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目录：
一、饮鸩止渴
二、从和平到战争
三、惨败大非川
四、东线惨败战西线
五、青海湖之战
六、被戳穿的画皮
七、第三场惨败
八、弱小的大唐
九、尽复失地
十、一败如水
十一、一个黑暗时代的到来
注：
唐朝时河西、陇右两道分治，并称“河陇”，其地理位置包括了今甘肃、青海、陕西和新疆的各一部分，是丝绸之路的要冲，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吐蕃如果控制了河陇地区，便能轻易切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又能将此地做为进攻唐朝心腹地区的跳板，因此大唐对河陇地区断然不容有失。基于同样的原因，吐蕃人也看到了河陇地区的重要性，以及该地与西域地区的主从关系，因此其战略意图非常清楚：即先蚕食唐朝边境的军事据点，然后重点夺取陇右，遮断河西，进而孤立西域，尽得其地，之后再将势力范围推进到陕西一带。
在唐与吐蕃两个帝国的百余年战略争夺中，双方主要在河陇和西域两个战场上分别进行激战，两处的战局相互影响。作为战略争夺的焦点，河陇战场比西域战场更为重要，其上的争夺也更为惨烈。此外，两国偶尔也在剑南地区爆发战事，不过作为次要战场，其上的胜败并不能决定唐、蕃之争的大局。
一、饮鸩止渴
634年，松赞干布遣使长安，要求大唐送出一位公主，与自己和亲。然而此时的唐太宗压根儿瞧不起吐蕃这个边蛮小国，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松赞干布勃然大怒，立即出兵痛打受大唐庇护的吐谷浑，向大唐还以颜色。据《新唐书》卷230记载：“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随后吐蕃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唐太宗这才知道这个西塞小国的厉害，可却无力庇护自己的藩属，对吐蕃的挑衅行为无可奈何，只好装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但松赞干布仍不解气，又于638年挥军攻入大唐本土，据《世系明鉴》记载：“赞普致书唐主曰：‘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而在《西藏王统记》中亦载：“如若是行，不得公主，我即遣化身军旅五万，杀汝，掳公主，劫掠一切城市而后已。”
在向李世民发出威胁后，松赞干布又在野战中大破松州驻军，周边被羁縻统治多年的羌人早就对大唐不满，此时趁机起事，与蕃军联手，边境局势骤然恶化。（“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新唐书》卷216）正在此时，唐廷调集的援军前锋到达松州，松赞干布此时尚在等待唐廷的回信，因此毫无防范。唐将牛进达率前锋趁夜偷袭吐蕃营寨。歼敌千余（唐军伤亡未载）。松赞干布不愿意在客场与唐军的精锐野战集团进行决战，遂在唐军主力到达前撤围而去，两军最终未在松州城下进行大战。
撤兵之后，松赞干布又于640年十月第三次遣使长安，重提和亲之议，并以此为条件与大唐议和。这其实是在入侵大唐、掳掠财帛、展示兵威之后，看唐太宗还敢不敢再次拒绝自己的要求，其实质就是一种礼节包装下赤裸裸的武力逼婚，李世民若不答允，蕃军肯定还会再次兴兵犯境。通过这次边境冲突，尤其是蕃军大破韩威一事，李世民已经充分认识到吐蕃这个边陲之国实力强劲，决计不可轻视。由于太宗一手推行的府兵制无法支撑长期战争，致使唐朝无法承受与吐蕃打持久战的庞大消耗。而偏偏吐蕃地处高原，易守难攻，唐朝的军事进攻能力又不强，因此无力主动攻入蕃境，甚至连短期内给对方造成军事压力都做不到。换言之，由于唐帝国的财政状况并不足以在西疆长期屯驻一支重兵，因此吐蕃能够轻易威胁到大唐边境地区的安全，而大唐却对吐蕃无可奈何。在这种尴尬处境下，尽管唐太宗对此次和亲非常抵触，但局势逼人，最终也不得不做出退让，将文成公主乖乖送出。
为了取悦松赞干布，李世民还充实了文成公主的随行队伍，送出了大量中原的技术人才和物资，给吐蕃带去了医药、营造、工技、农桑等多种技艺，此举不啻于养虎贻患，吐蕃因而变得更为富强，迅速成为西陲霸主，其野心也随着实力的提高而滋生更甚，日后更是连年攻打大唐，迫得唐帝国一百多年缓不过气来。唐太宗鼠目寸光，只贪图眼前安逸，却不管后人死活，行事极其不负责任。可笑这样一件饮鸩止渴、助敌坐大的愚举，如今却被主流舆论吹捧为促进民族交流的伟大壮举，却无人愿意想想，吐蕃倒确实在这个环节里收益良多，可唐朝和中原百姓又能在这种“伟大的民族交流”中得到些什么？
文成公主入藏虽然暂时换来了西部边境的和平，却只能让吐蕃满足于一时。吐蕃本就处于上升阶段，又得到唐朝的襄助，国力迅速增强，而唐军的战斗力却随着开国兵锋的迟钝而大幅衰退，如果说当初在松州城下双方势均力敌，各有所忌的话，那随着时间流逝，此消彼长，蕃军的战斗力已然渐渐凌驾于唐军之上，对大唐的态度也日益轻慢。到了662年前后，吐蕃国主芒松芒赞对击败唐帝国已然信心满满，因此在和亲仅二十二年，文成公主尚在之时，便再度兴兵，与唐帝国频频发生边境摩擦，两国之间烽烟再起。
二、从和平到战争
在与唐朝和亲，并得到其农业、手工业等技术之后，吐蕃国力大增。由于松赞干布正忙于吞并、控制周边诸羌，以及应付象雄王李迷秀的反叛，因此暂时未对唐朝用兵，唐朝也放弃了向青海地区的扩张，两国间暂歇干戈。然而趁着西突厥陷入大规模内战，唐朝却将势力成功渗透进了西域，这令早将西域视作囊中之物的吐蕃深感不满。此时吐蕃的军事实力已然凌驾于大唐之上，自然不甘心西域这块肥肉被唐朝所夺，双方的军事冲突至此已不可避免。
宏观来看，随着吐蕃国势的上升和唐朝国力的下降，两国间的实力均衡逐渐被打破，四处扩张的吐蕃帝国利用军事手段攫取大唐的领土，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双方对西域富饶之地的共同觊觎，只是加速了冲突的进程而已，即便唐朝不抢先进入西域，在消化完这块土地之后，吐蕃也会对唐朝下刀。在唐朝进入西域时，吐蕃尚且无暇它顾，可在收服大小羊同和尼波罗后，吐蕃内部势力的整合基本完成，还颁布了新的律法，政权的稳固性和国家的凝聚力大为增强，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向周边发动了新一轮的军事扩张。而这一次，它的主要目标正是唐朝。
656年，蕃军再次大破白兰羌，又吞并了许多部落，随即便开始向西域用兵。唐朝的藩属龟兹见吐蕃更加强大，便于662年叛离唐朝，投入了吐蕃的怀抱。唐廷闻讯后，勃然震怒，立遣大将苏海政出兵镇压，可苏海政在遭遇来援的蕃军后，竟然贿敌逃遁，放弃了复夺龟兹。这样做虽然暂时避免了与吐蕃爆发大战，能够苟安一时，但自身实力孱弱，一味靠花钱买平安，终究不能长久。吐蕃在看清大唐的弱小实质后，在西域更是步步侵逼，百般欺压唐朝。
在此前数十年中，地处要冲的吐谷浑一直依附于大唐，是受唐朝保护的藩属国，但吐蕃却悍然于663年出兵痛打之，不给大唐留丝毫面子。吐谷浑向自己的宗主国求救，唐廷向吐蕃提出严正抗议，但芒松芒赞置若罔闻，很快便夺占了吐谷浑大半领土。依循当时惯例，大唐在西域的藩属国有朝贡和送王子入朝宿卫、遣兵助攻等义务；而当藩属国遭到攻击时，宗主国亦有出兵救助的义务，然而唐朝此时军事弱小，底气不足，根本不敢得罪吐蕃，出兵援救自己的重要盟友，竟然坐视吐谷浑沦失大半，只是收留了吐谷浑王，让其在唐境之内建立了一个流亡政府。
吐谷浑地处要冲，是唐帝国侵夺、控制西域的桥头堡和前进基地，其战略价值极为重要。在大唐将这块战略要地拱手相让之后，吐蕃的势力范围已经直接与大唐的河陇地区相接，对唐朝西疆各重镇构成了严重威胁，更在河陇、西域两条战线上占据了对唐的军事主动，可以说是严重损害了唐帝国在西疆的核心利益。可即便如此，唐廷起初仍准备忍气吞声，屈辱苟存。不过尽管唐朝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可占据军事优势的吐蕃人却仍然不肯罢休，除了继续在西域侵夺唐朝的领土之外，禄东赞又于667年在河陇一带攻掠大唐边境，继而又大举进攻剑南，“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资治通鉴》卷201），剑南道下辖的诸羌羁糜州也均被其夺占，羌人除少数内迁外，大部分都并入了吐蕃。
三、惨败大非川
在吐蕃不断侵逼的过程中，软弱的唐帝国始终逃避退缩，这种无能的表现更加助长了吐蕃人的嚣张气焰。670年四月，吐蕃与唐朝彻底撕破了脸，对西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轻而易举便攻陷了大唐十八个羁縻州，唐帝国在西域的根基安西四镇被迫罢废，连河西等原来的内线区域也开始遭受严重威胁。不堪凌迫的大唐高层这次终于被逼得红了眼，虽然自知胜算不大，却仍然决意与吐蕃拼死一战。高宗李治认为，想要摆脱被动挨打的窘迫局面，抗拒吐蕃对西域领土的不断蚕食，首先必须要复夺吐谷浑，再扶持流亡的吐谷浑王复国，在吐谷浑境内建立一个亲唐政权，让吐谷浑重为臣属，充当唐朝西疆的屏藩。此外，进军青海还能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减轻正在西域节节败退的唐军的压力，为西域唐军伺机夺回安西四镇和龟兹创造条件。在这两个战略目标的推动之下，大非川战役的幕布被缓缓拉开。
就在670当年，唐帝国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十几万精兵，统军元帅就是演义小说里战无不胜的薛仁贵，气势汹汹地直扑青海。此时的吐蕃人对唐军的战斗力根本不屑一顾，面对唐帝国的战略反攻，自然不肯相让，立即挥军迎头逆击，双方在青海湖以南的大非川一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结果战斗力较差的唐军惨败，据《新唐书》卷230记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由于蕃军骁勇善战，钦陵指挥有方，加上唐军又是在远离本土的青海地区做战，兵败后难以脱逃，因此十余万唐军竟被整建制地全歼，匹马未回，连主帅薛仁贵都被生擒。据《全唐文》卷212所载：“屠十万众於大非之川，一甲不归”。而在《新唐书》卷120和《旧唐书》卷199中也均记载，此次十几万唐军“一甲不返”。
据《资治通鉴》卷201记载：“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乍一看似乎这三人在全军覆没后独自脱逃了，可是在该卷中，却又记载他“与钦陵约和而还”，这句话暴露了大唐“战神”薛仁贵被俘的事实。残存的数万唐军被吐蕃人团团包围于大非川，在全军彻底崩溃之前，仍能给蕃军制造一定的伤亡，尚有和谈的本钱；况且薛帅又在这场和谈中做出了重大让步，出让了不少国家利益，因此如果这个“约和”是发生在全军溃散之前，就绝不会出现十几万将士“一甲不归”的惨剧。薛仁贵就算再贪生怕死，也不可能下令让数万将士放下武器，留在苦寒之地给吐蕃人当奴隶，以换取自己和另两名主将安然归国。而既然“约和”是发生在全军溃败之后，那薛仁贵三人自然就不是在兵败时趁乱突出重围地，而是在被俘后和谈，然后被放归。事实上，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上，在远跋能力更强、对地形更为熟悉的蕃军的追击之下，缺乏补给的这几个人想要逃回甘陕地区根本就不可能，这也正是十几万将士全军尽墨的原因所在。十几万将士中，最终只有三名主将“并脱身免”，这显然不是“运气”和“逃得快”等理由所能够解释地。
尽管史官们对薛仁贵“约和”的详情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有意避讳他被俘的事实，但仅凭既存的史料和最基本的逻辑，我们便能透过历史的迷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实事情的真相非常明显，薛仁贵三人均在全军覆没后被生擒，他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战死或自尽，而是以俘虏之身，越权替大唐许诺永久放弃吐谷浑，以此换取自己和几员主将被放归，而将数万被俘的部属留在了高原之上。从此以后，日月山以西彻底为吐蕃所控，唐朝的势力再也未曾涉足乌海（今托索湖）以西地区。虽然在“民族英雄”的光环保护下，如今的主流史论仍然不肯承认薛仁贵被俘这个昭然若揭的事实，只有寥寥几位历史学者敢于说出真相（如陈连开先生在《青海历史纪要》中便明确指出：“薛仁贵等被俘，放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料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历史被还原的日子想必不会太遥远了。
据《旧唐书》卷5记载：“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领兵五万以击吐蕃。”而在《新唐书》卷237及《册府元龟》中，也同样出现了“五万”这个数字。一些人对这几则史料广为引用，却对另几处记载唐军为“十余万”的史料选择性忽视，试图藉此来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唐军在对外征战时，常以编制内的正军为主导，再大量征发“城傍军”之类的编外士兵，有时还伴随有藩属国的仆从军。其中的城傍兵不仅善战，战斗力也多凌驾于编内唐军之上，数量更是常为额内兵的数倍，因此常常成为唐军中的主力，承担前锋等要职。唐史学家李锦绣在《“城傍”与大唐帝国》一文中便曾指出：“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事实上，唐军在出征时，额内兵很少占到半数以上，大部分军队都是从辖下的州县临时征募。如在751年时，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大举进攻南诏，这支唐军的数量史有明载，达八万人，但剑南战区的额内兵数量却仅有三万，多出来的这五万人就是没有正规编制的城傍兵。
综上可知，所谓的“领兵五万”，很可能仅仅是指编内士兵的数量，“十余万”则是兵力的总和。其实那些记述“五万”这个数字的史官们未尝就不知此理，却在撰写大非川战役时刻意只提及编内军数量，试图以偏概全，误导后人，好为败得太惨的大唐遮羞。事实上，以区区五万人就去远征强大的吐蕃帝国，根本就是白白送死，一看就不符合常情。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在《新唐书-陈子昂传》中，记载了一份右拾遗陈子昂上呈给武曌的奏表，其中提到了一句“前日薛仁贵、郭待封以十万众败大非川“，在撰史时，像这种奏表通常是从原始史料中直接转引而来地，史官篡改的可能性最小，因此其可信度比普通的史书记述要高得多。事实上，在己方全军覆没之后，中原史官也没有任何动机会去夸大自家兵力，自增耻辱，缩减人数以遮羞才是人情之常。显而易见，“五万”并非此次唐军出兵的真实数字，唐军总数当为“十余万”无疑。
四、东线惨败战西线
大非川之战是唐与吐蕃在河陇战线上爆发的第一场大战，会战的结果决定了在吐谷浑被迫投敌后，双方在今青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唐廷发动大非川战役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援送吐谷浑还故地”（《资治通鉴》卷201），改变吐谷浑之地已被吐蕃夺占大半之现状。然而在惨败于大非川之后，唐朝的这一企图彻底破灭，吐谷浑完全落入敌手。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671）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南。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彻底丢失吐谷浑只是大非川惨败引发的第一个恶果，后续的打击接踵而来。在十余万唐军和数十万随军民夫没于青海之后，唐帝国元气大伤，吐蕃乘胜在河陇和西域两条战线上大肆扩张，唐军被压得节节败退，丧失了大量的领土和利益。由于此次惨败后果严重，在被吐蕃放归后，薛仁贵在边塞就被擒下，被边军“械送京师”（《旧唐书》卷137）。高宗念其当年有救驾之功，并未将他处死，而是法外施恩，仅仅是将其“免死除名”（《资治通鉴》卷201）。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大唐西疆正值窘迫之际，其后院辽东地区又骤然起火，旧日的盟友新罗不满唐朝的欺压，于670年三月出兵一万，与高句丽遗民联手攻破了唐朝东陲的重镇乌骨城，而高句丽遗民见有机可乘，紧接便掀起了大规模的复国运动，起义的浪潮如火如荼。670年七月，新罗又以主力大举进攻百济，唐朝新设立的熊津都督府朝不保夕……
由于薛仁贵刚刚丧师十余万，唐帝国在西线一时无力与吐蕃相争，迫切需要时间来舔舐伤口，恢复自己在西疆的实力；恰好东线此时又形势危急，大唐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镇压高句丽故地上如火如荼的复国救亡运动，并与新罗争夺百济，因此唐廷最终并未惩罚薛仁贵的擅专之举，而是默许了他答允吐蕃人的约和条件，舍弃了吐谷浑，希望藉此让步而与吐蕃在河陇地区达成休战默契。吐蕃刚刚夺取了唐帝国大片领疆，占够了便宜；又需要对新占领的吐谷浑和西域土地进行巩固；而其国力也无法支撑不停歇的扩张，因此也打算见好就收。由于双方均有暂且罢兵之意，遂一拍即合，达成默契。在此后数年中，唐、蕃两国在河陇地区未再爆发战事，只是以偏师在西域继续争抢地盘。
673年，唐廷遣鸿胪卿萧嗣业攻打亲吐蕃的弓月部，弓月与疏勒畏惧，二王于十二月入朝请降，唐朝在西域难得地取得了一次小胜，虽然这种小规模的反扑尚不足以扭转大非川惨败引发的颓势，但却标志着唐朝在西域的被动局面有所缓解。675年正月，吐蕃遣使请和，其目的大概是希望停止在西域的战事，两国间签署正式的和盟，好有更多的时间来吸收新占据的领土，然而唐廷却对此议断然拒绝，这清楚表明大唐对如今西疆的领土现状并不满意。从史书上的种种细节来看，虽然在大非川刚刚惨败，但唐廷高层此时却尚未被吐蕃打服，之所以在西线暂且退让，不过是希望先行集中精力，镇压掉高句丽故地上的起义，并打跨新罗，复夺百济，之后还要再回头与吐蕃相争。然而东线的战况却大出唐廷意料之外，675年九月，唐军主力在买肖城惨败，被新罗人驱赶到了大同江以北地区，此后便对击垮对方失去了信心，遂在东线做出了重大让步，彻底放弃了百济和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与新罗人达成了和议。
在从辽东半岛抽身之后，唐廷开始向西线集中举国力量，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攻。吐蕃在和谈被拒后，已知和平不可期，唐朝迟早再度对自己用兵，遂决定先下手为强，争取战略主动。在676和677两年中，吐蕃抢先对大唐的河湟地区进行了中等规模的侵攻。据《册府元龟》卷33记载，676年闰二月，“诏以吐蕃犯塞，停嵩岳封禅之礼”。676年润三月，“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新唐书》卷230）。唐廷令周王李显、相王李轮分别出兵迎击，然而贪生怕死的“二王皆不行”（《资治通鉴》卷202）。吐蕃又于八月时“进攻叠州，破密恭、丹岭二县”（《新唐书》卷230），直接侵入到河湟的核心地区。677年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资治通鉴》卷202），唐廷急调名将刘仁轨前去控制局面，却也无法占到丝毫便宜，最终刘仁轨无功而返。
五、青海湖之战
自675年九月之后，唐帝国将辽东地区的军队陆续回撤，并将全国的战争资源向西线调集，准备大举进攻吐蕃。却被对方抢先发动攻势，打得措手不及，西线处处陷于被动。尽管唐廷先后出动了刘仁轨、契苾何力等一大批名将拒敌，却仍然接连大败亏输，在芳州和叠州方向上丢失了大量领土，其中鄯州和廓州扼守着唐与吐蕃间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最终却落入了蕃军之手，这为唐朝之后的大反攻增加了不少难度。
在节节败退了一年多以后，唐军总算稳住了阵脚。在认真筹备了两年多后，到了677年十二月，大唐的军事准备基本完成，遂“诏大发兵讨吐蕃”（《资治通鉴》卷202）。此次唐廷下了血本，从全国各地抽调精锐，组建了一支数量多达十八万的庞大军团，以宰相李敬玄为主帅，工部尚书、名将刘审礼为副，浩浩荡荡向西开拔，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从吐蕃人手中夺回青海。唐廷对此战寄予厚望，唐军的规模堪称空前，唐、蕃两国的军事冲突至此也臻至高潮。
678年七月，唐军抵达青海地区，蕃军迎头逆击，双方在青海湖附近再次展开决战。由于双方的战斗力相差太远，战役一边倒地迅速终结，唐军大败亏输，死伤无算，前部数万人全军覆没（“官军败积，审礼没于阵，敬玄按军不敢救——《旧唐书》卷207），十八万辛苦征调的大军土崩瓦解，连副帅刘审礼都被吐蕃人生擒，大唐名将、副总管王孝杰亦“为贼所狱”（《旧唐书》卷97）。
兵败之后，李敬玄率残军仓惶后撤（“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资治通鉴》卷202），剩余的数万人毫无斗志，乱作一团。据《朝野佥载》卷4记载：“（李敬玄）著靴不得，狼狈而走……时将军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从主帅、将军、副总管等高级将领及其直辖部属都如此狼狈不难看出，唐军此时惊慌失措，全军都已陷入混乱状态。
剩余的唐军一路溃逃至承风岭，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显见吐蕃的先头部队已先于唐军控制承风岭，切断了唐军溃兵的退路，将其阻挡在了承风岭西侧。据《旧唐书》卷113记载：“敬玄欲抽军，却阻泥沟，而计无所出。”可见由于“阻泥沟不能动”（《旧唐书》卷207），溃乱的唐军此时已无计可施，只好原地扎营固守，这无疑是在坐以待毙，等蕃军主力追到后必然全数被俘，唐军眼看着又要像上次大非川战役时那样全军皆没。幸而蕃军认为唐军已是瓮中之鳖，疏于防范，加之其疾进包抄的兵力有限，承风岭的防御存在漏洞，给唐军留下了一线生机。偏将黑齿常之见形势危急，组织敢死队夜袭吐蕃营寨，黑暗之中不辨敌我，蕃军惊乱，被斩杀三百余人，黑齿常之冲开一处缺口，护着主帅李敬玄逃回鄯州。
在诸家唐史中，均讳言了此战的伤亡，因此如今并不清楚在黑齿常之冲开缺口，护着李敬玄逃走后，缺口何时又被蕃军合拢，有多少唐军士卒得以逃出，但多半是伤亡惨重，否则又何须避讳？而从当时的情势来看，既然唐军已陷入“顿承风岭，碍险不得纵”（《新唐书》卷230）的绝境，多半是难以大量脱逃。而从《新唐书》卷230中记载的“敬玄仅脱”来看，很可能大部分唐军都被歼灭于承风岭，黑齿常之仅护着主帅和少数人逃出，十八万将士折损大半。事实上，这次没有如薛仁贵般“片甲不归”，已是缴天之幸，若非黑齿常之表现出众，恐怕连主帅李敬玄都无法逃掉。
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李敬玄在逃出生天之后，“乃收馀众还鄯州”。既然称为“馀众”，可见其军队建制已然崩解，多半只是搜罗到一些败兵游勇而已。不过在《资治通鉴》卷202中，却提到了一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致使一些人误认为唐军在此战中伤亡不大。其实所谓的“复振”，不过是和全军崩溃之后，将帅们成为光杆司令，唐朝西北边防洞开的凄惨局面相较而言，虽然在招聚败卒之后，情况有所好转，却不唐军的数量和战斗力已达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在青海湖会战中，唐军前军数万人先被全歼，之后剩余的兵将又发生了大溃败，然后被对方追杀，定然损失惨重，又怎么可能转瞬就恢复元气呢？事实上，在此败之后，唐军士气涣散，在河陇和剑南两个方向节节败退，全线后缩，丢失了大片的领土，西北地区一度呈现出“关、陇为空”（《新唐书》卷120）的被动局面，显然其实力远未复原。
六、被戳穿的画皮
678年在青海的第二次惨败给了唐帝国一记致命的打击，无论是唐廷高层的信心，还是军队的士气，自此都荡然无存。虽然在670年大败亏输，损兵折将，但一直到678年以前，唐朝还不甘心放弃自己在青海地区的利益，念念不忘要发动反攻，夺回吐谷浑等失地，因此才在675年时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吐蕃人提出的和谈之议。然而等到以倾国之力拼凑的大军在青海湖畔兵败之后，唐朝终于被打服了，知道自己已无力挽回西线败局，只好承认现实，一反之前的强硬之态，主动遣使乞和。
早在676年时，吐蕃国内的政局就已摇撼不安。在这一年中，在位长达十六年的国主芒松芒赞新丧，新赞普弃都松年纪幼小，吐蕃国内臣强主弱，太阿倒持，隐患和裂痕已然非常明显。在这种危险的形势下，吐蕃并不愿意持久对外用兵，676、677两年中主动对唐朝发起中等规模的进攻，不过是无奈之举，其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夺取土地、或者掠夺财帛，而是要以攻代守，干扰唐朝即将发起的大规模攻势。678年与唐朝决战与青海湖，更是被迫应战。正因如此，尽管吐蕃刚刚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军队的战斗力又远胜唐军，却没有乘胜扩大战果，而是默许了唐朝的求和。在之后的十余年中，两国在河陇地区未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在670年于西线新败之余，唐帝国暂时与吐蕃媾和，转向东征，却又在675年惨败于小小新罗之手，丢失了百济故地和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在发觉东部的局势比西部更为险恶之后，唐廷被迫放弃了大量利益，与新罗媾和，之后又转回头与吐蕃相争，结果在西线又一次惨败。接连而至的三场大败令周边的众羁縻州和藩属国均看清了唐帝国的外强中干，在发觉大唐已经成为谁都能欺负的软柿子后，这些因内乱分裂而被唐朝羁縻统治多年的异族们再也不甘现状，纷纷暴动起事。一年之后，在唐帝国的北线，单于大都护府起义，唐廷再顾不上东、西两线的巨大损失，慌忙集结重兵前往镇压，结果先后赶赴北线作战的数十万唐军又是死伤惨重，后东突厥汗国横空出世，此后百般欺压大唐，夺占土地和人口，唐朝四分之一的领土从此易手……总体来看，在唐帝国趁着周边诸国频发内乱，以超出自身真实水平的速度和幅度强行扩张了几十年后，勉强而为的恶果逐渐显现出来，唐帝国的军事实力非但不足以攻灭不发生内乱的诸邻国，甚至连弹压这些已经处于统治之下的各羁縻区都做不到，因此在诸藩属和各羁縻区的反攻复国浪潮中丧师失地，处境维艰，并逐步走上了衰亡之路。
七、第三场惨败
在先后经历了两次惨败之后，唐帝国元气大伤，在之后十余年里都无力再于河陇地区发起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只能在整体防御的被动形势下，偶尔搞一些小的局部攻防战。整体来看，在这段时期中，河陇地区的唐军基本上采取了守势，将战略目标定为维持自己在青海湖以东的存在，保住河湟谷地，不让吐蕃居高临下切断河西走廊。由于野战不是吐蕃人的对手，为了在形势不利的河陇战场上立足，唐军以河湟谷地为中心，在青海湖一带和赤岭以东地区设立了不少军镇，做为军事要塞屯兵戍守；而吐蕃也针锋相对，在青海湖以西、以北地区同样设立军镇，并不断伺机攻掠河陇周边。
在唐、蕃两国于青海地区展开的拉锯战持续了十三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吐蕃国主弃都松逐渐长大，对宰相兼全军统帅钦陵专权的不满与日俱增，刚一步入成年（691年），就悍然剥夺了钦陵已经把持数年的主盟权，君、帅间的矛盾已然形于言表。而就在691当年，与唐朝结盟的突骑施凭借一己之力大破后东突厥远征军，并从其手中夺取了碎叶。692年，由于大批外围依附部族叛离，吐蕃帝国的实力进一步遭到削弱。唐廷见有机可乘，便于该年在安西地区发起了战略反攻，借着盟友突骑施方获大捷之威，复夺了剩余的安西三镇。
吐蕃的内乱和突骑施的出色表现，令唐朝在西域节节败退的势头大为好转，一时间竟已能与吐蕃分庭抗礼。为了彻底粉碎唐朝趁自己内乱而发动战略反攻的意图，吐蕃于695年在河陇地区对唐朝发动了全面进攻，意在夺取河陇地区的要道，从而切断河陇与西域之间的联系，从而间接打破双方在西域的均衡态势。唐廷自然不肯放弃整个河陇地区，出动重兵相迎，双方于696年三月在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洮）前进行了第三次决战，这也是唐帝国与吐蕃帝国在河陇地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尽管此次大唐全力以赴，出动了十余万大军，而吐蕃又正陷于内乱之中，但由于唐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最终仍然以惨败而收场。据《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记载，是役唐军阵亡数量高达十万以上，“尸骸高与天齐”，脱逃者亦溃不成军。由于败得太惨，主帅王孝杰在逃归后被免为庶人（王孝杰在678年的青海湖会战中被俘，因其容貌酷似吐蕃国主，很快便被放回）。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大事记年》记载：“大相钦陵在吐谷浑，于虎山、汉坟场与唐元帅王尚书大战，杀唐人甚多”。而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赞普传记十》和《吐蕃大纪事》中，对此战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唐之元帅王（孝）杰尚书越境前来，吐蕃元帅论钦陵以战谋驱唐人如驱宰牦牛，双方列阵交战，痛击唐军多人，于尸骸中朝天倒立一具……以表明杀十万众之标志。达拉山之“汉墓”与“马”水之“汉墓”实由此而得名也。”其中提到的“于尸骸中朝天倒立一具”，当是吐蕃在获胜之后，以唐军尸骸筑起了“京观”般的胜利标志，向大唐和周边诸国扬威耀武。由于败得太彻底，唐军在达拉山和马水旁遗尸无数，时至今日，当我们来到甘肃临洮附近的达拉甲都尔（即上文中所载的“虎山、汉坟场”）时，仍能看到素罗汗山唐人坟正自高高矗立，见证着唐军那场尸横遍野的惨败。
素罗汗山前的这场会战规模颇大，双方共投入了二十多万人，其后续影响也颇为深远，可在对锱铢小胜都巨细无遗记载的诸家唐史中，却异口同声地对此战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其扬胜掩败的不客观撰史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幸好吐蕃人也是有史书地，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一幕历史的真相，不致于为那些失去“秉笔直书”品操，可耻地选择性记述历史的史官们所骗。
在大捷之后，蕃军乘胜围攻凉州，由于河陇地区的唐军主力已然尽没，大唐此时已无丝毫还手之力，河西走廊大部皆被吐蕃攻占。本来蕃军还能继续深入，夺取更多的战略要地和领土，但由于新赞普剪除权臣的念头已然形诸于外，危险一触即发，身后根基不稳，因此钦陵不敢长期悬军于外，这才没有继续扩大战果。698年，吐蕃的内乱终于爆发，一代战神钦陵被国主弃都松杀害，吐蕃国内政局摇荡，军心四散，之后数年都无力再对唐朝大举用兵，羸弱的大唐这才幸运地逃过一劫。
八、弱小的大唐
通过在634至710这七十多年间，河陇地区的战况和边界线的进退，我们能够清楚看出两国国力的消长变化。
在贞观中期，唐朝在吐蕃面前尚且不落下风。松赞干布在松州城下选择了避战而去，不愿在客场与唐军决战，固然有后方不稳的因素，却也显然对唐军的战斗力颇为忌惮。而从吐蕃先攻破吐谷浑、白兰羌，后大败依托于坚城的松州唐军来看，显然蕃军的战斗力也很高。唐太宗起初拒婚，是因为小看了吐蕃的实力，但在被蕃军攻入境内烧杀洗掠一番后，意识到了对方的强大，其态度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将文成公主乖乖送出，显然对蕃军的战斗力亦深怀忌惮。 从本质上看，正是因为唐、蕃两国此时的军事实力半斤八两，互有所忌，最终才能够相安无事，达成了二十八年的边境和平。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国间的实力均衡渐渐被打破。就在吐蕃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唐军的兵锋却日趋驽钝，这导致吐蕃的军事优势越来越大；加上吐蕃此时已经稳定了内部，再无掣肘，遂不再安于现状，开始出手与唐帝国争夺西域、青海和甘凉一带的霸权。
大唐自贞观后期开始走向衰落，此时已经远非吐蕃的对手，因此在高宗、武则天先后秉政的数十年中，唐朝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连串惨重的军事失败。从670年双方第一场大战开始，直到696年吐蕃内乱，在这近三十年中，唐帝国在河陇战场上三胜三负，不过取胜的三次都是小规模冲突，杀伤最多千余（超过两千的战绩在唐史中通常都会有具体的歼敌数量，但在记述这三场战事时，各家史书却均含糊其辞）；而三场败仗则都是数十万人规模的决定性战役，且唐军每次败得都极惨，折兵多在十万以上，三次累计丧师达数十万之众。而每次在唐军主力集群覆灭后，吐蕃都会乘胜东进，大唐在河陇一带的战线不断向内地退却，失土无数，显然陷于了绝对的下风之势。
等到雄才大略的武曌逝世，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唐朝就变得更加软弱可欺。吐蕃虽然在内乱后实力大损，但欺大唐孱弱，态度依然咄咄逼人，频频在青海及西域地区与唐朝进行小规模的边境争夺。唐睿宗于710年置河西节度使，唐玄宗于715年置陇右节度使，其实都是为了抵御吐蕃在青海发起的侵攻。在这几年中，唐朝饱受吐蕃欺压，虽然在700和702两年中也少有地取得了两次小胜，共歼敌三千多人，却无法扭转之前数十年间积累下来的被动局面。最后，大唐实在受不了吐蕃的凌迫，便再次拾起了“和亲”这个法宝，于是继文成公主之后，又在710年将金城公主进献给吐蕃，并在一年后割让了黄河河西九曲之地（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怯懦行为非但无法乞得长久的边境安宁，反倒令蕃人觉得唐王朝软弱可欺。九曲之地土壤肥沃，农耕产出极丰，吐蕃以此处做为自己的后勤基地，实力变得更为强横，之后更是连年侵扰大唐。
九、尽复失地
从贞观中、后期开始，唐军的战斗力就走上了下坡路。李世民醉心功业，欲在生前建立开疆扩土之功，得后世之名，因此不愿做文、景二帝那样的绿叶，而是选择了在唐王朝建国伊始、国力未足时就勉强对外发动军事扩张，并因此而急功近利地推行了弊端如麻，却能顶一时之用的府兵制。府兵制的存在根基是均田制，然而开国仅几十年后，经过唐王朝大小贵族的齐心努力，中、小自耕农的土地已被众豪门倚仗特权兼并大半。伴随着均田制的崩解，以之为根基的府兵制也渐渐难以为继。唐军士卒在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后，唯有在战场上烧杀掳掠方能补贴家用，因此唐军在周边地区作战时，军纪极度败坏，引发了诸国的怨恨，而唐的战斗力也因腐坏的军纪而直线下滑。到了武则天理政时期，大唐军队已然不堪一击，因而在各个方向上接连惨败，这种长达数十年的颓废局面一直持续到雄才大略的唐玄宗即位才逐渐扭转，在河陇战场上也开始胜多败少。
李隆基是唐朝三百年间最为雄才大略、政绩卓著的帝王，自712年上台后，他改革兵制，革除军、政两界的积弊，大唐国力日盛。尤其是在他冒着藩镇坐大的风险，对边将放任重用，赋予大量权力之后，大唐边军的战斗力逐年上升，其中尤以西北边军为强。唐玄宗为人心高志远，一意要夺回之前唐帝国在甘肃、青海一带丢失的领疆，于是向河陇地区投入重兵，仅河西、陇右两节镇就常驻精兵近十五万人。
自678年惨败于青海湖之后，唐廷便放弃了继续在河陇战场上主动进攻，转而进入了防御态势，在边界上大建堡垒，并依托其建立防线，与吐蕃人打起了拉锯战，并一直持续到开元年间。具体来看，在696年素罗汗山会战之后，双方又展开了几次规模较小的攻防战。714年，十万蕃军进攻临洮，唐廷调集十余万大军，败其于武街（今甘肃临洮东），前后杀获数万人。727年，吐蕃攻陷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大掠后退却。729年九月，吐蕃再次攻陷瓜州，掳走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据《旧唐书》卷107记载，由于畏惧蕃军，“君■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741年十二月，“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御”。743年，皇甫惟明破洪济城（今青海贵德西），不久后丢失。745年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副将褚誗战死。”746年，王忠嗣集中优势兵力，在青海湖畔击败吐蕃北线主力，接着乘胜追击，在积石会战中将吐蕃残部全歼，并俘虏了八千名依附吐蕃的吐谷浑军，吐蕃在青海一带的堡垒几乎被全部摧毁，死伤数万人，重要盟友吐谷浑降唐。此战沉重打击了吐蕃，迫使其一时在青海地区由战略进攻转为防御，大大缓解了河西地带的压力。
749年，六万三千精锐唐军强攻石堡城，以惨重代价拔之。据《新唐书》卷146记载，六万多唐军“死亡略尽”（《资治通鉴》卷216中记载“唐士卒死者数万”，《旧唐书》卷107中则载唐军“死者大半”，受伤数字诸史均未记载），歼敌则多达六百余人（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此城“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在《旧唐书》卷207中记载得更为详细：此战唐军“斩首四百余级，生擒二百余口”）。此战虽然严重得不偿失，大大亏本，但毕竟还是以人命换取了胜利和面子，唐朝在河陇地区的防卫也因夺取了石堡城而有所加强。753年，哥舒翰在河陇地区再次获胜，夺回了洪济城，之后又下大漠门城，随即又趁势夺回了先前割让出去的九曲故地，这也是吐蕃东进的主要后勤基地。
用宏观的视角来看，从714年开始，唐、蕃在河陇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争夺，唐朝不仅停止了之前数十年的败退之势，还逐渐巩固了河陇一带的防线。不过观其表现，唐军此时的战略目标显然还只是满足于将战线维持在之前两国划定的，在青海地区的分界线赤岭一带，从不乘胜继续深入，这足以说明在此期间，唐军的战略目标还仅限于积极防御，以巩固自己在河湟谷地的存在，尚无进一步将战线向西推进的决心和能力。不过在兵制改革之后，唐朝西北边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遂从731年开始在河陇地区转入战略反攻，并一度占据上风，迫使吐蕃转攻为守。经过多年苦战，唐、蕃间的军事分界线逐渐从甘肃东部移回到青海湖及黄河河曲以西，将之前的失地收复了大半。但随着战线的拉长，在唐朝将势力推进到青海地区之后，吐蕃又重新处于进攻态势，唐军遭受的压力剧增，无力再前，战况又一次陷入纠缠胶着的状态。
总体来看，在李隆基在位的近四十年间中，大唐在河陇战场上败少胜多，颇占上风，一改先前数十年中的颓丧之气。其中有三场战役歼敌过万，虽然无论是规模、歼敌数量，还是后续影响，都远比不上大非川、青海湖、素罗汉山这三次惨败，但与其它歼敌数百的小胜却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从746年蕃军歼灭两万大唐守岛驻军亦能看出，吐蕃此时虽然落入下风，却也并非全无还手之力。
仔细研读几家唐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扬胜掩败、不尽不实之词。比如发生在746年的青海湖之战，唐军最初取胜，哥舒翰便在岛上驻军，建立了一个军事据点，但失败接踵而至，这个基地很快便被吐蕃反击攻陷，两万守军尽没（“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 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通典》卷183）。然而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却均选择性偏颇记述史实，对夺岛胜利大肆渲染造势，却将之后两万驻军尽没曲记为两千。而在《新唐书》卷148中，竟然就在此大败之后，便紧跟着吹嘘什么“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旧唐书》卷108中记为“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随心所欲地按自身的倾向来偏颇记述历史，两唐书也正是在这种虚妄不实、掩耳盗铃的自夸自赞声中完成了扬我国威的伟大意淫。
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而在《通典》卷148中亦载：“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可见当时夸功掩败之风盛行，这种造假的习惯也同样泛滥到了史官身上。由争夺青海湖岛屿的这些记载不难看出，为两唐书的编写留下基础史料的唐朝史官们私心极重，并无坦荡孤直之风，撰史的态度极不公正，若非《通典》的作者——宰相杜佑尚能秉正直言，两万驻岛唐军没于吐蕃之手这样的大败如今恐已不为后世所知。然而唐朝又还有多少败仗为史官们避讳不提，如今已然彻底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我们却再也搞不清楚了。
十、一败如水
751年，唐军中最精锐的七万安西军在怛逻斯全军覆没，唐朝西线的局势自此彻底崩坏，吐蕃趁机夺占了河西走廊，形势至此已对大唐极为不利。四年之后，唐朝内部又爆发了安史之乱，为了平定叛军，唐廷被迫撤回了一部分安西、北庭的边兵，部署于河西、陇右防备吐蕃的军队也被调回不少，唐朝西疆的力量大幅削弱，吐蕃遂趁机在西域、河陇、云南三个方向上全线出击，西域唐军节节败退，几无还手之力，最终几乎整个安西都护府都落入吐蕃之手，大唐在西域百余年的苦苦经营前功尽弃。在河陇地区，唐朝同样一败如水，双方的对峙线一直东移至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河陇地区巨量的土地皆陷于吐蕃之手。大唐不计代价，与吐蕃在西域、河陇两地苦苦争夺，前后凡一百二十年，最终的结果竟是全面溃败！
怛逻斯惨败与安史之乱接踵而至，令唐帝国近三分之一的疆土就此易手，损失极其惨重，唐皇“天可汗”的威严也丧失殆尽。大诗人白居易作诗哀叹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在630至660三十年中，东、西两突厥汗国相继因内乱崩塌，北亚大片土地出现了力量真空，唐帝国趁机大幅扩张，接管夺占了这些土地，一跃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大国，所谓的“盛唐”假象也在这数十年中建立。然而大唐实际上只是一个捡到漏子的纸老虎罢了，之前能够取胜只是因为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真正强大的对手，唐军的战斗力也最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在高昌、龟兹这样的小国，或者是高句丽、薛延陀这种陷入大规模内乱的国家面前，尚且能够耀武扬威，但一遇到吐蕃这种真正的强者，便立即左支右绌，兵败如山倒。甚至连新罗这种弹丸小国，都能让大唐一溃千里，铩羽而归。因此当面对大食这种强国挑战之后，自然更是不支。
安史之乱后，行将覆亡的唐廷以出卖洛阳子民为代价，换得回纥人出兵相助，最终平定了安史叛军。然而重归一统的唐朝国家孱弱不堪，不断遭到吐蕃的凌迫，大唐苦于边患，却无力保障国家安全，只能屈辱地忍气吞声。蕃军不耐暑热，因此总是选择凉爽的秋季攻伐大唐，于是每到秋季，唐廷都会专门部署大量兵力来防御蕃军的进攻，时人称其为 “防秋”。然而由于国家弱小，纵然以倾国之力防范，也是无济于事，蕃军先后数次攻入关中，恣意烧杀掳掠，最后竟然连唐朝的首都长安都打了下来。
在中国历史上，首都被异族攻陷的正统王朝少之又少，在笔者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宋钦宗一例，大唐之羸弱由此便可见一斑。更可悲的是，763年都城沦陷，并非是被吐蕃人以奇袭打得猝不及防，国家中的强兵不及出动御敌，而是此时的唐帝国已经没有任何军队能够抵挡吐蕃主力的进攻，甚至连据险而守都做不到，几十万军队几乎没有敢与蕃军相抗者，京畿周边的数万将士甚至连据守坚城的勇气都没有，竟然弃城而去，将国家的都城拱手让予异族，以致于连京城防御战都并未发生。北宋末年向以国家羸弱、统治层昏聩无骨著称，但仍有据城死守的勇气，令金人第一次南征无功而返，第二次入侵时也苦战数日方能破城。此时的大唐比之北宋亡国前尚且远远不如，其孱弱无能的程度可谓史所罕见。
十一、一个黑暗时代的到来
都城被异族攻陷是唐朝彻底衰败的显著标志，也将大唐“皇帝九逃，首都六陷”这幕屈辱不堪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篇章。大唐王朝给后人留下了璀璨的诗歌，却也留下了屡战屡败的耻辱。在此之后，一个少见的黑暗时代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华夏百姓也自此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梦魇之中。其实早在安史之乱以前，大唐百姓就已经陷入民不聊生、死走逃亡的苦难境地，在生死线上不断辗转呼号。开元、天宝时期被誉为安居乐业，可连当时著名的大诗人、曾居左拾遗高位的杜甫在辞官后，都一度陷入“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这样的穷苦境地，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不问可知。著名的史学家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曾道：“夫谷帛降贱，适益耕夫织妇生计之艰。货物流衍，更开驵侩豪民兼并之路。若此者，往往外观繁盛，实则贫富不愈不均。富者恣其骄奢，贫者耻其逮焉而追随于后，则俗益坏而民益嚣然愁苦，不聊其生。事势如斯，最宜警惕。而唐人转以是称开元为全盛，只见其昧于治体也。国家取民虽薄，利也或不在民，而归于中饱，搜剔征责，谁曰不宜？然亦视其用之之如何。若竭天下之资财，以供一人之侈欲，则其贤于中饱者几何？而中饱者究犹有所惮也。且搜剔征责者，岂能域于吏而不及于民乎？欲剥民者，不益得所藉手乎？故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将所谓的“盛世大唐”的真面目揭批得入木三分。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百姓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大诗人白居易的《杜陵叟》可谓当时百姓生活的最佳写照：“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而皮日休也做了一首《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穟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聂夷中亦作《伤田家》一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大唐百姓的生活何等凄惨艰辛，看过这几首诗便历历在目，难怪后世史家司马光曾喟叹道：“（大唐）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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