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河，河道窄，河床高。上游的人们常常水不够用，下游的人们常常受洪灾困扰。后来上游的村子里有一个智者，他走遍了整条河，一点点绘图，一点点思考。随后回到上游的村子，对大家说，我们用石头垒个堤坝吧，这样我们村子就有足够的水用，下游的洪灾也会减少。村子说，你行你去张罗，有好事算我一份，出事了别说我同意了。于是智者号召村民们去垒堤坝，人们都讨厌他张罗垒堤坝会影响正常种地的精力，不情不愿的干了几天，累得很难受，天天在背后骂他，但是智者很坚持。又过了几天，上游涨水了，堤坝拦住了水，慢慢流进村子。地里的庄稼长得很精神，人们开始夸智者有眼光。但是村干部和他们的亲属想要把水先引进自己家地里，剩下的再给村民用，智者千法百计的阻止，村干部和亲属们怀恨在心，恨不得弄死智者，但是又碍于村民们都爱戴智者，不好下手。于是天天去闹村长，最后村子没办法，不让智者再管堤坝的事，换了个主管。智者万般无奈，但是他警告继任者，说堤坝最高只能修5米，再高就危险了，别的你们随便，但是这点千万别不听。新主管随便答应两句就赶智者回家了。
后来，人们看到堤坝拦下的水都流进了村干部家，于是都不满意。村干部告诉主管，继续加高，水多了自然能满足全村人的要求。主管说了智者的红线，村干部说，别听他的，水不够分就只能加高，什么危险不危险，我怎么看不出来。于是堤坝越垒越高。终于有一天一场特大洪水爆发了，堤坝上成了堰塞湖，要排水，水就得先从村干部家的地里过，村干部们逼着主管继续堵堰塞湖，说死不允许排水，最后堤坝垮了。村干部却早早在自己家池塘里蓄了水，地的外面围了墙，于是村干部们安然无恙，下游却淹死了人。
下游的村民红了眼，集体来到村支部外面要报仇。这时候老村长已经不干了，新村长站出来，对愤怒的村民说，这个事情不怪我们！我们天天玩命的垒高堤坝，为了挡住水不流到下游去，我们还天天从堰塞湖里往外挑水，就为了减轻洪水的压力。村民们不信，说我都看见你们把水引到自己家地里了。村子说，哪有？都是误会！指着蓄水的池塘说，你看我家的良田都被冲成大水坑了！扒开围墙给大家看，你看！我家地里除了被雨水淋湿的痕迹，哪有什么水？下游的村民们有些信了，于是问，那你们为什么要拦河？村子说，不是我们要拦，有个疯老头，拉了几个无知村民拦的，后来河道里的石头自己越积越多，要不是我们天天治水，哪能挺到今天！
于是下游村民要找智者去讲理，村子说那个疯老头已经死了，我带你们去看看他的坟墓。于是下游村民看了坟墓，一时气不过，毁了坟墓。出完了气，吵吵闹闹的散了。村民们都夸村子英明，这么大的事，不流血不牺牲，就摆平了！只是智者从此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疯老头。
再后来村里的孩子长大了，路过被毁的坟墓，都会朝着墓碑吐上一口，叫一声恶人！周围的人都用赞许的眼光去看那孩子说，这孩子，从小明辨是非，有出息！
许多年后，有外地的大学生村官无意发现了，智者当年的日记。告诉大家智者被冤枉了，我们必须重修堤坝。大家都说，可不是！就是当年的村长诋毁智者，下游的村民瞎闹事，我们可能记得人家的好！只是不敢说罢了。于是智者的坟墓被村里人修缮一新！人们忙着争吵水该先流进谁家，再也没有人来看一眼那崭新的墓碑！
好了！寓言讲完了，那是我编的。现在开始我讲事实，我不知道的我不讲，讲得都是来源经过确认，真实有效黑不倒的！
那些说他是奸相的人，你们知道什么是三角债么？你亲眼见过当年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低效么?你见过那些被卖掉的企业在之前是怎么经营的么？你见过福利分房是一种什么样的奇葩存在么？你知道在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地方政府是怎么和中央政府玩猫腻的么？
为什么我知道的奸相，如秦桧，如严嵩，都是独霸朝堂十几年！朱只任一届就彻底离开政治舞台，连例行的荣誉职位，退二线养老的差事都没有？说话要讲良心的好么？
一，三角债。
上世纪90年代末，
辽宁的三角债为45亿元，黑龙江和吉林为60亿元，江苏则更突破了100亿元。据银行的托收承付款统计，到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已达1085亿元，再加上一些没有列入托收承付的拖欠，其数额远远超过了政策的商业信用范围。
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制造厂因“三角债”拖累，被迫熄火停产，走投无路的厂长接连两次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发了告急电报。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因“三角债”搞得帐无存钱，库存无煤，公司只好在20万职工中发动集资解困，总经理李华忠在集资大会上含泪鞠躬，久久不起。
当读到李华忠鞠躬不起的新闻时，沈阳电缆厂厂长徐有泮的心里更不是滋味，因为鞍钢还拖欠他300万元的贷款。在机电部的8月座谈会上，他承认：“现在外面欠我1.19亿元，收不回来，我也欠人家5400万元没法还。
我是东北人，那个时候我还很小，但是我记得我父亲作为国企员工，因为几个月拿不到全额的工资
靠在窗户边叹气的样子，我也记得我母亲因为国企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没法开工，暂时放假2个多月，她天天在家接送我去幼儿园。但是那段时间很少笑。
长大了我才知道，三角债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没有钱，就是不给钱！海州露天矿借了银行的贷款，把煤给了鞍钢，鞍钢拿了煤炼钢把钢给了沈阳机床，沈阳机床把钢材变成机床给了别的企业，别的企业不给钱，你上门要债，人家会告诉你，我有钱，但是我不能给你结款。因为我的下家没有结款给我，我现在给了你，那边不结款。我就会和你现在一样。银行找煤矿，煤矿推给钢厂，钢厂推给机床，反正就是没钱！
那些国企的员工们拿不到工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工资，为了生活只能用手上的积蓄去抢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物价飞涨，手上的钱不够，只能去银行取存款，银行的钱都贷给了企业。你知道那是多可怕的场面么？社会随时都会崩溃，人们已经开始急躁和绝望！
这个时候朱镕基履新，第一站就是东北。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战”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达3000多亿元，其中80%是全国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拖欠的。几年以来，年年清欠，却越清越多。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三角债的形成不是一年两年，治理也早就开始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效果。直到朱到了东北。
你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什么叫亲自坐镇，现场清欠。说白了就是把全省国企领导叫到一个大礼堂，银行和财政的人全部到场。人已到齐，大门四闭。清不明白，谁也别出这个门！！！
于是，煤矿矿长拉着钢厂厂长，钢厂厂子拉着机床厂厂子，机床厂厂子拉着机器制造厂厂长，一直拉到源头，谁有钱，马上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时候给钱，谁拿了钱，什么时候给上家结款，都立字为据。谈妥了，赶紧出门回厂里拿钱办事。最后剩下死活没钱的，银行，财政一起上，有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
26天，解决了！这是你们口中的奸相是么？
二，国企低效和国退民进。
我从小在一个父母双国企职工的家庭长大，幼儿园的时候，只要我上腻了，想要耍懒不去一两天的话，我母亲就带我跟她一起去上班，只要我一去，基本就没见过母亲的同事工作，叔叔阿姨们围着逗我玩。从小到大，家里的所有工具，电灯，木材，我睡的床，我养花的铁架子都是用厂里原材料做的，然后我母亲的领导开着厂里给配的车拉到我家里，在他们工作时间离岗到我家给我按这些东西。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这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大批偷盗厂里生产原料和废料到厂外卖钱的，数不胜数。从正门拉出去的成品不一会就从后门拉回来，领导一手报账卖出多少成品，一手报账采购多少废品，反正都是国家的钱，不这么折腾，哪里油水？所有员工有事没事就请假，说消失几天就消失几天，反正都是终身制，领导无权开除任何人。
一个国营化肥厂，总资产2个亿，不开工，工人回家放长假，一年亏损1000万，工人因为放长假工资太低，大闹市政府，市里要求恢复生产，一年亏损6000万。亏损了又不能破产，市财政补贴。其实不是化肥卖不出去，只是一开工，领导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员工消极怠工，跑冒滴漏。四处是窟窿，到处在放国企的血，根本堵不住。
这样荒诞的黑色幽默，我小时候根本都不觉得奇怪。简直就正常到不能再正常了。
就这样的化肥厂，在国退民进中作价1个亿卖掉。有人大喊贱卖国有资产，是！我承认有很多企业被贱卖了，也有很多官员黑了政府和人民。但是你要知道，这1个亿好歹是进了政府的口袋，只要不卖掉，继续开工经营两年，政府搭进去的可就不止1个亿了。能抽身出来就算甩了天大的包袱好么？而且政府不想再投入，企业之前有没钱，接手的民营资本必须承诺解决买断原来职工工龄的钱，还得保证尽量雇用这些跑冒滴漏惯了的原有职工，这些隐性成本都是账面上不体现的好么？
而且这些企业到了民营资本手里，很快就扭亏为盈，别说谁和谁利益输送，但是你盈利了，税得交吧！从吃补贴到纳税，中间差了多少？谁敢说国退民进是弊大于利，那就真是耍流氓了。
而且当时小型国企和集团所有制企业被卖掉，大中型国有企业员工被精简，分流，下岗。当时骂声一片，自杀的，闹事的天天有。现在可听不到那些当时下岗的员工骂娘了，因为凡是下岗之后好好找出路的，摆个早点摊，开个小烧烤店，做点小生意的，现在最不济都比还在国企上班的收入高。人们也明白一样事，我们那个城市就是靠那么几个国企支撑的，那些国企当年不改革，就一点会慢慢死掉，它们一死，早点摊，小烧烤，小生意根本就不可能有客源。别说从小本生意慢慢做大，整个城市就得玉石俱焚。看看现在的底特律就知道当年不改革的后果了。
所以国退民进是成功的，郎咸平天天骂国退民进也不敢否认改革成效，只是拿财务问题说事。原因是老郎那时候还在香港隔岸光火，要是那个年月他到过东北。以他爱出风头的劲，早就出书大喊，卖卖卖！赶紧卖了。
其实要不是排在第一的答案实在是太刺激我了，我本来是不想写的这个的，因为争议太大。
但是既然写了咱们就写个明白。
国退民进和下岗分流这段一定是最大的争论点，而且当时我和你们所有现在反对我的人一样对这种改革咬牙切齿。但是现在我长大了，我看到了改革之后的成果，所以我不愤怒了。
有人在评论区说我一定没看过《铁西区》，连《钢的琴》也没看过。我得告诉你，我业余第一大爱好就是看电影，在大连时期我们有专门的社团和场所，给那些自己制作小成本电影或者短片的创造人做交流和展示，我们提供评论和其它宣传服务。
而且，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外公外婆，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是国企员工，我家小时候住的就是X钢厂的家属楼，即使我没看过《铁西区》，我的生长环境就是个铁西工人村的升级版。那样的故事天天在我身边上演！
有人说只有在那场改革中享受了利益的人，才能这么说。我也告诉你，你又错了。
我父亲从2005年之后再没去原来的单位上一天班，辗转被借调到各种其它部门当临时工，出入一直是在原单位的一半。我母亲在那个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一个确定要裁员的部门调到一个不裁员的部门，好歹是保住了铁饭碗。她老人家现在已经光荣退休三年了。我两个姑姑，全部下岗。五个姨，四个下岗，老姨曾经一度在家放长假，四年前厂里有了起色，才把她找了回去做文职，工资也是照正常编制减半。我外婆家7个子女，只有我舅舅和我母亲保住了铁饭碗，剩下的全砸了！
我当年也是个小愤青，天天跟着大人们骂各级领导。因为我亲眼看着很多我身边的人，是怎么在那么国有企业里贡献了自己的前半生，甚至有的人身患职业病。突然有一天，国家不管这些人，贡献一辈子的工厂不要这些人了，让他们从头再来，自谋生路。他们哭喊，愤怒，聚众冲击政府，甚至以死相威胁，更有甚者直接自杀了。
我觉得读到这你不觉得奇怪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今天对于我们来说，辞职找工作太平常了，某天我们遇上企业经营不善，老板告诉你说，我们裁员了，但是被裁的同事可以拿6个月工资去找工作，而且你的养老金公司包了，会一直给你交一份养老保险到退休。哎！你会怎么说？这老板太TM讲究了！！！甚至有人可能感动说，老板，咱也别裁人了，我们和你共渡难关吧，这几个月工资不要了，挺过去了补给我们，挺不过去就算了！
但是为什么当年，政府承诺一定解决养老金，但是部分工人在几个月之内要尽快安排自己新的去处，到退休年龄之后享受原国企退休的养老金标准。这样在我们今天是一个很优厚的裁员条件，在当时就得闹出人命！！！这不合理，解释不通，那么解释不通的事情背后就一定有关键逻辑。
是因为没有人下过岗，这是开头，他们的反应是对未知的恐惧么？
是对政府未来许诺的不信任么？
还是到社会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方式，只要被推出国企就必死无疑么？
那么是谁给了他们国企会雇用你们一辈子，国家永远都不会不管你们的许诺？那么这个当初许下不切实际的诺言的人要不要给下岗工人的悲痛买单？
是谁把那么多的人送进国企，又是谁埋下了国企必然亏损的祸根，要说亲手把工人裁掉的人有罪，那么当初把过剩的人力塞进国企的人就没有罪过么？
还是讲我自己家的历史吧，大家看看事实的故事之后再评判。
解放战争的时候，我爷爷在城里做店家的帐房学徒。那年月两边都在征兵。我曾祖父坚决不运行我爷爷去参军，又怕他年轻力壮被抓了壮丁。一封家书急令我爷爷会乡下老宅躲避战祸。后来东北，华北都被共军拿下，我爷爷不想务农，这时候东北各大工厂昼夜开工支持前线。我爷爷来到城市找工作，X钢厂正急招炉前工人。我爷爷去报了名，当时管招收的人看中我爷爷字迹漂亮，又会打算盘，写帐什么的。没让他去炉前，留他在手下帮助，招收基本完成推荐我爷爷去X钢厂的生活处做文职，管理外地进厂当工人的宿舍分配。后来这个部门监管住房分配，全名叫X钢厂生活处房产办公室。后来他把我奶奶和我大姑接到城里一起生活。那个时候户籍管理制度极其严格，除了国企员工及家属根本拿不到非农户口，我奶奶到城里之后因为是家属，被安排在X钢厂建筑队做库管。他俩都上班的时候，我大姑才3岁，直接送到保育处。一个保育处像个大车间一样，有上百个孩子，无数的婴儿床，和10几个保育员。全都是父母双职工没白天没时间照顾孩子那种（读过王朔的书的小伙伴估计看到过保育处这个词）。
就这样过到了WG的时候，那时候全国国有企业几乎都停产了，每天各种政治学习和批斗会，不生产就没办法养活这么多人，我大姑那时候已经初中毕业，和同学开始串联。WG越闹越大，于是知青开始上山下乡，为什么是知青？这是一群正值青春期，读过书，认识字的孩子，工厂不需要员工了这时候，那么留他们在城市里就是不安定因素，要么参军，要么下乡。于是我大姑下乡了。
在过两年，城里连工人都养不下了，能送走的知青也都送出去了，于是开始要求各级工人和干部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全家下乡，于是我爷爷带着我二姑，三姑和我没上小学的父亲回老家下乡。我爷爷到镇里信用社上班，我奶奶带着未成年的孩子在地里挣公分过日子。直到四人帮倒台，城里开始复工，各级工人，干部被一纸调令急招回城里上班，但是我姑姑和父亲都是非农户口，不能留在农村，必须回城。那么本来就刚恢复的城市拿什么消化这么多回来的原来职工？还有他们带回来刚成年的孩子，以及大批返城知青和退伍军人。只有一个办法，搞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不是流行一个句式，叫XX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么！当年就是“国企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年轻人进国企怎么分配？接父母的班！我爷爷在生活处的工作比较轻松，于是把他的两个名额给了我两个姑姑，二姑去X钢厂第二幼儿园当食堂管理员，三姑去钢厂第五宿舍当花圃管理员，我父亲接我奶奶班去劳动强度大一些的建筑队当技术员。是的，什么都是国企办的，工人浴池，幼儿园，职工宿舍，理发店，小学，中学等等，无论盈亏都是国企买单。就连城里的鲜花供应都是钢厂旗下生活处下属的花圃种的。我大姨，二姨被新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招进去了。我母亲用了我外公的名额进钢厂下属的电务段，我四姨接我外婆的班进钢厂运输部，我五姨进集体制企业做文职，我舅舅接我外公班进电务段。
这回你们理解什么叫户籍制度了么？不仅仅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也不仅仅是A城市的人，没有介绍信不能随便到B城市去。连工作都是按户籍分配，工作都是世袭的。我一个前辈阿姨，后来创业成功的女强人，当时读书的时候品学兼优，梦想就是赶紧到18岁，去宽敞明亮的工厂车间上班，每天和一群工友有说有笑的上下班，结果分配通知下来了，国营废品收购站。就因为她父母都是废品收购站的员工。我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些，大了之后读到前朝户籍制度和军户，匠户，农户世代接替，只有科举才能脱离原来的户籍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户籍制度。
那咱们想一想，这些国有企业承接了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就是最快速度消化所以青壮年劳动力，不论工厂能不能承受，只要你接申请书，写上父母职位及所以个人信息，几天之后就去上班。而且上岗之前没有任何专业劳动技能的培训，进厂之后跟着老师傅，边学边干。而且国企要负责所以员工的一切生活，吃有厂办食堂，住是厂办宿舍，看电影是厂办俱乐部，一切都和国有企业挂钩在一起（当然，这里有很多是需要付钱的，但是这些都是企业办的，来消费的都是企业员工，吃过大锅饭的人会真正计算利润么？会积极而负责任的管理么？）。别说钢铁这样的强周期行业，你就想一想那些超级传统大公司，福特，丰田什么的，这么干能抗得了几年，而且人员严重超编，劳动技能基本不足。
但是国家那时候是怎么许诺的，厂子就是你们的家，有厂子一天，就有你们一天的好日子。
如果没有国退民进，如果没有下岗分流。那么就这么再搞几年下去，这个国有企业被它被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拖垮之后，这个城市除了暴力犯罪和满城的恐慌和绝望还能剩下什么？连找块土地自耕自食都不行，因为你拿的是非农户口，国家不会允许你有土地的。
手术痛不痛？痛！但是大病来了不手术会死人的，那你该怨恨医生还是该怨恨那个让你得病的人？
如果改革有罪，改革过程中的不公平是罪恶，那么把一切引上不改不行道路的人是不是原罪！
而且下岗大潮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没有人情味，政府再过份，再势利。总要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不然这么大的举动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反应？那年月，集体上访，工人包围市政府要求市长出名处理纠纷几乎一个月一起。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工人是神圣的，而且WG造反时候的轰轰烈烈才过去几年，人们没事组织个游行什么的，经验充足。像现在这么对付上访群众的事，当年是没有人敢干的。所以，政府尽了最大可能减少冲突。
减员减的都是外围集体所有制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主体的人员超编部门。而且想办法尽可能安置新岗位。同时双职工家庭都在超编部门的，保一个去一个。大量女性下岗，男性留着岗位上。
比如说，我二姑和三姑，那是直接就下岗了，因为那些部门超编所在太严重了。但是我父亲完全不受影响，我母亲主动要求调到比较缺人的部门（这个过程有私下走人情），最后也没受影响。我四姨和我舅舅没受影响，我五姨和老姨受影响，但是我五姨夫和老姨夫留下了。我大姨和我二姨情况还和他们不一样，因为她们一开始进的不是钢铁厂主体，而是集体所有制部门。下岗之前的两年，厂里早就发不出一分钱工资了。厂子已经名存实亡了，下不下岗就是名义问题。而且这样的员工下岗在总下岗人群里是多数。还有当年企业亏损连连，名义上没下岗，但是实在没有收入，自己离开企业的也很多。
好了，那问题来了。那么既然很多人的工作已经名存实亡了，还有很多人，双职工下一个留一个。为什么社会问题还是那么严重？以死相逼，自杀身亡的报道在那段时间经常出现？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身份的丧失。作为一个国企职工。你的企业没有能力给你发工资，但是你的身份还是国企职工。那么你可以享受生病了去职工医院低价甚至是免费就诊。你可以享受企业的福利分房。你可以在企业退休之后按月去拿养老金（那时候还没有大范围的社保制度，职工的养老金直接由企业支付）。你的孩子可以去上企业下属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家里缺什么少什么了，可以去企业申请，企业有多余的就可以给你拿回家用。你外出办事，企业会给你一份介绍信。所以，没有工资，生活还能继续，大家心里都以为这是暂时的，可能明年一切就都好起来了。工厂会复工，工资会补发。国家怎么会不管国企腻？但是下岗那一瞬间，所有的期望和梦想就都破灭了，身份也没有了。再没有免费的房子和免费的医疗，以及其它的一切！
一个是出路的缺失，这些下岗职工没有好的安置去处，而且女性居多。她们能干什么？刚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奶奶生病需要补营养，我爷爷买两只活鸡在家养几天的时间都不敢让外人知道，怕被说搞计划外经济的年月才过去不久。摆摊做生意只是很少的人敢想敢干的事情。而上岗之前没有劳动能力培训。下岗之后是安排不少技能培训，但是谁都不愿意接受。比如我三姑，在花圃上班好几年，到现在家里养花都养不活！这些人到底要怎么办，干什么？他们习惯了国企思维，想都不敢去想。有技能的但是过的更好，比如说我二姑父是X钢厂旗下第二宿舍国营食堂的厨师，一手好厨艺。后来食堂被个人承包之后，继续留在食堂，收入不减反增。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现在让我评判当年那场让我全家痛苦的回忆的时候，我会用我爷爷的一句话，那时候我二姑马上要下岗，来家里求我爷爷托关系留在幼儿园。我爷爷知道根本没有办法。在家长叹一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其实我爷爷的意思是后悔当时选择让我姑姑们去做清闲没有技术的工作，要是去繁忙的国企主体，可能还不会被裁。但是今天我们看完整个历史，这句我觉得还有另外的意思，既然早就知道国企背不了这么沉重的包袱，为什么不早点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一定要找一个自以为可控的大筐把所有人装进去，而到最后又不得不加倍所有人的痛苦把他们甩给市场！）
那么国企改革之后，随着大量人员失去职工身份，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金不能继续涵盖他们。那么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就只能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不能分配，起码得让人家买得到，买得起！
这两天又看了很多评论，有的评论在承认了朱的国企改革之后，有些家庭拿到了在当时算是不菲的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之后又指出，朱的改革给现在的养老金紧张埋下了祸根。还有很多小伙伴抓着当时造成的阵痛说他是大奸大恶。
但是我要说是，纵观全世界，现在过得好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重视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国家。计划经济的模样参加朝鲜。在当时计划经济已经注定失败，那么改革就是如何领导人民有序的从计划经济里撤出来，走到市场经济的正规上去的一次转变。这和战争中注定要失败的军队撤退是一个道理的。为了大多数人能被保全下来，一定是有人要明知是死也要逆袭敌军的。也一定有人要去断后给大部队争取时间的。那么被精简下去的员工和被出售的低效国企就是这么光荣牺牲掉的。如果没有人牺牲，全部绑死在一起的话，那么后果就是俄罗斯那样的崩溃疗法。俄罗斯人民在那场变革中一样被牺牲掉了，而且牺牲的范围比我们要大得多，同时因为改革肥起来的权贵阶层暴富比我们还要严重。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地位一步步在提升，俄罗斯的地位一步步在下滑。
那么当时把必须要分流的人彻彻底底的牺牲掉，连养老金都不管的话，且不说当时社会是怎么样的动荡，就是于情于理也没有办法让人接受。那么承诺了给他们养老金的话，今天就必然有负担。本来就是两难的局面，谁来做都是得罪人的。讲句良心话，即使以我们今天看到全部的前因后果之后，让我们任何一个人穿越到那个时代，你坐到那个位置上，按照现在的情况。你来进行一次复盘的话，谁敢讲做得会比这样更好？如果作为我们这些知道一切的人回头去复盘也不能有任何万全之策的话，那么要求当时领导改革的人一点错误都不犯，要让所有人满意。这是不是有点太过苛刻了？
但是不得不说，在那次改革中，很多我的父辈们真的让人心酸。而且越是优秀的国企员工越让人难过，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混日子的人好转变一些，心里没有那么多绕不过去的弯。但是一些最优秀的高级钳工，焊工什么的。之前太光荣了，连年的嘉奖，省里甚至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光荣到顶峰再狠狠摔落在地，心理太容易出问题了。即使几年后被新崛起的私企高薪请走，他们对那段历史依旧耿耿于怀。一个队伍向错的方向走的越远就越难回头，而一旦真的无法挽救必然回头的那一刻，之前最努力的人往往最迷茫和痛苦。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历史问题严重的国家。当时的情况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任何说要完美的毕其功于一役，少牺牲不牺牲，2-3年就把问题全解决了，而且不留任何后患的想法仔细想想看，是不是多少有些幼稚？
继续吧，咱们接着说房改。
当年我爷爷就是X钢厂生活处房官办的基层干部，管理就是职工住宅和宿舍的分配问题。
为什么说当时的福利分房制度是奇葩是闹剧？原因是因为，分房子不是看条件也不是看贡献，看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谁家爷们更无赖，谁家娘们更泼妇。一个是看谁手气好。
听完简直不能置信是么？但是这是真的。
本来在我们心目中，是不是应该谁工作最积极，谁对厂里的贡献最大，应该先分房子给谁？或者是，谁家住房条件最差，生活最困难先分房子给谁也算合理。还有就是按工龄也说得过去，那就是我来厂里二三十年了，马上要退休了，临走之前总得把房子给我解决了吧？让那些晚来厂里的年轻人们等一等，将就将就，这也算是个理由。
但是实际中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当年福利分房给的是楼房，没有拿到福利房的只能住平房或者棚户区。楼房有煤气，水电，供暖。而且供暖大部分是企业负担，员工基本不花钱，甚至这么少的一点个人部分也会被赖掉。不仅仅是住着舒服，而且和平房比，在用煤取暖和日常维护上，费用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很多。房子其实不是分给你成为个人的，而且产权是国家的，给你的是使用权，说白了，就是国家租房子给你，每个月收一点点房租。我记得我家当时住的那个单元，一共21户，欠房租不交18个月以上的就超过15家。经常有管理员上门催房租，根本催不来。为什么？那个时候什么个体户，公务员都没面子。工人阶级最光荣，那么政府和企业敢因为钱的是逼工人离开企业分给他们的房子？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经常看到WG里提到的关于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划分是针对农民和出身的划分，实际上当时最根本的分法是“工农兵学商”，农民分几等那是细分，工人根本不分这个，出身一样的情况下，大家一样是最光荣的。兵，学，商都是等而下之的）
这样的情况下，我奶奶就总埋怨我爷爷实在，说你看那么多人家都不交房租。为什么我们家按月按时老老实实的交这个钱，反正谁也不能赶我们走。
最开始，房管办分房子还是所有职员一起做表格，统计各单位人数比重，再参照单位贡献程度进行分配总数。比如说人数最多的单位和像炉前都最重要的单位多分，剩下的再按比例算。还是公开透明的，但是后来个单位实在闹得太凶，没有办法，只好改成领导闭起门来刷刷的分好。然后直接一公布，今年各单位按照什么算法分的，谁也不许问。问了也不解释。
指标到了个单位，闹剧就开始上演。哭穷的哭穷，卖老的卖老，拍胸脯说自己对单位贡献最大的说贡献。给谁不给谁，根本讲不出个理。这边刚有人悄悄给领导送了礼物，领导还没敢收腻。那边就有脾气暴躁的员工拿了钢管甚至是刀子往领导办公室一坐，来吧，领导！今年要是再不分给我，你就拿刀砍死我好了！你要是不敢砍死我，还不分给我，那就谁也别分。我要是看见你分给别人不给我，我就弄死你。领导晚上一回家，门口蹲着两三个员工家的老婆，我家条件差，没地住了，你要是不分给我，我就住你家里！！！
你是领导你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抓阄！！！赌运气，抓到人有房子，抓不到谁也别怪！
于是最后每年那几个名额，照顾一两个马上就退休，德高望重的，分几个给谁也惹不起的愣头青，剩下的大家赌运气分。这不是笑话，这就是事实啊！
而且就算这样的话，房子够分也还好。但是家属楼和工人住宅这种东西，因为不能买，那么低的一点房租也收不上来。根本就是赔钱货，企业没有动力去多修多建。每年都有新增工人，老员工还有一大群没分，新员工就一直排着。别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没钱买房子，那年月就是有钱，你也买不着，排到40岁能分着那都是幸运的。这还是在X钢厂或者是铁路等有财力的企业和部门上班的员工，那些在集团所有制小厂子上班的人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现在不是都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是费用么？那时候，房子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问题。钱是根本解决不了的。
现在很多人吵吵闹闹的说，还是那时候福利分房制度好什么的，那就是气话。倒回到那个年月，一样是熬到中年以后才能有房子。而我这样的倒是不介意倒回去，为什么？因为我爷爷管这个，从我爷爷在取消下乡返城之后，我家就一直都楼房，而且哪的房子最新，地段最好就能搬到哪去住，整个房管办的员工都有这个福利。如果那时候不改革，我毕业通过关系进入我爷爷所在的房管办一点都费劲，如果那样的话，现在所有富二代都得求着我私下卖分房指标给他们，我早就逆袭成为高富帅了！！！你说这样的制度被淘汰掉冤枉么？这种住房分配制度不应该改革？
于是住房分配制度进入到了改革的范畴。而且当年的设计完全是按照新加坡的制度在进行。就是商品房，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起上。商品房卖高价，挣富人的钱，那这个钱去给普通人建保障房，最后实在买不起的住廉租房。同时国家和企业用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来转变之前福利分房的承诺。这个够无痛够合理了吧？
但是为什么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谁该来为这个规划的很有人情味但是最后却变味了的过程买单？
98年23号文件链接
中国房产七年治政
这些很人性吧！
但是，朱在2003年3月卸任，
2003年6月，
2003 房改变奏，经济适用房“让位”商品房
2004 经济适用房陷入困境
2005 高房价引发房产调控，经适房陷入存废之争
2006 经适房政策酝酿变局 可能租售并举
为什么1998年到2003年企业和员工集资自建住宅还存在，为什么执行了5年的东西，在某人卸任之后2年的时间里就执行不下去了？在过一个5年之后就出现存废之争了？
是谁在通过法规和文件，一步步抹掉经济适用房地位的，是谁大力推动商品房，在经济适用房分配中造成大量不公平现象的？这就是答案，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继任者有没有按照规划者的安排执行和保证公平是关键。把脏水泼到十几年前开启一起的别人身上就是为了掩盖后来的无能和失败。
其实说句实话，住房和医疗这两项。除了那几个阿拉伯土豪国和人口少GDP高的北欧三国之外，几乎全世界的人民就没有对自己国家的住房和医疗体系是满意的。比如说美国，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改革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不也是两边不讨好？新加坡的住房体系设计的够合理了吧，但是依旧有很多人对现在的居住条件和住房体系还是不能完全满意。
具体说得医疗改革这块，我小的时候几乎不生病。就住过一次医院。是因为在幼儿园的时候集团食物中毒了。我们那个幼儿园对面就是那个片区最大的医院，那时候三甲医院什么的好像还没有这种概念，除了几个大医院就都叫xx门诊。于是幼儿园安排我们集体去那个门诊就医，一边赶紧通知家长。集体确诊之后，应该是留院观察和输液，但是问题来了。我家的户口地址和我的病情决定我不能在那个门诊进行留院观察，必须去我家地址对应的一家医院去住院观察，于是病得迷迷糊糊的我和几个家庭住址临近的小伙伴被带上车转院。那个痛苦和折腾我现在都有印象。
那时候，市里有市里的医院，X钢厂有X钢厂总医院和下属的小医院，矿务局有矿务局的医院。你是那个单位的就只能在哪个医院就医，不然好像就得自己全额承担医疗费用。这个合理么？
城市里还好一些，那些家是农村户口的亲属当时一生大病就得来我家请我爷爷安排就医，而且医药费好像都要自己承担。城市以外的很多地方，乡村诊所的医疗条件简直差到不能想象，平时发烧感冒只能自己买药吃，或者找些赤脚医生来看病。
现在一说当年医药费怎么便宜，医患矛盾少。那是没有办法啊！有地方看病就不错了。哪像现在有这么多选择空间，而且人们的医疗意思也进步了，所以才有矛盾。
当年我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人口多，医院少的矛盾了。很多退休之后的医生自己开些小诊所，有没有正规手续我现在没法证实了，但是看当年那些诊所的条件和位置，我估计是很难有正规执照的。还有很多护士业余接私活，上门给病人服务，都是住院太麻烦，医院床位紧张的原因。哪有现在这样众多社区门诊就在家附近，随看随走的便利条件啊？
而且医疗改革确实是当年各项改革中尾巴留得最多，争议也最大的一个，尤其是药价在医改之后的大幅上涨。但是说点公平的，治病救命这种大事，从古到今都是个开销巨大的事，古代有多少人为了救亲人一命，抓几服药就借贷或者砸锅卖铁的。医疗从来都是个高消费的事。现在中国的医保覆盖率和报销比例和那些发展得比较好的强国是差上一大块，但是比比印度，巴西这些和我们起步差不多的国家，你就知道能像现在这样就很不容易了。
当年那场改革的主题其实就是市场化，而这个也不是某些领导人大手一挥就选定的，而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宿愿。你回过头去看看当年遍地的小诊所和所谓的退休老军医，老中医的受追捧程度，和满电线杆子的X病治疗小广告你就知道了，医疗市场化已经开始不能被阻止了。
但是真正医疗彻底市场化，不搞现在的以药养医行不行？其实那个时候贯彻了，现在的争议可能会少些。但是人们别的可以不计较，但是在生与死之间这种大事其实绝度市场化真的很难执行？像欧美那样发展私人医院和私人医生行不行？也行，但是凭什么你有钱就可以享受一对一的医疗服务，我们穷人就必须去挤公立医院？这个东西当年的人民群众能不能接受？看看现在的情况就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好办的。所以就出现了压低挂号费和诊治费，提高药价来维持医院的盈利能力的办法，保持一个比较广泛的医疗面积。导致现在出现看得起病，但是治不起病的情况。
所以现在回头再看医疗改革，市场化的方向这个选择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具体市场化的范围和方式上，导致今天这个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医疗领域的改革是市场化最不坚决的一个结果。
医疗改革除了大方向正确之外，可能是那场改革设计中最不理想的一环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小弟无以为报，只能抓紧更新。在10，1假期结束之前把这个答案完结了。
那么再说就说得分税制了，当年为什么要搞分税制改革？大的方面无非以下这么几种。
首先是市场和民营经济的崛起让之前依赖国有企业的中央财政出现了严重困难，税收都留在了地方，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那么经济调控能力和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就都出现了下降，这个现象在我们这个有上千年强中央，弱地方传统的国家里不是被接受的。
其次就是市场化大潮导致了各省份之间经济实力和生活条件的严重不平均，中央需要大量的钱进行转移支付等平抑地缘差异导致的发展不均衡现象。
最后就是国家和人民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因为有了市场，但是交通运输和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市场是不能良性发展的。
这个改革需不需要？简直是太需要了，看看现在那些和我们同时起步，或者早起步的国家。只要是强地方，弱中央的。基本都是发展一段时间就陷入瓶颈期了。典型的就是印度和菲律宾。印度有那么多的人口，为什么不能像中国这样爆发人口红利？为什么除了软件业，其它的轻重工业都发展不起来？基础设施太烂了。原理运不进去，成品运不出来。除了只靠网线传输产品的软件业，他还能干什么？
我去年在菲律宾的时候遭遇台风，正好我所在的那个岛是重灾区。我离台风中心经过的位置直线距离是100公里左右。断电23天，手机没信号28天，断网36天。公路，桥梁全毁，食物物价飞涨。银行没法营业，人们取不到现金。也不知道救援物资什么时候能到，超市，粮仓全被灾民抢夺一空。为了不出人命，军队把城市里的人口全清到城市外面的帐篷里去住，市区全部军警把守，任何人不能入内。那几个月简直我都要疯了，静下来的时候一回想，当年汶川救灾的时候，我还天天在大骂政府救灾不利，效率低下无能。我感觉我那时候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脑残。
如果不搞分税制改革，中国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大的私人财团，铁路谁来建？高速公路谁来修？电网谁来升级？通讯基础设施谁来搞？地方政府肯定会搞一点，但是基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地方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出现，这个省网之间的连接谁来做？
所以如果没有分税制改革的出现，大型基建就不可能开工。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另一个印度，繁华的就是那么几个大城市，其余的城市规模都会非常小，乡镇经济更是没有办法大发展。一有点水旱灾什么的就得社会动荡，更别说大的天灾了。
而且不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话，现在的中西部和偏远地区要怎么办？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就只靠东南沿海城市支持的话，再过几年回不回出现发展瓶颈和地方分裂势力的抬头？
所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出台，中央和地方重新划分了税收和比例和各自负责的税收使用范围。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事权与财权的重新划分。按照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将税收体制变为生产性的税收体制，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中央政府负责国防、外交、转移支付、战略性开发等预算开支，而地方政府则负责提供普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那么改革是必然的这个确定了，那么我们再看看当时的改革是不是搞一刀切，强制执行等不合理情况了么？
晚饭前，朱镕基把财政部部长及地方预算司司长叫到他的房间。手上拿着广东省给他的两张表格，核心内容是包干体制10年不变，地方财力是什么样的；实行分税制后的10年内，中央将从广东多拿走1000多个亿。他表情严肃地说：看来分税制是搞不下去了，将来拿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如果广东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们的罪状。此后，他焦急地在房间踱步。
地方司长对朱镕基说：“按照已经修改得的方案，广东帐口径不对，因此误差很大”因为分税制已经确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并会给地方一个增长率，分税制中央会从广东多拿一些财力，但是将营业税留给地方，也会给地方带来相应的增量。朱镕基要求当晚做出10年两种体制的测算账。已经是凌晨1 点，朱镕基还等。做两种体制10年税收测算，大大小小税种加在一起，非常不易，他们一夜未眠，直到早晨开会之前才算出来。最后测算的结果，中央从广东所拿财力少了300 多个亿，但是分税制之后，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朱镕基放心地笑了，因为这样就不会因此影响广东的开放，和追赶“四小龙”。
当朱镕基提出可以以1993年为基数时，财政部的刘仲藜和项怀诚都不同意。他们的理由也简单，第一，认为只能以1992年决算为基数。因为谈判时间是1993年9 月，还有3 个月才作决算，数没有出来，以1993年为基数，账不好算，到1994年四五月份才能算清楚；第二，有个很大问题是各个省要做手脚，基数的东西历年来都是历史的，从来没有预知的、将来式的。1980年是按1979年底的电报数为基数的，1985年那次是按1983年的决算数为基数的。以前都是静态基数，这次竟然弄个动态基数。
而且财政部担心的事情后来也真的发生了，1993年最后的基数确定之前，各省都做了手脚，目的就是为了少上缴税金给中央。但是我们能在当时的记录里看到，这个分税制改革也没有完全不顾地方发展的需求，直接硬摊派，一刀切。双方也是基于各自情况，相互妥协了的。
那么最后分税制改革的效果，我们现在是看到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领先于世界同期水平的，这给进一步市场化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好处。那么问题有没有？
当然是有，因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可以设计一个完全没有缺陷的制度。
当前我国分税制存在下列弊端：
首先，分税制改革没有做到事权与财权的科学统一，中央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地方政府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汲取能力。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将增加财政收入的目光投向土地开发方面，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涨。
其次，分税制改革增加了增值税，并且从生产环节设计增值税具体规则，出现了大量的税收征管漏洞。
第三，分税制改革重点在征税比例划分，而没有考虑到公共产品投入的需要，这就导致我国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权利义务不对称现象。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不科学，导致中央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宏观调控始终难以发挥作用。
第四，分税制改革是以1993年各地经济总量为基础确定分税比例的，没有充分征求各地意见，更没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广泛讨论，在程序上存在问题。
其中第二点和第四点有关于税制和法律，我不是非常专业，这个不就随便评说了。我就说说我目前能比较确定的看懂的第一点和第三点。
其实，这两点可以合在一起说，也就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个分税制改革被诟病的原因，逼迫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导致房价大面积上涨。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最大的理由就是第三点，说中央把税收的大部分都拿走了，所以我们没有钱搞地方需要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所以我们靠买地维持地方经济发展，房价上涨过快都是分税制的错。
这个地方我就有点想骂人了，这些地方官简直有点不要脸。你们推诿责任之前敢不敢先把地方财政的花销在网上公示出来再讲这种话？
为什么我看到近年来的地方财政都花在了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上？为什么我感觉地方财政大量消耗在没有回报的新城，工业园区扩张上？为什么我感觉三公消费浪费掉的地方财政远大于分税制改革之初要求地方完成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投入上？
那些黑分税制改革的人，你们真以为不搞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就不会推高低价么？地方财政如果仅仅致力于改善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话，会像现在这么入不支出？
其实地方财政困难和土地财政的出现，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分税制改革，大部分问题都出自我过现行的官僚体系考核和任免制度上。
自古以来，各级地方官员一向是报喜不报忧。原因就是任免制度是唯上的。只要让上级感觉你在干活，而且有拿得出手的政绩，那么地方官员才有晋身之道。真正搞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地方官员是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你身为父母官，你做这些是本份，是应该尽的义务。你做了上级不觉得你优秀，突出。甚至人民群众也感觉你这是应该做的。只有换了个不好好搞教育等等的地方官员，人民群众对比之下才能发行前任是多么靠谱。比如说为沈阳兴修大二环等工程，同时对民生质量有一定提升的慕绥新，到了马向东案牵扯到慕，慕被拿下的时候，人民群众才反应过来说，这货贪点我们都忍了，能不能不换人。好歹这是个贪完还干实事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本份的不一定被重用，因为人吃猪肉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只有那些做了本份之外的大工程的才会被重用，因为猪要是吃了人，才是大新闻。
所以近些年来，各级地方官员热衷于大拆大建，玩命的搞工业园区和XX新城才是地方财政入不支出的关键。为的就是博眼球，有话题性和受重视。
只要一天这个风气不扭转，你给地方财政留多少钱也是不够花，土地财政也是早早晚晚要出现的。
所以，现在的评论里对分税制改革的诟病其实比对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都要冤枉。因为后两项是政府和市场双轨制并轨到市场化道路上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而分税制改革的成功和设计的合理性远强于医疗和住房，但是却为地方政府的问题背了最大的黑锅。
假期马上就结束了，最后一个更新。
我这个答案基本上没用什么专业词汇和经济学术语。原因是觉得掰逻辑和拗概念评说这段历史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只想从一个亲历者的记忆说说这场改革。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和生活中点点滴滴才能比较明显的反应一些改革中的好处与问题。
尤其朱老在改革中最难得的一点都是亲历第一线，边摸情况，边协商处理问题。这种务实的态度如果只是从冰冷的数据和改革去解读，也有点对不住他的努力。
关于改革的其它方面我就不再多写了，因为知乎的答案是有字数上限的。我已经干过两次答题答爆了情况。这次摆事实就摆这些好了。现在说说结论。
题主在问题中提到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对王安石改革的认知有点问题，但是王安石和朱还真有点可比性。就是后世争议比较大，那么我们就从这说说。
中国历史上搞改革出名的人物有这么几个，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商鞅和张居正都是执政时期无比风光，死后被清算。王安石是活着的时候就离开相位回乡隐居。尤其是王安石先任参知政事，之后才拜相，主持完变法的关键时候之后就离开朝堂，而且新法在他生前就一直争议不休，这和朱最为类似。
但是有意思的是，和王安石还有张居正在位时期的皇帝最后都被称为神宗。
根据《谥法》
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可以看出来，后世给予两位皇帝这样的谥号，其实是承认了改革成效的。但是为什么王安石活着的时候就远远比不上张居正风光？后世张居正的改革几乎没有质疑，而王安石的却饱受争议腻？原因很多，最关键的只有一个。皇帝的支持度！张居正改革的时候，皇帝还小，几乎没有发言权，商鞅改革的时候，秦孝公鼎力支持，只有王安石的时候，宋神宗过度爱惜声名，对改革过程中的反弹和问题又极度敏感，没有完完全全的力挺王安石，但是神宗死后，司马光才废掉新法，而且之后的皇帝反复起用新法，说明当时的新法有效性是不容质疑的。
其实，所谓改革在古代主要就是在权贵和平民之间重新切一下蛋糕，平抑社会矛盾，激发平民的活力和生产力。改革从来都是得罪人的事。所以商鞅被车裂，王安石忧郁而终，张居正被挫骨扬灰。
而朱火线上任，以副总理和总理身份推行改革10多年，能有现在的结局和评论已经是历史上重要改革者中少见的了。（太宗改革请和参考汉世宗刘彻，清世宗胤禛，后周世宗柴荣等）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从新中国的改革历史和逻辑来看，邓公不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主义者，邓公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拨乱反正之后，第一时间力求稳定，有什么用什么。北方多大国企，那么就把人群先装进大国企稳定下来。苏南和江浙有小作坊和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苗头，就着手培养。东南沿海有外资能拉进来，那就马上搞特区拉外资进来消化劳动力。南北中，三大块，三种模式。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试验场的同时，消化掉了大量不稳定因素。所以邓公无疑是成功的。而且作为真正的掌舵人和后来政策被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改革几乎毫无争议。
一场大实验下来，加上苏联解体，东北过完复工的蜜月期之后，全面遭受困境，市场化暗流在全国涌动，继任者的任务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市场化这一条路。而继任班子也极有特点，蛤蛤是外来户，只有在萧规曹随，在大方向上保持正确，地位才能稳定。大鹏背景复杂，游走于各派系之间，平抑争端。朱亲历各种一线真抓实干，把之前所以实验性的双轨制一律推进为市场化一轨制。
而且蛤蛤的最后一任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过渡人物应尽的职责，他要搏一搏身后名的话，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力挺朱。这个蛤蛤基本上是做到了。
而朱和面临的改革和古代的改革还不一样，不仅仅是在权贵和平民之间重分蛋糕，还有做好市场这块新的大蛋糕。这这种分配和发展中，伸过来的黑手和动的小心思，他是很清楚的。所以，边改革边玩命反腐。改革中国资贱卖之类的问题其实谁来了也避免不了，但是他已经在尽力的堵住一切可能出现的窟窿了。总得来说，大方向完全没问题，细节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兼顾。但是问题是在现有政体下，再优的方案也有死穴。
就拿分税制来说，今年3月份，中央就要求地方突击在一二季度之间加大政府支出，拉动一下经济。果然在8月份宏观数据出来的时候，效果就不好，但是到了9月份，3月份的投入出现了一点作用，数据又上来了。但是问题也出来了，剩下两三个月了，地方怎么收税也平不了今年的收入和支出了，那么只能在税收之外打主意，保证年底不出现赤字。而且还有问题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一刀切的安排，一定会出问题。有些复苏的早的地区不需要突击花钱，但是你敢说我行，我自己安排，不按你这个方案做么？这样的话，一定会出现地方财务问题和调控过度。这是政体留下的根源问题，不是简单分税制设计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个民选政府腻？各级市长和省长是普选出来的腻？他们就可以不唯上啊！我是我这个区域人民选出来的，上级不能随意任免我，那我说话底气就足，该做的不该做的，我都敢说。现在的政体只能是听上面安排，合不合理都一律照办啊！
所以朱的改革不是什么新政，其实就是按照世界上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现状进行模仿，推动市场，相信市场。但是改革中很多举措碰上政体问题会失灵的情况，他是无力改变的。这是后来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出现负面效果的根源，而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继任者的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是几十年积弊深重，二是人口多，体量大，三是地区差异大，问题复杂。所以3-5年，不留后患的改革完毕是根本不可能的。需要一任接一任的持续深化，很多前一轮改革出现的问题是不可能退回去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的改。越往前路越宽。
但是朱之后的继任者出现了在改革方向和手段上的摇摆。邓的时候，是实验性质的改革，范围小，时间也不长。错了随时叫停再看。朱的时候全面市场化刚起步，也还容易控制。但是入市之后，和全世界经济关联度变高，国内市场规模也上去了。市场本身的波动和逻辑开始挑战政府的权威了。继任者显得信心和勇气都不是很足，对腐败问题也没有持续高压控制。对市场变得不是尊重，而是过度警惕。这样的行为也在一些领域毁掉了之前朱的努力，最后把这笔帐算在了朱身上。
就像宋神宗在面对征西夏失利之后的过激反应毁掉了王安石好不容易建立的权威一样。最后后世三修《神宗实录》，把黑锅按在了王安石身上。
所以说，继任者对前任改革遗留的问题采用了退回强调政府控制力这种堵的办法，而不是深化改革，积极应对市场挑战这种疏导的办法，也是我们现在会看改革感觉问题多多的一个方面。
看现任政府重新走回到一手反腐，一手深化改革的路上，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朱时期的总体思路更为优越一些。
最后要说的是，总结这部分有个人观点和色彩，大家随意看看就好。
但是总的来说，评论一段改革，不能仅仅看一时一地的得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能有完美无暇的改革存在。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大象难跳舞，船小好掉头。改革开放这些年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长足进步，这个已经殊为不易了。只是希望大家在看待某一段改革的时候，总要对比一下改革前几十年，改革后几十年这种纵向的历史脉络，同时也看看和我们前后差不多起步的国家的好坏得失这种横向的对比。一横一纵都对比到了，才能相对公允一些。
而且，看看历史上现在被绝对肯定的改革者的下场。也请对改革者宽容一点，墨守陈规，按部就班的代价低得多，敢冒死开启改革的，只要不是胡来都应该被尊重，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去面对改革中无数的争议和质疑的。当改革不受尊重和支持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僵死的一刻。
崇祯急功近利一朝五十相，嘉庆怯懦坐困一朝仿祖制。最后都葬送了大好河山。不改是死，瞎改也是死。我们能有今天其实应该感谢为了改革付出心血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不满足于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但是千万别说什么推翻一切改革成果退回到那个均贫社会的傻话，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在什么样的国度里都是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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