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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公园，始建于1886年，上海滩上第一家正式公园，她是外滩百年沧桑的见证人。它前后曾用过多个名称：公花园、外国花园、公家花园、大桥公园、外摆渡公园、黄浦滩公园等等。
1917年9月13号的新园规中第一条规定，该公园只供外国社区使用（见图），从此，租界内的公园禁止中国人入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屈辱的标志。
需要说明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有人将规定中第一条「该公园只供外国社区使用」和第四条「狗与自行车不许入内」合在一起的一个讹传。
后来，鲁迅能够住进租界内，说明租界内允许华人入住，它并非外国人专用。租界唯一被诟病的是治外法权。但西洋的法权又比满清民国的法权先进，换言之，老百姓到租界里，他们的人权反而比在华界得到更好的保护。大量成功人士（如鲁迅）拚命往租界挤。鲁迅为什麽宁愿被人骂，还要往租界挤？说明他认为活在华界比狗不如。当官的为何鞭挞租界？因为他们在租界的税收没了，他们在租界的职位没了。但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是个好东西，鲁迅日记写得很明白。
租界里的治外法权，压迫的是清政府，而不是老百姓！相反，治外法权在客观上有力促进了大清国进行司法改革。如果不是治外法权，许多命桉的凶手要凌迟，许多公知要遭凌迟，平民犯了法连个律师都请不到，刑讯逼供家常便饭，杨乃武小白菜能活下来只剩半条命。革命党为什么躲租界里？因为他们信任洋人的治外法权！
1928年，中共党员向警予藏匿到汉口法租界，国民党要求法租界当局交出向警予。因法国领事官收受了中共的贿赂，拒绝配合国民党。国民党大怒，通电批评法租界藏匿中共，并立即在湖北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回法租界」运动。不久法国调来一新领事，交出了向警予。于是国民党就不提收回租界的事了。
综上可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根本没有文献记载，也没有严肃的历史学家证明有“华人与狗”，只有一些目击者的话。但这些话，往往经不得推敲。
周而复《江南忆》(《文汇报》1989年9月10日第2版)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时我走进上海的租界，仿佛到了另一个国家，看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追随者趾高气昂，飞扬跋扈，连他们雇佣的奴仆像“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因为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外滩公园门口曾经挂了一块牌子:“犬与华人，不准入内”。
看看日子，看看文学家周而复先生的文风，就知道那段日子很“紧”，那时正在“反对全盘西化”呢。
看一下，我们这们文化部副部长的简历，就会发现周部长在撒谎：周而复（1914～ 2004）生于南京。1933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后创作诗和小说，月刊。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作文艺和编辑工作。
他的大学年代是1933—1938年在上海，我们已经知道外滩公园在1928年已经向华人开放。到了1934年，上海一座面向儿童的南阳公园，也是华人开放了，那是租界里最后一个开放的公园。（见《上海地方志·园林志》）
再看这个证据：
抗战时期上海的《新中国报》，也辟了一个“老上海”版，在1942年1月29日第62期上，发表《不准入内》一文道：“20年前，租界中外人建筑所不准华人入内的，有静安专路跑马厅，及白大桥南堍的外滩公园，最先跑马厅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涉足，而于门首高标英文木牌：狗与华人不准入内。……和跑马厅同样，挂出了侮辱国人的木牌。这当然引起了国人很大的反感，但因国事纷乱的关系，终于忍受了数十年。后来，民国十四、五年时，民众对这情形激烈反对，租界外人只得除下这侮辱的牌子，而开放他们专用的禁地了。”
上面这个证据，是原载1994年6月1日第203期《党史信息报》，《中流》1994年第7期转载的。
实在很幽默！
为什么呢？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当即占领租界。
要知道当年日本人是打着“大东亚共荣圈”，从英美法人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旗号，当年日本人很注意占领区反英，反美的宣传的。当年，报纸上的“英”“美”两字都是加上“犭”的。
上文的作者，1942年1月底，就跳出帮着日本人“痛说家史”，讲“西洋人”的坏处，跟形势跟得太紧了！这不是汉奸吗？查了一下，果然是汉奸报纸，它的董事会主席是大汉奸周佛海，主要负责人就是袁殊！找爱国主义历史材料，不惜找到汉奸报纸上去，太无耻了！
PS： 杨奎松所出版的《鬼子来了》一书也有类似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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