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在新疆长大的汉人。那里的任何“风吹草动”和与之有关的事件都让我关注牵挂。去年“6.26”新疆鄯善县、“10.28”天安门金水桥、再到“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一次比一次血腥和严重。每次事件后，领导们很快到场，强调严厉打恐怖暴力活动，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随后武警公安开始全天候巡逻。难道，以前我们对恐怖、暴力活动的打击还不够？王乐泉主政新疆时不就放言“追着打，露头就打，不露头也要打”吗？
1997年春节期间，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也曾发生暴力事件，但社会秩序总体很快就平稳了。2009年“7.5”事件后，新疆打击恐怖暴力活动一直呈高压态势，但恶性案件还是接连不断，百姓的安全感大不如前。这是为何？
必须承认，“7.5”事件是个分水岭，它让我们一直试图回避掩饰的民族问题公开化、尖锐化，它给新疆百姓造成的严重心理创伤、族群间分裂和猜忌不但未消弥，现在反而扩大加深。
我没有王力雄先生那样的勇气、方法和精力，通过与维吾尔族人深入交流，在《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就新疆问题提出官方所不乐见的思考、认识和预测。我只是通过在新疆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感受，来探究新疆问题。
讨论之前，先看新疆人口数据的变化。1949年以前新疆人口统计没有准确数据，查阅相关资料和论文，数据如下表：
1949年以后历次普查，新疆人口有了较准确的统计，如下表：
注：曲线图中“统计年份”为上两表中年份，“1”为1766年，其余依次。
通过以上图表可看出，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人口的比例，在清末以前的千百年中前者占绝对优势，到1949后迅速大致相当。可以用一个想象的故事来形容这变化过程。
在一个偏远富饶的山庄生活着百十来户原住村民，他们牧马放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人情。
不知何时，山庄里迁来了三五户异乡人。这些异乡人知书达礼，温良谦和；他们的礼仪习俗虽不同，却令村民刮目相看，敬仰有加；双方之间融洽和谐。
过了很多年，原住村民增长到二百多户，外来居民也增加到四五十户。新来异乡人礼仪教养不再像先来的那么严格，双方偶有邻里纠纷，总体还算和谐。
又过了许多年，村里村外都发生了很大生化。原住村民有四百多户，外来居民也猛增至三百多户，村庄不再和安宁祥和，整日熙熙攘攘、吵吵闹闹。新来居民没了繁文缛节，也不再谦恭温良，他们喜欢与天、地、人奋斗，热血激昂，口号山响。他们的到来不仅使山林牧场原野减少，还影响着原住村民的思想、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此外，村长也都是外来人担当。
又过了五六十年，村民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原住村民达一千多户，外来居民也有八九百户，山村变得拥挤局促。新“异乡人”尽失其先辈的礼仪传统，亦无信仰；他们虽带来大量商品丰富了生活，也令村庄杂乱纷扰；山林树木遭砍伐，牧场原野被采掘；大多数原住村民在生活、教育、就业、经济等各方面较外来居民差许多。日渐逼仄狭小的生存空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各种显性和隐性的不平等，都使得原住村民焦虑不安、失落忧患、紧迫慌张，个别人甚至有恐惧、敌意和仇视。
新疆的变化是否与这个村庄类似？
我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源在于：
第一，新疆人口非自然增长和自然增长过快。近六七十年来，以汉人为主的内地移民急速增长导致新疆原有人口生态和结构突变，对新疆区域原住居民（也含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新疆的汉人）造成很大冲击，而缓冲期又过短；在这段时间里，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本地少数族群人口自然增长过快；土地和资源不变而两大类人口骤增，自然会产生矛盾。
第二，新增移民多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北疆和南疆几个相对富庶城市；原有资源分配格局、利益占有关系（实体占有和精神占有）被打破，原住居民在资源再占有上匮乏、再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其生存生活空间相对变得狭小、局促、逼仄。
第三，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新疆维吾尔族群在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的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日益扩大。我在先前的《“切糕”背后的歧视》一文中，通过数据证明维吾尔族群具有低流动和“高凝固”的特性，他们在生活条件、劳动就业、教育等方面落后的事实。有人会说，新疆少数民族生活较以前有了明显改善提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进步的结果，并不能否认族群间发展的巨大差异。
第四，外来人对原住居民生活习俗和精神上影响冲击巨大。儿时，县城中有几座清真寺，清晨阿訇高亢嘹亮、悠远绵长的祷告声几乎穿透整个县城；仪式之后，穆斯林信众在清真寺前或三五成群交谈，或交易。如今，祷告声早已成为“绝唱”。
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住所多是平房小院，渠水蜿蜒而过，土墙小院里葡萄架下，毡毯之上吃肉喝奶茶，或弹奏冬不拉载歌戴舞。这样闲适的生活已一去不返，他们有些住进钢筋水泥的楼房，也有些成为“棚户区”居民，等待着被拆迁的命运。近三十多年，内地人口及商品流入新疆同时，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灯红酒绿、浮华奢靡也给这些曾经纯朴的游牧民族带来巨大震撼。
第五，政策的失误。从建国后我们就强调“区域自治”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方妙药”，但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权力架构才是真自治？增加各级官职中少数民族席位，乡长、县长、州长、区长由少数民族任职就证明“自治”了？那些人大代表——包括少数民族人大代表，有多少真正了解，或能说、敢说出少数民族的需求和心声？
修几条铁路公路，引进国企、央企开山挖矿，增加GDP和税收，就让少数民族过上好日子了？现实是，以开发建设名义进驻新疆的国企、央企等，有几个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所获利益除系统行业内的领导职工分享外，有多少惠及地方百姓？小时就知道，阿勒泰黄金是武警黄金部队开采；现在，一些大央企在南北疆圈地开矿，地方政府管的了吗？破坏性开采让山岭森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混浊了河水、污染了土地。祖辈狩猎栖息、自由出入之地，被冠上“4A”、“5A”景区，或借“旅游开发”名义圈占收费。对山脉、森林、原野、河流有着特别敬畏和爱惜的新疆原住游牧民族，面对这些景状变迁，他们内心深处是何感受？这其中难道不会有忧患、紧张和恐慌？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疆百姓和全国一样，被一轮轮的疯狂政治运动折腾得“疲惫不堪”而无暇他顾。当“洪流”退去，轻重分现，民族问题自然凸显。
而解决新疆问题，首先是要了解各族群需要什么？想要什么？
官员们不要一厢情愿，自以为某项政策“有利百姓”，就去强制推行。既然是“自治区”，政策制定过程就应让少数族群充分参与，听取百姓和其族群精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和愿望，也有保护延续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的诉求。
其次，在绝不能分裂新疆的前提下，允许各少数民族说出真实想法和需求，不要“扣帽子”，有些事情说出来总可协商解决。与其强调“自治”，不如强调法治。《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也提到，少数族群精英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充满向往和羡慕。再看看近两年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变化，此处无需多讲。
第三，尽快改善南疆百姓的生活状况，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保投入，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维吾尔族占南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就业最为艰难，不稳定因素多，南疆不稳新疆不稳。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和市场引导，改变提高内地新移民的素质和结构。
第四，在打击恐怖暴力犯罪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和执行时都必须要把握尺度，切勿人为制造不信任和歧视，引起少数族群的反感、厌恶和对抗。
第五，坚决给那些为“疆独”提供支持的国家还以颜色和厉害；同时，改变在新疆问题上的外交思维、宣传方法。每次听到发言人或新闻稿：“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除了嗤笑还有无奈。有海外华人（或是外交官) 曾撰文，谈及新疆问题，指出“三股势力”这样的提法并不为国际社会认同。
总之，一时“严打”只能治标，要从长远根本解决新疆问题，还需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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