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陈独秀针对斯大林在苏俄大肆推行的极权专制，“沉思虑了六、七年”，对无产阶级民主进行了深层的反思。他说：“我认为以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希特勒)、俄(苏联)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反动的，不管它口头说得如何‘左’。”在一张“大家醒醒吧”的对照表中，陈独秀甚至把苏俄直接列入了法西斯制国家，并毫不客气地称“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陈独秀痛心疾首地指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着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402页)。
陈独秀为何直言不讳地将苏俄与德、意法西斯相提并论，又为什么这样重视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呢?这自然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实行严密文化控制相关。
苏联的文化审查始于1920年，截止1939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荣登”黑名单的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都一概没收，交与NKVD(即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大量销毁。不独如此，审查官还深入各个图书馆，仔细翻检各类书籍，用墨水将被贬黜或失宠的人名抹去。
苏联审查官的工作效率很高。1934年10月，某地集体农庄一份期刊被发现违禁内容，审查官立即出动，务必要将流入市面的1900份期刊“捉拿归案”。他们的战果如下：在农庄邮局没收1507份，在报摊没收300份，另外50份被发现用作墙纸，还有12份被人拿来当厕纸。糟糕的是，还有11位订户拒绝交出。这些觉悟不高的公民，随即受到有关方面正式警告。
领袖像是审查重点。印在纸上的斯大林像，必须对着光线详察，免得背面重叠了亵渎内容。1937年12月，有位审查官写信到莫斯科密报，说某份小册子的领袖像，其衣袖处有墨索里尼的影子，而希特勒的大名，竟然隐隐约约横跨伟大领袖的胸膛。相关人员随即受到严肃处理。
1935年，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发令，名为“关于维护俄罗斯语言纯洁性的斗争”。斗争的对象包括“粗鄙用语与咒语”等。“娼妇”这个词不能讲了，精简为一个字母，到了上世纪40年代，干脆删掉了事。书籍中凡是涉及性器的词汇都得除掉。俄语中有个“粗俗”单词khren(辣根，乃一种植物)，语含双关，影射男性性器官(chlen)，结果亦被揪出来“就地正法”。
看过奥斯卡获奖电影《窃听风暴》就知道，比起苏联，德国的查禁监控手段更为厉害。1933年4月12日到5月10日，德国经历了4个星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一运动的高潮，是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焚书“嘉年华”。有趣的是，当时有位德国作家Oskar Maria Graf，因为自己的著作没有列入第一批禁书名单而深感愤怒，向当局强烈抗议。他满腔愤怒写信给那些当权者：把我的书也烧了吧!难道我的书讲述的不是真理?
苏联官方不喜爵士乐。上世纪30年代早期，爵士乐就被视为“文化颠覆”。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诱惑实在太大，官方不得不让步，成立国营爵士乐团，但只允许演奏旋律柔和的舞厅曲目，或是改编自俄罗斯民歌的音乐。可1945年以后，爵士乐因为冷战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而被再次打入冷宫。到了1949年，苏联萨克斯风的生产与销售皆为非法。
德国的广播始于1923年。全国有多家小型地方电台，主要由帝国广播协会监管。希特勒上台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将此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下。全德所有地方电台，都要接受内政部监管，各电台还需专设一文化委员会以监控广播节目。国家的广播方针，用某位官员的话说，即广播乃宣传工具，可以塑造德国的国民性与意志力。为使广播走进千家万户，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当局于1933年5月大量生产一种廉价收音机，名曰“人民收音机”。当年德国的收音机数量为450万台。1941年，增至1500万台。说起苏德两国的广播，使我联想起最近一部关于北朝鲜的纪录片。平壤的公寓楼，每家每户都有预置的收音机。说是收音机，其实就是挂在墙上的扩音器，因为那是不能关闭的，最多只能调低音量。政府的声音就这样对平民进行“强行洗脑”。
斯大林日渐独揽大权后，即使是中央要员，谁要反对他都无异于活腻了想自杀。陈独秀说：“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更加把独裁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的苏俄，更是变本加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是怎样发生的呢?若不恢复就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免不了是一个专制魔王……”
陈独秀关于极权主义恶性发展的预言发表8年多后，英国政治讽刺小说家奥威尔发表了著名的小说《一九八四》：该书讲述在一个名叫“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
奥威尔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是1948年，但他坚定地预言：只要独裁体制依然存在，独裁者就会层出不穷。否则，到1984年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他故意将此书命名为《一九八四》。从未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人奥威尔，何以有如此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这部写于50年前的绝妙政治寓言让人不寒而栗，它再次验证了陈独秀晚年的观点：“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痛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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