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这个课题，对单个学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依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所以，最先推动这个课题的是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李成瑞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国际同行认为这次人口普查是成功的。在公布第三次人口普查成果时，第一次公布了1949年以来历年的人口数据。其中，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使全世界震惊，日本一家媒体说，这是和平时期最重大的人口事件。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绘出的塔图，明显地表现出大饥荒相对应的年龄段出现了巨大的缺口，表明这几年出现了重大的人口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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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塔图是形象的，到底这几年有多少人口损失？国外人口学家开始研究。1985年，李成瑞在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会议和外国学者交流了这项研究。他回来后，就和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一起推动了国内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设立了课题，向学界招标，西安交大蒋正华中标，他用生命表的方法，得出结论非正常死亡1700万。
但是，上述结论没有终止学界的继续研究。
一、如果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就很简单
如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计算公式小学生也能推导出来，也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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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是：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某年平均人口
其中，“某年死亡率”和“某年平均人口”（即年初总人口和年底总人口的平均值）是国家公布了的。“正常死亡率”可采用1957年的死亡率，也可采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我是将大饥荒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死亡率和大饥荒后的1963、1965和1966年的三年平均死亡率，再加以平均。
计算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0.47‰。
之所以没有采用1964年的死亡率，是因为在1964年一次性地冲减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出现了不正常的偏高现象，不能作为有效计算样本。
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521.2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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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因为国家公布的上述数据有问题。
二、国家公布的人口数据很不准确
不考虑人口国际流动（当时国家是封闭的，国际人口流动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则在全国范围内：
当年年底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即表二第3栏中的数字应当等于6栏中的数字。7栏中的数字应当为0。但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算出来不是这样（见表二）。
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和人口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差额。我在《墓碑》第23章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介绍。
三、对国家统计局数据差误的解释
在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时候，60年代在公安部从事人口统计的人还有四位在世：张庆五（户籍处长）、王维志（研究员），还有两位年纪太大，头脑不清楚（其中一位前两年已过世）。这些人都是人口统计的专家，如王维志是莫斯科统计学院人口统计专业毕业的，在公安部从事人口统计多年，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
我多次向他们请教，仔细向他们询问了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张庆五介绍，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经公社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报公安部三局户籍处。户籍处再汇总成全国的数字。从1954年以来，每年出一本汇总的书。张庆五从他的书柜里找到了表的样本，他说，这就是。我一看，是80年代的，说，不对呀。他说，60年代跟这是一样的，这个表没有变化。我抄了下来（只抄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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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个表只有“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只有当年的人口数字，无前一年的人口数字。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在这张表上也无法算出。这样，生产大队填写这张表时，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上级也没有要求核对。上级单位将大量的这种表汇总时，也很难一一核对。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即本文上一个表中第7栏（差额）产生的原因。
我和这两位老专家讨论过多次，他们认为，这个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计划生育的年代少报出生，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少报死亡。1960年－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死亡的人不报或少报。
死亡不报是利益推动的。人死后报告上级，死人的那一份口粮就销掉了；死亡不报，死人的那一份口粮还可以留给活人吃。作为地方干部，死亡不报，还可以减小自己的政治责任。《墓碑》中列举了各地隐瞒死亡人口的事例。
死亡漏报是产生大饥荒年代统计误差的主要原因，这在研究这个课题的学界几乎是共识。
四、孙经先用“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统计数据误差与死亡漏报无关
孙先生提出了一个等式：
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数－当年死亡人数）
孙将人口统计误差称为“人口非正常变化”。孙先生是怎样“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得出“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呢？下面我抄录他的《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中有关数学推导的一段：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
[a+b-(c-m)+d]-a-[b-(c-m)]
解开这个式子的括号后正负相消，只剩下d。
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人口死亡漏报m在算式中消除了，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只剩下户籍迁移d的影响。孙先生大获全胜！
孙先生“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提出了不少概念，列出了很多图表和公式，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结果。
五、孙先生的这个推导正确吗？否
我们还是回到孙先生的这个等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只与户籍迁移有关”的论断不成立。
孙先生的问题出在哪里？本来，“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即上式中的A），不是“上年底总人口加当年出生人口减当年死亡人口加迁移人口”（即孙先生说的[a＋b－（c-m）＋d]）。“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取统计局公布的两个年度总人口之差（A－a）就行了，他却写成[a+b-（c-m）+d]－a。无端引入了不应有m，为消除死亡漏报m作了预设。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人口统计实践中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当成了可以互相换算的数据。
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这个论断被推翻以后，孙先生的另一论断“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也就不攻自破了。
六、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人口误差是户籍迁移造成的吗？
孙经先用“严格的数学推导”否定了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误差与死亡漏报相关以后，为他下一个假设扫清了障碍。他的假设是：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误差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1958年大办工业，有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进入了城镇。1961年－1962年精简城镇人口时，有2000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孙先生假定，正是这两次人口大规模的迁移过程中，虚报户口、漏报户口，才造成数据的误差。他从此引申，统计局公布的大饥荒三年人口数大量减少，是两次人口迁移中虚报、漏报户口造成的，不是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所以，“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
几千万人口在两次迁移中可以不报或漏报户口吗？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1958年1月9日起施行。
第十条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
第十五条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的，由暂住地的户主或者本人在三日以内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暂住登记，离开前申报注销；暂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设置旅客登记簿随时登记。
《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户口登记由各级公安部门主管。
当年，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国家控制的某一组织之中，那时人口流动性很小，户口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捆在一起。执行户口登记的公安系统是强力部门，这个部门有足够的权威、完善的网络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户口登记条例》是能够严格执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证明，孙经先假定的几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孙先生这个假设不成立。
粮食统购统销是1953年开始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城镇人口按户口供应粮食，农村人口按生产大队的户籍人口总数和每人的口粮定量标准留粮食。无论在城乡，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退一步说，即使孙先生的不报或漏报户口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吃什么？孙先生辩解说：“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
孙先生对农村粮食情况真是缺乏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即征农业税）以外，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即征购）。完成了征购任务以后，剩下的就是生产队的“留粮”（口粮、种子、饲料）。口粮是按每个人的定量和生产队总人口决定的，是落实到每一个家庭和人头的。在生产队里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由于当时粮食紧张，国家的征购任务常常超过农村的承受力。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有些地方连口粮、种子、饲料都被收购了。国家征收了“过头粮”，农民就得吃“返销粮”，即从国库里返销给农民。返销粮更是严格按人口计算的。没有户口，就不能吃饭。这是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和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的事实。
七、国内外的人口学家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了三次人口普查。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来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要高得多。1982年，国家计生委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1983年，国家计生委公布了这次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
国内外的人口学家就是以这四组相对可靠的数据为依据，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从而则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多万到5000多万的多种不同的结论。
历史学家曹树基用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八、官方的看法
官方是承认大饥荒的，也承认大量饿死人。证据有五：
1.1962年，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2.在1980年出版的多种官方书籍和报刊中，多次出现过历史学家和权威人士提出的饿死三四千万人的说法。二十年来，官方对这一说法没有否定，更没有说这是谣言。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69页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经过多年的讨论，2011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二卷第563页，再一次将这个数字写进党史。1960年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说明什么？如果没有大饥荒，按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23.23‰、1959年总人口67207万计算，则1960年总人口应当比1959年增长1561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1000万，里外里减少了2561万，这2561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少出生人口和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比1957年少出生777万人，扣除此项，则1960年非正常死亡在1700多万人。再加上1959年和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已超过3000万了。
4.蒋正华承担了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的课题，结论是非正常死亡1700万。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联合召开专家评审会，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安部、计生委、社科院的专家肯定了蒋正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这项研究结果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中国人口年览•1987》、《中国人口•总论》等处发表后其他报刊多有引用。这应算官方的看法。
5.作为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将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的2700万非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修订为2200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态度。
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说：“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
九、不要将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更不要依靠政权的力量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打击。学术讨论的前提是学术公平
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书中说非正常死亡3600万，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这就是《墓碑》第23章。我在书中介绍12个省饥荒的时候，也用了一些各地饿死人的数字，但3600万不是用各地数字求和而成。孙先生从否定我书中某些地方的个别数据入手，从而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这是文不对题。即使我在写12个省中的数字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何况孙经先们找出的错误只有一处，即涪陵地区的错误。
孙先生要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不能在个别地区的数字上挑问题，必须挑战中外人口学家。他是挑战了的，但人口学家们对他的挑战没有理睬，为什么不理睬？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说：孙的文章“与中国的人口统计不沾边！”
孙先生们“花了很长时间”对《墓碑》“反复阅读，逐一查证”，从《墓碑》中介绍各地的成百上千个数字中，找出了他认为的十个“错误”，并认定这十个“错误”是“篡改”、“伪造”。对此我已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作了答复。这十个问题没有一个是“伪造”、“篡改”。他提出的十个问题中，有两个地区的数字引起了我的重视。一个是《墓碑》第10版第250页，我引用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中有一句，即“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我是照抄廖伯康的一段话，没有核对，这个数字太大，是我的疏忽。我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中已有表示，在修订《墓碑》时一定改正。二是《墓碑》第10版第146页，我引用甘肃省妇联主席李磊的遗着中一个例子，“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孙先生说我“篡改”，在查阅两种地方志后，我以为是年迈的李磊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曾表示要改正。然而，临夏市退休教师刘志文老先生看了我的《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后，于2014年7月27日来信，肯定了李磊讲的内容的真实性，还说，李磊没有错，而是行政区划的变更，1958年把几个县并到了临夏市，过几年又划出去了。
以我一人之力写出《墓碑》，确实费力，能有人“反复阅读，逐一查证”，并指出错误，这是我的荣幸。我欢迎读者批评。《墓碑》再版十多次，每次再版，我都有修订。这些修订，不少是读者指出的。我在这里向指出错误的读者表示感谢。
学术争鸣要遵守学术规则。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借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
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等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攻击《墓碑》的文章，说“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对此我已两次著文回答，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继续发表文章，重复已经被我驳倒的指责。孙经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的《学习》活页文选2013年第32期上，发表题为《【墓碑】“中国饿死3000万”的结论非常荒谬》的文章，说“《墓碑》一书出现了大量伪造和篡改数据的情况，该书引用的许多数据也都是没有依据的、荒谬的。从学术价值来说，这样的一本书本不值一提。”“是一本罔顾历史事实、撒下弥天大谎的书。”“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墓碑》中出现了许多伪造数据的现象”，“《墓碑》大量篡改有关数据”。在他的文章中十多次提到我“伪造数据”，十多次提到我“篡改数据”。十多次说我“荒谬”、“极为荒谬”、“完全错误”。
《墓碑》是否“极为荒谬”、“完全错误”，学术价值是否“不值一提”，我不作评论，这是孙经先的看法，读者会有公论，而且已有公论。但孙经先说我“造谣”、“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撒下弥天大谎”，这是孙经先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
我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对孙先生的指责作回答后。他在2014年第1期《红旗文稿》上再一次重复和加重对我的诽谤。其文风恰似当年的姚文元，语言暴力比姚有过之而无不及。说我“诡辩”、“徒劳的辩解”、“极端荒谬”、“一无所知”，“一窍不通”。他将我的《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简称《谣言》，在行文中几十次说“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将我的《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简化为《走向谬误》，行文中多次说“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是文革大批判中的小伎俩。用对方文章中最不好的字眼来简称对方的文章，以达到丑化对方的目的。没想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还有人将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中的小伎俩用在学术讨论之中！
《墓碑》是香港出版的，内地没有发行。孙经先等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社会科学报》在评论栏目头条地位连载孙经先诽谤我的上万字的长文，我投稿回应，他们限定我不能超过3000字，而且只能发表在“争鸣”栏目里。如此粗暴的版面歧视，谁能接受？！我给《党建》投稿辩护，等待数月不见回音。对我缺席审判，还不给我辩护的权利！这有一点学术公正吗？没有学术公正，就不可能有真理。
十、关于武汉会议
2014年7月5日到7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大饥荒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项内容。会议组织者贺雪峰诚恳地邀请我参加，还让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曹天予多次用电邮和越洋电话邀请。盛情难却，我只好出席。参加这个会议的学者多数是维护毛泽东、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的，多数是否定大饥荒的。听说这些人去年开过这样的会，吵得一塌糊涂。这次我虽然同意赴会，但只准备听一听，不打算参与争吵，没有提交论文。7月2日，我看到孙经先在《红旗文稿》上攻击我的文章，忍不住还是写了一篇发言稿，3日凌晨发给了贺雪峰。3日上午我冷静了下来，觉得不同看法的学者如此对立毕竟不是办法，应当创造气氛交流。于是，我给贺雪峰打电话，说：为了创造好的气氛，请删掉发言稿中回击孙经先的那一段（即本文的第九部分）。
7月5日上午，美国加州大学某分校教授Dorothy Solinger（中文名字罗丽莎）说，有的人为了迎合西方利益，夸大饥荒。她看着我说：杨继绳应当回答孙经先的提问。我回答：“对孙经先的提问我已在网络和报刊上回答了两次，您是中国问题专家，又关注大饥荒，不应该没有看到吧？”关于迎合西方利益，我说：“我的利益在中国，迎合西方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反而会损害我在中国的利益。你不怕有人问你：你如此迎合中国的权势人物，是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当然，我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提出这样的问题会损害我的学术品格！”我回答罗丽莎的提问时，我身后一个粗重的声音将我打断：“你不是明天发言吗？为什么现在说？”此声音激怒了我。我用力敲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是你们把我请来的，不让我说话我马上就走！”在主持人的协调下，我才讲完了这几句。打断我讲话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刘民权。事后我对他说，我刚才发了脾气，对不起。他说：是我先冒犯了你，我应当先向你道歉。我们握手，成了朋友。
我7月6日上午发言，就是本文的第一到第九部分。下午轮到孙经先发言，说他血压高到220，他只能开个头，请一位青年学者代念他的发言稿。孙先生这次发言比这两年的文章有进步：一、他的发言稿中没有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说成“重大谣言”、“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撒下弥天大谎”，而是陈述自己的看法；二、没有用他精心创造的“营养性死亡”这个新概念；三、没有坚持“营养性死亡250万以下，其中饿死是少数”，承认饿死316万人。他重复“人口迁移中户口虚报、漏报是统计人口数减少的原因”的看法，对他的这一看法我没作置评（我上午的发言已将他这一论点驳倒）。他举出个别地区人口迁移中虚报、漏报户口的数字来支持他的论点，有两位学者说他发言中“‘点’的数字，不是全面支持‘面’上数字的切实证据。”代他念稿的那位青年学者也专门发言，对孙的发言也提出了质疑。
这次会上不同看法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没有谁压倒谁。总的来看，会议气氛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得出倾向性的结论，如果按这种气氛继续交流下去，有可能逐渐取得某些共识。
但是，武汉会议后，署名“宪天”（据了解即孙经先和北大教授巩献田）发表了题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会议情况。此歪曲报道在网上广为传播。这件事使我震惊。刚刚发生的事情，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竟然肆无忌惮地歪曲；对五十多年前发生的大饥荒，还能进行学术讨论吗？尊重事实是学者必须具备的品格，化名“宪天”的先生，完全丧失了这样的品格。
《炎黄春秋》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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