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财政部官方网站发布了题为《楼继伟：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文章，内容为财政部长楼继伟参加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专题会议二的主旨发言。
该讲话最核心的信息量在如下两点：
其一，它在强调“今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基础上，透露了进行结构性刺激的思路；我们认为，这将能保证三季度-四季度的投资增速回归正常。
其二，它首次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策略性的表述，包括关键性环节——“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
相较前者，后者意义显然更为深远。财政部门的入场，意味着本轮改革的路线图逐渐浮出水面。它也在逻辑上证实本届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调控思路发生了巨大转变。
在讲话中，楼继伟称，“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深化改革。我们也正在酝酿财政改革，以支持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此次讲话的重中之重。虽然楼继伟尚在中投董事长任上时即通过各种管道发言财政改革，但是这是第一次以财长身份，正式发布改革之明确信号，并且有系统方案。
根据我们观察，在过去一年官方智囊的广泛讨论中，提出改革突破口众多，包括：城镇化、改善收入分配、国有企业再改革、金融市场化、反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营改增、房产税等。所以要拟合的难度是很大的。
至少从去年到今年两会，我们见到的最主流版本，就是城镇化为突破口，带动系统化改革。主要是土地产权、户籍和服务机制改革。但从楼继伟讲话，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经过讨与论，改革的突破口重新回到了财税体制。
2012年，楼继伟曾提出中国需要继续进行六项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户口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财政和央行账户的关系。绝大部分看似与理论界别无二致，因此并未引起重视。
我们认真研究了他这篇文章，结论是，这实际上相当于他将其“财政支出改革方案”代入中国的宏观制度关系式，通盘计算之后得到的六个选项，这六个选项密切挂钩，又有明显的序列——虽然他并没有如此说。而且，它显然符合李克强总理“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之标准。
本讲话说明，中央至少在原则上已经认同了楼继伟的主要逻辑，并已经纳入了宏观改革体系。楼继伟到底是如何进行逻辑推导的？我们在专门制作了一个包含五个逻辑层的表格，力图拆解这个制度关系式。同时有必要认识到，楼氏的“支出变革”方案，与李克强经济学浓厚的“供给变革”方案（调结构、减税、简政放权、投资开放）并不全息，但是当我们把供给变革方案也导入到这个逻辑图中时，它们总体相容，但亦有局部不适。
我们得到了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之逻辑关系图。
这个图看上去的确有些复杂。这个关系图中包含了非常多的选项，辐射全局。我们把这些选项归并，就成了五个逻辑主体：财政制度（f）、分配制度(d)、产权制度(r)、要素市场(p)、经济结构(s)。
从该图中，我们能找到目前政策变动的线索、方向、路径和层次。我们也能看到，在该逻辑体系中，市场经济是如何实现的。
就财政制度本身来讲，它的第一要务是重建央地财政框架，核心是事权和支出的重配。按楼继伟所援引对比的数据，中央财政支出比例起码要在目前基础上翻一倍，即达到40%，也就是1994年既定的目标水平。同时中央财政收入也应起码达到既定目标即60%。但前提是要对目前千疮百孔的预算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但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一步对系统的触动相当大。
地方财政收支目前实际上有三张表，一般预算收入（财政部公布的收入，以税为主）、预算内收入（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财政总收入。三张表中中央地方一直在进行猫捉老鼠的游戏。对把一般预算搬到预算内，把预算内搬到预算外，地方探索从未停歇。土地财政膨胀后，2006年土地出让金被装入政府性基金，但至少两成以上出让金仍被挪走，账目不可勾稽。比如2010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万亿，基金收入3.4万亿，但预算总收入只有6.6万亿。之后，预算收入就停止公布。更多的收费、国企利润、社保收入都不可控。如果将一般预算收入以外均视作表外收入，则表外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比例应在50%左右。表外的预算账户也五花八门，监管难度极大。千丝万缕一朝剪断阻力可想而知。
我们有两个观点，其一，地方政府的表外收入与银行系统的表外业务实际上密切挂钩，甚或有捆绑关系。因此，动这一步势必波及金融系统。
要清理地方的表外收入，必然涉及到表外资产，包括城投平台的负债。因此，表外收入与负债是一体两面。2012年地方表外收入不亚于8万亿，地方平台占大头，而2010年6月末，银监会披露平台贷款余额达到7.66万亿，那么2012年末估计在9万亿。债务和收入之间大体对应，但是净资产规模却难以测算。所以，事情就演变为对地方资产负债表的处理，这需要系统性的协调，涉及多个职能部门，非财政部一己之力可为。
其二，这一点很重要，目前地方财政系统的庞大表外资产的形成，实际上是对表内折让的制度对价。
细究分税制改革，当时即便中央政府保基数和税收返还，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等的。改革之所以能推进，我们认为其核心原因之一是换取了中央政府对土地和资源实质上的地方所有制的默认。财税改革实际上自1986年就开始博弈，很快夭折，旋即出炉“大包干”。一直到1990年5月出台《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改革才有了推进的空间。因此，分税制出其不意的摧毁了“大包干”，打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又催生了“大包断”，即以土地为核心的资源的经营权和受益权悉数被地方包断，这部分收入全部绝大部分计入表外。
这样历史的分析告诉我们，改革的首要交易对手是地方政府，其次才是职能部门和利益集团——大部分人的理解可能恰好相反。那么，本轮财税改革就存在一个疑问：中央对地方的另一个改革对价在哪里？
在目前包括楼继伟在内的改革派领袖的表态中，我们并未找到明确的答案。
逻辑上的选项包括：重组地方债务体系、剥离地方沉重的公共服务负担、地方存量土地和农村土地的确权、赋予地方主体税收的自主权，或者是某些特殊政策红利（如自贸区）。
5选项分别诉诸于金融体系、社保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特殊政策的变革，再加财政改革，共计6个选项。以改革对价得出6个选项与楼继伟得出的6个选项显然有所出入，这是站在改革天平的左右两端的不同结果。楼氏选项中的“户口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财政与央行账户关系”等明显较为激进。
所有选项悉数可纳入图中的5大逻辑主体。如果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生产率，则改革的宏观方程式，就可以描述为：L=F（f，d，r，p，s），其中f是确立的，即财政制度。最终仍需在“1+x”之框架下，在上述选项中进行配套组合，不同的组合得出不同的解。不同政策组合之间的关系、参数和效应，都需要非常深入的研究。其间大略关系，图中具足观之。
相较来讲，目前真正具备可操作性的实务很少。楼继伟本讲话中唯一提到的就是“增值税完全转型”，并覆盖到“不动产”。这其实是“税收制度”这个变量计算出来的一个“根”。
增值税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这是已经拖延20年之久的改革余孽，其障碍不仅在于法律上，更在于触及到了中国房地产税制改革和地方表外收入的核心。现行房地产法制复杂，调整房地产的法律主要有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房地产税制亦多如牛毛，包括营业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等。
此律一旦厉行，多个税种必将合并消失，虽然合并后的增值税仍然留在地方，但中央他日徐图“税同轨”之心，恐怕已路人皆知。该政策也逼迫着地方压缩房地产的增量投资，而盘活存量交易。如此一来，限购令恐命不久矣。
最近，我们看到了另外两个“根”：贷款利率放开和上海自贸区的出炉。它们在整个改革的逻辑体系中，属于三级选项，每一个，都对目前的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倒逼。也就是说，都是“做减法”。
按照正常逻辑，我们应该还能看到一个“做加法”的动作，补东墙才能拆西墙。这个做加法会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以楼继伟今年初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话作为本篇结尾：
改革可以从具体领域入手，先定下来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方案，为相关的改革铺平道路，改革需要“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痛下决心”。
*文章内容主要基于目前已公开的信息，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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