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
从1940年12月29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301、305页）。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资料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这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众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
“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说到中共三年来的成就时，周恩来说：“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强调：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1943年8月2日。1943年8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周恩来在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时候的讲话。《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周恩来这个讲话中有关“毛泽东领导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在篡改历史方面也是走在其他人前面的.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主题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这是最早公开号召全国学习毛泽东的记录。周恩来声称：“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的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31－345页；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328页）
这是在中共还未执政、还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之时就向全国青年介绍、宣传并倡导学习自己这一个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讲话。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50页）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来更极端，他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话前面说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二、周恩来用了贬损自己的说法（“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反衬毛泽东的伟大。而这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更早，实际上对林彪及其他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照样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收藏七千人大会资料，油印本）
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所熟知的林彪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在1966年提出的。然而早在1962年，周恩来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在3于2日，周恩来对此问题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6页）周恩来说：马列主义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49页）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7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42页）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1966年5月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
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941页）。《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9月26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11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串联队时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周恩来在8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在清华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2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1979年版第43页）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66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蓬莱《“一句顶一万句”出笼前后》，1992年10月《书刊导报》）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周恩来就是一个地道的“变色龙”。1957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怀念周恩来》编辑组《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1959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87页）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2004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1967年9月9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40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9月9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说的是：
“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戴维堤《逝者如斯》，发表于互联网上。笔者采访戴维堤时求证过此事。）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林、毛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1966年12月19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1969年4月14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大会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文革讲话集(1966—1975)》，笔者私藏本；另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歌舞《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196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熊华源《周恩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导演”》，《党史博览》1996年第6期）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7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第90页）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3页）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歌舞《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218页）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杨明伟《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2页）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1965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歌舞《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为配合当时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决策，《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华夏文摘增刊610期•文革博物馆通讯443期，2007年11月7日出版；帙明《周恩来导演东方绝唱——<东方红>》，《党史纵横》2006年第2期）但是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质，大歌舞《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
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1964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8页）
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17页）
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二）》，1979年版第257页）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对于其他的歌颂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给以关注和指点的。广东省歌舞团人员追忆，周恩来在观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时指出：第六段中的“红太阳照亮了粤海”，这样说“太小了太轻了”，“何止照亮了粤海，大概你们从广东出发吧？这样就太小、太轻了。”（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册）》，1977年版第198页）
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1958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1月份的南宁会议到3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50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59页）
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亦可参阅何云峰《个人崇拜与1959年庐山会议毛彭冲突》，《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20卷第6期；罗平汗《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2期）.
1958年4月25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75页）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48页）.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9年版第398页）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行云《聂元梓谈周恩来》，华夏文摘增刊第386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22期，2004年7月6日出版）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中共中央党校资料编译室《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集)》，1977年版第62页）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中）》，1977年版第692页）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下》，1977年版第388页）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他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结束语
1958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在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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