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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孟庆树夫妇1938，汉口。
王明（1904-1974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留苏，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翻译，1931年为中共领袖，驻共产国际代表。八一宣言起草人，主张联合国民党抗日，1937回延安，任统战部长。是中共亲苏的国际派领袖，在延安整风中被毛派批判犯左倾、右倾错误。1949年负责法治工作，1956年赴苏至1974年病逝，和夫人孟庆树（1911-1983）均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王明回忆录严厉抨击毛路线与人品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中共史界对王明的评价近年有所松动。
王明是对毛的错误与罪行作公开揭露与批判的中共高层人士。
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王明年谱》（2014-2），是周国全先生和我一起编写的。与原来的《王明年谱》相比，字数增加了好几倍，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王明的一生，以及有关王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我们充分利用了80年代曾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组织部档案馆查阅的关于王明的档案。这些档案材料非常宝贵，可能至今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过。还有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查阅有关王明的资料和书刊。更可贵的是，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曾送给我一套由其母亲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该书已由莫斯科《本体心理学》慈善基金会于2011年在莫斯科出版中文版。
中共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合影。前排右起：彭德怀、王明、孟庆树、？、邓颖超。二排左5 起：叶剑英、博古、潘汉年、周恩来、郭沫若、张经武。（领导人：王明、周恩来）
这些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下面列举几例：
一、关于1927年3月米夫率领联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组到中国的任务。过去对此不太清楚。据王明说主要有两个：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二是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三至六个月，人数为三至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十五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并带来五万美元作开办费。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
二、关于顾顺章叛变的问题。过去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说老鲍（老包、又叫王八蛋，都是他的党内代号，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是秘密党员。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十二个机关的命令时，这位多年来保卫着党的机关和干部的同志，立即把顾顺章被捕叛变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过了不久，李克农和钱壮飞从南京逃到上海。他们俩是隐藏在蒋介石、陈立夫和陈果夫特务总部内的共产党员，而顾顺章知道他们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听到有人打电话给陈立夫说：“共产党特务头子顾顺章被捕，供出十二个机关”时，他们立即逃走了。而他们所听到的，和老鲍得到的消息一样。此后老鲍虽然不再受信任，但并未马上撤他的职。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在领导抗日运动时被日本人杀害了！
1950-10 王明夫妇偕二子赴苏联。和身边工作人员（护送至边境）合影。
三、关于向忠发的被捕。王明知道很多细节，他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把周恩来、王明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同志及其丈夫被捉去了。但是，由于蒋介石觉得他利用价值不大，很快就把他枪决了。
1938 年国共合作时期驻武汉的中共领导人。左起：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
四、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据王明说，他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央无法开展工作。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共产国际决定调周恩来和王明一起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他们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周恩来改变了计画，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十月十八日启程赴莫。
江青（左）和王明妻子孟庆树在延安。
五、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负总责，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据王明说，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五人，即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四人，加上原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福坦。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福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恩来和王明说明：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轮流一个时期后，才逐渐地由博古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因为卢福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了。
1938 年5-25 孟庆树（中排左2）和各界妇女游庐山牯岭仙人洞。
六、周恩来与王明曾一起编辑《南针》杂志。过去谁也不知道。王明回忆说：1931年9月，他们觉得工作这样忙，不能离开去莫斯科。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个小型指导党内工作的刊物，名叫《南针》。王明用韶玉等笔名，周恩来用苏广等笔名写文章。可惜他们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存档）
共产国际十执委1935 年8月在莫斯科郊外。左起前排：马蒂、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林、王明。后排：莫克文、库西宁、哥特瓦德、皮克、曼努伊尔斯基。
七、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过去不知内幕。据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主要是工作环境更加困难，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致电请示共产国际，国际的同志就找在莫斯科的王明商量，一时无法。恰好王明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其中斯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可否让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回答说这个问题太大了，须请示斯大林。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决定政治局四人（卢福坦已被捕自首）中之康生到莫斯科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其他三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还带去了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这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搬到中央苏区去的
邓颖超、孟庆树（旗左右）代表西北妇联向抗日空军英雄献旗。左：董必武、王炳南，右2 黄炎培。
八、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过去只知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怎么决策不清楚。王明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的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一个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进行的。
1938-7王明（前左2，左5蒋介石）参加首届参政会(国会)。
九、关于王稼祥带回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王稼祥1938年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与他谈话，让他回国后告诉大家，要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王稼祥回国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这对于毛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他还说：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去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的面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有意让季米特洛夫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也对这个口信的真实性作了彻底的否定。
十、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在《中共五十年》即《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中，王明一再说在延安时毛曾派人毒害他。国内学者都认为这是他对毛泽东的污蔑。但根据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确实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于延安严重汞中毒，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护士拿错药在河北省平山县朱豪医院再次中毒。虽然这两次中毒医疗事故，但中毒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不是他的编造。
新编王明年谱充分吸收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论著，各种书籍250多本、报刊70多种。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辩明是非。而且，尽量引用原版书籍，并对引文注明出处。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新编年谱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了出处和来源。但来源于中组部和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还不能一一注明，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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