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观察员 励轩
作为长期以来受儒家怀疑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无神论主导的中国，如何处理与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充满挑战性的话题。虽然中国自古存在多种宗教，且部分中原王朝一度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但后者往往是可以与统治者所尊奉的儒家怀疑主义并存的佛教、道家。随着公元13世纪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兴起，到了明清，中原王朝不得不在自己的辖地面临数量日益庞大的一神教信众。面对从未出现过的状况，中原王朝时或因处置不当引发大规模的宗教、族群冲突。即使作为中国历史上处理族群问题最为成功的清朝，在其鼎盛的18世纪接连发生了西北回族穆斯林与新疆维族穆斯林的大叛乱，来自穆斯林群体的抗争一度持续到19世纪末。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先是1912年结束君主制，接着在1949年进入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执政时期。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变化中的伊斯兰教的，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 埃德蒙德.维特（Edmund Waite） 博士在其论文《国家对伊斯兰教的影响：喀什绿洲的宗教知识与权威》 中对此进行了探讨。
维特博士首先介绍了19世纪以来发生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变化。伴随着印刷、电子媒介及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生，对传统上在宗教学校（Maktab）和宗教学院（Madrasa）以记诵、口传、面授为主的宗教知识传递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促进了倡导更为平等的伊斯兰宗教改革派贾迪德运动（Jadid）的产生。而借助旅行和贸易带来的日渐增长跨国交流，新的宗教改革思想得以从中东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到了1885年，一对富有的商人兄弟侯赛因.穆萨巴耶夫（Husayn Musabayov）和巴吾敦.穆萨巴耶夫（Bawudun Musabayov）在新疆阿图什建立了一所受贾迪德教育运动影响的革新派学校。及至20世纪初，大量革新派学校在阿图什、喀什及吐鲁番地区出现。
那时的革新派穆斯林面临着双重挑战。部分反对来自保守派神职人员。更激烈的反对则来自新疆当局。从1912年起，相继统治新疆22年的军阀杨增新和金树仁，努力把新疆跟外界隔绝。他们实施审查制度，并警惕一切教育革新，以防挑战现状。虽然1934年接替金树仁的盛世才在其统治初期实施了宽松政策，允许伊斯兰宗教改革派报纸、杂志和学校的发展。但在1937年巩固政权后，他却对改革派知识分子进行严厉了镇压，在其统治的十年里，总计约有10万人遭到逮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在极度不宽容与有限宽容之间摇摆。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出于平息叛乱和政治团结的需要，伊斯兰教受到了谨慎与宽容的对待。虽然1950年伊斯兰宗教法庭遭到废除，然而同年的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保护清真寺所有的土地。195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其他几个爱国宗教团体一起成立，以便于管理宗教培训和监督神职人员。这些机构也是党向官方认可神职人员传授马列主义学说的重要工具。
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结束了建国以来的宗教宽容政策。大量的清真寺被关闭，所属土地被没收，宗教仪式的举行遭禁止，甚至官方主导建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在1958年被解散。直到1962年大跃进结束，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才稍稍恢复，不过没收的土地却并未还给清真寺。
后大跃进时期稍微放开的宗教政策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终止了。那时候的官方政策是努力以毛泽东思想代替宗教，只有毛泽东本人才可以受到崇拜。除了极少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还允许存在，绝大多数宗教场所都被关闭。狂热的红卫兵将伊斯兰教视为封建余毒和四旧之一。维特博士的访谈对象证实，那时候红卫兵为找宗教书籍而去抄家，然后把找到的古兰经与其他宗教书籍放到艾提尕尔清真寺（喀什最重要的清真寺）前焚毁。
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及之后邓小平的上台，给中国伊斯兰教带来了新的春天。从1979年开始，整个新疆的清真寺开始得到修复。到了1984年，新疆已有14000个清真寺开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1980年恢复，麦加朝圣活动也再次得到允许。
可是，由于1990年巴仁乡暴乱和1997年伊利事件，政府加紧了对新疆宗教活动的限制。1990年起，所有宗教领袖必须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注册，他们必须支持党的领导，反对民族分裂。麦加朝圣活动也受到了一定限制。从1996年开始，在官方话语中，非法宗教活动明显和分裂主义联系起来。同年新疆的“严打”不仅针对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也打击与非法宗教活动有关的分裂主义。
在回顾完近百年的宗教政策后，维特开始探讨这些政策尤其是是新中国的伊斯兰教政策变化对喀什农村地区宗教活动的影响，他以喀什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海兹来特（Hezret）为例来说明。海兹来特主清真寺的大毛拉叫阿不力买提（Ablimet），出生于1941年，接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宗教教育。在1947年，他进入阿帕克和卓（Apaq Khoja）宗教学院学习，到1954已学会背诵整部古兰经，并能将它翻译成维吾尔语，他在那里也学习了教法和其他宗教知识。然而宗教学院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到来而关闭，从那时起，由于严厉的宗教迫害，阿不力买提放弃了宗教活动，转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80年起，因为改革开放，他才重操旧业，花了十年时间重新学习古兰经。很多当地年长的神职人员与阿不力买提大毛拉有相似的经历。他们在传统的宗教学院进行两到三年的学习，学习认识阿拉伯字母，学会背诵古兰经甚至只是几个章节。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神职人员被称为卡里（qari）。
与这些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卡里不同，一些借助改革开放而到中东去学习的穆斯林则接受了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阿卜杜尔海米德（AbdulHemid），他在海兹来特北部扩建了一个叫土库兹塔什的清真寺。在那里，他宣扬他所认为的“正统”伊斯兰教，批评各种地方宗教修习、圣徒崇拜等，理由是后者在古兰经里没有根据。他鼓励信徒按照沙特罕百里教法学派（Hanbali）的要求而非维族流行的哈乃斐教法学派（Hanafi）进行祷告。阿卜杜尔海米德清真寺布道的一个特点是鼓励平等主义的伦理，强调在真主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反对对宗教领袖的过分尊重，批评喀什地区流行的论资排辈风气。阿卜杜尔海米德教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倡导伊斯兰教与现代科技发展、经济进步相容。因为阿卜杜尔海米德及其信仰者的改革特质，其他维族穆斯林称呼他们为瓦哈比派（Wahhabi）。
然而在1997年，阿卜杜尔海米德被官方从土库兹塔什清真寺毛拉位置上解职，他的学校在此之前被关闭。在喀什，很多人说，这次解职是因为他太受欢迎，他强调宗教知识和维族人发展被认为是反动。虽然如此，阿卜杜尔海米德的教义却仍然在维族年轻人中受到欢迎，一些缺乏古兰经合法化支持的地方性宗教仪式遭到人们越来越多的争议。然而，在后9.11的背景下，政府对于传教活动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对所谓“瓦哈比”穆斯林的压制也在增加。
维特博士最后在论文中总结道，教育体制的世俗化、印刷媒介的普及以及与外界穆斯林的接触已经削弱了喀什地区传统上以口耳相传为传播方式的宗教知识传递模式。不过，这种变化，依旧受到国家宗教政策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Edmund Wait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on Islam amongst the Uyghurs: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the Kashgar Oasis Central Asian Survey (September 2006) 25(3), 25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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