遗德，对蒋氏宗祠可能还不时祭扫。到孝文、孝武两兄，恐怕就要阳奉阴违。再到他二人哲嗣的时代，恐怕祖先牌子就要变成台球拍子了。
蒋公身为总裁，是国父遗教的承继者，为什么对三民主义道路上的社会发展如此茫然呢？无他，总裁日理万机，那有功夫去研究社会学呢？对三民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未弄清楚，所以就被潜伏在他下意识中未经发展的少年时代的经验所主宰了！
在一个大家庭中，一个独裁顽强的老祖父，往往会搞得一家人啼笑皆非。大家明知其落伍还是要奉承颜色，鞠躬如也，好让他老人家含笑归天。可是一个国家如被这样一个老祖父所主宰了，其情况就不只是啼笑皆非了。
且说毛主席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毛氏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显然还是“五四时代”胡适、陈独秀、梁漱溟……一类的知识分子。那是一个从古农业社会向近代化工业社会发展的“转移时代”（transitional period）。这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的特点甚多，举其要者：（一）人数少，以稀为贵；（二）常识丰富，新旧中西，样样都来；（三）谈起专业则一窍不通。这种知识分子中的“大师”们，就好处来说，功在“启蒙”；就坏处来说，那就是“肤浅”。肤浅而硬要装腔作势，那就变成毛泽东所说的“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但别小看他们，他们自有不朽的影响。时势制造了他们，他们也制造了时势。
他们不需要像江青同志他们那样硬干，便占领了文化、宣传、宗教各要津，掌握了一切的公共知识交流的媒介（public media）。北京一屁，举国闻香！其中有雄辩之才，和常识特别丰富的少数，便容易哗众取宠。
胡适之先生那时便是常识最丰富，辩才最敏捷的一位。他不论中西，不分文法，都能头头是道地吹出一大套来。那些只通一经的老学究吹他不过。心服口服的便叹为“中西之学俱粹”的异才。口服心不服的如黄季刚者流，则公开的在“红楼”之外解小便，以示抗议。
但是吾人试翻翻周策纵先生所编的“五四资料录”看看这些人当时在吹些啥子，我们就知道他们吹的是：“科学”“民主”；“国故与西化”；“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宗教与美学”；“水浒传与红楼梦”等等。其中最伟大的则是梁漱溟先生。他搞的是包罗万有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但是你如问问他们一些具体的小问题，他们不是不屑一谈，便谈而荒诞。胡适之那时就主张“谈”问题；李大钊就要“谈”主义。其实李大钊的肚子里就没有多少主义。胡适能说会讲的嘴巴里，也“谈”不出多少真正的问题来。
君不见适之先生晚年醉心“两党制”吗？他老人家忽然心血来潮，搞起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来。他以为把一个老大的国民党劈头一刀，一半变为国家党，一半变为人民党，台湾就立刻变成“两党制”了。当然蒋总统认为这只是“书生之见”未加理会。恐怕“我的学生毛润之”对“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主张便更觉得幼稚可笑。在毛学生看来，胡老师的三十六顶博士方巾，实在抵不上韶山冲里，贫下中农的一个草帽子！其然哉？岂不然哉？大师犹且如此，则二师、三师之流，不用说更是自郐以下矣！
不特此也。最坏的还是现代中国的永不退休制。不但“主席”、“总统”、“国代”、“立委”不退休，名流学者，又何尝退休？六十年前，就读完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的青年学者，虽然六十年后大英一科全书也读不了，还不是杏坛高据，绛帐春风，继续指导其博士弟子吗？
可怜的是我们湘潭土包子的毛老大，六十年前在北大做“二十八划生”时代，“红楼”之内，吹牛无份。“红楼”之外，小便不敢。但他底秉赋是聪明的，观察是敏锐的。他所见所闻吹牛小便之士，不过如此！及至他乘龙跨凤，位跻九五之时，他所见所闻的在国共和议，人民政协上夸夸其谈的，以及后来在海外反共，海内摇尾的，还不是那几位？这些“分子”名则名矣，但是究竟“知识”到哪里去，就大有问题了！
朋友，你如默坐沉思，想想中国六十年来的文化班底，和他们底社会行为，你能说毛主席的名言“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没有科学根据吗？他要停办文法科大学，是荒谬绝伦吗？
毛主席是不是知识分子
但是，糟糕的便是毛主席本身是不是知识分子呢？蒋总裁会说：“你读书，我就不读书？”依样画葫芦，吾人如“舍得一身剐”也反唇相讥说：“我们是知识分子，你姓毛的就不是知识分子吗？”
还有，知识分子是否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呢？未发展、发展中、已发展和超发展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质”和“量”，以及它在社会上所扮的角色，是否完全一样呢？
事实上，毛公不但也是个知识分子，他还是个老牌知识分子。他底思想、观念等心理现象是属于休而不退的“五四遗老”那个范畴之内的。不同的是毛公有权，其他遗老则连个老婆也管不了。当然，“毛泽东思想”亦有其“卷上珠帘总不如”的一面。否则他也“夺”不了“权”。
可是毛氏——和其同辈的国共两党内的理论家们一样——显然是不了解一个落后社会向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蜕变所必经的程序。他以偏概全地把各不同时代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笼统归纳到他少年时代经验之内，而一锅醢之！他犯了他自己所立的“无调查研究，便无发言权”的戒条。因而提到知识分子的问题，就难免瞎扯淡！
《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十月号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