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1年
把胡适和鲁迅放在一起，没人觉得意外，但接上钱学森，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可是，如果搞明白新文化运动称科学为“赛先生”的问题，就知道马列主义是如何祸害中国人的。
从年龄上来说，鲁迅要放到胡适的前面说。鲁迅1881年生，今年131岁，而胡适1891年生，今年121岁。众所周知，这两人都是被全盘西化的新文化、新文学的“新风”吹红的，跟陈独秀成为新文化及五四运动的三个旗手：陈独秀举“德先生”（民主主义），胡适举“赛先生”（科学主义），鲁迅则以“拿来主义”旗杆横扫中华礼教，最后共产主义祸害中国。
依据维基百科的介绍，陈独秀和鲁迅都在日本留学数次多年，都没有拿到文凭。但陈独秀17岁就考中秀才，考入浙大和日本多所大学，只因为激进而学业中辍才没毕业。鲁迅天资一般，最高学历是中专：逗留日本是避妻和混玩，无力正经通过学科考试，学医专业不及格被迫从文；并没有陈独秀、秋瑾等革命热情和忧国情怀，利用人的邪心捞偏门写骂人文章赚稿费，很世故地以歪才投机，拿官费混吃混喝。
鲁迅极度缺德。相比陈独秀和鲁迅，胡适更有正才。
胡适跟陈独秀一样聪明，18岁考取官费生留学美国，22岁获取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士；26岁获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38岁的陈独秀齐名，回国即成北大名校教授（而鲁迅只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历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还任过上海中国公学文理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当过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胡适博士名副其实，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很有造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论才学鲁迅相差太远。
胡适是个正经的西学博士，科举被废的时候不到16岁，国学素养贫弱，远不及辜鸿鸣、章太炎、熊十力、刘文典、陈寅恪等人，反传统是年轻时的猛浪。后来他意识到了，倡导研究国故以弥补，努力研究儒家、墨家、禅宗等思想。但以哲学演绎和科学归纳的推理方式，把中国基于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修炼的道德功夫学问，降级为欧美非功夫的推理的实证学问。现在看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国禅宗史》等研究成果，水平可能还不及韩国《大长今》的编导。研究中国的思想传统，没有老庄、孔孟、墨子、神秀、慧能等道德实践和水准，好比华雄在关公面前舞大刀。
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和一个挥舞大刀猛砍礼教的三个人，陈独秀真情求民主必被中共开除，胡适在大学是合格的学者在民国是合格的公民和守法的政治人物，鲁迅是个精神病人。胡适比陈独秀理智比鲁迅正常，他提倡民主有切实的公民理念，有对自由、人权、个人尊严的知识和实践。胡适关于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真有自由的言论，理性且合乎历史事实。公正地说，戴哲学和科学的西洋镜看国学，难免隔靴搔痒的偏见和幼稚。但胡适人格健全。以欧洲人为参照，看胡适比较像孟德斯鸠和康德，理性温和；看陈独秀比较像伏尔泰和卢梭，机敏却管不住下半身；单就身体和性情而言，看鲁迅比较像尼采，文弱、自卑而极度神经质。
相比之下，鲁迅跟要民主的陈独秀、讲科学的胡适完全背道而驰，没有复兴中国的心愿，更不想维护任何普世价值，作品的社会作用主要是诽谤中国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去中国化。中国现代史就这么怪异：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创立了中共，却被中共开除。胡适倡导科学实证和白话文学的新风，为中共统治中国开辟了道路，却被逼到台湾客死异乡，儿子在大陆被逼死；鲁迅被当作民族脊梁。
这是他们的宿命：鲁迅浮躁而邪恶致富成名折寿只活了55岁，陈独秀情急受挫而抑郁穷死比鲁迅还多活了7岁，胡适择偶和参政都理性所以能活70岁（胡适请赛先生还是折了寿，跟熊十力相比少活了13岁）。胡适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代必须被冷落（禁书），即使缺席也要猛烈批斗他，以成全鲁迅。胡适怎么说都受过正规的西学教育，有严谨和求实的理性思维态度和能力。
这样看来，鲁迅在大陆走红完全是出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需要。鲁迅的文笔和才华不如中华民国时代的林语堂、梁实秋，甚至不如他的汉奸弟弟周作人，所以被捧红为革命圣人，主要还是毛泽东搞痞子暴乱的需要，利用其太监人格替换胡适的权威。这样，其作品才被编入大陆的大学、中学的教科书，用以洗脑。其小说、散文、杂文因为反人性和偏执狂，纯真的孩子和正常的成年人都不会主动去读，也读不懂也不想读《狂人日记》、《药》、《祝福》、《孔乙己》。鲁迅对毛泽东时代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是诽谤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毛泽东力捧鲁迅，完全是气味相投。据传，毛泽东也这样说鲁迅：鲁迅如果活在“解放后”，或者沉默或者坐牢。而胡适的作品早在中华民国统治大陆时，就自然走红了，是出版自由与和为贵传统的合成，不须专门捧，很自然的事。看历史，胡适被冷落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大文革结束后，鲁迅逐渐退场。
而钱学森，1935年前往美国留学，先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入加州理工学院，投在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的门下，和冯•卡门等人合作，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建造了美国最早的火箭发射台，是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科学家的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钱学森跟随导师冯•卡门，先后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担任过美国核心军事工业美国喷气公司的顾问。钱学森只是个科学家，没有匹配的哲学素养和专业外的理性思维能力。
抗战之后，胡适曾经两次邀请钱学森回国任教：1945年请钱任教北大工学院，钱还在加州理工学院聘任期内；1947年钱回国完婚，胡适代朱家骅邀请钱学森出任交通大学校长。钱因为植物学家殷宏章唠叨在国内无法进行科学研究的苦闷，回绝了胡适的邀请。中华民国的学者文人，德行普遍不及军人蒋中正，理解不了蒋的民族主义情愫。在国共之间的选择上，钱学森凭感觉和受人影响，跟人文学者熊十力、陈寅恪同水平，不及胡适。
二战过后，美国出现了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运动，使美国免受共产主义的祸害。钱学森1949年因亲共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不能再进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和留在学校实验室工作，做间谍的路被堵死；1955年被美国用以交换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飞行员放回大陆，1956年出任中共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58年参与创建党的科学技术大学和研制航天运载火箭，并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论亩产万斤不是问题。
钱学森1959年8月，加入共产党；1999年9月，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50年代，大陆清算胡适思想，胡适骤然醒悟：他跟陈独秀以德先生和赛先生比喻民主和科学，把抽象事物看作人，把科学方法和民主宪政当成宗教偶像“盲目崇拜”。鲁迅是以笔为刀，充当苏俄在民国的刀笔吏；钱学森落入马列主义陷阱：把力学当哲学用，以不可量化的概念，空泛地论证粮食可以亩产万斤，为毛泽东的权欲服务。钱学森好在灵性犹存良知尚在，1980年代大力倡导人体科学，在权贵迫害信仰团体时没乱说话。
胡适跟鲁迅同时都是所谓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精神领袖、思想领袖、或者至少是文学上的领袖。鲁迅可以说是文学上的领袖，他的小说、散文、杂文也非常深刻的，所以影响了很多年。但他的影响很复杂，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左派把他捧为圣人，甚至于要拿他来打倒胡适，把鲁迅变成共产党的代言人了。所以在共产党从延安开始，就有鲁迅学院，鲁迅就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用鲁迅来取代一切，就说他一切都是革命的；大陆的大学、中学，各种教科书上，鲁迅的作品选入的非常多，所以鲁迅在中国大陆是无人不知的一个名字。可是相反，胡适从1949以后，因为他反共的原因、因为他提倡民主、提倡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所以不但受到了冷落，他的书根本不准在街上流行，尤其在1950年代又发生了批判胡适的大运动。所以这两个对比了以后，照说是鲁迅应该热闹、胡适应该较冷落。可是恰恰相反，自从毛泽东死了以后，思想再度解放，大约从1977年左右开始，胡适的作品在大陆也可以出现了。从前没有出版的东西，在大陆的杂志上也出现了，今天胡适好像比鲁迅还要热闹。其原因，第一是党对于鲁迅表面是很尊敬的，但人人都知道鲁迅如果在今天，要么规规矩矩不说话，要么就坐牢。这样一来，鲁迅就从非常高的地位慢慢衰弱，尤其是过去崇拜过他的人。而最初都拥护鲁迅、反对胡适的著名文化人，在他们死以都表示说胡适比鲁迅更有意义、更重要。
胡适之所以还有他的生命，其著作生命不在他研究国故，那些东西后来人超过他了；而是他在政治上是维护民主、自由、人权、个人尊严、以及全民选举种种，是最有力的人。另外，许多人尤其是左派说，我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必须要牺牲个人自由、牺牲个人的权利。胡适认为这是恰恰相反的。他认为个人的自由跟国家的自由并不冲突，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真有自由。他认为人格也是自己的人格最重要，个人人格很重要。每个中国人都有很高的人格，国家自然有人格。他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他的话到今天还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胡适比鲁迅更有长远意义。鲁迅在摧毁旧中国的时候，发挥的作用可能大一些，可是鲁迅没有积极地提出他的理想来，也没有维护任何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所以在对比之下，胡适的意义还更长远。
钱学森先生高龄逝世，引起许多正面负面的评论。少有涉及钱学森在1960、1970年代的言论行止。关于钱学森在这年代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在凤凰卫视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文革中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
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他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资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钱学森参加了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注：指驱赶麻雀。让其不能落地停歇而死）的“除四害”，中央知道后，立即指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1960年8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这对钱学森来说是一件大事。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R—2型短程导弹，又叫东风一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1965年11月，中国发射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二A，并在第二年10月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百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
可以想像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二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1964年东风二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松了一口气，毛、周、聂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毛的死敌赫鲁晓夫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难得地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毛身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这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
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钱学森得以幸免。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的心情抑郁表现在行动上，有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竟然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当然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钱讲话的份量。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就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1968年6月6日，七○三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用钢管打死。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而死。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都属于“海归”一类，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岳父蒋百里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不过“周恩来名单”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夫人李佩受到隔离审查，服安眠药自杀被救。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和妻子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被逼自杀，他被隔离审查。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在家中自缢身亡。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火箭燃料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中央的保护下，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即文革中的庐山会议。钱学森出席了会议。开幕第二天他在华北组发言，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会议讨论林彪开幕式的讲话。他的发言被写进“第六号简报”。不料这份简报被毛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他的发言内容是：“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毛泽东对这份简报感到震惊和恼怒，要求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要作检查。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和林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13”出逃和丧命的事件。钱学森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被迫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1950、1960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1970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太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国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维护毛的文革。他为了表明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说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
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儿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说：“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三○一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就是钱学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理钱学森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的苦难，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一样。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2012-08-31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