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傅国涌:“文革”结束了吗?

“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大凡上了点年纪的国人都听说过“文革”初期的几位风云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过“王、关、戚”在风波迭起的“文革”大潮中如同昙花般开了又谢了。读罢《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这是王力晚年的回忆与反思,虽然他至死未能摆脱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忠诚、信仰乃至膜拜,但他曾亲历“文革”早期及“文革”前重大场合,自1960年起就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4年起还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红极一时。他与毛泽东等权力金字塔尖上的人物有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了解许多最高层权力内幕。武汉“7•20”事件中王力受伤回京曾享受百万人欢迎大会的殊荣,不过转眼之间,1967年8月底,他就突然被打倒在地,开始名为“请假检讨”、实为隔离审查的囚徒生涯,从1968年起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漫长的十三年半中他从未被起诉,他自认不过是“替罪羊”。他以劫后余生,写下的回忆,特别是《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因此而弥足珍贵,不仅对研究文革史有着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对解剖数千年相续的中国政治史、政治文化以及中共权力斗争史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王力详细回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文革”一幕,虽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让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一、没有限制的权力可以任意妄为,真是可怕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也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这样的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那么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980页)说白了,她内心也诚惶诚恐,缺乏安全感,

陈毅当外交部长时,他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706页)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权力是由塔顶上的那个人授予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712页)他发起“文革”,“中央文革小组”就越过了政治局、甚至常委会,到1967年2月毛说得很干脆:“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716页)陈云曾说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是常委了。”(714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用毛的话说“就是要这样好”。(795页)

即使号召夺权,也并“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804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所谓“造反有理”也只是针对他所不喜欢的人,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陶铸说:“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896页)实际上,“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后来对哪些部门能夺权,哪些不许夺都做了规定。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这些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看他的眼色,不能威胁到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曾对王力说过不怕乱的秘密:“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主席)指挥。”(849页)

无限权力极容易导向造神运动,书中几次讲到这件事,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那天晚上挤死好多人。傅崇碧(引者注:负责保卫工作的北京卫戍司令)挤断了肋骨。”(623页)“那天踩死的将近十人,踩伤的上百人,傅崇碧肋骨挤断了三根。”(709页)个人崇拜之狂热由此可以想见。也是那天,毛对身边的周恩来和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623页)“文革”开始毛就讲过“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剥,“先剥彭、罗、陆、杨,后剥刘、邓,再剥陶铸,最后剥光了。”(715页)难免不让人想起“兔死弓藏”之类的古话。王力特别对毫无程序、“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案组”深恶痛绝,“把政法同纪律合而为一,就很成问题。”(831页)这只是无限权力下才会产生的极端形式。

二、以往人们总是以中国传统的“忠”、“奸”观念来评价“文革”,好象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是因为几个包围着皇帝的奸佞小人(如林彪、“四人帮”、康生等)造成的,站在奸臣对面的是一大批忠臣,如处境艰难周恩来,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元帅等等,他们显然是反对“文革”,一开始就洞察到了奸臣们的阴谋,并与之进行了“斗争”。从而把什么责任都往“奸臣”、“坏人”身上推。其实,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观念化、脸谱化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王力这样说:“当时自己觉得总是要跟毛主席干革命,防复辟,这是主要的方面。不像别人的回忆录说的,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当时就对毛主席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事后圣人,反正当时我没见过一个坚决斗争的。”(701页)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801页),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712页)对毛发动的“文革”他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802页)“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890页)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922页)

1966年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他不赞成一些口号,如“砸烂”、“火烧”等,他还说:“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要学习毛主席,学习林彪,林彪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的。”王力说:“历史学家认为他就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其实不是。”(686页)1967年2月,陈毅有个讲话称“林彪是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921页)。徐向前还当过军委文革组长。(905页)

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在内,“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反对,对夺权也没有反对,还是认为不夺权不行,不夺权就要改变颜色了。认为刘少奇不打倒也不行,不打倒国家要改变颜色了。”(924页)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文革”时立案整邓小平的历史,邓的老部下莫文骅写信揭露邓当年离开广西“是逃跑”,连“德高望重,品质很好”的张云逸“在那种气氛下也写了信。”(733、734页)

王力评价“林彪不是不读书的人,他还做卡片。他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他不多说话,说话都是有份量的,他认为对的,还是坚持到底的,当时他的威信还是很高的”。(725页)这也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奸大恶、不学无术的林彪不一样。在王力看来,并不是有些人天生就是好人,有些人天生是坏人,“文革”并“不是毛主席发疯了,再有几个坏人,就把事情搞坏了”(921页),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肯定那些“忠臣”包括受害者同样不是毫无责任的。

“文革”的噩梦并没有结束,如果权力仍然是没有制约的,如果权力的产生、运作、更替和监督没有制度化、公开化的程序可言,一切都在一个窗户也没有的铁屋子转动,我们难道可以轻易相信:“文革”真的过去了?“文革”不会再来了吗?

200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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