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星期二
历史上混合所有制没有成功过
来源:财经网
我国近代以来的150年历史上,混合所有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从来不是“好东西”。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失去的主要是企业和资产,收获的主要是血泪。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此次三中全会决定中引人关注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从概念的提出上来讲,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十五大、十六大都提到过,只是没有作为改革的重头戏。这次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推进企业层面的混合所有制化,特别是包括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化。
对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化来说,很多人以为最大的支持者和受益者应该是民营企业。其实不然。自晚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可谓“命运多舛”,甚至现在仍然有一些有历史感的民营企业家,一听说要搞“混合所有制”,心里就一阵阵发紧,不知是福是祸。因为我国近代以来的150年历史上,混合所有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好东西”。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失去的主要是企业和资产,收获的主要是血泪。
远的不说,先说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混合所有制”运动——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国家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发生急剧变化,从原来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急剧地向“一大二公”的模式改变。民营企业(教科书上被称之为民族工商业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开始搞公私合营,搞“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开始,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资本家”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然后,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民营股权,采取赎买予以快速国有化,或定息制度进行蚕食式国有化,十年定息期满,企业完全被国有化。很多民营企业和品牌在这一轮混合所有制运动中消失不见,一代企业家纷纷凋零;存活至今的品牌如王老吉、全聚德、同仁堂,仍然是国有企业持有经营,失去了家族传承。民营企业家心中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此次“混合所有制”运动。
再往上就是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至1949年。众所周知,国民党秉承的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但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在“民生主义”中,孙中山的主要思想是“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就是以四级国有企业“中央国营企业、省营企业、市营企业、县营企业”组成的国有经济体系;私人资本就是民营企业。用现在话说,也是搞“混合所有制经济”,只是民营经济要和国有经济分工协作:凡是民营效果比国家经营效果好的,都应由民营资本来做;不能由民营资本做的或者有垄断性质的,都应由国家经营;在当时条件下,一切天然资源与一切垄断性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有”,这些领域包括铁道、商港、煤炭、钢铁、石油、水力、航空、大商业等。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就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到1944年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值中比重已经上升到约36%,1947年上升到42%,民营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这轮“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事实上,中国搞“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历史还能往上溯,那就是晚晴时期。晚清被迫对外开放后,民间资本对轮船航运业十分感兴趣,想申请成立股份制航运公司,清政府根据传统体制拒绝了民间申请。在具有相对先进性的官僚(洋务派)主导下,一种在旧体制框架下利用民间资本的企业模式被发明出来,即官督商办模式--企业采用股份制,股份分为官股和商股,官股是政府或封疆大吏的代表,有“红顶”和品级(即行政级别)但多数并不出钱,商股就是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家的股权,日常经营归商股,最终控制权归官股。这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先进之处在于,在官僚企业中引入了“企业家因素”,因此短期内获得了成功。但是其根本问题在于“官股”和“商股”的不平等,不能真正按现代公司治理法则运行,官员慢慢掏空了整个公司,“商股”最后不得不退出。郑观应对此愤懑至极,写下长诗《商务叹》: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
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
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
律载大事应会议,三占从二有规矩;
不闻会议集众商,股东何尝岁一叙?
不闻岁举查帐员,股息多少任所予;
调剂私人会办多,职事名目不胜举;
不洽舆情无是非,事事输入糜费巨;
用非所学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
这首诗需要慢慢地品味,细细的琢磨,之后能够发现民营企业家的心酸和对官督商办模式的极度失望。在官僚企业中引入企业家因素,比只听行政命令的官僚企业是有一点进步,但有行政级别的官股和商股如何能平等,如何能按董事会规则行事,企业如何做重大信息披露,企业如何不被掏空等问题,都是官督商办体制不能解决的。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今天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化必须解决的。当然,把原有的国有独资企业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远比发起设立混合所有制企业要难得多,前者有数不清的历史包袱和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企业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财务数据即其他重要信息的透明化、国有资产的估值、国有股减持的比例及价格等等。因此,这一次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想要成功,必须要搞出新东西,是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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