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回纥与中华文明

于时语　

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甚深。创造了隋唐盛世和两宋文化高峰的大多数风流人物，都是操突厥语分支的“拓跋鲜卑集团”的后裔。而突厥和回纥本族人，也曾创立五代中的三个朝代。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元546年，东魏权臣高欢围攻西魏要塞玉壁50天不克，损兵折将，再加重病，被迫撤军东归。西魏传言高欢中弩箭身亡，“(高欢)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而产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这首千古绝唱。

被高欢亲切呼为“敕勒老公”的斛律金，是敕勒族斛律部人。敕勒又称高车、铁勒、回纥等等，而回纥、回鹘、畏吾儿等名，正是今天维吾尔族一名的祖源。换言之，今天华夏大地家喻户晓的《敕勒歌》，是维吾尔族先民民歌的汉语译作。再者，《北史》记载斛律金“字阿六敦”，“阿六敦”来自突厥语altun，意为“黄金”。所以，《敕勒歌》首唱者的汉名“金”，乃是突厥语的意译。

《敕勒歌》是包括维吾尔族先民“回纥”在内的突厥各族对中华文明历史贡献的一个例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和突厥族的渊源不仅世界第一，也最为悠久。

比如《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武王击杀商朝末代君主纣工时，使用了名叫“轻吕”的刀剑。著名德裔汉学家夏德(F.Hirth)首先认定，“轻吕”就是后来匈奴的“径路刀”和现代土耳其语的kingrak，代表可考的“最古老突厥词汇”。有史家甚至据此和其他证据提出：灭商而代之、并且因之开创了2000多年中国封建文化的周族，其实含有“原始突厥”成分。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匈奴是否就是突厥?因为突厥语继承了不少匈奴词汇，前述说法曾经盛行一时。最新的语言学研究表明，“匈奴联邦”的主导部族大致说的是与汉藏语系有亲属关系的某种叶尼塞河区域古代语。但是这一“匈奴联邦”包括了原始突厥部落却没有疑问。

有意味的是，上世纪最早的泛突厥主义人士，普遍自认突厥族是匈奴的后代，换言之，他们以匈奴的“传人”自居，匈奴的一代雄主冒顿单于被奉为突厥族的“炎帝、黄帝”。这是突厥早期历史完全来自汉语资料这一事实的延伸，导致了泛突厥主义对中国的复杂情感。
 
突厥语部族的文治武功

最早自命为突厥的部落集团，在北朝末期崛起于金山。从一开始，突厥部落和人物便与北朝政权难分难解。这一密切关系的一个关键，在于北朝政权本身。当时华北并存的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政权，是由北魏(后魏)分裂而来，因此两个执政集团核心，都是创建北魏的拓跋鲜卑。

虽然语言学家将大部分鲜卑部落视为蒙古族先民，但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美国汉学家卜弼德从词汇分析，得出拓跋语言应该是突厥语分支的结论。古突厥语权威Sir Gerard Clauson进一步认定拓跋鲜卑语属于所谓1/r突厥语支，新近更有学者从重音位置分析，加强了这一结论。

这一结论对了解此后的中国历史至关重要。宋末元初的历史学者胡三省，以评注《资治通鉴》名垂后世。他在评论拓跋鲜卑战胜慕容鲜卑而崛起华北时，指出拓跋鲜卑领导的“代北”集团不仅成为日后统一中国的力量，更是从隋朝到胡三省所处的元初中国大多数精英人物的来源(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

换言之，在这六七百年中创造了隋唐盛世和两宋文化高峰的大多数风流人物，都是操突厥语分支的“拓跋鲜卑集团”的后裔!

这还没有包括这段时期中直接参与中国政治舞台的大量突厥和回纥本族人物。先是作为拓跋传人，李唐家族对突厥语毫不陌生，唐太宗李世民父子都能说突厥语。这帮助解释了在唐太宗一朝，中央政府编制中，居然会有一半是突厥族人(《资治通鉴》卷193)。

唐代“蕃将”中比比皆是的突厥族人之外，属于突厥语族的维吾尔族先民回纥(后改译名为回鹘)更是直接参与唐代内政，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力量。从唐末到五代，沙陀突厥部落成为中原大地的主导势力，五代之中的三个朝代(后唐、后晋和后汉)直接由沙陀突厥创立。就连开创两宋灿烂文化时代的宋太祖兄弟，也是靠老爹赵弘殷做沙陀突厥后唐政权的禁军“飞捷指挥使”起家。

到了元代，维族(畏吾儿)成为色目人士中最重要的一群，其身影遍布中华大地，北京郊外至今还有当时维族村庄的遗迹。元时出了一门两代九进士的契氏家族，更成为畏吾几人参与中国文化的典范。
 
汉化佛教浸润突厥文化

在相反的方向，突厥语各族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也导致中国对早期突厥文化的巨大影响。例如古突厥语中“书写，书籍”的词根便是汉语“笔”的译音(蒙文、满文至今仍然，例如尽人皆知的“笔贴式”)。古突厥语中，诸如甲乙丙丁、都督刺史等汉语词汇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一个有趣的个例是十二生肖。突厥人是最早使用十二生肖纪年的民族之一，以致法国汉学家沙畹首先提出十二生肖起源于塞外的假说。虽然近代书简考古发现和语言研究充分证明十二生肖起源于中原大地，沙畹的假说反过来证实了突厥各族与汉族在历史上广泛而紧密的文化交流。

具体而言，导致突厥语维吾尔族(回纥)与汉文化密切历史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佛教。除了短暂的摩尼教(明教)时期，维族(回纥)历史上以信奉佛教为主，在吐鲁番地区一直延续到明代初年。而维族佛教，基本上是东亚汉化佛教的倒传，带有极大的汉文化成90至今发现的古回纥语佛教经典残卷，大部分是汉语佛经的译本。

泛突主义两大历史悖论

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兴起，企图追求所有突厥民族的政治大一统，突厥各族的历史因之成为重要课题，结果之一却是“重新发现”了突厥各族与中国的密切历史渊源。举例来说，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主要作者Goekalp认作“妻子”的古突厥词，赫然是汉语“公主”的译音。这样的渊源导致今天突厥族人，尤其是“重新发现”其亚洲祖根的土耳其人对他们古老东方邻居的复杂情感。1980年代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首访土耳其时，安卡拉出现万人空巷的欢迎场面，便是这种情感的表现。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出现已故土耳其总统Ozal的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延展到中国长城”。说到底，今天泛突人士宣扬的突厥各族大一统，历史上并不存在，反之却是突厥各族不断的自相残杀。

这一例子揭露了泛突主义的另一项历史悖论：今天从土耳其到新疆的所有地区，都不是突厥语的原始故乡。连《纽约时报》都公开承认维吾尔人在公元10世纪左右开始进入新疆地区。这比汉朝确立在西域的领土主权要晚千年，使得东突分子以新疆“原住民”自居的宣传不攻自破。其实就是从伊犁地区到北疆的大多数维族人口，也是在清军肃清当地的准噶尔势力之后才陆续迁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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